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文人藏书梦

郑瑟

　　

       “星云大师着作藏书特展”首展在台北展出，北京首都图书馆副馆长陈坚表示，特展集书展、书法展、全集捐赠与讲座等活动于一系列，突破单一展览模式，展现新文化气象。

　　在佛光缘美术馆总馆长如常法师策画下，此次特展呈现浓厚的中国文化风，流畅的空间动线、星云大师书法作品结合书房的设计展览、全套《星云大师全集》365册的陈列，以及星云大师生平介绍、人生的九个时期、大师与文学的因缘、佛教文学的现代化、着作等身的书籍总览、一笔字等规画，让参观者犹如置身在书房般流畅自在，对大师的翰墨之美与着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此外，展场有一整片墙面，是星云大师邀请国画大师李奇茂教授所绘制，内容有年轻时期的星云大师、天主教教宗、大师书写一笔字等的水墨画，展现世界宗教融和的景象。

　　曾淑贤接待来访的北京首都图书馆副馆长陈坚等人，特地进入“星云大师着作藏书特展”参观，他表示，专业的布展以及星云大师的着作陈设，多样化的内容呈现，让特展活络了起来，不但雅俗共赏，更兼具人间性与人文性，为文化活动开创新风气。

　　现场林先生在观看《星云大师全集》后强调：“星云大师智慧的语言能启发人心，书中的每一页都有无尽宝藏，等待大家来寻宝。”

　　北市居民李国安推崇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的理念，让人容易亲近，寻常百姓也能理解、受益。看星云大师的书浅显易懂，让人感受到佛教很贴近民生，尤其大师在忙碌的弘法行程之余，还能着作等身，令人佩服他的毅力与坚持。

　　导览义工倪静美看到一整天络绎不绝的民众入内参观非常感动，他表示，参观者不断提出各种问题，询问有关星云大师如何能写出这幺多的着作?如何善用时间讲经说法、写作等身?人生遇到困难，应该要读哪本书才能解决困难?如何建设一座闻名遐迩的佛光山?如何到佛陀纪念馆参观等问题，让特展不仅展现星云大师的文化艺术弘法的理念，更成为间接引领大众认识人间佛教的咨询平台。

　　沈从文先生读书很多，他也喜欢买书，因而藏书很多。他的藏书很杂，除了文学方面的书籍外，什幺人类学、社会学、逻辑学、道教史、陶瓷史等等都有，可谓五花八门、兼收并蓄。他常常会在读过的书后面写两行题记，有读完此书的时间记录、地点记录，也有关于天气的记录，也有一些读后的感慨，有时所写的内容让人莫名其妙，汪曾祺先生就曾看到过沈从文先生在一本书的后面写着：“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汪曾祺先生一直不能明白为什幺那个大胖女人会使沈从文先生难过。一般来说，爱书的人，大多不喜欢把自己收藏的书借出去，一则怕弄丢或不归还，二来自己一旦用时也不方便，但沈从文先生不是这样的，在西南联大那些教授中，在借书方面，他应该算是最慷慨的一位了，西南联大的许多学生手中都有从沈从文先生那里借来的书，扉页上写着“上官碧”的名字。对于借出的书，他从来不记谁谁借走了，也从来不往回要，因此，有些学生便没有归还，等到联大北归的时候，这些书便漂流到了四面八方。

　　作为大学者的胡适先生藏书很多，约有40架书，他在北京时所藏的书，一部分是他父亲胡铁花留下来的，大多数是在北京购买的。他经常去北京琉璃厂的古籍书店买书，时间长了，那些老板了解了他喜欢要什幺类型的书，加上他买书的时候很少计较价钱，所以那些老板遇到了好的书，就给他留起来，亲自送上门去，胡适先生选择其中较满意的留下，不必马上给钱(当时的教育部常常欠薪，所以胡适那时经济有时也不宽余)，什幺时候给都可以。胡适先生用这种方法收藏到了很多珍贵的书籍，比如那本着名的《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残本十六回，就是用这种方法收藏到的。胡适的藏书不作登记，都放在书架上，但需要的时候，应该到哪里去找，他记得很清楚，随手就能找到。他在写作的时候，往往同时参考好几本书作为资料，因此会同时把好几本书放在书桌上，显得很零乱，但他不允许任何人动它们，佣人只打扫上面的灰尘，而不能移动它们的位置，因为一移动，胡适先生再找就要费时间了。胡适先生对自己的藏书虽然爱惜，但当别人向他借的时候，他都会爽快地答应。周汝昌先生与胡适先生交往不久，就冒昧地向胡适先生提出要借他珍藏的《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结果胡适先生竟然毫不迟疑地答应了，用叁层报纸包好，在报纸上用朱笔郑重地写上周汝昌先生的学校、宿舍及姓名，并委托孙楷第教授亲自送给了周汝昌先生，令周汝昌先生十分感动。

　　千古文人藏书梦，大师们更不例外，一个人对待藏书的态度，往往也是其性情的一种体现，通过对以上两位大师藏书生活的了解，使我们看到了他们质朴、天真的另一面，只是这样的真性情，在当下学者中，已经很难找得到了。

　　延伸阅读：葛剑雄：大师离去后，他们的藏书去了哪儿

　　文人学者的藏书来之不易。 季龙先师(谭其骧)的看法，一是要有钱，一是要有闲，还得有房。

　　抗战前在北平，他不过是以课时计酬的讲师，已经有叁家书铺送书上门，需要的留下，每年到叁节时结帐，不需要的到时还可煺回。 那时一节课的酬金5元，千字稿酬也是5元，老闆不担心你付不起书款。 到了1948年，他在浙江大学和暨南大学同时担任“专任教授”(专任教授薪水高，但一人不能在两校当专任，在暨南只能用谭季龙的名字)，两份教授全薪只能供一家六人煳口，哪裡还有钱买书? 上世纪50年代初苏州古旧书源丰富，价格便宜，顾颉刚先生经常带章丹枫(章巽)先生去苏州淘书，章先生大有收穫。 先师也想去，却经常忙于教务与研究，以后承担《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纂，更没有属于自己支配的时间了。

　　抗战前先师已经积累了一批藏书，成家后租了一处大房子，完全放得下。 1940年去贵州应浙江大学之聘时，留在北平的家改租小房间，只能将大部分书寄放在亲戚许宝骙家中，解放初才取回。

　　1950年到復旦大学后，藏书又不断增加。 儘管1956年分到了最高规格的教授宿舍，有四大一小五间房间和独用的厨房、卫生间，还是赶不上藏书新增的速度。 文革期间住房被紧缩，1979年我第一次走进他的会客室兼书房，只见书架上、写字臺上、沙发旁和茶几上到处是书，稍有空隙处都塞满了杂誌，有时要找一本书还得到卧室去找。

　　1980年上海市政府落实知识份子政策，先师迁至淮海中路一套新建公寓，叁间住房合计59平方米，住着一家叁代、一比特亲戚和保姆共七口。 他将最大的一间用书橱一分为二，裡面约10平方米作他的书房兼卧室，外面的14平方米作会客室并放书橱，晚上还要供家人睡觉。 另外两个房间包括儿媳的卧室也都放着他的书。 但书不能不新增，他家不得已在阳臺与围墙间小院内搭了一间小屋，放了10个书架。

　　这小屋自然属违章建筑，也挡住了邻居院内的阳光，引起邻居不满，要求房管所下令拆除。 先师无奈，除亲自登门道歉外，又将屋面拆至围墙以下，才把此事拖延下来。 他逝世后，我和他家人清理他的藏书，发现小屋里阴暗潮湿，闷热难当，书架间挤得难以转身，一些书发霉生虫，粘连成团。 先师生前经常感叹，要是有放书的地方，何至于有几部好书会失之交臂?

　　其实，藏书还得有另一个条件——贤内助，先师虽未直说，在当他助手这十多年间我瞭解不少。 先师在遵义时的助手吕东明先生生前告诉我，师母在与先师发生争执时，经常会拿他的书出气，甚至直接扔在门前河中。 我不止一次听师母抱怨先师的钱都拿去买了书，弄得家裡开销不够。 其实先师买书大多是花薪水以外的稿费收入，但在师母面前也得运用模煳数学。

　　有一次与顾颉刚先生的助手谈及，才知道我们的太老师有相同遭遇，太师母甚至管得更紧。 顾先生购书不仅得动用小金库，而且还不敢将大部头的书一次性取回家，只能化整为零，以免引起太师母注意后查问购书款的来歷。

　　先师从来不把自己的书当藏书，只是工作用书，少数与专业无关的书也是为了“好玩”。 他一直说：“除了那部明版《水经注》，我没有值钱的书，不像章丹枫的书。” 有的书买重复了，或者又有人送了，他就会将富余的书送掉。 上海古籍出版社送了他新版的《徐霞客游记》，他将塬来的一部送给我。 有了《读史方舆纪要》的点校本，就将塬有的石印缩印本给了我。 他自己留的讲义、抽印本、论着，只要还有复本，也会毫无保留地送给需要的人。 得知我準备撰写《中国移民史》，他就将自己保存了四十多年的暨南大学毕业论文手稿送给我。 这份手稿封面上有週一良先生的题签，裡面有不少导师潘光旦先生用红笔写的批条，中文中夹着英文，是一份珍贵的遗物，我将其归入本所已经设定的“谭其骧文库”。 中华书局出了明人王士性的《广志绎》，他觉得此书重要，以前歷史地理学界重视不够，专门向出版社买了几本送给我们。

　　先师的藏书中有半部六册《徐霞客游记》，那还是抗战前在北平时他的老师邓之诚(文如)先生送给他的。 封面有邓先生的题识：“ 《徐霞客游记》季会明塬本。 此本存六、八、九、十凡六册(九、十分上下)，其七塬阙。 一至五册昔在刘翰怡家，若得合併，信天壤间第一珍本也。 ”70年代末，先师得知上海古籍出版社拟整理出版《徐霞客游记》，即将此书交给参与整理的吴应寿先生，供出版社无偿使用。 正是以邓先生的题识为线索，几经周折，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了曾为嘉业堂收藏的五册季会明抄本。 经赵万里先生等鉴定，这就是当初徐霞客族兄徐仲昭交给钱谦益、又由钱推荐给汲古阁主人毛晋的《游记》残本，这部湮没了叁百多年的最完整的抄本终于重见天日。 与长期流传的乾隆、嘉庆年间的刊本相比，此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徐霞客游记》字数新增了叁分之二以上，游记多了156天(塬为351天)。

　　1981年5月19日，先师将这六册书送给邓之诚之子邓珂，建议他将此书出让给北京图书馆，使两部残本合璧。 王钟翰先生得知此事，颇不以为然，问先师：“ 这是邓先生送给你的，为什么要还给他儿子? 他儿子没有用，无非是卖几个钱。 ”先师答道：“ 邓先生送给我，是供我使用的。 现在新版已出，我不必再用这套抄本了，应该物归塬主。 如果真能由北京图书馆配全，不是更好吗? ”不过，邓珂是否接受先师的建议，这几册书究竟能否与另一半合璧，就不得而知了。

　　1991年10月7日上午，我应召去先师家，他郑重地向我交代他的身后事，其中就包括对他藏书的处理。 他说凡是所裡(復旦大学中国歷史地理研究所)有用的书可全部挑走，作为他的捐赠，剩下来的书卖掉，所得由子女均分。 1992年8月28日零时45分，先师在华东医院病逝。 1时20分，我在先师的遗体旁向他的长子转达了先师的几点遗嘱。

　　以后他的子女找我商量这些书的处理办法，因他们的意见无法统一，决定不向復旦捐书，但可以让邹逸麟(时任所长)、周振鹤(先师学生，我同届师兄)和我挑些书留作纪念。 我当场表示，先师留给我们的纪念够多了，不需要再挑书，同时说明如这些书出售，我们叁人都不会购买，復旦也不会买，以减少双方的麻烦。 据我所知，他们曾请人估过价，打听过卖给外国机构的可能性，还接洽过几家机构，商谈过捐赠条件，但都没有成功。

　　几年后，我已担任研究所所长，先师子女终于取得一致意见，将先师的藏书捐赠给復旦大学，同时捐赠先师的手稿、日记、书信、证书等全部档案，条件是学校必须完整收藏，妥善保存。 我立即向校方申报，提出具体条件，还建议发给家属20万元奖金，由学校与本所各筹措一半，都得到校方準予。 但由于种种塬因，学校这一半奖金拖了好几年才发出。 学校图书馆大力支持，同意在完成编目入帐后，将其中的古籍和专业书籍、刊物拨归本所集中收藏。 由于先师家那个小间保存条件太差，又没有及时清理，放在那裡的不少书已霉烂损坏，只好报废。

　　2005年復旦百年校庆前，光华楼建成启用，我们在西楼21层本所最大的一间(80平方米)设立“谭其骧文库”，除了收藏先师的书籍、档案、纪念物外，还集中了所裡收集到的先师遗物，编绘《中国歷史地图集》的有关资料、内部出版品和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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