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革命为城市发展聚能

郑瑟

　　这是一个互联网技术颠覆、重构全球竞争格局的新时代，也是一个追赶型国家实现后来居上的战略机遇期。当中国经济列车驶入创新驱动的新发展轨道之时，与互联网革命不期而遇。抓住机遇，转换动能，乘势而上，实现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互联网技术对宏观经济运行意味着什么呢?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基于信息和知识的经济，如果缺乏足够信息和知识，无论是投资者还是消费者都会面临相当大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其结果是要么无法完成投资或交易行为，要么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去搜集和处理必要的信息，而后者需要支付时间成本。节省时间就意味着创造价值。而互联网正是改变时间分配的强大力量。当一个智能工厂的机器设备，借助于物联网、传感器、工业软件和云服务构筑起来的智慧网络环境，具备自动预警和预先介入维修功能，其创造的经济价值远远超过机器设备因非预见性的故障停机给企业造成的经济损失，它还包括企业因卓越的产品可靠性和服务效率而建立起来的商业信誉和品牌价值。

　　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提高了政府决策效率，从而为经济增长的动能转换提供稳定和可预见的制度基础。发展动能转换过程，是一个生产要素重组、产业链条重构、经济利益交错和市场格局变动的技术与制度变迁过程。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抑或是政府决策行为，都会产生大量非结构化的大数据。借助于强大互联网力量，无论是宏观决策者还是市场监管者，都可以将这些海量浩繁、纷杂无序的大数据导入预定的分析模型进行结构化重构，从而识别、筛选、梳理和分析这些数据背后的规律性和趋势性变化，这无疑会大大提高宏观决策的精准度和市场监管的有效性。当然，这也为全社会对政府行为的监督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

　　“过去一年，‘互联网+’行动计划在各地迅速落地，遍地开花，收获了丰硕的果实。”在6月16日举行的2016中国“互联网+”峰会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任贤良说。

　　在以“思行并进，聚势赋能”为主题的峰会上，最吸引眼球的是一份针对全国351个城市进行分析考量的《中国“互联网+”指数(2016)》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是国内首份通过分析全网大数据，对如此量级的城市数字生活和公共服务水平进行系统梳理的报告。

　　来自腾讯、京东、滴滴出行、新美大、携程等主要互联网公司的2015年数据被汇集起来，从移动互联发展基础、产业、创新创业、智慧城市4个方面，用海量数据勾勒出一份份城市“数字地图”。

　　《报告》显示，从“互联网+”的整体水平来看，一线城市依然领跑，例如排名前三的省级区划为广东、北京、上海，“互联网+”指数之和为35.5。而作为“互联网+”指数的冠军城市，北京占据了“互联网+基础”“互联网+产业”“互联网+创业创新”3个板块的第一名。其中，教育培训方面的APP上线量排名第一，超过其后10个城市的总和。而深圳高居智慧城市分榜单的榜首，其智慧城市人口渗透率为全国最高。

　　不过，从增速来看，二三线城市却并不落后。腾讯研究院执行院长司晓表示：“对比之前两年同维度数据，全国的‘互联网+’市场基础快速增长，微信、视频、游戏、移动支付等各项指标中，二三线城市增速全面超越一线城市和省会城市。”

　　与此同时，尽管东部沿海地区整体走在了“互联网+”的发展前列，但西部城市也不乏亮点。成都与重庆两个西部城市凭借在“互联网+”领域的良好表现异军突起，挤入全国城市排名前10名。其中，排名第七的重庆在“互联网+城市服务”中，以“医事通”聚合了全市所有三甲医院挂号服务，便民程度领先全国。此外，借助互联网的东风，中西部城市也获得了“弯道超车”的机会，在细分行业中单项排名超越实体经济排名的现象在中西部地区也很常见。

　　从三大产业的“互联网+”进程来看，第三产业的互联网化程度最高，这也使得服务业在充分融入“互联网+”大环境的过程中具备先天的发展优势，并且在不同地区体现出不同特色。华东地区作为全国“互联网+服务业”发展的排头兵，其“互联网+旅游”表现最为抢眼，上海“互联网+旅游”指数是华东地区均值的近25倍，是全国均值的44倍之多。“互联网+教育”则是华北地区发展最为抢眼之处，北京作为全国“互联网+教育”发展首位的城市，其“互联网+教育”指数分别是华北地区均值和全国均值的28倍和73倍。

　　在产业和市场之外，从公共服务的维度来看，集中度则相对较低。数据显示，“互联网+智慧城市”排名前50名的城市指数合计仅占全国的37.4%，远低于总指数及其他3个分指数的集聚度。

　　微信城市服务负责人胡仁杰表示，“互联网+智慧城市”的发展模式呈现出一线城市、直辖市、省会城市、区域中心城市等多核心共同示范带动的发展格局。而从具体服务项目来看，相较于降雨预测、城市热力图、旅游投诉、环保举报等统一服务，本地服务更受用户欢迎。月活跃用户数最高的前十大领域分别为交管/车管、交通出行、出入境、人社、医疗、生活缴费、税务、公积金、司法、户政治安，共吸引了61.60%的用户使用，而相较于信息发布类，办事类服务的使用频次和回流率更高，应成为“互联网+智慧城市”继续深入落地的重点。此外，用户对社保、公积金、税务的深度“互联网+”呼声极高。

　　谈及“互联网+”给公共服务带来的变化，深圳市交警局情报中心科长邓伟军颇为感慨。他说，通过微信公众号和微信、支付宝3种途径，我们能向市民提供六大类135项服务，在线处理交通违法、缴纳罚款、申请首违免罚等服务也陆续上线，现在市民在这个平台上完成的业务已经超过130万宗，缴纳的各类车管规费超过1.3亿元。

　　深圳“互联网+交通管理”的变化，其实正是“互联网+”未来突破方向的一个写照。京东CEO刘强东算了一笔细账，“拿零售来说，商场模式下，需要25%至30%的渠道成本，以及50天至70天的周转天数，但京东电商的渠道成本只有12%，在管理着200万种库存商品的同时，依然可以把周转天数控制在40天以内。‘互联网+’必须能为传统行业降低成本，提升效率”。

　　美团大众点评网CEO王兴同样认为，“互联网+”对成本的降低和效率的提高，并不仅仅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新的消费渠道，它会直接改变传统产业的成本结构和服务方式。

　　而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看来，在消费领域之外，“互联网+”一定会向产业不断扩张。例如，贵阳现在有个“码客帮”，把分散的软件编程人员和需要软件编程的公司连接在一起，重庆有个“猪八戒”，把设计人员和需要设计的企业连接在一起。互联网是众包模式的基础，未来“互联网+”的应用一定是面向产业，通过平台连接，让资源配置更有效率。

　　“互联网+”服务创新也需要融合创新的政策环境。任贤良表示，网信办正在会同相关部委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着力推进互联网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将进一步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网络服务能力;支持和鼓励企业和有关的社会机构发挥主观能动性，进一步推动金融服务、高效物流、电子商务、人工智能、共享经济，以及“互联网+流通”“互联网+农业”等重点领域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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