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非的投资环境及投资建议

郑瑟

　　近年来，非洲吸引外资流量逐年增长，2014年达到539.12亿美元。2010-2014年间，累计吸引外资流量排名前十位的国家分别为：尼日利亚(324.43亿美元)、南非(264.50亿美元)、莫桑比克(212.83亿美元)、埃及(209.09亿美元)、加纳(156.42亿美元)、摩洛哥(137.51亿美元)、刚果(布)(136.76亿美元)、刚果(金)(120.99亿美元)、阿尔及利亚(120.82亿美元)和赤道几内亚(105.71亿美元)。

　　同时，2014年中国对非投资流量与2004年的3.92亿美元相比增长近10倍，累计排名前十位的非洲国家分别是：阿尔及利亚(14.03亿美元)、津巴布韦(13.80亿美元)、赞比亚(13.76亿美元)、苏丹(12.56亿美元)、尼日利亚(11.24亿美元)、刚果(金)(9.34亿美元)、肯尼亚(7.57亿美元)、毛里求斯(6.10亿美元)、坦桑尼亚(5.16亿美元)和加纳(4.99亿美元)。

　　建筑业、采矿业、金融业分别为中国企业对非投资存量的前三大行业。同时，在与制造业紧密相关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领域，中企在非投资显著增长，已成为第四、第五大投资行业。

　　今天，我们就为大家**东非的投资环境及投资建议，希望为中企在当地的投资经营提供参考。

　　肯尼亚在其“2030年远景规划”中提出，要建设“新兴工业化、中等发达和具有国际竞争力”国家的宏伟目标。

　　埃塞俄比亚在其“增长与转型计划”中强调实现“现代高效的农业和工业起主导作用的经济，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国家”。

　　坦桑尼亚将其发展重点放在农业和制造业，制定“南方农业发展走廊”规划，希望建设东非制造业基地，并将旅游业作为减贫战略重点。

　　厄立特里亚由于难以融入东非地区经济发展，因此在其发展规划中非常强调粮食安全和经济自立。

　　吉布提则扬长避短，强调发展自由经济、开放投资和市场，其规划目标是建设东非的物流、信息和金融中心，打造“东非迪拜”。

　　布隆迪在发展规划以减贫为核心目标，其制定的“第二代减贫增长战略规划(2012-2015)”将促进增长和就业放在核心位置，主要措施是改善投资环境、加强农业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服务业发展。

　　卢旺达“2020远景规划”目标确定为人均收入翻一番，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主要措施是通过大力发展信息通讯产业，将农业型经济转变为知识型经济。

　　乌干达“2040年愿景发展战略”确定其发展目标为GDP达到5805亿美元，人均收入实现9500美元，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年均GDP增长率达到8.2%以上。重点措施包括：(1)适度扩大政府投资，大力发展私营经济;(2)推进城市化进程;(3)重点加强科技创新、能源、人才、私营经济和公共服务五大领域政策支持;(4)重点建设石油、能源、集成电路和运输四大产业，加强国家创新体系;(5)加速工业化进程。

　　虽然东共体三国坦桑尼亚、肯尼亚和乌干达的先令可以自由兑换，甚至可以使用对方货币发放贷款，但目前东共体尚未形成统一货币。

　　除了厄立特里亚的纳克法外，埃塞俄比亚的比尔、吉布提的法郎、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先令均可与美元自由兑换。

　　吉布提的金融环境最为宽松，不仅没有外汇管制，实行自由利率，且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和对外资全面开放，外资股权比例没有限制，其货币政策有力地支撑了金融服务业发展。

　　肯尼亚也是没有外汇管制的国家，外资利润可以自由汇出，居民和非居民都可以方便购汇。

　　埃塞俄比亚实行“外汇拍卖制度”，外资利润可以自由汇出;现在外汇统一由National Bank控制，申请美元需要排队。由于外汇紧缺，外资利润事实上汇出难度较大。

　　坦桑尼亚实行经常性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外汇和本币可以自由划转，外资利润可自由汇出。

　　厄立特里亚于2013年部分放开外汇管制，但由于纳克法与美元不可自由兑换，因此外资利润汇出存在一定障碍。

　　虽然该地区国家尚未参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但在埃塞俄比亚可以使用银联卡，在坦桑尼亚可以使用我国银行发行的Visa卡。中国银行在肯尼亚设立了代表处，这是我国金融机构在东非设置的首家常设机构。

　　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坦桑尼亚都实行国、地税分家，这对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同时发挥地方积极性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吉布提由于国家较小，因此按照个人、企业和间接税三大主要税种征税。

　　肯尼亚的税制较为复杂，不仅实施属地税和属人税相结合，对企业、个人跨境和海外收入也均纳入计税范围。

　　除了吉布提在公司税和增值税环节明显偏低之外，其余国家税率基本比较统一，而且方便灵活。

　　企业税除了按税率征收外，还可以实行包税制。个人税均实行累进税制，且各国基本都将起征计税点设置较高，有利于个人免税。

　　流转税环节基本没有实现“营改增”，其中吉布提正在将其销售税过渡为增值税，过渡完成后，居民基本生活用品计税范围将有所减少。

　　埃塞俄比亚在引进外资方面最为重视农林牧渔业及与之相关的制造业，同时非常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但对外资进入电力、通信、军工及多数服务业领域有严格限制，这一方面反映出该国高度重视维护国家对重点行业的控制，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将国民就业问题放在重要位置考虑。

　　肯尼亚在引进外资方面最为重视制造业和酒店业，同时鼓励农业和基础设施投资。

　　坦桑尼亚的引进外资的主导行业为矿业和基础设施，先导行业为农业、房地产、金融、制造业、物流及旅游业等。

　　吉布提在引进外资时重视与商贸有关的基础设施、金融和服务业，但对物流运输业则要求必须与当地合作。

　　厄立特里亚鼓励外资进入矿业和制造业，但对金融和内贸物流进行控制。

　　各国均以不同法律形式对外资进行保护和鼓励，如埃塞俄比亚的“2002投资公告”、厄立特里亚“外资特别投资法”、吉布提“投资法”、肯尼亚“投资促进法”、坦桑尼亚“投资及保护法”等，这些法规均对外资给予税收、关税、财政补贴、设备折旧、利润汇出、再投资优惠及权益保护等优惠。

　　各国重视以“特别经济区”方式吸引外资，对自贸区、出口加工区、经济特区等入驻外企提供更为优惠的政策支持，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以及简化手续、提高管理效率。

　　埃塞俄比亚的东方工业园，肯尼亚的阿斯河出口加工区，蒙巴萨、基苏木和拉穆自贸区都是比较成熟的经济特区，在制造业、出口贸易、物流商贸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坦桑尼亚的特殊经济区发展很有特色，目前其千禧贸易园，哈发迪、基松果、卡马尔、姆库兰嘎出口加工区和姆卡帕经济特区都运作良好，出口创汇和引进资金、技术效果显著。未来，坦桑尼亚将仿照我国深圳和天津泰达城镇型经济特区方式，筹建巴加莫约、姆特瓦拉、基格玛经济特区和坦桑尼亚义乌物流中心，实现出口经济开发区、专业经济开发区和城镇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协同发展。

　　除了各国给予的框架性优惠政策外，该地区国家在吸引外资方面采取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特别措施。

　　一是该地区各国除少数限制性领域外，都允许外资设立独资公司，再加上非常宽松的利润汇出管制和优惠的招商引资条件，**增加了对外资的吸引力。

　　二是对于外资企业利用利润再投资进行鼓励，例如埃塞对此给予2～7年的免税期，肯尼亚允许外资企业递延亏损直至盈利，坦桑对外资企业给予5年亏损补偿、以及投资回收前免缴所得税等等，这些措施降低了外资投资风险，促进外资进行长期投资和再投资，有利于“蓄水养鱼”、滚动发展。

　　三是部分国家加大对外资的补贴支持力度，例如吉布提对投资基础设施和商业不动产企业可给予10年所得税免除，在其自贸区内企业可免除所有直接和间接税;肯尼亚对制造业、酒店业及保税工厂和出口加工区企业予以100%补贴;坦桑尼亚甚至规定外资企业可享受资本投入100%返还。

　　东部非洲肯、坦、埃塞三国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特点决定了其必将逐步启动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我国企业在前期已形成较好的基础，下一步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

　　从经济结构来看，东非主要经济体国家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和肯尼亚三国农业在其国民经济中贡献最大，这种产业结构在过去的十年间并未发生本质变化。由于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很大，工业发展得不到很好的人力资源支持，需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解决产业结构优化和人口集中转移。

　　从要素禀赋来看，这三国的能矿资源在相当一段时期还无法成为其经济发展的支撑，而落后的基础设施和分散的生产方式又制约了其农业发展的空间。虽然这些国家拥有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但在缺乏培训和相应生产设备及配套设施的情况下，劳动力资源优势无法得到很好的发挥，需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

　　从经济规模来看，肯、坦、埃塞经济规模总量较小，整个东非地区的经济总量之和都不如南非、尼日利亚、埃及和阿尔及利亚一国的水平。东非地区人口与土地的比例在非洲而言相对较高，要提高人均国民收入、增加经济发展动力，必须依靠大规模城市化进程解决财富集中增长的问题。

　　从发展动力来看，拉动一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和出口在东非主要经济体严重不均衡，虽然这些国家近年来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带动了经济增长，但毕竟起点低、底子薄，如果消费和出口没有跟进发展，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而提高消费水平、增加出口竞争力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通过城市化进程打造产业集群优势和经济发达区域。

　　从投资方向来看，投资总量大体上包括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目前上述国家在基础设施领域吸引外资的力度都很大，也希望通过基础设施优化来改善投资环境从而吸引更多的制造业投资。然而，与单一倚重基础设施投资的方式相比，城市化进程不仅可以实现投资的综合带动，更重要的是可以将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支柱，这也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

　　首先，可以在城市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此前数年，中资企业在东非地区主要经济体国家交通、房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都有很好的基础，下一步可以在其城市化建设中凭借既有优势，拓宽发展领域。特别是在房建领域，很多中资企业在国内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房地产开发经验和实力，而上述国家房地产业刚刚起步，资金、经验、人员、技术等方面都很欠缺，值得进行进一步的尝试和探索。

　　第二，城市化进程给制造业投资带来机会。制造业投资一方面与东道国投资环境息息相关，同时也与其国内市场和出口贸易情况关系密切。我国对东非主要经济体的制造业投资正在逐步发展，但中资企业的巨大产能优势没有充分发挥。随着东非主要经济体国家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其国内投资环境将进一步得到改善，国内市场也将逐步扩大，必将给中资企业的制造业投资和技术、产业转移带来新的空间。同时，通过制造业的本地化也将起到拓展国际市场、优化中国与这些国家贸易结构的作用。

　　第三，农业合作将产生新的空间。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和农村的影响巨大，在转移劳动人口的同时也会带来弃耕弃荒、粮食减产等问题，尤其对于以农业立国的东非主要经济体国家而言，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转化为政治和社会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土地的集约化使用和现代化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推进农业交流合作始终是我国对非经济合作的重点内容，我国企业在国内也有丰富经验，值得引起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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