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从政修养学说特别强调“修”与“养”,“养”乃是一种养心、养性。儒家修身哲学既重视“以仁政为先”,更突出“以克己为本”,并形成了一整套“主敬涵养”的修养方法论。中国传统修身哲学的“敬”,乃是一种敬仰、敬畏、敬重,诚如古人所言“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主张修身有敬、事天有敬、待人有敬、治事有敬。
朱熹指出:“德字从心者,以其得之于心也。”王阳明提出“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这些观点都是强调修身养心的重要性。曾国藩在其早年修身十二款中特别强调:一、敬;二、静坐;三、早起;四、读书不二;五、读史;六、谨言;七、养气;八、保身;九、日知所无;十、月无忘所能;十一、作字;十二、夜不出门。其中,第一条款就是“敬”,“敬”可以说是儒家强调的一种虔诚状态。在曾国藩晚年日课四条中,更是提到:一、慎独则心安;二、主敬则身强;三、求仁则人悦;四、习劳则神钦。
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的“主敬涵养”的修养方法论,主要突出强调了三点:一是“诚意”。《中庸》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在中国哲学中,“诚”是一种具有哲学本体论意义的命题,强调立身处世其根本则在“诚”。所以,《论语》中讲:“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天命”是首先必须要敬畏的对象,人的言行不能欺天,勿与天地斗巧。
二是“正心”(正志虑)。志虑之正,是正心的根本。吕坤在《呻吟语》中讲:“一念收敛,则万善来同;一念放恣,则百邪乘衅。”往往就是一个念头,善恶则分。古人非常重视在日常生活中的志虑之正。《菜根谭》中讲:“无事便思有闲杂念想否?有事便思有粗浮意气否?得意便思有骄矜辞色否?失意便思有怨望情怀否?”唐朝张九龄特别提出十二个字的主张:“正志虑,端形体,广学问,养性情。”首重正志虑。宋代欧阳修则提出“内正其心,外正其容”的八字主张,强调要从内心深处先修炼自己的志虑,内外兼修。那么,“正心”要“正”到何种程度呢?孟子曾提出“不动心”的思想,“我四十不动心。”焦循这样解释:“志气已定,不妄动心。”孟子的“不动心”工夫是不假外求、完全求之于内的,这样心才能役物,而不是役于物,否则就“陷溺其心”,而“不动心”则强调“心”要“配义与道”,要“行己有耻”。在中国哲学史上,王阳明“道德自律”说很值得我们今天重视。他提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命题,主张要从内心寻找天理的根据,强调“心即理”“心外无理”,“圣人之道,吾心自足”。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反对知行相分,在他看来,知而未行等于未知。所以,王阳明特别强调: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三是“变化气质”。古人提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别,特别强调要通过主敬涵养,变化自身的气质,以“气质之性”达成“天命之性”。因此,张载主张“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程颢主张“学至气质变,方为有功”。“变化气质”的功夫是一个由内而外的修养过程,也是一种人生的磨炼。诚如古人所言:“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从烈火中锻来;思立掀天揭地的事功,须向薄冰上履过。”只有经过了这样的涵养功夫,才能达成从容、镇定和历经磨炼后的成熟,真正达到《格言联璧》中讲的“大事难事看担当,逆境顺境看襟度,临喜临怒看涵养,群行群止看识见”。通过不断修养和变化气质,追求理想的人格境界。
中国传统从政修养主张主敬涵养的修养方法论,正是要告诉我们要有所敬畏,要至诚至拙,要特别注意正志虑,修内心。一些人奋斗几十年,只因一念之差,一件事没有把握好,就可能栽个大跟头,从一个领导干部沦为阶下囚,其根本在于放弃了“修心”。因此,领导干部要特别注重内在的修养方法。制度尽管很重要,但是同样的制度情形下,有的人却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可见内心世界的差距非常大。传统从政修养学说告诉我们,“以克己为本”不是和自己过不去,而是为了自己过下去,走得更长远。
原标题:“主敬涵养”的修养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