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文学是文学“再一次睁开眼睛的努力”

郑瑟

　　尽管科幻小说在晚清曾怒放一时，但它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几乎为人们视而不见——美国卫斯理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宋明炜说，之后仅在冷战时期的香港、1970到80年代的台湾，以及改革开放早期的中国大陆，科幻小说才有过短暂的繁荣期。

　　2010年起，中国科幻小说新浪潮开始吸引文学批评界的注意。这些作品试着撕下“被边缘化”、“主流之外”、“异端”标签，富有魅力，有预言性，又不失创新。

　　2013 年 8 月 23 日，一个消息震惊了中美科幻界：在以《星球大战》《阿凡达》《侏罗纪公园》等科幻小说或科幻电影火爆全球的科幻帝国美国，著名科幻读物出版社——托尔出版社宣布，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的科幻扛鼎之作《三体》，即将登陆美国——这是中国大陆长篇科幻小说首次在海外主流出版社出版。

　　刘慈欣创下了连续八年斩获中国科幻文学最高奖“银河奖”的纪录，被誉为“当代中国科幻第一人”;他在不惑之年创作的“三体”系列，被评论界一致认为是中国科幻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之作;有评论称，“刘慈欣单枪匹马把中国的科幻小说提升到了世界级的水平”。

　　一位铁杆科幻迷则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他对刘慈欣的由衷膜拜。他说，“三体”系列问世之后，世界上的人将分为三种：没看过《三体》的;看过《三体》《三体Ⅱ：黑暗森林》而没看过《三体Ⅲ：死神永生》的;看过《三体Ⅲ：死神永生》的。

　　刘慈欣，用科幻作品迷倒了无数人，他使沉寂了数十年的中国科幻文学再次吸引了大众的目光，人们说，当代中国科幻已进入“刘慈欣时代”或“三体纪元时代”。面对这些崇高的荣誉和桂冠，刘慈欣仍是一如既往的低调，他的头脑十分清醒：“我引以为傲的是，我什么时候对科幻是什么状态都很清醒……可能有一天我也会不冷静了，突然很疯狂，突然很高兴，但远没有到那个时候。”

　　在中国文坛，科幻文学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地位，是一种远离大众的“小众文学”。而刘慈欣的出现，引起了主流文学的广泛注目。

　　6月17日，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了“科幻文学”主题工作坊，这一场科幻文学的学术大会不仅有王德威、宋明炜和陈思和等这样的华语文学批评学者，还来了中国科幻小说界的“三巨头”——刘慈欣、王晋康、韩松，以及香港作家陈冠中、台湾作家骆以军等。

　　哈佛大学东亚系暨比较文学系教授王德威提及晚清政局动荡时，各种小说同时兴起并为“中国现代性何去何从”提供最发人深省的观察。“其中科幻小说独树一帜。但科幻小说却在五四传统中被淹没了。当现实主义书写成为新文学的主流，科幻所孵衍的各种空间想象基本存而不论。”

　　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在以五四为基准的文学书写范畴内特别强调感时忧国，特别强调文学反映、改造甚至创造人生。“所谓的忧患意识常常是大家居之不疑的写作情绪或知识投入焦点。”

　　“我并没有要否定忧患意识的重要性，我认为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非常重要的一种思维方式和写作态度。但是在这里我更提出来，相对于忧患意识，幽暗意识可能是当代中国科幻作家给予我们的最好、最重要的礼物。”

　　那么，什么是幽暗意识?王德威说，它不仅指各种各样理想或理性疆界之外的、不可知或是不可测的层面，它同时也探溯和想象人性最幽微曲折的面向。

　　“我们也想象在各种各样的国族论述之外，那么庞大的宇宙和星空所绽现出来的种种不可思议的能量，和人类面对这样能量所做出的在人类文明上非常惊心动魄的抉择。这样的幽暗意识不再能被简单地归纳为五四之后的感时忧国，它引领我们到另外一个更广大的、更深不可测的领域中去。”

　　王德威因此感慨，科幻小说作家碰触了人们在一般主流作品中不曾注意到的或不敢书写的话题。“这种自愿站在边缘、甘居异端的能量和想象力，我以为是让中国当代文学，甚至广义的政治历史的想象力得以前进、得以有更新创造力的一种契机。”

　　“生存的现实比科幻更科幻。”科幻作家韩松以著名科幻作家叶永烈所著《小灵通漫游未来》为例，阐述科幻文学的预言性。

　　《小灵通漫游未来》至今以300万册位居中国发行量最大的科幻小说之一。可叶永烈于1961年投稿至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时却遭到回绝。叶永烈曾说：“因为当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样描述未来灿烂前景的小说与艰难困苦的现实格格不入。” 等到1978年得以出版，《小灵通漫游未来》立即引起轰动。

　　书里的主人公“小灵通”是一个生活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报社小记者， 他应读者要求探访可能存在于二十一世纪初期或中期“未来市”。这个未来市是这样的：一个经济发达、生活和谐的大同社会，没有经济下行、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拉大、贪污腐败蔓延等问题;一个几乎是由工程师来管理的社会，拥有原子能气垫船、水翼艇、机器人服务员、人造器官、遗传工程食品、环幕电影、人造粮食工厂等巨大物质成就;而且一切处于权威而有序的高效管理之下，不涉及意识形态和婚姻、教育、代沟等社会问题。

　　“今天来看，这部书的预言在许多方面格外逼真。”韩松说，中国几乎就是按照叶永烈描述的这个路径在发展，包括进入到“工程师治国”、物质主义、经济至上、GDP 偏好、实用主义、科学崇拜等等。“同时，与书中描述的一样，很多政治社会领域的问题被忽视和掩盖。”

　　“我猜想，这本书的读者有可能正是潜移默化地按照书中的路线图来设计和运作中国的。更可以推测，当时整个中国的文化氛围向人们灌输的便是一种‘小灵通思维方式’。这启示我要对20世纪80年代重新思考。它可能并不是今天一些人认为的那样一个很开放的启蒙时代——正是80年代要为21世纪中国的种种难题负责。”

　　近年来，媒体报道也中频频可见“科幻进校园”的例子：课本里出现了科幻小说，中高考出现了科幻考题，连科幻作家也被中小学请去讲课。

　　“现在很多中小学要把科幻引进校园，我其实有些害怕。”北京师范大学科幻创意研究中心主任吴岩坦言，“我们需要做的是给科幻文学定位，而不是盲目引入。科幻文学的作用应是维护一种创意文化。”

　　在吴岩看来，科幻文学是一种具有创新性的文学类型。他介绍了两个近年来人们有关科幻文学创意性的探索成果。

　　一是美国作家萨缪尔·迪兰尼(Samuel Delany)于2012 年阐述“文学”是因统一的价值标准而形成的艺术形式：当人们在评价一篇作品，使用类似于“这是真正的文学”、“它算不上是文学”之类的话语时，已经隐含对文学正向的、有标准的价值判断。

　　但是，“科幻”作品并不具有这样的价值标准统一性。吴岩说：“价值观的裂解、理论风格等的去中心化、跟人类历史之间建立起区隔，恰恰是科幻文学创造力的重要来源。”

　　在“文学”统一标准下，主流文学研究者还常认为科幻话语在现实逻辑下是荒谬、语义不成立的。“但遗憾的是这种话语在科幻读者那里常常可以解码。”吴岩说，主流文学中的绝大多数句子可以编码在科幻文本中产生意义，但反过来科幻文本中的大量句子很难或不可能在一般主流文学语境下生效。“只有在科幻作品中，语言对可能世界的建构和演绎才能最大程度地得到发挥，这恰恰是科幻作品具有创意性的核心。”

　　至于吴岩眼中的有关科幻文学创意模式的第二个重要成果，来自刘慈欣在“文化自觉与中国想象力”研讨会上的发言。在这个发言中，刘慈欣认为来源于文艺复兴和启蒙之后的现代文学是以弘扬人的价值和抒发人性的种种自身或关系侧面为核心的;而科幻文学从宇宙源起到毁灭，要面对所有可能的事件。“在这个意义上说，当前我们所承认的主流文学，仅仅是真正的文学的一个小小横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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