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G20中的新角色与中韩合作

郑瑟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全球治理变革正进入一段关键的转折阶段。对于金融市场而言，这种“大势”变化将对长期趋势和短期主题产生深刻影响。我们认为，2016年9月在中国举行的G20杭州峰会，很可能成为全球治理变革新契机。在全球区域政治较为混乱的背景下，稳定性成为最稀缺的资源。凭借内外部优势，中国有望成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器”。“天时”与“地利”俱备，G20杭州峰会有望进一步实现“人和”，凝聚各国的共识与力量，构建“1+1+20”新型全球经济稳定机制，支持全球经济的企稳复苏。

　　为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从“十八大”以来提出了各种建设性倡议，如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建设方案等。尤其，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座谈会上强调，“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开展跨国互联互动，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本质上是通过提高有效共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

　　那么，中国在G20峰会中能否向世界提供新发展动力呢?

　　时逢乱局，全球动荡，中国经济的稳定性资源弥足珍贵。但是，中国并不会借此追求超然的“宗主国”地位，更不会将自身利益凌驾于他国之上。相反，借助本次G20峰会的平台，中国将与世界各国构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乃至命运共同体，通过平等、公正、高效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放大中国的“稳定器”作用。因此，G20杭州峰会有望形成“1+1+20”新型全球经济稳定机制。

　　“1+1”是指：以美国和中国作为全球经济的“双核稳定器”，共同为世界各国提供稳定性资源。一方面，中美“双核”相互督促，审慎履行“稳定器”职责，充分考虑国内政策对国际市场的溢出效应，避免过度追求自身短期利益最大化而牺牲全球经济的长期稳定与增长。在当前形势下，尤其应该坚守自身的货币政策规则与承诺，避免诱发国际资本无序流动并对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造成冲击;避免过度使用贸易保护手段，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复苏。另一方面，中美“双核”可以加强政策协调，在双方政策间形成共振，从而增强对全球经济的稳定效应，并降低政策成本。例如，2016年3月，中国的两会效应与美联储的延迟加息叠加，“双核稳定器”的政策利好相互加持，为开年即陷入震荡的全球市场创造了一个宝贵的短期拐点。

　　“+20”是指：以二十国集团作为制度创新的推进器，凝聚各国的共识与力量，在多个层面实现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完善与升级，为世界稳定和发展提供系统性、长效化保障。第一，健全国际金融安全体系，推进IMF、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存量改革。尤其要使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与其上升的经济地位相匹配，提高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动性，释放其对于全球经济稳定的正面力量。第二，建立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协调机制，扭转贸易协定的“碎片化”趋势。通过协调、包容的全球价值链条，使“双核稳定器”的稳定性资源高效传导至世界范围，拉动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增长。第三，吸取全球经济治理的历史教训，在利益协同和危机救助中坚持民主、平等、公正的原则，尊重各国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和阶段性。既不将经济金融体制强加于受助国家，也杜绝将稳定性援助与地缘政治利益挂钩，从而开创“共治、共享、共赢”的全球经济治理新局面。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经济下降是全球共同面临的大主题。在全球面临各种经济危机、各种军事冲突不断地发生的恶劣环境中，中国能够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实在是不简单。对于成为G2的中国而言，这次中国首次召开G20杭州峰会是一种新挑战、新机遇。

　　笔者认为，此次G20峰会对中国具有如下意义：首先，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制，成为全球治理的改革者。中国试图改善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将改革世界经济体制作为长期性任务。其次，推广中国模式与议题全球化。其主要目的在于扩展中国公共外交在全球的影响力。中国将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经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进而增强了中国公共外交在全球各地的影响力。最后，中国重新构建全球定位。中国以代表发展中国家为自身的全球定位，致力于保护发展中国家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权利，促使发达国家履行对发展中国家的各种援助和经济合作。

　　中国在此次G20杭州峰会应发挥东道主的主角作用。因此笔者认为，如下三点值得关注：首先，面对发达国家、新型工业国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全球治理需求，中国能否表现出开放性国际协调能力;其次，在其协调过程中，中国能否发挥与其全球大国之一身份相符的G2领导力;最后，中国能否给发展中国家和新型工业国提供帮助其持续发展的全球性公共产品。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十分脆弱，全球经济增长在相当时间内可能都处于低迷状态。为实现全球经济的复苏和振兴，中国应在G20杭州峰会发挥东道主角色，主动推动全球治理的体制改革，创新新全球治理战略，构建G20机构机制，实现G20全球治理制度化，促使新全球经济治理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实现发展机遇的平衡和机制内权利的平衡。

　　关于全球治理制度化与G20机构机制方面，笔者提出两个方面的建议：一方面，中国在G20峰会上可提出如下八大全球治理制度化，包括全球经贸治理制度化、全球金融治理制度化、全球绿色治理制度化(包括环境和气候治理)、全球能源治理制度化、全球传统安全治理制度化、全球非传统治理制度化(反恐怖主义、传染病等)、全球热点议题治理制度化(如英国退欧对全球经济影响力等)，以及全球合作项目治理制度化(包括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方案、韩国欧亚倡议等各国国家战略的对接)。

　　另一方面，为了打造这种八大全球治理制度化，可考虑通过构建三大机构机制来区分角色分工：首先，“G20峰会”负责全球经济治理的顶层设计;其次，新成立“G20一加一部长会议”，让各国经贸和外交部长参与，负责全球经济发展中各国的协调工作;再次，设立“G20秘书处”，负责各国不同议题的调整和执行工作。

　　冷战结束后，中韩两国民间交往自1983年北京申办亚运会开始日趋加强，由于涉及中国台湾和朝鲜的利益，中韩两国建交谈判事宜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完成，是为笔者主张的“第一次中韩大交易”。

　　目前中韩两国都面临着经济放缓下行的压力。同时在半岛安全问题上，两国长期面临外部因素的干扰，如朝核问题、美国因素、萨德问题等。为解决上述问题，中韩应紧密合作，共同突破各种障碍，建立真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韩国为了克服东北亚安全困境、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与中国建立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在改革全球治理、实现经济持续发展过程中需要战略合作伙伴。中韩两国都需要对方的支持和紧密合作，过去24年的中韩合作堪称世界外交历史上的成功典范。

　　在此次G20峰会上，中韩在坚持“政经分离”的两国建交基本原则的同时，应重新推动紧密合作。如习近平主席与朴槿惠总统利用G20峰会的机会进行首脑会晤，可望扭转由于美国“萨德”系统入韩导致的两国关系被动局面。笔者希望两位领导人借杭州G20峰会会晤构建中韩长期秘密谈判机制，使此次“习朴会”成为“第二次中韩大交易”的启动点。

　　如果中韩两国在杭州G20峰会上重启合作，笔者认为可从如下五个合作方向进行：

　　首先，中韩经济战略合作。中韩经济合作不仅在传统贸易上继续发展，还应在“一带一路”和“欧亚倡议”的对接上开展更务实的合作。其次，中韩安全战略合作。中韩两国应以非公开的方式进行安全战略对话，利用该安全对话机制坦诚沟通两国在安全困境方面的各种问题，如萨德问题、朝核问题、韩美同盟、中朝同盟等。再次，中韩公共外交战略合作。两国应致力于拓展多领域、多层次的公共外交，进行全面性、全方位沟通。第四，中韩能源战略合作。中韩应进行能源安全合作，主动推动东北亚能源合作。第五，中韩文化战略合作。两国应在民间领域扩大文化交流，加深对彼此的理解与沟通，共同创新新文化产业，打开全球市场。

　　上述合作中，最关键的是推动非公开安全战略对话和公共外交战略合作，这就需要构建增进中韩两国理解和沟通的平台机制。

　　只有中韩两国主动推动重新合作，才能摆脱由于外部因素介入导致的被动局面。而且两国合作的紧密程度将决定中韩在东北亚地区所能发挥的作用，成为抗衡外部因素的和平力量。

　　中方在去年底把2016年峰会的主题确定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可以说，通过“互联网+”等战略的推进，中国在创新经济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单以互联网行业而言，全球互联网公司十强，中国占了4家。2015年底，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的代表齐聚乌镇，在《乌镇倡议》中提出推动网络国际治理。

　　创新而外，中方的另一个焦点或许在于，推动包容开放的世界经济。“大嘴巴”特朗普上月威胁说，如果世界贸易组织(WTO)阻止其向将生产业务转移出美国的企业征税，那美国可能会退出WTO。相比这位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中国则显得“很靠谱”。在亚洲，中国正在着力推动降低关税，建立大范围的自由贸易区，推动国际贸易增长;在全球，中国积极与美欧商签投资协定，抵制保护主义，促进建立自由开放的投资环境。

　　不得不说，某种程度上正是发达国家将中国推到了国际经济治理的前台，中国必须承担起这种责任。可以预见的是，此次G20峰会，中国将利用主场优势，为世界经济新一轮繁荣贡献新理念与新动力。

　　根据新华网、中国网等采编【版权所有，文章观点不代表华发网官方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