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欧洲发展愿景

郑瑟

　　“一带一路”中欧地区对外形象塑造论坛10日在欧盟所在地布鲁塞尔举行，此次论坛特别关注地区对外形象塑造推广与旅游业间相互成就的紧密关系，深度探讨推进中欧层面的相关合作。

　　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杨燕怡大使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既是经济强省，也是文化大省。广东奇迹既得益于辛勤的劳作，也得益于它开放的姿态。今天的论坛不仅是不同文化、不同社会之间的和谐对话，也将有助于中欧双方抓住‘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各种契机，促进中欧关系的发展。”

　　广东省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慎海雄在开幕致辞中介绍了广东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与欧洲贸易的历史渊源。

　　慎海雄强调，治理理念对地区形象塑造的关键意义，指出中国新发展理念“与欧盟发展战略高度吻合，中欧双方不约而同，力求彰显社会发展‘以人为本，民生为要’的思想，关注发展质量，切实保障公民从经济发展中充分获益。围绕这些共同理念进行深入研讨，必将为增进中欧人民之间的了解、推动全球化进程持续深入带来积极动力”。

　　欧洲议会旅游交通委员会副主席兼欧中“一带一路”文化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席乌伊海伊·伊什特万等欧盟官员在开幕式致辞中对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欢迎和高度赞赏，相信论坛的举办必将有助于推动欧盟与中国之间的人文交流与合作。

　　此次论坛是2017“感知中国-广东文化欧洲行”的主要内容，是“2018中欧旅游年”的预热活动之一，也是第三届中国-欧盟文化艺术节的旗舰活动。中国-欧盟文化艺术节自2015年中欧建交四十周年纪念之际在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创办，至今已成功举行三届，致力于建立中欧文化艺术交流的常态化机制。2017年第三届中国-欧盟文化艺术节于5月至11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安特卫普、法国首都巴黎、英国爱丁堡、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等城市举办。

　　在庆祝《罗马条约》签订六十周年之际，欧盟似乎并没有相应的热烈气氛。面对英国首相启动脱欧程序、日益加重的难民危机、持续发酵且无以为继的欧债危机，以及各成员国此消彼长的民粹主义冲击，这个从二战战火中走出来的欧洲联盟和平项目似乎开始迷失方向。

　　欧洲一体化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科，似乎60年的生命竟要画上句号。从历史学的角度审视欧盟的发展历程，在美国马歇尔计划的助力之下，让.莫内和罗贝尔.舒曼这两个跨界天才把一个突发奇想转变成了今日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发达国家联盟，和最可能证明联邦制潜能的治理体系。在二战后权力真空、残破的民族国家和美苏英大国角力的背景下，欧陆各国没有选择走苟全于超级大国之间的发展道路，没有选择走多边制衡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而是选择了欧陆各国集体利益的区域一体化邦联愿景，这是一个真正的欧洲发展愿景。

　　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由戴高乐将军造成的一体化停滞，经济衰退，70年代的石油危机，左翼恐怖主义，和一系列冷战基色下的局部冲突，直到1985年的《单一欧洲法案》签订，欧盟才真正开始走上复兴之路。这样概括的描述是为了说明在每一个由我们熟悉的地名命名的条约背后，是无数连续的、不能简单略过的历史进程，其中也贯穿着无数生动的个体的故事。

　　如果时间倒回20年，可能今天欧盟所面对的民众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广泛质疑会显得匪夷所思。历史没有假设，经济学家也并不能未卜先知，然而拉尔夫.达仁道夫爵士在1997年11月做过一个经典的预言，在评论全球化进程时，他警告人们新的区域主义将会出现在民族国家和宗教领域，而且反现代的动机也会露头。不过他的结论并不消极，“自由主义会长存，不会消亡。”20年后的今天，进步的和追求自由的力量仍占据主流。

　　2016年见证了柏林墙倒掉后第一次出现两个主张修建高墙的人，一个是美国的川普总统，一个是匈牙利的欧尔班总理。利用有效的民意操纵，他们成为全球民粹主义兴起的标志性人物。然而，我们在得出这一结论时却忽视了，并不是民粹主义兴起，而是理性的自由主义在衰落：民粹主义及其土壤——民族主义一直都存在。全球化的红利并没有减少，而是财富分配的现状让人们忽视了自身福利的改善，而更多关注不平等所带来的心理反应。最近的一个例子，是英国首相特里莎.梅在下议院演讲，当她提到英国和欧洲需要重新强调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时，举座哗然，对这种价值观的嘲笑和轻蔑正是民粹主义方兴未艾的原因所在。

　　当前欧盟面对的问题主要是与成员国自由与繁荣相关的经济与移民(难民)问题，与安全相关的成员国协作问题，和与内部治理相关的自身机制问题。尽管土耳其、乌克兰和俄罗斯也对欧盟造成影响，但这些外部因素发生影响和得到解决更多要靠超出欧洲范围的国际多边机制。

　　依托单一市场提供的四大迁徙自由(资本、产品、服务、人力)，欧盟内部就能实现像中国一样的“巨国效应”(经济学家盛洪认为，在国际贸易中，规模大的经济体比较优势更大，且其自身就构成各区域比较优势显著、可交易的国内市场。)在普遍看好的容克计划下，欧盟有望大量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创新科技等，加之数据化方面的创新能力，欧盟仍是一个极具潜力的经济体。而要实现可持续的增长，欧盟还需要解决众多的社会问题。欧洲人习惯对社会危机置若罔闻，当问题恶化到难以忽视时，人们习惯于先去怪欧盟，而不从自己所在的成员国和地方政府寻找解决方案。这也是很多人批评英国脱欧公投把让渡过多主权给布鲁塞尔作为蹩脚论据的一个原因。

　　越来越多务实的欧盟政治家开始认识到，每一颗在阿勒颇爆炸的炸弹，其冲击波都震撼着欧洲。现实情况是，28个欧盟成员国中，有22个是北约成员国。除了真实可感的战争威胁，发生在虚拟空间的攻击也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普通人的生活，还不要说各成员国对事先宣称的恐怖袭击应对乏术。对情报系统一体化的呼吁已经越来越多，安全和防御的统一体正在成形。与欧盟外交事务缺乏一致立场不同，外在的安全威胁并不会给欧盟带来更多的分歧，而只会让各成员国更加紧密地协作。

　　欧盟最大的治理问题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分离造成的欧元区发展不平衡。从马后炮的角度来看，似乎意大利和西班牙即将迎来的主权债务违约将比希腊经历过的违约事件具有更重大的政治意义。作为欧盟支柱的德国和法国现在所面临的分歧也比过去更多，新的危机发生时，综合国力强的成员国能否捐弃前嫌，现在看来，不确定性高得空前。

　　去年12月在德国柏林召开的“欧盟的未来峰会”上，与会各国首脑还提出了这样几个“日常”的问题：如何应对各国频繁出现的公投?是要更多的欧洲，还是更少的欧洲?如何应对有些人认为欧盟权力过大的问题?如何看待民族国家的权力与欧盟权力之间的冲突?德国是否主导了欧盟，如何评价?英国脱欧的问题，等等。

　　如果用人的一生类比，六十岁的欧盟或许刚刚进入躁动的青春期，而不是垂垂暮年：从核心价值观形成的少年时期走来，面对日益复杂的生活，对既定世界观开始产生怀疑，继而面对各种诱惑和引导，产生不知所措的疑惑。欧盟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种“成长的烦恼”：公投是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冲突的结果，是非理性，而且容易沦为政客争取民众支持的工具;更多的欧洲还是更少的欧洲，关键在于如何看待自由，如何将决策权留给最基层，而不是一概抛给布鲁塞尔;应该看到很多民众对欧盟的抱怨根源在于他们所在的国家没有解决好国内问题，比如就业这种国内问题，他们不应该只是把责任推脱到布鲁塞尔;应该看到欧盟更深层次的一体化已经在发生，只是没有得到民众的注意，比如人们只是关注欧盟在一些商品的标准上做了很多规定，却没注意到欧洲货币稳定机制和欧盟范围内协调的边境政策都是一体化业以深化的表征;德国确实因为经济实力和领导力的表现在领导欧盟;德国和法国仍然是最重要的两个支柱国家;而对“专注分裂欧陆五百年”的英国“脱欧”而言，欧盟可以采取的更为理性的态度是尊重现实，保持与英国的对话和合作，将伤害降到最低。

　　最近，人们越来越多地开始讨论一个多种速度多种层级的欧洲，即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环境趋同程度对欧盟各成员国采取不同的参与策略。此举意在正视多年来欧盟凝聚政策的失败，直面各成员国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从这个角度看，不啻为务实的举措。但这也意味着，走上不同车道的欧盟各成员国将不得不面对更多的反一体化，而非更深入的一体化。这显然与欧盟共同体法律总汇(acquis communautaire)的原则要求背道而驰，也与欧盟对各成员国公民的福祉承诺相悖。欧盟的青春期，显然还有更多烦恼要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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