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是新旧文化冲撞下的成果

郑瑟

　　10月23日，潜山县余井镇将在通俗小说大师张恨水故乡举行张恨水文化旅游节。本次活动旨在整合旅游资源，挖掘文化特色，展示美丽乡村建设成就，打造文化旅游新亮点，塑造全域旅游新形象。

　　旅游节将围绕张恨水文化，推出系列富有本土特色和文化内涵的节目，如歌曲《皖水河畔是家乡》、情景剧《张恨水名著选段》以及歌舞等，余井籍书法爱好者还将现场赠送书法作品，展示恨水故里、书香余井的文化底蕴。开幕式还将推出游长春水库、赏湖光山色，去桔园采摘、享丰收喜悦等活动，让游人乐品文化，乐游山水，乐享丰收。

　　潜山余井，人杰地灵。有“爱民如子”的明万历年间进士徐尧莘;教化乡里、德才并重的同治举人汪士储;勇猛无畏、谋略过人的清代武将郑洪胜;组建抗日游击队勇击日寇的张牧野;更有通俗小说大师、著名报人张恨水，以三千万言建起了一座文学金字塔。余井镇文化底蕴深厚，马道岗古墓群、柴阁皖阳城故址、曹操“落马桥”、始建于汉献帝时的水利工程乌石堰、占庄老屋、高楼举人府等一些保存完好的古民居，无声地诉说着悠久历史、人文风貌。

　　近年，余井镇依托“天蓝、山清、水秀、生态美”优势和厚重的文化底蕴，整合旅游资源，抢抓全域旅游发展机遇，开发张恨水故居与水库景区自然景观，打造恨水文化名片和恨水产业，建设一批森林养生休闲、亲水休闲、文化休闲等旅游娱乐项目，积极申报长春水库AAA级旅游景区，取得了显著成效。

　　相比较鲁迅等新文学作家而言，张恨水的写作人生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严格地说，我们中国的文字市场是民国时代才开启的，此前的文字不是没有报酬，而是没有一个像样的新闻出版的市场基础。

　　即使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汤显祖、冯梦龙、曹雪芹们的天才劳动，有过散碎银两的报酬，也不足以仅靠“著书”就满足“稻梁谋”。

　　这一状况到民国时期有了改变，中国现代的新闻出版市场一旦发动，就创造了惊人的绩效。用现在的话说，读者粉丝对作者的回馈，使作者有动力成为职业，很多人都赖文字谋生、立足、报世，服务于世道人心。张恨水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作家，相比较鲁迅等新文学作家而言，张恨水的写作人生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有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学者表示，20世纪早期，最受大众欢迎的是通俗小说，尤其“新鸳鸯蝴蝶派”的小说。这一派的代表作家徐枕亚、张恨水、张资平，那名字就是小说销量的保证。要想得知当时的销量，最直接的数据就是印刷版次数和印刷数量。有统计，徐枕亚的《玉梨魂》先后再版超过三十次、张恨水的《啼笑因缘》也数十次再版。

　　当时不少报刊都连载小说，只要刊登有张恨水这些人的小说，那绝对不愁销量。这里面最红的作家，是张资平。张资平早期的小说都是恋爱小说，里面也都是三角甚至四角的恋爱关系，对当时的读者来说，无疑有解放个性的吸引力在里面。所以张资平的小说一经发表，一年数版，印刷上万册是平常的景象。以四人感情纠葛为题材的小说《飞絮》为例，5年内印刷了12版。当时的文学男青年、女青年最爱看的就是这类恋爱小说，张资平走进学校，都是拿着他的书求见面、求签名的狂热读者，用时髦的话说，张资平绝对算那个年代风靡一时的“男神”。

　　张恨水的文字缘乃是一种宿命。他本名张心远，出生于安徽一个将门家庭，在少年成长中，已经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父亲计划送他出国留学，但17岁时父亲去世，全家人失去了生计来源。

　　家庭丧乱改变了张心远的人生，他当时苦无办法，一度闭门不出，在家里的老书房苦读。作为一家之主，只顾读书的行为引起乡邻的嘲笑，人们说他是“书呆子”、“书牖子”。他自己则寄情文字世界，开始写作，除了诗集、词集，还写了一本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青衫泪》。就是在17岁这一年，张心远改名张恨水，取自“人生长恨水长东”。

　　21岁时，张恨水于芜湖《皖江日报》做编辑，正式开始了他的文字生涯。当时的月薪只有8元，但足以在经济上自立。22岁时，张恨水辞去工作，到北京做“北漂”。他为此给记者做助手以得10元的劳务费，他的一首词，“十年湖海，问归囊，除是一肩风月……”让后来的报业巨子成舍我看到，两人成为好友。成舍我办报，请张恨水当助理，副刊主笔。年轻的张恨水抓住了机会，他借此平台使自己成为一个“副刊圣手”、“小说大师”。

　　29岁时，张恨水担任《世界日报》的副刊主笔，开始创作长篇小时《春明外史》，号称“用作《红楼梦》的办法，来作《儒林外史》”，90多万字的小说，连载四年多，风靡整个北京，张一举成名。

　　当时的盛况是：每日下午两三点钟，许多读者便在报馆门口，焦急地排队等待当日报纸发售，只为先睹《春明外史》为快。他们不论寒暑，不管风雨，坚持在报馆门口排队，天天如此，一排就是五年。

　　31岁时，张恨水开始另一部长篇小说创作，即百万言的《金粉世家》。小说的成功，使张恨水成为出版的宠儿，他曾经一下子得到8000元的稿酬(合今人民币60万元左右)，以及每月500多元的稿酬。这在当时，绝不亚于一流大学教授的收入。当时人传说张恨水，“10分钟成交数万银元稿费，在北平买下一座王府”。

　　张恨水小说的受欢迎程度大概只有今天的美剧、韩剧可以与之相比。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张恨水书店”，不法书商也攒出了100多种伪书。当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在上海《新闻报》连载时，《新闻报》的副刊主编严独鹤立即与严谔声、徐耻痕办了一个叫“三友书社”的出版社，这个出版社惟一的目的就是出版《啼笑因缘》。

　　但张恨水自己很是淡然，他说，“我虽然现在天天发表文字，却只有两个目的，其一是混饭，其二是消遣。混饭是为职业写字，消遣是为兴趣写字——四十年记者生涯，以字当米一粒粒蒸了煮了吃了，甘苦自知，悲喜两忘。写字就是营生罢了，如同摆摊之类的小本生意，平淡如斯，实在如斯。”

　　写字对张恨水成了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他自比“推磨的驴子”，“除了生病或旅行，没有工作，比不吃饭都难受”。他最为骄傲的是自己供养了全家人的生计，在北平住的大宅子，是用稿费换来的，院里有枣树，槐树，樱桃树，桑树，丁香……他喜欢“隔着大玻璃，观赏着院子里的雪和月，真够人玩味”。“全家30多口人，靠一枝笔，日子倒过得不错。”

　　张恨水堪称文字世界的大师、圣手。他最多时能够同时写七部长篇小说，有人问他：“您同时写好几部，不乱吗?”他回答：“你自己的孩子，会弄乱吗?”

　　当时没有电脑也没有复写纸，他把稿子的最后一页留下，着手写哪一部小说时，他就“复习”留下的那页纸，知道故事发展到哪里了，再接着写。他的名言是，“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

　　张恨水的读者上有鸿儒，下至白丁。被尊为“教授之教授”的大学者陈寅恪也是张恨水的读者。在西南联大之时，陈寅恪身染重疾，双目失明，曾请人朗读《啼笑因缘》、《水浒新传》，成为病中的消遣。而张爱玲则在张恨水的影响下，走上文坛。读了几本张恨水的书之后，十几岁的张爱玲忽发奇想：我要是也能写几部该多好啊。

　　但是，张恨水不属于新时代。新时代没有文字市场，计划经济安排下的文字皆属于工作和宣传。1953年，北京文联在工作汇报说，“旧小说家的政治思想水平很低，又不熟悉新社会，如张恨水、陈慎言等，写东西很多很快，但都不能用。”他的书不能出版，文章不能见报。幸而他跟毛泽东有过交道，在周恩来等人的过问下，他被聘为文化部顾问、中央文史馆馆员，算是有了生活补贴。

　　到了当代，文字市场重新启动，张恨水的价值又被出版界、影视界发现。但直到今天，学院派、文学史仍对他的价值语焉不详。

　　如果我们回看百年中国史，我们可知张恨水是新旧文化冲撞下的成果，他也承担了新旧文化施加的业力。跟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圈子、政党、学院等支持不同，张恨水完全依靠市场写作，读者是其“衣食父母”，这样的“煮字疗饥”跟传统不同，他跟社会是互动的，他以作品参与了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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