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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执面与平常心:张惠妹的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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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8 03:26:5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看到张惠妹的第一眼是背影,她瘦了。染着有点二次元的蓝灰色长发,个头不高,踩着10多厘米的细高跟鞋,娇小,但有气势。她的声音在嘈杂的“妹姐”的簇拥声中显得很有辨识度。

晚上21点多,张惠妹从“梦想的声音”主舞台上下来,回到休息室,正在手舞足蹈地跟工作人员聊着刚刚彩排的那首《唯一》。这是依照节目组的规则由一位场外出租车司机选的歌,她太熟悉了,如何突破人们对这首歌既定的印象又不出格,是张惠妹演唱《唯一》的难处。节目总导演蒋敏昊把后台休息区设计成了一个“武侠聚义厅”,留给张惠妹的是“摩天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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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妹在音乐真人秀节目“梦想的声音”录制现场


从10月到12月,每隔两周,张惠妹就要去杭州录两天节目。每天的录制从下午4点多持续到第二天凌晨4点,其间有3个小时的间歇,是五组导师准备的时间,真正轮到她彩排只有半小时,乐队排练会用去20分钟,最后她只能把下半场要演唱的曲目完整地排两遍,剩下的就都靠临场发挥了。时隔3年,张惠妹再次接受音乐真人秀节目导师的工作,是被节目的随机性与挑战性吸引——不能演唱自己的作品,要在很短时间内准备临时指定曲目,跟素人歌手同台切磋。“在舞台上唱歌这么多年,一直很期待能找到新的刺激和能量,这个节目是要和素人一起同台较劲,光是这一点就让我十分兴奋。我很希望在节目中时光倒转,让我回到当年也是一个素人的状态,那种纯粹唱歌的感觉。”这一年,她44岁。

“原来我这么能唱歌”

1992年,张惠妹第一次站上大舞台。那时的台湾歌坛已经如火如荼,但综艺娱乐节目还没那么丰富,歌手的第一要务还是唱好歌。“五灯奖”系列节目是台湾电视史上除新闻节目之外寿命最长的,前前后后播出了33年,虽然其间5次改版,也更换了5个名字,但是换汤不换药,都是才艺比赛。比赛一共五度五关,张惠妹比到四度五关时,感冒加忘词,没能继续走下去。第二年,她又去参赛了。第一次是因为梦想,第二次则是不想辜负家人的期待。父亲在病危中鼓励她:“你唱得比他们都好,为什么不再试试呢?”她就去了,但拿到冠军时,父亲已经去世了。后来她说起这个比赛时,总是对忘词的事耿耿于怀。
张惠妹是台湾卑南人,出生在一个大家庭,3个哥哥,3个姐姐,2个妹妹。1995年,她离开家乡去了台北,加入表哥的RELAX乐团,成为女主唱。唱了一段时间,在台北酒吧圈里小有名气,不少圈内音乐人慕名而来,这其中就有张雨生和张小燕,一个成为她音乐路上最重要的导师,一个则是将这个原住民小姑娘包装成流行天后的幕后推手。

在张雨生的带领下,张惠妹第一次走进录音棚,很兴奋,但什么也不懂。唱歌时怕喘气声被录进去,连呼吸都憋着,不敢喘气,唱得脸通红,张雨生知道原因后乐坏了。在不断的磨合中,张雨生发掘出张惠妹做音乐的各种可能性。“我们当时在录音室里,没有任何压力,就是在实验一些音乐。我清楚地记得唱《当我开始偷偷地想你》时,歌还没成型,一直在尝试。小燕姐走进来就愣住了:你们到底在干什么?这是什么歌?不要玩一些人家听不懂的。”

1994至1995年,港台流行音乐市场正是红火,“四大天王”如日中天,罗大佑、张信哲、齐秦等成名更早的歌手纷纷推出新作,热度不减。不过当时的格局有点“阳盛阴衰”,女歌手的人气普遍拼不过男歌手,几位当红者都是“李宗盛系”的。1994年林忆莲转投滚石唱片,辛晓琪以《领悟》爆红;另一边,王菲凭借首张国语专辑《谜》杀入台湾歌坛,同年又发行了《天空》,拍了《重庆森林》,自成一格。张小燕是台湾综艺大姐大,80年代末出道的小虎队、张雨生和后来的陶晶莹都是她发掘的。身为丰华唱片老板娘的张小燕必须要考虑唱片风格是否符合市场,怎样才能卖出好的销量,因为当时的阿妹毕竟是新人,虽然声音条件优越,但能不能一炮而红仍是个不小的赌注,张小燕的压力远大过张惠妹。

直到1999年,《当我开始偷偷地想你》才在《我可以抱你吗?爱人》专辑中发行,歌中有张雨生擅长的摇滚元素和直白的诗化文字,加上张惠妹爆发性的沙哑嗓音,留恋时故作洒脱,矜持中充满不甘,是女人失恋时那股倔强的“作”劲,特真实。现在看来,这种情绪的确不适合1996年的台湾乐坛,甚至直到2005年“超级女声”时才再一次被李宇春唱红。

张惠妹的外在条件决定她无法走上偶像派路线,也没法化身温婉型玉女歌手,瘦小,皮肤黑黑的,有点傻气,也有点土气。在那个制作人要求女歌手唱歌“可不可以甜美一点,可不可以再柔一点”的时代,张雨生对阿妹的要求是“可不可以把家乡的歌放进来,可不可以唱得摇滚一点、暴力一点、凶一点”。他希望激发出张惠妹身上原始的特质,这种特质是流行音乐最大受众群体都市女性所不具备或者羞于展示的、隐藏的、尘封的,在自怨自艾的情歌潮中,张惠妹的音乐或许可以收到更激烈的反馈和共鸣。

事实证明,他们成功了。1996年12月,张惠妹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姐妹》,在台湾IFPI榜上蝉联9周第一名,销售量超过108万张,打破1996年台湾本地歌手的销售纪录。半年后,推出第二张专辑《Bad Boy》,累计销售135万张。张惠妹一夜成名,也将刚刚起步的丰华唱片迅速带入辉煌期。

两张专辑推出后,万人演唱会的日程就排进了档期,这个速度也破了纪录。因为只有20首自己的歌,撑不够一场演唱会的体量,张惠妹又录制了一张翻唱专辑《妹力四射》,专门为首场个唱准备的。起初说要开万人演唱会时,她是半开玩笑的,因为看过迈克尔·杰克逊在台北的演唱会,觉得很酷,就跟工作人员说,那就在台北市立体育场吧。“我一上台,整个人就傻掉了。这个顺序是这样的——先紧张到不敢上台,要有人推你才能走出去,然后被人群吓到,全身发麻,逼着自己开始唱,到这么多人跟着自己一起唱一起呐喊,我一唱“嗨”了就哭,全场哭,连快歌也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哭着唱完一整场。但那一次以后,我就开始变得自信,原来我这么能唱歌。”

然而,就在演唱会前2个月,1997年11月12日,张雨生因车祸离世了。她至今也想不起来到底什么时候才真正接受宝哥(张雨生)离世这个事实,只是不停工作,不停录音,她常常自己幻想,假设这首歌是张雨生在做,会希望唱成什么样,然后朝着那个方向去尝试。刚刚走上正轨的张惠妹失去了张雨生,这个打击是太大了。有人说,如果张雨生没有离开,她和张惠妹联手,那么至少在5年内,华语乐坛无人能望其项背。
阿妹是个泪点很低的人,她非常注重感觉,一旦碰触到回忆里某个曾经令她动容的地方,就会情不自禁地掉眼泪。在采访中,聊到张雨生时,她第一次有点哽咽,聊到《姐妹》时,她没有忍住落了泪,因为这首歌与张雨生的关系密切,也因为这些年来这首歌就像她的“姐妹”一样。当工作团队提出想在20周年纪念时让阿妹给歌迷送点什么、说点什么时,她的第一反应就是《姐妹》。后来花了两三天时间进录音棚录制了一个特别版。“这几天里真正唱的时间并不多,我一直都在回忆,一唱起来,以前的画面就会跳出来,我几乎每一遍都是哭着唱完的,但是开心地哭。唱完之后,我就会很想给自己拍拍手——20年来做得还不错,张惠妹你还不错哦。”

“我要快乐”

张惠妹赶上了华语唱片CD的黄金时期,罗大佑1988年的《爱人同志》是他最畅销的唱片,创下了“惊人”的13万的销量,这在当时的确惊人;不久后张雨生的处女唱片《天天想你》轻松创下35万的纪录;后来香港“四大天王”崛起,刘德华可以在台湾打下70万的成绩;直到这种爆发性增长在张惠妹出道时达到巅峰,创下百万纪录,张学友的《吻别》至今仍占据台湾地区百万唱片销量榜的榜首,张惠妹紧随其后。

她的歌唱生涯从“出道即巅峰”开始,让大部分打拼多年的歌手都羡慕不已,也望尘莫及,但接下来的难题也是大多数歌手承受不起的。

90年代末,布满忧郁气息的华语乐坛开始完全转向“都市生活形态”,乐坛涌入更多新生力量,更商业化也更娱乐化,歌手的追求已经很难达到“时代人物”的高度,成为“时尚标杆”似乎是一个更可触及的目标。MP3的横空出世又把唱片行业打了个措手不及,加上盗版作祟,唱片业的好景一去不复返,2000年之后台湾地区最畅销的唱片也不过40万的水平。在市场的裹挟下,纯粹的歌手正在濒危边缘。

在丰华唱片的将近5年里,张惠妹发了9张专辑。2001年9月,她在丰华发行专辑《旅程》,收录了1996到2001年里18首曾经被弃置的作品,而后转投华纳。

大概从《牵手》这张专辑之后,张惠妹的音乐里就逐渐流失了一些本味的东西,刚出道时的野性和冲劲渐渐散去,也许是因为没有了张雨生的指引,也许是时间与经历的洗刷。《我可以抱你吗?爱人》《真实》《勇敢》都很经典,传唱度也高,从歌词到编曲到MV到个人形象,都是都市的,情感表达是柔美哀怨的,张惠妹逐渐褪去了原生的稚气,包裹上了一层都市女性特有的精致的现实主义。并不是这样的情歌路线不好,而只是在时代诉求中必然的趋势,也是张惠妹自己的一种转变。但结果并不好,从发行来看,《勇敢》的销售量勉强维持成本,再加上在大陆地区的宣传费用,这张专辑是赔钱的。到《也许明天》时,公司索性砍掉了大陆地区的全部宣传行程,残酷的娱乐圈对任何人都不留情面,哪怕是“天后”。

华纳时期的张惠妹陷入最糟糕的低谷。“封杀”与“解禁”是她和工作人员不愿再去碰触的回忆,2002年的美国《时代》周刊这样评价受挫的张惠妹:“当一个台湾本土歌手走向流行,席卷整个华语圈时,名誉和声望已经证明了29岁的张惠妹,她也必须意识到伤害、疏远、隐患的存在。好在音乐的魅力是没有地域属性的,张惠妹只想好好唱歌而已。”

常年的压力加上演艺事业波折让她慢慢变得不想和外界接触,轻微自闭。那种状态很像后来歌曲《分生》里的歌词:“一个我像不会累,一直往前;一个我动弹不得,伤心欲绝。”“最严重时连我的家人都不想见,我躲在房间里已经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了,晚上偷偷摸摸地出去,找一点东西吃,再回房间把门锁起来。我就是不想见到人,甚至连镜子都不想看,早上刷牙时要刻意地回避镜子,忽视自己。”后来心情略有好转,她开始学吹萨克斯,老师是在波士顿读书的,那是她第一次听说波士顿。

“波士顿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很美,夏天、秋天去最好,很舒服。绝对不能冬天去,冬天太冷又没有人。”

听到这个讯息,张惠妹立刻下定决心冬天去。2004年冬天,她报名注册了语言学校,在网络上定好出租房,就突然从台湾娱乐圈里消失了,只有一个助理知道。她说当时公司急疯了,上上下下找她的踪迹,不得不停掉所有工作和所有通告,后来她跟公司沟通妥当,公司默许了她的任性,让这位天后“流浪”一段时间。

初到波士顿,赶上了暴风雪。将近10年来,张惠妹头一回离开工作人员,处理所有个人琐事,她不再是舞台上的女王,心里那个有点害怕、有点不安的小女生蹦了出来,她跳上一个中东司机的出租车,战战兢兢地开始了留学生活。

说起波士顿的几个月,张惠妹特别兴奋,手舞足蹈的,她说了很多,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整个语言学校,我记得有三四个亚洲人,他们都很可爱,他们认识我,但都不戳破,看到新闻上有我的消息都假装没看到。其他时候,身边基本上都是老外,也没人知道我是谁。我觉得我一直像个机器一样工作,突然没了工作,又会发现自己跟自己怎么那么难相处,没办法安静下来。但在波士顿的那6个月让我习惯了自己生活。”

学期结束时,每个人要交一份结业作业,必须涉及用英语与人交流。张惠妹决定办一个小音乐会,因为“太久没好好唱歌了”。她把演出的小海报贴上街道,这事在当地华人圈引起了小小的骚动。大家都知道张惠妹在波士顿了,而且要开演唱会,纷纷慕名而去,最后学校开放了最大的一个空间给她演出。穿上演出服,踩上高跟鞋,吓到了平时朝夕相处的老师同学:“原来你是这样的!”那场小音乐会,虽然不比万人大体育场,但当时的张惠妹觉得格外刺激,能量又回来了。结业后,她乖乖地回到台湾,回到娱乐圈的漩涡中心。

有乐评认为,从波士顿回来后的《我要快乐?》是张惠妹第一张概念完整、音乐性统一的专辑,同时对于抒情泛滥的华语乐坛,这张专辑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这种音乐类型的最高水准,毕竟张惠妹是华语乐坛一等一的实力派,在音色、咬字、律动、语气等各方面,经过多年的打磨,都达到了新的高度,最明显的就是“咬字的相对靠前使表达更加感性化,同时对音乐的驾驭能力也摆脱了‘苦情’与‘热辣’的二元对立,专辑削弱以往她擅长的气势宏大的大歌、喧嚣的快节奏带些摇滚味道的快歌的单曲性,进而最大限度地削弱了各个曲目的冲突、保持了专辑的完整性”。

张惠妹的回归某种程度上也要归功于陈镇川。波士顿之后,陈镇川开始担任张惠妹的经纪人,他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自信”。在工作中,张惠妹是“冰点女王”,她一不高兴了,可以把周围的气氛瞬间冰冻,所有人都不敢吭声,气氛相当压抑,只有陈镇川敢打破僵局开导她。“歌坛只有一个阿妹,她必须宣传自己,让‘粉丝’对她的热情持续加温。她不是遥远的、冷冷的一颗星,她的能量尚未完全发挥,她必须是又新又经典。”两人的合作到“阿密特”时期达到最默契的状态。

“我叫阿密特”

11月18日晚,杭州黄龙体育馆,张惠妹正在进行“乌托邦世界巡城演唱会”最后一场的彩排。从去年4月的台北开始,到杭州是第51场。

连续做很多场演唱会,张惠妹的压力也很大,有时候一周要到不同的城市唱两场。她经常担心自己突然有一天发不出声音,最敏感的时候,早上一起床就要试试自己的嗓音,用演唱会的口气开嗓:

“大家好,我是阿妹!台下的声音在哪里?”确认声音状态没事后,再开始一天的工作。

半年前,陈镇川提醒张惠妹:“如果顺利的话,可能会在这期间遇到你出道20年的日子。”因为不想再做一个新的演出系列,打乱原有的步调,也不想一成不变,张惠妹和团队决定延续“乌托邦”的概念,做几场“乌托邦2.0”演唱会,给自己的20年一个交代,也给所有歌迷一个交代。

“我其实是希望,来听这个演唱会的人,他心里面有一个感觉,回忆起原来在那一年,他的生活里就有张惠妹的歌单,这是一个很特别很不可思议的感觉,每一首歌都可以重重击到自己的心脏。”在接下来2.0的巡演中,歌单会做一个很大的调整,她想把很多尘封已久的作品拿出来唱,而不只局限在《听海》《记得》《解脱》这些KTV大合唱曲目。她说她想达到这样一种效果:前奏一响起时,听众会感到惊喜:阿妹!你怎么会唱这首歌?!我已经好久没听到过了,可是我曾经那么爱这首歌。

张惠妹的感性渗透在类似这种种小心思、小设计中,她很在意别人的感受,在意歌迷对自己的反馈,如果一场演唱会中歌迷坐在台下无动于衷,她大概会崩溃的。所以,作为一个歌迷,听张惠妹的演唱会是很“累”的,全程跟着唱下来、跳下来,几乎没有间歇的时候,所有人站着“嗨”,扯着嗓子跟着唱,在那种氛围里,如果你安静地坐着,会像一个异类。这也是让我感到讶异的一个地方——张惠妹出道20年,听她音乐的人多是“70后”“80后”,但在演唱会的现场,更多的穿着时尚潮服的年轻面孔,“90”后甚至更小。与其说他们是来听张惠妹演唱会的,倒不如说他们是冲着阿密特来的。

走在彩排的场馆外,就能被《开门见山》的狂躁震住。从听觉感受到情绪渲染,那是一种有点像轻微地震的骚动不安。自从2009年推出《AMIT(阿密特)》专辑,《开门见山》就成了与张惠妹演唱会最契合的开场曲,它直接、暴力、充满煽动性,能在最短时间内点燃气氛,告诉你来听阿妹演唱会就是来释放和发泄的,别拘着。这也是张惠妹想打造出一个阿密特分身的用意所在。

其实在正式发行《AMIT》之前,她也尝试过一些有摇滚元素的、暗黑的曲风,但反响不好,歌迷接受不了这样偏离主流的张惠妹,但她自己又喜欢,怎么办呢?索性就打造出一个独立的品牌,叫她阿密特,这是张惠妹在原生部落的名字,这名字生来就取了,但几乎没人这么叫过她。分身出阿密特,也是给这个名字一个新的活法。

对张惠妹而言,“阿密特”更多的是一个概念,在这个概念之下,她可以为所欲为,做一些离经叛道的音乐,自己过瘾就够了,反正这是阿密特的音乐,不是张惠妹的。某种程度上说,这既是一个品牌,也是一个排解压力的出口。

第一张《AMIT》出来时,没有人知道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更多人是抱着看热闹、看噱头的猎奇心去听的,但这个概念彻底颠覆了那个以情歌和电子舞曲著称的张惠妹,再次将她推向事业的巅峰,横扫当年6项台湾金曲奖。来看一下专辑主创团队,阿弟仔、吴青峰、小安、林夕、姚若龙、陈镇川等,这些有《小情歌》《十年》《开始懂了》《分手快乐》背书的资深音乐人并不是一个那么摇滚的阵容,而是一个基于主流流行音乐一线词曲创作人的制作团队。阿密特是在主流音乐路线上的实验产物,有黑化、晦暗的形象,有摇滚、哥特的编曲,有放纵的粗口和原住民的古调。然而,要把实验性摇滚做得古灵精怪、玩世不恭不难,难的是把流行音乐做得别开生面、剑走偏锋,还能叫好叫座,且是整张专辑的尝试,并非一两首单曲的小打小闹,这是阿密特另一层的野心。

两张《AMIT》专辑之间相隔6年,这期间,她又以“张惠妹”的身份发行了《你在看我吗?》和《偏执面》两张专辑。在同辈出道的歌手中,她的发片频率一直很高,就像《偏执面》那张专辑誓要体现的偏执、坚持的一面那样,在唱歌这件事上,张惠妹的确偏执得有点不可理喻。“其实这6年来,一直是张惠妹和阿密特两个人在同时前进的,同时收歌,同步录音,并没有刻意地要求先完成哪一张专辑,只是阿密特的歌收得实在是太慢了。”

在12月2日的“梦想的声音”中,张惠妹以阿密特的身份演绎《青藏高原》,加入卑南人的原声古调,然而她过于磁性沙质的音色并不适合诠释《青藏高原》的那种清澈通透,反而会加大声音的浑浊感。改编成摇滚之后,她在自己的框架下唱出了《站在高岗上》的野性和炙热。但相比之下,12月9日的《放开你的头脑》更契合现在的张惠妹。

参加这个节目,她觉得自己“入了坑”,她说:“每一次节目录完,我都要和老萧(萧敬腾)两个人击掌,这感觉实在好爽啊。因为创作的过程很紧张,当我站上那个舞台,灯光变暗,主持人说‘请导师开始演唱’的时候,脚就开始抖了。我都这么身经百战了,怎么还会紧张呢?”在导师上台演唱之前,要通过一个漫长的通道,走三四分钟才能到舞台中央,这个过程中没有人与他们交流,杭州的冬天又不暖和,通道到舞台入口的一段距离凉飕飕的,这是一个自我博弈的过程,是节目包装和内心渴望共同制造紧张的环节,当把歌手逼上绝境时,往往会爆发出不可思议的力量,在“梦想的声音”的舞台上是这样,在酝酿“阿密特”时候也是这样。

她闲不住,喜欢尝试新鲜的。她对分身阿密特特别挑剔,就好像在打一个游戏,先是创造出一个人物形象,对这个人进行很细致的人设,暗黑指数、叛逆指数、诡秘指数、温情指数,她就像是一个被参数化了的人,久而久之,形成了自己的个性与格调,所有的音乐编码和武器都要与之相匹配,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更具人性的人。现在的张惠妹,已经可以很自如地在这双重角色之间切换,或者说这两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阿密特只是她的另一个符号。虽然阿密特在音乐中对于流行性的保留使得这个分裂出来的人格并不那么彻底,这是必然的,归根结底她都是张惠妹。

在这种介于流行与独立之间的探索上,第一张《AMIT》还相对保守,第二张就更肆无忌惮了。这里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越来越多的流行音乐女歌手开始为女权发声。对于“女权”这一音乐谱系,抛开独立音乐不说,华语流行乐坛的坐标大致可以从2000年开始看,先是性别觉醒的陈珊妮(《完美的呻吟》,2000),而后是“女尊”倾向的杨乃文(《女爵》,2006),后来是使用“地母”意象的林忆莲(《盖亚》,2012),大谈“第二性”的蔡依林(《Play我呸》),再到直接宣谕“母系社会”的张惠妹(《AMIT2》,2015)。张惠妹像一个全副武装的女斗士,是这其中最歇斯底里的。她的这种女性自觉对流行音乐的冲击从一出道就被张雨生挖掘,并一直隐性地贯穿在她的快歌中,从《Bad Boy》《爱?什么稀罕》到《假惺惺》,她一直站在男女关系中的女性角度去质疑、去反抗,到了《母系社会》,化身“教母”的阿密特已是话语权的主宰者。与此同时,在阿密特赤裸的呐喊中,两张《AMIT》几乎是一套“亚文化指南”和“非主流音乐风格手册”,在古典金属、死亡金属、英伦摇滚、雷鬼、朋克各种曲风的包裹下,专辑面貌并不那么清晰,层层剥开,包裹在里面的是一个阴暗愤世又渴望这个世界可以更好的人。她讲述死亡、血腥、暴力、同性恋、女权、性、时间,希望唤起一些关注和反思,也更能引起年轻人的共鸣,从这个层面来说,阿密特给流行乐坛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也让张惠妹的“粉丝”阵营更庞大、更具活力。

无论是在90年代还是现在,张惠妹始终能吸引到20岁群体的青睐,这在华语流行乐坛是不多见的。她说:“我现在最常听到‘粉丝’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是听你歌长大的。起初我有点尴尬,但是慢慢地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现在,更多听阿妹歌长大的人会说,是《解脱》让我走出困境,再过20年,也许有更多人会说,是《彩虹》让我变得包容与豁达。

来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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