侯为贵掌舵中兴30年交棒 第一代企业家落幕

蒹葭

侯为贵掌舵中兴30年交棒 第一代企业家落幕

　　他的中兴时代结束了：掌舵30年，侯为贵交棒

　　第一代企业家落幕

　　如果你细数一下，与74岁侯为贵同时代的企业家中，1944年出生的任正非马上就要72岁了，同为1944年出生的联想柳传志十年前就曾筹备退出。关于这一批企业家“接班人”人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多年。中国企业的“一哥”们交出接力棒的这一天，终于开启了。

　　导读

　　“中国真正的红利不是加工劳动力，而是技术红利、高端人才红利。通过技术能够取得红利，中兴和华为在这方面带了个头。不是说我们做得非常好，但你能看到，各行各业专利只有通信行业最多，而这个行业的技术复杂度大、变革快。对于国家强调的结构调整，技术红利并不亚于万众创新，大众创业。”

　　2016年1月7日， 75岁的侯为贵打算将执掌30年的中兴通讯交给未来新一届董事会。

　　中兴通讯当日发布公告称：将选举第7届董事会成员。其中，最为值得关注的变化是，中兴创始人、担当中兴通讯董事长12年的侯为贵已表示不再参选新一届董事会。此前一个月里，这位比同时代企业家柳传志和任正非还年长两岁的老人，刚刚到公司驻派海外各地走了一圈。

　　“这是自然规律，我今年就要75了，人生总要有不同的阶段。”侯为贵当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说。

　　对现有管理层的评价，侯为贵认为，史立荣有大局观，担任公司总裁已6年，方向感和决策能力强，与技术出身的执行副总裁、CTO赵先明的“勤奋、细致”、注重“关键细节”的能力完美互补。“没有100%能得到认同的事情和人，70%-80%认可就行。”侯为贵说。

　　选择今年3月底正式卸任，对侯为贵而言，也许是一个相对完美的时刻。中兴通讯2015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685.2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6.53%，上一年全年销售额为814.7亿元人民币。侯为贵说，在传统电信设备之外，中兴通讯的两块新业务也已走上正轨，政企网虽只占公司收入10%，但“每年发展很快，在金融和智慧城市上有很好的趋势”，手机业务以明星产品“天机”为起点，也开始走出“运营商定制”渠道局限。

　　值得一提的是，中兴通讯前三季度研发投入达到历史高点，占比12%，居于A股上市公司研发投入之首。接班人史立荣在2016年的新年致辞显示了公司“L”形反转的底气。据悉，中兴2015年全年研发投入预计超过100亿，在国内所有公司里排名前3，在全球所有上市公司中预计排名前80。

　　用30年，从一个“三来一补”的外贸加工企业起步，最终击败了西门子、阿尔卡特，进入全球电信设备商前四位，并与华为一起，将最后一搏中的阿朗-诺基亚逼至死角。2014年，欧美厂商依旧处于下滑通道，华为和中兴分别增长20.6%和8.3%——仅如此来定位这位老人的历史地位，是远远不够的。

　　回看30年，侯为贵时代的中兴通讯跨越了诸多时代风口，躲避了一系列发展陷阱，尤其是他机智地带领中兴跳出巨龙、大唐等国企背景企业不断式微的发展轨迹，通过持续优化公司管理架构确保了中兴的良性成长。根据公司2015年三季报，截至2015年9月30 日，中兴国有法人持股占比32.3%，外资股东持股占比已达18.28%。1993年上市完成国有民营改造之后的第6年，1999年中兴在A股上市公司中开始实行高管股权激励计划，2007年和2013年分别再实施了两期股权激励计划。2007年，中兴一次性向激励对象授予4798万股标的股票额度，约为股本总额的5%。6年后，再次一次性向1531名激励对象授予10320万份股票期权，约为总股本的3%——所有这些，侯为贵是为推动者和见证人。

　　适逢中国经济转型关键时点，侯为贵及其一手打造的中兴通讯有众多标杆和样本意义，例如“技术红利”与企业、经济发展的关系、经验，等等。交棒之际，关于卸任后的打算、中兴面临的形势，侯为贵接受了记者的独家专访。

　　海外市场占比七成最理想

　　《21世纪经济报道》(以下简称“21世纪”)：您今年已经75岁了，但您还常常在全球的市场一线跑。

　　侯为贵：做管理，主要是接地气，一定要和一线员工、客户尽可能深入地沟通，这样企业就会减少官僚主义。这三年多来，我们的国际市场还是进步很大的，比过去做得更加扎实，因为海外100多个国家风险也很大，很容易出乱子，包括各种税务和法律等问题。

　　《21世纪》：您觉得海外市场还有没有提升空间?

　　侯为贵：我们已经走出去20年了，教训大于经验。虽然布局海外很早，但我们的海外收入突破50%占比后增长就慢了一些。如果海外和国内的占比能够达到7：3会比较合理。

　　《21世纪》：您曾经说，中兴要做百年老店，快速扩张对企业来说有很大的风险，冒险不是中兴的风格。应该如何把握好利润和风险的平衡点?

　　侯为贵：海外增长应该超过国内，重点还是要把风险放在第一位。这几年我们一直在这方面加强商务技术的风险控制，还有各个国家的财税控制和法律，这三个方面最为重要。总的来说这几年公司是向上健康发展的，但我希望发展的速度上再快一些。

　　融合发展志在长远 政企手机还要加快发展

　　《21世纪》：中兴M-ICT战略经过2015年一年的实践，您觉得是否达到预期?

　　侯为贵：M-ICT在2015年是起步，更多是给大家一个方向。随着通信业务量和信息量持续增长，我们还能找到很多商业机会。这一年来，大家在逐步认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长远的事情。

　　《21世纪》：中兴两年前将终端和政企业务独立出来成立事业部，与传统的运营商业务并列成为公司三大支柱，您觉得这两年来成绩如何?

　　侯为贵：政企业务总体规模比较小，占公司总量10%，这几年每年都有较快的发展，今年在金融、大数据、智慧城市等方面有明显进步，步伐比较稳。政企这个市场潜力还很大，但潜力变成现实还需要时间。

　　手机业务方面，国外尤其是美国发展得比较好，因为他们运营商定制比较对我们的路子，国内转型慢了些，不过产品就有很大的改进。这一年多的时间，终端聚焦在AXON天机这款手机上，还不错，当然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让客户体验更好、有黏性，这是我们要长期做的。

　　《21世纪》：这几年科技行业的焦点都在BAT等互联网公司身上，似乎对通信行业的关注度没有过去那么高了。您曾说中兴赚的是“难赚的钱”，是什么支持着公司一直不断投入进行创新?

　　侯为贵：每个企业和每个人对于自己都有个定位，我们做通信这行技术投入很大。在中国上市公司中，中兴的研发投入是最大的，3万多研发人员也是最多的，但是利润远不在前面。互联网企业做的是在通信网络技术上的应用，和最终客户接触更多，利润就会高，但是只有少数几个企业冒尖。

　　通信行业的数据流量和信息流量这几年都是每年翻番增长。除了通信，没有哪一个行业会是这样。有人说通信是夕阳产业，我不同意。如果是夕阳产业，用户量、数据量怎么还能增长?要对我们所在的行业、所做的事，对未来要充满信心。

　　中国真正的红利不是加工劳动力，而是技术红利、高端人才红利。通过技术能够取得红利，中兴和华为在这方面带了个头。不是说我们做得非常好，但你能看到，各行各业专利只有通信行业最多，而这个行业的技术复杂度大、变革快。对于国家强调的结构调整，技术红利并不亚于万众创新，大众创业。我们在通信这个行业，就要把这个事做好，对于社会、国家的贡献是长远的。

　　“让年轻人上来”

　　《21世纪》：除了技术创新，中兴早年的混合经营也是一大创新，我们国家现在推动的国企改革，您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侯为贵：和国企股东要多沟通，更加透明，互相尊重。不仅是对国企股东，对所有股东都应该这样。不尊重股东，不透明，这个企业就长久不了。我们要尽量多地回报给股东。在国企改革过程中，要真正落实现代企业制度，现在各个角色定位还不是那么清晰，不该干预的干预了，该管的还没有管。很多事情还是行政管理，一直强调企业主导、市场主导，而具体落实又是另外一套，这就需要改进。

　　《21世纪》：您曾说不赞成用“空降”的方式寻找接班人，应该是一个在企业呆了十年二十年的人，在公司有一定的股权，这样比较平稳。到今年3月份，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会到，您是怎么看接班的问题?

　　侯为贵：3月份股东大会后，会由最新一届董事会来定管理层。我到一定时间退出董事会很正常，2016年我75岁了，中兴通讯这样规模的上市公司，年轻人早就应该上来。

　　《21世纪》：如何评价现在主要管理层的工作?对新的管理团队有什么要求和希望?

　　侯为贵：史立荣总裁在公司总体思路、市场发展和产品未来方向的把握上大家比较认可，思路宏观、全面。执行副总裁、CTO赵先明勤奋、做事细致，在技术贡献和对客户的服务精神，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中兴是高科技企业，技术和客户这两个“轮子”是公司多年发展的根基，这种企业的精神还会延续下去，要技术创新，聚焦客户。

　　卸任后将参与公益

　　《21世纪》：如果您“交棒”，以后还会不会参与公司具体业务?卸任后的生活如何去安排?

　　侯为贵：不会，不在其位不应该参与，也不需要参与了。我有很多事情，社会公益是一方面，我自己也有一些爱好，希望卸任后生活丰富一些。

　　《21世纪》：听说您一直有健身的习惯，饮食方面也很注意。

　　侯为贵：我的健身方式一是走路，一是打球。我每天走路5公里，空气不好就打打球。健身是一方面，关键是心态要好，饮食要注意。我饮食偏素，已经有十多年了。我觉得，人生要分几个阶段，到这个阶段就要逐步走向退休，并在新的阶段规划好，实践好。(编辑 林虹)

　　评论

　　侯为贵、任正非、柳传志这一代企业家的“真情怀”

　　按照中兴通讯1月7日公告，75岁的侯为贵不再参选新一届董事会，这意味着他将从中兴通讯完美谢幕。

　　他们这一代企业家

　　侯为贵、任正非、柳传志等这一代人多数生于1949年前后，堪称“共和国一代”，其地位虽然未必比得上日本的“昭和一代”，但是故事性和历史价值也不遑多让。

　　这群人，以1940年代为轴、普遍出生于解放前后，正值国家150年深重苦难跌入4000多年的谷底，在这群人的出生簿里，饱含了洗刷掉民族伤痛的文化基因;这群人以“老三届”为成长主轴，很多人都抱着一腔热血成为当时的知识精英，但是很快又陷入到文革中难有用武之地;这群人，在改革开放后不像文革一代面临需要补课的局促，而是可以把当初未竟的事业心和新的机遇结合到一起、开启一场人到中年的创业;这群人，强韧的意志，让他们在市场经济之前就能与体制斗而不破，并最终推动了市场经济的转型;这批人，在上世纪90年代、2000年代的新生代企业家崛起之后，仍然把“奋斗”作为个人的标签善始善终，“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回放上世纪4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企业家的经历：童年经历苦难、少年阳光灿烂、青年压抑求索、中年奋起创业、老年伏枥而不辍……这种大历史画卷里的人生跌宕，与他们始于上世纪80年代、历经30余年创下的企业功业，有着难以分割的关联。时势造英雄，抑或英雄造时势?其实，人终究是时代的人，时代也是人造就的时代。

　　如果你细数一下，与75岁侯为贵同时代的企业家中，1944年出生的任正非马上就要72岁了，同为1944年出生的联想柳传志十年前就曾筹备退出。关于这一批企业家“接班人”人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多年。

　　作为即将退休的第一代企业家、作为一名有家国情怀的中兴通讯缔造者，经历了30年轮回的侯为贵在谈到他退休的时候从容而淡定，而退休前他最谆谆而言的就是：股东要坚持完善现代管理制度，新管理层一定要有报国、立企、回馈员工的愿景和使命感，国家应该有更多企业“走出去”……这一代企业家30年背负和追索的是中国崛起的使命，正如“中兴”初始的寓意就是：中国兴旺。时代虽然变幻，中兴虽混合制而非国企，但是底色仍存。

　　与之相似的是，同城的华为，最初寓意也是“中华有为”;而国企管理者董明珠总是最热衷强调格力的技术……笔者最想说的是，在一个贩卖情怀的年代，他们当中很多人有真情怀。

　　侯为贵们的三次艰难再造

　　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在这个群体像下，我们再来看侯为贵个人：作为一位解放后就学习电子的老技术人，作为文革中的“老三届”，作为钱学森鼓励创办的半导体企业691厂的老师、技术科长，80年代初公派访美的先行者，作为1985年44岁时才有机会创业的工程师，作为到1993年51岁才有机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摸索改造企业的企业家，侯为贵30年的中兴生涯里，要完成且已完成3个艰难再造：

　　第一，完成个人再造，从一个普通教师、工程师，成为创业者、掌舵者，历程不仅30年，还经历了波谲云诡的时代变迁;第二，完成企业的技术再造，抱有技术情怀，却只能从贸工技起步积累资金，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技术路线不断向上，最终重回技术梦想，不断升级，这背后有近30年创新坚守;最后，从体制内的一个军工三产国企，到中国最早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再到一家管理层不集中控制的股份制企业，在大陆、香港两地上市公司，接受香港联交所的审慎管理，这背后是对市场经济规律的尊重和艰难探索，也超过20年。正如侯为贵在接受采访时强调，他不再负责公司决策，有事要公司按章程办，由股东大会、董事会决定。

　　以技术再造为例，按钱学森时代的航天部意向，1985年中兴来深圳创办的是半导体企业——一个无比烧钱的行当，由于没有资金，只能先切入电子代工;而后，很务实地进行了转轨;但是又没有走贸工技路线，而是坚持技术路线进入了电信设备业，直到成为全球电信的领导厂商之一。在30年后的2015年，中兴半导体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有望成为中国第三大芯片设计厂商。30年后的中兴，在全球的PCT发明专利榜上三年来都在前三;在4G甚至5G上，都有很强的标准制定权。依据汤森路透2014年全球企业研发投入统计预测，2015年华为将会跻身全球前30名，中兴也在60名-70名之间;近4万人的工程师队伍在国内仅少于华为，研发强度更是高于10%，在2012年中兴遭遇大幅亏损的艰难时局下侯为贵也没同意裁撤技术人员和投入力度——这是了不起的成绩。

　　中兴的发展道路是中国的一个缩影。而在这30年背后的整个中国，也经历了人才再造、技术再造、体制再造三重再造——中国之所以能完成这样的转型，与中国有一群这样的企业家有关：在市场经济尚未露出晨光，他们就出发了;当时的道路都是崎岖小径，前面走的人多了，后面的人也就有了路。

　　其实，一个企业背后都是一个故事，一个故事背后的主角都有一个性格鲜明的企业家，而一个强国的背后一定需要站着一批优秀的企业家，有情怀、有脊梁，不抱怨、不浮华。

　　随着第一代企业家的陆续引退，未来中国还有没有以家国为情怀的一群企业家?有没有源源不断产生更多优秀企业的制度保障?还是只是有很多富豪级商人?To be，or not to be，这是企业家的选择，也应该是时代和制度的选择。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藏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