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他们”还是“我们”

郑瑟

　　英国退欧公投结果尘埃落定：退欧!随后引发了一系列震荡：欧盟领导人让英国“要走赶快走”，之前为留欧奔走的卡梅伦首相黯然辞职，退欧主将鲍里斯·约翰逊称“英国绝不会退缩”，似乎退欧已经板上钉钉，剩下的只是法律问题了。但仅仅一天后，就出现了苏格兰政府(再次)谋求独立加入欧盟，以及280万人请愿重新公投的事情……这恐怕不能用一个“作”字来形容。

　　面对这个事实，全球普遍的情绪是遗憾和尊重。由此引发市场剧烈震荡后，很多人担忧这将对英国和欧盟，甚至全球经济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

　　除了艺术界、科技界、金融界这些与外界关系极其密切的部门大声疾呼“世界需要凝聚，不是分离;需要爱，不是质疑;需要共同的未来，不是相互隔离”、“将总部迁往别处是一种可能性”以外，英国的看法基本分为两派，用两句话就能很清楚地概括。一句来自一直鼓吹退欧的英国独立党党魁奈杰尔·法拉奇(NigelFarage)：“我们应当骄傲地将6月23日定为独立日”，另一句来自一位教师查尔斯·李：“我不敢相信会有这么多人做出这么蠢的事”。

　　英国人民的公投表上写着“留”和“离”这两个字，但它们背后代表着什么样的力量呢?一个简单的答案是：留代表着理性，离代表着自由，这两种自从古希腊以来就撕扯着社会的力量现在有了新的表达。但一贯关注移民问题的左翼知识分子齐泽克则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真正的问题不是理性的技术官僚与自由的民粹激情之间的斗争，而在于如何跳脱这两者的困境，应对人类真正的挑战。

　　公投的胜利者--脱欧派--的核心诉求是：自从1975年英国加入欧盟以来，欧盟(“布鲁塞尔技术官僚”)一直在剥夺着英国的自由，现在，英国人要夺回自己的控制权。至于一些具体的“理性”原因，比如每周省3.5亿英镑和移民问题等，之所以能发挥作用，也要依赖于这一核心诉求。英国现在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欧盟国家，只此一条，就足以抵消大部分经济理由。

　　英国著名记者，前《每日电讯报》主编查尔斯·穆尔(CharlesMoore)描述了这样一幅场景：

　　在公投开始前夕，我一名在牛津的朋友收到了一封令他困惑不已的邮件：“不要让其他人决定你的未来：投‘留欧’一票吧。他听从了前一项请求，但拒斥了后一项，因为两者明显是矛盾的。他投了‘退欧’。”

　　从专家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场景当然很滑稽--如此重大的事情怎能如此轻率地决定?但正如穆尔接下来所说的：“退欧运动就是为了嘲弄专家的建议。当然，专家的专业技能是应当尊重的。但是在民主问题上没有专家……大多数人终于拿出了巨大的勇气，拒绝被银行家和大主教、首相和总统、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绑架，但这绝非鲁莽之举，而是一项群体的声名，声名要夺回多年来失去的权利。”

　　这段话让我们想到的不是苏格兰，不是加泰罗尼亚，而是华尔街的“我们是99%”。

　　专家们也确实给出了很多理由，他们在失败后用的最多的一个词便是“愚蠢”，此间是非暂且不论，但有一个问题是摆在所有英国人面前的：“我们是否还有能力管理自己?”BBC访谈节目主持人杰里米·派克斯曼(JeremyPaxman)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欧盟已经融入了英国政府的血液，白厅中没有一个部门不在关注着布鲁塞尔。几十年来，他们的目标一直致力于欧洲一体化。所以，头一个问题就是重塑官方的思想。英国已经有40年没有谈过双边贸易协定了。也许还有一些闲敲棋子落灯花的退休官员还能复出，为这个问题贡献自己的意见吧。”

　　理性告诉英国人：如果退出欧盟，不仅眼前会有很大的麻烦，而且前途未卜。

　　自由告诉英国人：如果不退出欧盟，我们便不再能控制自己，而任由对岸摆布。

　　无论如何，这对英国人来说似乎都不是很好的选择。问题出在哪里呢?或许“选项”本身就是错误的?这正是齐泽克的看法：真正的选择不在退欧与留欧之间，而在留欧退欧代表的恶性循环与如何应对真正的挑战之间。

　　斯洛文尼亚左翼知识分子齐泽克又发声了。他一贯关注难民问题，在去年就发表了《如果不直面全球资本主义，欧盟难民问题就无法解决》，剖析了难民问题产生与解决的症结所在。在移民议题占据核心地位的英国退欧事件中，他又在结果出来当天就写下了《英国退欧能否为欧洲左翼政治带来一股新风》，再次给出了深刻的见解(原文发表于《新闻周刊》)，现全文翻译如下：

　　弗洛伊德在晚年问了这样一个著名的问题：女人到底要什么?(WaswilldasWeib?)他坦承，面对谜一般的女性，他很糊涂。现在在英国退欧公投议题上产生了同样的困扰--欧洲到底要什么?

　　如果我们将此事置于更广大的历史语境下，那么公投的真正意义就会清楚地显现出来了。在西欧和东欧，政界呈现出了长时段重组的迹象。直到最近为止，政治空间的主导者还是两大面向全体选民的主要党派，一个是中右党派(基督教民主主义者、自由保守主义者、民粹主义者)，一个是中左党派(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此外还有一些面向部分选民的小党(环保主义者、新法西斯主义者)。现在则是，一个代表全球资本主义的大党，一般来说对堕胎、同性恋权利、宗教和种族少数派比较宽容;与其对立的是更强大的反移民民粹主义党，环绕在它周围的往往还有一些直言不讳的种族主义、新法西斯主义团体。

　　波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统一工人党下台后，主要的大党是由前总理唐纳德·图斯克(现为欧洲理事会主席)的“反意识形态”偏中自由主义政党，以及卡钦斯基兄弟领导的保守的基督教政党(双胞胎兄弟中一人在2005-2010年担任总统，一人在2006-2007年出任总理)。今天的激进中间派要求的是：自由和保守两大党中，哪一个能代表后意识形态的“非政治化政治”，并将对方贬斥为“依然戴着过去的意识形态眼镜”。在90年代初，保守派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后来自由左派似乎占了上风;现在又是保守派。

　　反移民民粹主义将激情带回了政治。它的话语是敌对式的，是对立式的。左派方面一个令人困惑的迹象就是：它似乎应当学习右派的激情：“如果法国国民阵线的领导人马琳·勒庞(MarinelePen)能这么干，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所以，如果左派就这样重新支持强大的民族国家，动员国民激情，那么斗争就成为了在前进中迷失方向的荒谬之举。

　　欧洲陷入了恶性循环，在不能摆脱惰性的布鲁塞尔技术官僚，与反惰性的民众怒火之间摇摆。这股怒火主要是由右派民粹主义者掌握的，但也有一部分新的激进化左派。欧洲退盟公投的反对双方就是这样，这就是大问题所在。看看退欧阵营里面都有谁吧：右翼“爱国者”、受对移民的恐惧煽动起来的民粹民族主义者，还有绝望的工人阶级。爱国种族主义，再加上“普通人”的愤怒，这不正是新形式的法西斯主义的理想温床吗?

　　人们投入到公投中的强烈感情不应该蒙蔽我们。“退或留”的选择掩盖了真正的问题：如何对抗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这样真正威胁着人民主权的“协定”，以及如何应对催生新的贫困与移民的生态灾难与经济失衡。对这些真正的斗争来说，退欧的选择是一大退步——想想“难民威胁”在支持退欧的论据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就够了。退欧公投极其明显地表明，意识形态(经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错误意识”)在我们的社会中依旧生机勃勃。

　　上世纪20年代末，有人问斯大林右翼和极左的政治退化形式哪一种更糟糕：“两者都更糟糕!”英国选民现在难道不是面临着同样的选择吗?留欧“更坏”的原因是，它意味着让欧洲深陷泥潭的惰性将依旧存在;退欧“更坏”的原因是，它使得改变看上去毫无益处。

　　在公投之前，我们的媒体中流传着一个看似重要的思想：“无论如何，欧盟将永远不会和过去一样了，它已经受到了不可挽回的损害。”但是这句话的对立面同样是真实的：没有什么真的改变了，除了欧洲的惰性变得不容忽视这一点外。欧洲会再一次将时间浪费在成员国间旷日持久的磋商中，让任何大型政治计划都不可能实现。这是反对退欧的人不曾看到的--震惊之余，他们在抱怨选退欧的人“不理性”，而忽视了对改变的迫切需要，正是这种需要让这次投票的声势如此浩大。

　　退欧公投背后的乱象不仅限于欧洲，而是更宏大的多重危机的一部分：“制造民主共识”，以及政治机构与民众愤怒间的鸿沟，特朗普和桑德斯之所以在美国出现，原因正在于此。混乱的迹象无处不在，比如最近美国国会关于禁枪的辩论发展成了民主党人的静坐抗议。现在是否已经到了绝望的时刻了呢?

　　毛主席有一句语录：天下大乱，形势大好。毫无疑问，危机必须认真对待，但也是应当充分利用的机会。虽然危机痛苦而又危险，但同时也是抗争与胜利的战场。纷争不息，裂变为二的环境正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让我们以更恰当的方式回应对重大改变的需求，打破欧盟技术官僚与民族民粹主义者的恶性循环。天下的真正分裂不是在毫无活力的技术官僚与民族主义激情之间，而是在它们的恶性循环与意向将应对人类真实挑战的泛欧洲计划之间。

　　在英国退盟胜利之际，其他国家的退盟声音也甚嚣尘上，这样的新计划呼之欲出--谁会抓住机遇呢?不幸的是，现在的左派肯定不行。众所周知，他们的一大本领就是从来不会为失去的机会感到惋惜。

　　英国“脱欧”已经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造成了经济影响。在美国，美联储或许会因此推迟加息;对日本而言，日元汇率上涨和市场震荡，会让已推出负利率的日本央行进一步承压。对新兴市场而言，英国“脱欧”会通过贸易、投资、产能合作等渠道，带来冲击。比如，英镑汇率下跌将让持有英镑资产的投资者受损，“脱欧”引发的某些法律和政策调整，会增加已启动项目运营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等。

　　有鉴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如今亚太新兴国家外汇储备较为充足，且通过货币互换机制等安排，构筑起了可观的金融互助安全网，加之与英国经济融合度相对有限，预计英国“脱欧”不会令亚太国家伤筋动骨。亚太新兴国家的货币和财政当局，普遍避免推出极端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强刺激措施，政策施展空间仍相对较大，有更多资源可供支配，更有条件应对英国“脱欧”的冲击。

　　不少分析还预计，不必担忧英国“脱欧”再次造就“雷曼时刻”。这是因为，与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不同，英国“脱欧”本质上不是金融危机，而更大程度上是政治事件，它给市场带来的冲击更多是心理上的，而不是直接的兑付危机和信用破产。

　　实际上，市场在此前数月就已经对英国“脱欧”有所预期，并对其可能造成的冲击做了准备。比如，某些大型基金早就严阵以待，召集众多交易员值守，应对当天可能出现的交投异动。此外，据媒体报道，不少国家的央行也预备了充足弹药，构筑起防洪堤，严防市场出现失控的情况。

　　就经济总量而言，英国在全球为第六大经济体，英国经济在世界范围的“系统重要性”应和自身的经济地位相称。

　　但未来英国“脱欧”带来的具体影响暂难判断。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卞祖永表示，总的来说，这次英国“脱欧”公投短期对世界的影响将比较大，但是也要看到，公投结果并不代表英国会立刻从欧盟中脱离，英国仍然需要较长时间重新跟欧盟商谈贸易、投资、移民等协议，才能正式宣布“脱欧”。同时，公投是基于英国的利益作出的，如果最终结果不符合英国的利益，人们也会有相应的纠错机制。具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还需密切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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