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农奴制度已变成历史的一部分

郑瑟

　　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近期解密部分珍贵藏文历史档案，涉及农奴制的契约文件，见证了始于10世纪并持续到20世纪上半叶的西藏农奴制下农奴的悲惨生活及农奴主的惨无人道，再一次以史实证明了西藏封建农牧制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

　　在旧西藏，神权至上，政权庇护神权，神权控制政权，神权与政权融为一体，共同维护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封建领主的统治。据统计，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共有寺庙2676座，僧众114925人。僧众人数约占男性人口的四分之一，其比例远超欧洲中世纪神职人员，世所罕见。

　　在神权政治下，宗教被封建农奴制玷污，寺庙并非单纯的潜心礼佛的清净之地，而是集开展宗教活动、控制一方政权、实施经济剥削、囤积武装力量、进行司法审判等功能为一体的统治堡垒。有的寺庙内部私设公堂，不仅有手铐、脚镣、棍棒，还有用来剜目、抽筋的残酷刑具，惩罚农奴手段极其残忍。现存的20世纪50年代初西藏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致热布典头目的一封信内记载，一次，为了给十四世达赖念经祝寿，下密院全体人员需要念忿怒十五施食回遮法，“为切实完成此次佛事，需于当日抛食，急需湿肠一副、头颅两个、多种血、人皮一整张，望立即送来”。寺庙领主在三大领主中放债最多，约占总额的80%。

　　由于大量人口不从事生育和生产，并且成为神权政治压榨的工具，导致社会资源严重匮乏，人口增长长期停滞。据19世纪中期成书的《圣武记·西藏后记》记载，清乾隆二年(1737年)理藩院汇造西藏达赖、班禅所辖地区，共有喇嘛31.62万人以上，而当时西藏(不含今昌都地区)共有人口约109万。到20世纪50年代初，西藏人口依然徘徊在100多万，200多年间几乎没有增长。

　　利用宗教加强对社会的控制，是神权政治的突出特点。原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官员、20世纪40年代在西藏工作的著名藏学家李有义在回忆文章《西藏，神秘的和不再神秘的》中感叹道：“西藏的农奴遭受着如此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他们为什么不起来反抗呢?我也向农奴问过这个问题。不料他们的答复却是‘第，赖哉’，意为这是业果。他们相信今世受苦是前世造了孽，今世受苦才能洗净罪孽，下世就能转生到更好的境界。这就是喇嘛对他们的教导，而藏民是坚信不疑的。”在李有义看来，正是这种思想控制，使“农奴一生一世都是为未来积累功德，贵族用鞭子抽他们，他们还以为是在为他们洗罪呢!”

　　亲历西藏的英国人查尔斯·贝尔在《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说：“你下一辈子是人还是猪，难道对你没什么关系吗?达赖喇嘛能保你投胎成人，当大官，或者更好一些——在一个佛教兴盛的国度里当大喇嘛。”他进而指出：“毫无疑问，喇嘛采用了精神恐怖手法以维持他们的影响和将政权继续控制在他们手中。”

　　1959年以前的西藏，仍然保留着封建农奴制。法国旅行家亚历山大·大卫·妮尔1916-1924年间曾先后5次到西藏及其周边地区考察。1953年，她出版了《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对旧西藏的农奴制有过这样的描述：“在西藏，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在他们中间很难找到一个已经还清了债务的人。”“为了维系生活，农奴不得不借钱、借粮、借牲畜，支付高额利息。然而，来年的收获永远还不完膨胀的利息。”“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他们只好再借，借口粮，借种子。……如此下去，年复一年，永无完结，直到临死的时候也不能从债务中解脱出来，而这些债务就落到了他儿子的身上，可怜的儿子从刚一开始种田生涯起，就受到这些祖传的债务的压榨，而这些债的起源早已是遥远的过去的事了，他根本不知道这从什么时候说起。”“这些可怜的人们只能永远待在他们贫穷的土地上。他们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一年更比一年穷。”

　　在封建农奴制下，人被划分为等级。在旧西藏通行了数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明确将人分成三等九级，将森严的等级制度法律化。法典规定：“人分上中下三等，每一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级。此上中下三等，系就其血统贵贱职位高低而定”，“人有等级之分，因此命价也有高低”，“上等上级人命价为与尸体等重的黄金”，“下等下级人命价为一根草绳”。

　　落后的封建农奴制以及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使旧西藏成为一个贫富分化极其悬殊的社会。至20世纪50年代末，占西藏人口不足5%的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几乎占有西藏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河流、河滩以及大部分牲畜。据统计，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有世袭贵族197家，大贵族25家，其中居前的七八家贵族，每家占有几十个庄园，几万克土地(15克相当于1公顷)。十四世达赖家族占有27座庄园、30个牧场，拥有农牧奴6000多人。十四世达赖本人手上有黄金16万两，白银9500万两，珍宝玉器2万多件，有各种绸缎、珍贵裘皮衣服1万多件。而占西藏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则一无所有，处境悲惨，毫无人权可言。对这些人，西藏有民谚称：“生命虽由父母所生，身体却为官家占有。纵有生命和身体，却没有做主的权利。”

　　20世纪30年代，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在《消失的地平线》一书中，描绘了梦幻般美妙绝伦的人间乐土——“香格里拉”。此后，追寻“香格里拉”成为许多人的梦想，有人甚至把西藏视为“香格里拉”的原生地。然而，这只是人们的善良愿望，旧西藏根本不存在“香格里拉”。

　　旧西藏的落后从以下情况可略窥一斑：直至1951年和平解放时，西藏没有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学校，青壮年文盲率高达95%;没有现代医疗，求神拜佛是大部分人医治疾病的主要办法，人均寿命只有35.5岁;没有一条正规公路，货物运输、邮件传递全靠人背畜驮;仅有一座125千瓦的小电站，且只供十四世达赖及少数特权者使用。

　　亲历旧西藏的中外人士无不被其落后的社会场景所触动，并留下许多身临其境的描述。1945年，李有义在西藏实地考察数月后观察道：“在沿着雅鲁藏布江中下游约1700多英里的旅程中，我所看到的是一派衰败的景象。在每天的旅程中都能看到几处人去楼空的废墟，垄亩痕迹依稀可辨，人烟却已杳杳。我所经过的这种‘鬼镇’何止百处……我出发考察时正是秋收季节。这个季节就是在内地比较落后的农村里，你也可以在农民的脸上看到收获的喜悦。但是在1945年的西藏农村，我却不曾看到一副喜悦的面孔。我所看到的是贵族和‘差领巴’(收租人)对农奴的怒吼和鞭打，我所听到的是农奴的哭泣和叹息声。”

　　原英国《每日邮报》驻印度记者埃德蒙·坎德勒在1905年出版的《拉萨真面目》中也写道：拉萨“这座城市脏得无法形容，没有下水道，路面也没有铺砌石块。没有一栋房子清洁干净或经常有人打扫。下雨之后，街道就成了一洼洼的死水塘，猪狗则跑到这些地方来寻找废物渣滓”。

　　曾任西藏自治区广电厅厅长的杜泰(藏族)回忆说：“当1951年我来到拉萨的时候，这座城市的贫困和破败确实也出乎我的意料。那时候，拉萨除了大昭寺周围的八廓街，几乎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也没有任何公共服务设施，没有路灯，没有供水和排水设备。街头经常看到冻饿而死的人的尸体，还有乞丐、囚犯和成群的狗。大昭寺西面是叫‘鲁布邦仓’的乞丐村，小昭寺周围也是乞丐聚合地。当时乞丐竟有三四千之多，占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强。”

　　1950年，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后来担任过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阿沛·阿旺晋美向噶厦发电反映昌都地区情况时说：“因时世混浊，民不堪命，这里有的宗(相当县)内仅有七、八户还有糌粑，其余全以食元根(即蔓菁)为生，乞丐成群，景象凄凉。”

　　大量事实证明，到20世纪中叶，西藏的旧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阿沛·阿旺晋美曾回忆说：“记得在40年代，我同一些知心朋友曾多次交谈过西藏旧社会(制度)的危机，大家均认为照老样子下去，用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将毁灭。”

　　20世纪50年代，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已实现了政教分离，此时的西藏仍然实行着这种落后的制度，严重阻碍着西藏社会的发展进步，使西藏与现代文明渐行渐远。19世纪后，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掀起废奴运动，英国、俄国、美国等国纷纷废除奴隶制度。1807年，英国议会通过法令禁止本国船只参与奴隶贩运交易。1861年，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二世正式批准了废除农奴制度的“法令”和“宣言”。1862年美国总统林肯发表《解放黑人奴隶宣言》，1865年美国国会通过《宪法第13条修正案》，正式废除奴隶制。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在农奴制近乎绝迹的20世纪中叶，世界上最大的农奴制堡垒依然盘踞在中国的西藏，这不仅阻碍着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也是对人类文明、良知和尊严的羞辱。

　　人所共知，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是比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度更为残酷的腐朽制度，占人口不足5%的三大领主几乎占有西藏的全部耕地、草原、山林和绝大部分牲畜，并以封建领主庄园的占有形式为其服务，而占总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不得不终身依附于三大领主，祖祖辈辈遭受着封建领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三大领主结成一体，构成了政教合一的统治政权，他们倚仗封建特权私设公堂、监狱，随意对农奴施行鞭打、挖眼、抽筋、断肢等酷刑，随意买卖和任意处置农奴，劳动人民被剥夺了做人的权利。在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下，西藏的经济文化长期停滞，生产日益萎缩，工具简陋，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很明显，在这种制度下的生产关系已与生产力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和对立。这种制度表现出了对文明和进步的反动，依靠政治和宗教的强力保障的森严等级使人们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关系“先天赋予”，任何活力在这种制度下都会失去再创造的能力;这种制度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反对科学技术的介入和技艺更新，把建立在新型技术基础上的经济社会进步视为洪水猛兽，并将其与宗教常规对立起来，像一颗钉子把社会前进的车轮牢牢固定在宗教门坎之下;用制度限制劳动主体的自由流动，农奴和奴隶在经济上饱受剥削，在政治上遭受压迫，劳动热情受到压抑和摧残，而封建农奴主不事生产，挥霍无度，使生产力中最主要、最活泼的因素窒息而尽;封建贵族、上层僧侣唯恐失去既得利益的心态，使西藏社会失去了对外部文明的接受弹性，而制度自身又缺乏自我更新的机制，仅靠封闭的内部循环来苟延其制度的存在已不可能。

　　那么，为何在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已经建立、全国大部分地区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情况下，西藏还处于封建农奴制度的统治之下呢?这是由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所决定的。正是由于这种不平衡性，中央人民政府已经赋予了封建农奴制度维系者自我改革的机会和条件，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十七条协议”)中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考虑到西藏上层中的封建农奴主集团利用民族、宗教作招牌，欺骗群众，挑拨民族关系，企图将这一制度永久持续下去的顽固立场不容易改变，西藏又长期受到神权统治和影响，无论是上层还是普通民众，耐心细致的工作不可或缺。为争取更多的群众和贵族阶层，中央对废除封建农奴制度、实行民主改革采取了“慎重稳进”的方针。同时，在西藏地区投入财力、物力，支持基本建设，尽可能消除人民的苦难。百万农奴看了8年、比了8年、想了8年、盼了8年。民众的觉悟和中国社会进步的潮流使封建农奴主们非常惊慌，上层统治集团的一些人为了永远保持他们认为的最美妙的农奴制，不惜以发动叛乱来抗拒百万农奴的要求和进步的历史潮流，但社会进步发展的规律、西藏人民向往社会主义、废除封建农奴制的强烈要求，已形成将落后的社会形态带入到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而对于分裂国家的叛乱更不能坐视，百万农奴必须获得解放，废除 “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已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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