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有限，文艺腔无限

郑瑟

　　“文艺青年”是继“小资”之后重又兴起的一个身份标识，与之相应的环境变化大致有：歌坛上摇滚、民谣等“独立音乐”形式的兴盛，网络上继个人博客网站之后“豆瓣”等“兴趣小组”式网站的兴起，潮流界环保袋、手工服饰、玩偶等“创意市集”概念的推广等等。每个人周围都“噌噌”地冒出了好几个贴着“文艺青年”标签的家伙。文艺青年更注重外界对自身的感受。

　　文艺腔也有进化史，正应了一句话“江山代有才人出”，每代文艺腔各有自己的腔调和体系。

　　上世纪80年代琼瑶缠绵悱恻的句式风靡一时，大家爱煞了琼瑶书中男女主角白衣翩翩，纯真忧伤为爱痴狂。

　　90年代，新生的白领一族对亦舒患了集体癔症，为她笔下那些格调女人：拿着香槟当水喝，白衬衫卡其裤平底鞋(卡其裤一定要从巴黎的无名小店淘来)，只爱高、瘦、漂亮的原子物理学家。

　　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改变了我们与世界接触的方式，也为文艺腔的发展开辟了桃花源，使其气象一新，流变甚多。进入新世纪，文艺腔们首先中了黑色海藻般的长发的蛊，安妮宝贝成为非主流中的主流，大家开始讨论流浪、旅行、绝望、漂泊。女生披下散乱的长发，穿棉布长裙配有点脏的白球鞋，听《爱尔兰画眉》和帕格尼尼，捧着咖啡发呆，只和网友倾诉心事。

　　随后有老徐天下第一博点击量超千万珠玉在前，文艺腔们开始玩博客，不仅可以在一方天地中抒发自己的小情怀小冲动小感觉，还能赚得关注和艳羡，顺便带动了相机手机绘本笔记本的销量。

　　今天豆瓣成为滋养文艺腔们的温床，你可以了解独立音乐人、网络写手、电影艺术家、乐评人、书评人所做的一切，文艺腔更为国际化，潮流指向萨岗、村上春树、伯格曼、陈绮贞、杨乃文……独立音乐人最多，假如想的恶毒一些，相比仅仅看过封面和书评的书，音乐是最容易被文艺腔们下载和引用的。

　　我生长在一个经济较为富庶的浙江小县，这些年县政府打出的官方宣传标语是要把县城打造成“杭州的后花园”，这个看似光鲜亮丽的标语也像一道判词，道出了今天千千万万中国的小镇的主体困境：它自身是没有主体地位的，只有寄生大城市、翻版大城市才能获得自己的主体性。

　　在县城荡一圈，你会发现，不远处的杭州、上海是这里的城市消费文化的终极度量衡。这里有西湖边、淮海路那般精致考究的主题餐厅，餐厅里有民谣歌手伴唱。这里的咖啡饮料一杯三五十，价格直逼大上海。这里的酒吧是六十年代怀旧纽约范儿。这里的消费者，这些年富起来的我的父老乡亲们驾着高档轿车从超市开回不远处的高档小区，即便路程只有区区一两千米。下班后或周末，他们会驾车去三十分钟车程之外的杭州扫货。这里的商业街的模板是杭州的南宋御街。这里一切的一切，就像是严格按照“杭州的后花园”这句标语建造和规划的，而此地富足的人民的生活伦理也和大城市保持同一频

　　在县城新华书店逛一圈，你会发现一种和一线大城市书店一样驳杂的图书陈列图景。在这里，你能看到时下最流行的玄幻文学、官场小说、养生宝典，但与之比邻的是法国思想家波德里亚深邃晦涩的《冷记忆》，当然后者的陈列似乎只具有展示的意义，因为几乎无人问津。

　　打开县图书馆网站，让你惊喜的是，著名诗人王家新成为“驻馆作家”，与本地青年诗人、高中教师一起畅谈里尔克、阿赫玛托娃。得益于日渐富裕的县经济，图书馆建造得比上海图书馆更豪华更壮观。但我依然有所困惑的是，里尔克、阿赫玛托娃和本地更广大的人民大众是什么关系呢?还是说就像在大城市里一样，这样的活动只是面向受过高等教育的、对文艺有兴趣的小众人群?这样的活动是不是也在县城这个空间里重新塑造并壮大一个文化精英阶层?

　　在这样一个向中国一线城市不断逼近的东部县城里，作为一个自诩的文艺青年，我却居然感觉到一种复杂的失落。一方面，在物流、交通如此便捷的今天，作为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文艺青年，我想要的一部分文化资源似乎也可以在这里得到;但另一方面，我也看到，在县城生活日益变得精致、考究的今天，它似乎慢慢丧失了记忆中的活力。在文化的意义上，我需要通过杭州和上海作为尺度，才能识别这个城市。

　　我成长在县城搬迁之前的老县城。记忆中，爷爷每天清晨会去长桥下的小摊和早茶，但现在他不去了，因为茶摊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收费昂贵的茶馆。小时候看电影是一场仪式，但后来多厅影院来了，镇上的影院倒闭了，变成超市了，看电影只能坐车去县城的多厅影院了。镇上的KTV也衰败了，要好的音质也只能坐车去县城。当然，教育资源也全面移往县城，原来的高中改成初中了。镇上一年一度的唯一的文化盛事元宵灯会也愈渐暗淡，远远不及县城那条南宋风格的商业街上的灯火来得亮，来得花哨。小城镇的都市化战略，就像新一轮的跑马圈地，让中心的更中心，边缘的更边缘。

　　而新县城呢，这金碧辉煌的城市外衣似乎只是为新兴中产们打造的，从消费，到景观，到文化，与广大的人民是隔膜的。由里到外，县城的文化、情感结构都只是中国大都市的翻版。

　　这是我这样一个文艺青年在这个小镇里面临的尴尬：小镇本身只提供了大都市里的主流都市文化所能提供的资源，而小镇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在这一波“都市缙绅化”的浪潮中陷落了。在费孝通1982年提出的“小城镇”模式里，似乎没有给文化留出空间。小城镇的文化应该是什么样的?它是微缩版的大城市，还是吸收乡土文明的资源?社会学家们来不及思考这样的问题。

　　怎样在一个今天的小镇上成为一个文艺青年?文艺创作者们给出过答案。在十多年前的电视剧《似水年华》里，从北京念完大学回到乌镇从事古籍修复的黄磊读着巴西作家保罗·科埃略的小说《我坐在彼德拉河畔哭泣》，念着聂鲁达的名句“等华美的叶子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在床上贴一张世界地图，对着地图上梭状的台湾岛，遥望那一个匆匆来过又匆匆离开的台北设计师刘若英。作为剧中背景的乌镇，真的只是一个背景。江南水乡的日常生活也像是明信片上PS过后的日常生活。

　　成为一个旅游空间，这是今天小镇的另一条路径。而戏里的文艺青年黄磊始终和小镇本身隔膜，他是乌镇人的身体，北京人的心。但放到现实里，在这类旅游化的小镇空间里，游客熙来攘往，你无法像电视剧里的黄磊那样在空无一人的小镇街头说出一句文艺兮兮的“黄昏是一天中最丰富的层次”。

　　而在今天的电影里，小镇青年似乎也清一色的台式文艺范儿，似乎总和真实的人民群众有一点距离。譬如在《三峡好人》里，在奉节这样一个小县城里，煤矿工人韩三明向失散多年的前妻夭妹打听女儿的下落，底层女性夭妹说出了一句文艺腔台词：比南方更南的南方。在《白日焰火》里，东北小城的落寞废墟气息也压不住说着一口台湾国语的桂纶镁那欲盖弥彰的文艺气息。在最近上映的《路边野餐》里，在一个叫凯里的贵州小镇里，我们看到一个爱听李泰祥《告别》的老医生，一个吟着一线城市观众也听不懂的诗句的文艺中年，一个虚构的只有在小清新电影里才能看到的叫荡麦的地名。

　　从内到外，其实都是属于导演的音乐趣味，是他自己的诗句，和他自己想象中的地理空间。这些人物，从声音，到语言，到趣味，这些元素和小镇之间，似乎都像是一种寄生的关系，而未曾真正扎根小镇的生活本身。他们的文艺腔也没有来龙去脉，缺乏历史纵深，和脚下的这片土地脱离，本质上是大城市趣味的文艺青年导演们的自我书写，尽管这些创作者有许多来自小城镇，但这些年的雨露风霜，他们的情感结构已经和北上广唇齿相依。

　　在美学的层面，今天的小镇还能安放文艺青年的能量吗?在去年备受争议的电影《少女哪吒》里，故事发生在九十年代南方的一个小城宝城，文艺女青年王晓冰和另一位文艺女青年李小路“青梅竹马”，她们一起读三毛，以果园和河堤作为比例尺丈量文艺作品之外的成人世界。故事的结局是，无法与小镇生活的平庸和虚伪和解的王晓冰像包法利夫人那样走上绝路，而把文艺和生活成功切割的李小路最终走出宝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成功的文艺青年——一名小说家。

　　对观众来说，他们普遍不喜欢带有自毁气质的王晓冰，因为她太作，小镇在今天所附载的美学能量显然无法和这样一个文艺女青年兼容。如果这样的“作”发生在北上广，可以有更合理的都市感作支撑。

　　在大都市本身是所有文艺青年的“作”的退路，他们可以去大理去丽江去西藏释放都市里未尽的文艺能量。

　　而在小镇里，没有退路，如此都市文青气质的“作”在和质地坚固的小镇生活短兵相接时，只能像王晓冰那样撞个头破血流或像李小路那样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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