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支持香港繁荣发展

郑瑟

　　香港社会近来有少许所谓“港独”的声音，内地高调坚决反对。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有文化的冲突，有法律的差别，也有心灵的距离。

　　香港生机勃勃，社会管理井然有序，商业机会俯首可拾，接触的香港朋友总是匆匆忙忙，印象中的港人是努力打拼、讲求实效的形象。到卡拉OK唱歌，最爱唱的是罗大佑的《东方之珠》：“小河湾湾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

　　1995年,笔者调到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从事智库研究工作，第一个研究题目就与香港有关。当年6月，美国《财富》杂志封面以“香港之死”为题，预言“九七”回归后香港不再繁荣，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与讨论。这篇文章充满偏见，唱衰香港的意图非常明显。

　　为此，笔者和同事一道在《开放导报》杂志上发表系列文章反驳“香港之死”。在笔者看来，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马照跑、舞照跳”，保持香港繁荣稳定是中央的既定方针，香港又是著名的“自由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香港怎么会“死”呢?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对香港的认知和信心没有错，对香港的基本判断和预测没有错。

　　回归以来，作为高度开放自由的城市经济体，香港经历了诸多考验——1997年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的严重冲击，2000年受到全球互联网经济泡沫破裂的极大影响，2003年爆发的SARS疫情导致百业萧条，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对香港的影响至今仍未消除，虽然经历这么多外部冲击，但香港的经济总体来说是好的，增长的趋势是向上的。

　　1997-2013年，香港实质GDP和人均GDP年均增长3.4%和2.7%，2015年的经济虽然不及预期，但GDP增长率仍然有2.4%，作为一个发达经济体，已经是难得的“高增长”。

　　香港的产业结构相对稳定，贸易及物流、金融、旅游及其他工商业支持服务这几大支柱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49.4%，增加到2014年的57.5%，增加了8.1个百分点。更为重要的是，香港失业率长期保持在低位，基本实现全民就业。

　　回归后，香港的经济地位和竞争力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香港是仅次于纽约、伦敦的第三大全球金融中心，同时也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人民币离岸枢纽中心，2015年港交所在IPO方面的集资额居全球榜首。香港在国际竞争力排名中的位置一直靠前，并连续22年获得“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桂冠。尽管在国内城市竞争力排名中遭遇来自其他城市的挑战，香港的地位和优势仍较为稳固。

　　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建基于香港百多年发展的积累以及国家对香港经济的针对性支持：内地居民赴港旅游“自由行”政策提升了经济增长和就业率;CEPA为香港服务业提供了更大市场空间和辐射范围;建设人民币离岸中心是国家对香港金融核心竞争优势的最有力支持。中央政府充分彰显了作为香港发展的坚实后盾的功能和作用。

　　2014年9月29日，笔者去香港铜锣湾的一个写字楼开会，受“占中”影响，路途已经不顺，本来开一天的会，主办方在下午也提前结束。无疑，“占中”影响了香港的经济社会稳定，损害了香港的营商环境和国际形象，其带来的负面影响至今仍未消除。

　　“占中”是香港存在的民生问题和社会矛盾的激化和集中爆发。这不禁令人思考，为什么回归以后香港在经济上总体保持了稳定和增长，却出现了这么多民生和社会问题?

　　依笔者观察，香港的问题主要是结构性问题，突出表现为产业结构的两极化：一极是“高增值低就业”产业，如金融业，2013年以6.2%的就业创造了16.5%的增加值;一极是“低增值高就业”产业，如旅游业，2013年以5%的增加值吸纳了7.2%的就业。

　　产业结构两极化导致中间产业缺乏，成为香港诸多矛盾和问题产生的根源所在，并对相关经济社会结构产生较大影响。

　　2003年到2015年，香港各类地产价格大升4-10倍不等，2015年香港楼价与收入比率扩大为16倍，创回归后新高，资产泡沫风险加大。尽管失业率长期低位，但青年失业率偏高，2014年20-29岁青年的失业率为5.4%，高出全港失业率2.1个百分点。中层职位收缩，就业职位含金量不足，跨阶层流动艰难。高收入和低收入住户差距扩大，收入增长率较低，与此同时财团财富大增，基尼系数无明显改善。

　　结构性问题的存在，导致经济增长与民生福利改善脱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失去协同。香港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阶层流动停滞、楼价和营商成本高企、创新创业艰难等问题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有所加剧。

　　很难想象香港这样一个国际大都会会有近百万贫困人口，近半居民居住在政府公屋里，部分贫困者和公屋轮候者则居住于“劏房”中。同样由于结构性问题的存在，导致中央惠港政策的“红利”难以普惠港人，出现“惠商不惠民”现象，部分港人因此不满。

　　2014年6月，笔者在香港的一次研讨会上提出，香港的结构性问题，必须通过结构性改革来解决。对于改革，部分港人似乎有拒斥心理，其实结构性改革是全球性话题，是市场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这种自我完善是动态、持续的，既包括发达经济体，也包括新兴经济体。结构性改革不可能完全靠市场力量实现，必须在社会共识的前提下推进。

　　某种程度上，香港问题是变与不变的哲学问题。中国内地改革开放30多年，从沿海到内陆、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到社会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是香港的“机会时代”，也是香港转型和结构性改革的大好时机。可惜的是，进入21世纪以后，香港深层次矛盾和内部问题凸显，错过了这个有利的“时间之窗”。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内地因素毫无疑问都是香港经济发展的最大、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未来更将如此。

　　内地仍将按着自身的发展模式和路径继续发展，由此导致的全球政治、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区域竞争格局的变化，可能足以改变历史和震撼世界，更将对香港产生重大影响，香港将进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需要果断抉择和从容应对。在这一进程中，香港与内地或者说与国家的关系，决定着香港的未来。而恰恰在这方面，香港需要反思和调整。

　　2011年6月，由港铁运营的深圳地铁4号线全线开通，4号线贯穿深圳南北、连接深港两地，开启了“深港融合”的新篇章。粤港合作、深港合作是笔者长期跟踪研究的一个方向，笔者非常希望香港与深圳能成为像纽约、伦敦一样的国际大都会区。

　　1997年，笔者参加《深港衔接、共创繁荣》一书的写作，提出香港与深圳合作发展“双子城”的构想。2016年5月，笔者在深港合作圆桌会议上重提“港深国际大都会”的愿景。一个提了十九年的构想、目标、愿景，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香港和深圳虽然有合作、有互动，但离融合发展的“双子城”、“大都会区”仍有相当距离。

　　香港与深圳这两座城市的合作与发展的曲折与现实，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香港与内地关系的变迁。最近几年，香港与内地关系出现了诸多杂音，两地居民冲突时有发生，且被媒体广泛传播乃至于夸大。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有文化的冲突，有法律的差别，也有心灵的距离。这些矛盾和冲突都存在，但不应该被夸大，更不应该过度地被政治化解读。

　　2016年5月18日，张德江委员长在香港谈及“一国两制”和香港问题，他用了三句话概括：勿忘初心、保持耐心、坚定信心。党的十八大提出“两个百年目标”。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之际，正是香港回归50年之期。香港经济全面融入快速崛起的国家经济，是重要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也是香港把握国家发展战略和重大历史机遇的关键。香港的发展需要与国家发展和“中国梦”保持同步，这就要勿忘初心、保持耐心、坚定信心。

　　因此，最重要的是在国家“画布”上勾画香港经济的未来。对香港而言，“一带一路”倡议毫无疑问蕴含着难得的历史机遇和巨大的市场空间。如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扮演并胜任“超级联系人”角色，香港将获得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这就需要香港妥善处理好与内地的关系，在内地资金和企业“走出去”战略中找准位置和角色，在内地和国际两个市场之间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在与国家战略和内地同步发展中提升香港经济的质量与水平。

　　内地与香港的贸易往来，不是经贸关系所能涵盖的。作为香港农副食品的重要供应地，即使在遇到特大水灾、非典疫情期间、低温雨雪冰冻等各种困难的情况下，内地的鲜活冷冻商品始终风雨无阻，按照“优质、适量、均衡、应时”的原则，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香港。

　　2007年下半年国际粮食危机爆发，国家对粮食制粉出口实行配额许可证管理，对粮食及其制粉出口实施更加严格的控制措施。但是，国家确保了香港市场供应。据海关统计，2011年，内地供港小麦粉出口12.1万吨，比1998年增长34.4%;供港大米出口3万吨，比1998年增长1.7倍。

　　不仅如此，内地自2007年3月1日起实施禁止天然砂出口的管理措施，近年来又基本停止发放海砂开采证，只在一些重点工程项目上实行定点定量开采，却对香港采取特事特办，继续对港供应天然砂。截至2011年，对港供应960多万吨河沙。同样，考虑香港社会需求，中央政府仍允许成品油和天然气以加工贸易方式供港，降低了香港的用油、用气成本。

　　当然，内地同胞也永远铭记，每遇天灾侵袭，香港同胞都伸出热情的手。多少次灾害之后，内地接到的最厚重境外捐赠与援助，都来自香港，这份厚重亲情也非经贸数据所能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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