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真正的家庭生活，一位伴侣兼助手”

郑瑟

　　实际早在1894年，孙中山就在宋家见到了只有一岁多的宋庆龄，只不过未料到两人后来竟成为夫妻。

　　1913年8月，宋庆龄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后，到东京去看望随同孙中山流亡日本的父母时，会见了久仰的英雄孙中山。根据日本外务省的有关档案资料记载，宋庆龄与孙中山有频繁的接触，并且还有不少书信往来。

　　由此，宋庆龄加深了对孙中山及他的事业的理解，当宋霭龄因婚事不再专任孙中山的秘书时，她继任了孙中山的秘书工作，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中国的民主革命。

　　爱情，孙中山从未真正体会过的感情，不仅给他以慰藉，也成为激励他在失败中奋起的动因之一。年轻、美丽、温柔、深情，充满朝气的宋庆龄还带来了西方的民主主义。

　　而结婚对于宋庆龄，当时只意味着“委身革命”。多年以后，宋庆龄向埃德加·斯诺谈到她与孙中山的婚姻时，用风趣和幽默的口吻表达了她当时的感情：

　　“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是出于少女罗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

　　孙中山被国民党尊为“国父”，有人也将宋庆龄称为“国母”。但“国父”和“国母”相互之间不讲“国语”，而是以英语为主要交谈语言，听起来似乎很荒谬，却是千真万确。虽然国民党十分强调民族主义，但在整个民国时期，推广“国语”的效果并不明显，国民党高层人物之间用英语交流者大有人在，而在早期国民党中央正式会议上，经常出现“国语”、粤语并用的情况，反映了国民党语言生态的复杂性。

　　拜互联网之赐，我们今天能够随时找到抗战时期宋美龄的讲话视频。“宋氏三姐妹”中的小妹，面对镜头侃侃而谈，用的是有浓重上海口音的“国语”。客观来说，她的“国语”很不“地道”，腔调算是官话腔，大量字词的发音直接就是上海话。

　　“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如今通行叫法是宋耀如，也叫宋嘉树，本名叫作韩教准，英文名也历经变化，他自己在书信中用过一次Hann Cardson，不过更多的是Charles Jones Soon，后来又加一个字母叫Charles Jones Soong。(《宋耀如生平档案文献汇编》第4-17页)名字的复杂，反映了经历的复杂。身为一个海南人，命运之船把他带到美国，得到教会人士资助得以读书，习得一口美国口音的英语。

　　1885年12月，宋耀如以美国基督教监理公会传教士的身份回国，在昆山、七宝、太仓等地巡回传教。教会对他的第一个要求，是学习上海话。经在美国认识的留学生牛尚周介绍，他与川沙女子倪珪贞结婚。子女在语言上通常受到母亲影响最大，倪珪贞讲的是带川沙口音的上海话，这就是宋家子女的母语。

　　宋家的子女，长大后都送到美国留学。因而，他们只熟悉两种语言：英语和上海话。后来，宋子文到广州工作数年，出于工作需要，应该学习了官话，或许还学了一点粤语。

　　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写道：孙中山和宋耀如“两人都出生于广东，说同一种方言……”(《宋家王朝》，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第102页)。这是很多“历史作家”以想象代替实证的坏习惯，不足为训。

　　不错，孙中山、宋耀如当时都属于广东人，但广东(连同海南在内)有多少种方言?宋耀如的母语是海南文昌话，属于闽语系，海南岛的移民80%以上来自福建(刘新中：《广东、海南闽语若干问题的比较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页)。孙中山讲的是广府话，属于粤语系。只会这两种语言的人，相互之间无法通话。宋耀如未曾系统学习过广府话，孙中山则完全不懂海南话。他们之间，怎么可能用所谓“广东话”交流?用的又是哪一种“广东话”?孙中山和宋耀如之间，口头交流肯定是讲英语，或许有时需要用“笔谈”来补足。

　　共产国际全权代表达林曾在1922年到广州拜访孙中山。他在回忆录中明确地说：孙中山“给我介绍了他的夫人宋庆龄，她当时三十二岁，但看起来要还要年轻一些，她同丈夫讲的是英文，因她是在国外长大的，不懂中文。”(达林：《中国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12-113页)这里“不懂中文”指的是不会讲“国语”。宋庆龄既不会讲“国语”，也不会粤语，而孙中山也不会上海话，她跟孙中山之间除了英语，没有别的选择。

　　宋庆龄不会“国语”，最有力的证据是宋云彬日记。1949年9月21日，在怀仁堂召开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宋云彬在日记中写道：“讲演词以宋庆龄的最为生辣，毫无八股气，可惜她不会说国语，用一口道地上海话念出来，就没有劲了。”(宋云彬：《红尘冷眼》，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4页)

　　1949年的新政协，担负着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职能(当时还没有人民代表大会)，由这个大会选举国家最高级别的领导人，制定有宪法地位的《共同纲领》，是最为严肃而正式的政治场合。但大会承认很多人讲不好“国语”这个既成事实，没有“强人所难”。在宋庆龄以外，还有很多政协委员都讲的是家乡话，请人翻译。据宋云彬日记，民革中央常委谭平山发言，讲“一口广东话”，华侨代表陈嘉庚“说的是土话，必须翻译”(同上，第164、166页)。

　　《牛康上海话读本》有如下一段：“据说，当年宋庆龄与廖承志私下交谈讲的是英语，因为宋庆龄说带有浦东川沙口音的上海话，廖承志说的是广东话，而他们的‘国语’(即后来的普通话)又说得结结巴巴，词不达意，所以干脆就用英语来交谈了，他们讲英语很流利，双方都能听懂。”(第175页)。这个传闻，可从宋任穷的回忆得到证实。1981年5月15日，在宋庆龄病重之际，廖承志受命到宋庆龄病床前传达中央关于接受她为共产党员的决定，廖承志“先用汉语讲一遍，后用英语又讲了一遍，传达了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宋任穷回忆录》第508页)

　　“国母”不会讲“国语”，听起来似乎很荒谬，但却是铁的事实。中国地域广阔，地方文化、语言差异很大，民国时期“国语”(以及共和国前期的普通话)一点并不普及，操“国语”的人也普遍带有一定的地方口音，并不“标准”。如今的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中，历史人物一开口就是标准的普通话(毛、蒋似乎是默认的例外)，这种做法可能是出于“推广普通话”的目的，却与历史事实不符。

　　粤语曾经在同盟会、国民党中拥有特殊地位，是另一个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

　　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国民党，以海外华侨为主要筹款来源，早年追随他的高级干部里面，广东人占了最大比例，随手举些例子：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冯自由、王宠惠、胡汉民、汪精卫、陈璧君、朱执信、廖仲恺、何香凝、古应芬、许崇智、邹鲁、邓泽如、李福林等等。这些人多数是讲粤语的广府人，个别是会讲粤语的客家人。孙中山自1917年起，三次开府广州，在此过程中涌现了大批广东、广西干部，如谭平山、陈公博、邓演达、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张发奎、陈济棠等，这些人也习惯操粤语。

　　即使是湖南人黄兴，出于在南洋、香港、广州活动的需要，也学了一些简单的粤语。越南河口起义时，黄兴乘火车遇到法警查问，“兴操粤语答之，而语音不类”。黄兴讲的粤语不够地道，引起法警怀疑而将其扣押，被递解出境，对河口起义失败有重大影响。邹鲁感叹：“克强此举实与革命军成败关系甚巨。”(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民国丛书”影印本，第746页)

　　1924—1927年间，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会议，习惯上是双语并用，国语发言译为粤语，粤语发言则翻译成官话。1924年1月21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对大会宣言稿进行修正，由戴季陶用国语、胡汉民用粤语，依次将修正案全体朗读报告(1924年1月29日《申报》)。

　　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举行成立典礼，党代表胡汉民用“国语”致词后，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则用广东话演讲。(1925年7月2日《广州民国日报》)

　　1926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及讨论廖仲恺被刺案，当何香凝用“国语”发言后，七十号代表李国瑞即提出：“请托一位同志翻译为广东话。”(《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第1册，第284页)

　　1926年7月9日，在广州东较场举行隆重的北伐誓师大会，由谭延闿代表国民政府向总司令蒋介石授印，吴稚晖代表国民党中央向蒋介石授旗。蒋介石发表就职演说，由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翻译成粤语。(杨资元等：《邓演达》，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97页)

　　这一传统甚至延续到了南京时期。1929年3月，在南京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三全大会”)。有人提出议案，请处分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甘乃光四人。胡汉民“分用国语及粤语对本案重述……”(蒋永敬：《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447页)3月22日，三全大会第六次会议讨论中央执监委名额及选举办法，由胡汉民先用粤语后用官话加以说明。(1929年3月23日《申报》)

　　1929年4月1日，胡汉民参加上海特别市执监委员会总理纪念周活动，解释对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甘乃光处分一事，“先用普通话讲……接着再用广东话讲一遍”。(1929年4月2日《申报》)

　　1929年，蒋介石已稳执军政大权，但格于国民党历来的传统，对正式会议双语并用的情形并无提出异议。这种情况，或许到了1931年蒋介石扣押立法院长胡汉民以后才有所改变。“国语”(普通话)的推广，有着漫长的过程，近三十年才突然加速。要准确认识历史，不可用当前的状况去推想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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