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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文人藏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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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6 20:38:3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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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云大师着作藏书特展”首展在台北展出,北京首都图书馆副馆长陈坚表示,特展集书展、书法展、全集捐赠与讲座等活动于一系列,突破单一展览模式,展现新文化气象。


  在佛光缘美术馆总馆长如常法师策画下,此次特展呈现浓厚的中国文化风,流畅的空间动线、星云大师书法作品结合书房的设计展览、全套《星云大师全集》365册的陈列,以及星云大师生平介绍、人生的九个时期、大师与文学的因缘、佛教文学的现代化、着作等身的书籍总览、一笔字等规画,让参观者犹如置身在书房般流畅自在,对大师的翰墨之美与着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此外,展场有一整片墙面,是星云大师邀请国画大师李奇茂教授所绘制,内容有年轻时期的星云大师、天主教教宗、大师书写一笔字等的水墨画,展现世界宗教融和的景象。

  曾淑贤接待来访的北京首都图书馆副馆长陈坚等人,特地进入“星云大师着作藏书特展”参观,他表示,专业的布展以及星云大师的着作陈设,多样化的内容呈现,让特展活络了起来,不但雅俗共赏,更兼具人间性与人文性,为文化活动开创新风气。

  现场林先生在观看《星云大师全集》后强调:“星云大师智慧的语言能启发人心,书中的每一页都有无尽宝藏,等待大家来寻宝。”

  北市居民李国安推崇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的理念,让人容易亲近,寻常百姓也能理解、受益。看星云大师的书浅显易懂,让人感受到佛教很贴近民生,尤其大师在忙碌的弘法行程之余,还能着作等身,令人佩服他的毅力与坚持。

  导览义工倪静美看到一整天络绎不绝的民众入内参观非常感动,他表示,参观者不断提出各种问题,询问有关星云大师如何能写出这幺多的着作?如何善用时间讲经说法、写作等身?人生遇到困难,应该要读哪本书才能解决困难?如何建设一座闻名遐迩的佛光山?如何到佛陀纪念馆参观等问题,让特展不仅展现星云大师的文化艺术弘法的理念,更成为间接引领大众认识人间佛教的咨询平台。

  沈从文先生读书很多,他也喜欢买书,因而藏书很多。他的藏书很杂,除了文学方面的书籍外,什幺人类学、社会学、逻辑学、道教史、陶瓷史等等都有,可谓五花八门、兼收并蓄。他常常会在读过的书后面写两行题记,有读完此书的时间记录、地点记录,也有关于天气的记录,也有一些读后的感慨,有时所写的内容让人莫名其妙,汪曾祺先生就曾看到过沈从文先生在一本书的后面写着:“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汪曾祺先生一直不能明白为什幺那个大胖女人会使沈从文先生难过。一般来说,爱书的人,大多不喜欢把自己收藏的书借出去,一则怕弄丢或不归还,二来自己一旦用时也不方便,但沈从文先生不是这样的,在西南联大那些教授中,在借书方面,他应该算是最慷慨的一位了,西南联大的许多学生手中都有从沈从文先生那里借来的书,扉页上写着“上官碧”的名字。对于借出的书,他从来不记谁谁借走了,也从来不往回要,因此,有些学生便没有归还,等到联大北归的时候,这些书便漂流到了四面八方。

  作为大学者的胡适先生藏书很多,约有40架书,他在北京时所藏的书,一部分是他父亲胡铁花留下来的,大多数是在北京购买的。他经常去北京琉璃厂的古籍书店买书,时间长了,那些老板了解了他喜欢要什幺类型的书,加上他买书的时候很少计较价钱,所以那些老板遇到了好的书,就给他留起来,亲自送上门去,胡适先生选择其中较满意的留下,不必马上给钱(当时的教育部常常欠薪,所以胡适那时经济有时也不宽余),什幺时候给都可以。胡适先生用这种方法收藏到了很多珍贵的书籍,比如那本着名的《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残本十六回,就是用这种方法收藏到的。胡适的藏书不作登记,都放在书架上,但需要的时候,应该到哪里去找,他记得很清楚,随手就能找到。他在写作的时候,往往同时参考好几本书作为资料,因此会同时把好几本书放在书桌上,显得很零乱,但他不允许任何人动它们,佣人只打扫上面的灰尘,而不能移动它们的位置,因为一移动,胡适先生再找就要费时间了。胡适先生对自己的藏书虽然爱惜,但当别人向他借的时候,他都会爽快地答应。周汝昌先生与胡适先生交往不久,就冒昧地向胡适先生提出要借他珍藏的《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结果胡适先生竟然毫不迟疑地答应了,用叁层报纸包好,在报纸上用朱笔郑重地写上周汝昌先生的学校、宿舍及姓名,并委托孙楷第教授亲自送给了周汝昌先生,令周汝昌先生十分感动。

  千古文人藏书梦,大师们更不例外,一个人对待藏书的态度,往往也是其性情的一种体现,通过对以上两位大师藏书生活的了解,使我们看到了他们质朴、天真的另一面,只是这样的真性情,在当下学者中,已经很难找得到了。

  延伸阅读:葛剑雄:大师离去后,他们的藏书去了哪儿

  文人学者的藏书来之不易。 季龙先师(谭其骧)的看法,一是要有钱,一是要有闲,还得有房。

  抗战前在北平,他不过是以课时计酬的讲师,已经有叁家书铺送书上门,需要的留下,每年到叁节时结帐,不需要的到时还可煺回。 那时一节课的酬金5元,千字稿酬也是5元,老闆不担心你付不起书款。 到了1948年,他在浙江大学和暨南大学同时担任“专任教授”(专任教授薪水高,但一人不能在两校当专任,在暨南只能用谭季龙的名字),两份教授全薪只能供一家六人煳口,哪裡还有钱买书? 上世纪50年代初苏州古旧书源丰富,价格便宜,顾颉刚先生经常带章丹枫(章巽)先生去苏州淘书,章先生大有收穫。 先师也想去,却经常忙于教务与研究,以后承担《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纂,更没有属于自己支配的时间了。

  抗战前先师已经积累了一批藏书,成家后租了一处大房子,完全放得下。 1940年去贵州应浙江大学之聘时,留在北平的家改租小房间,只能将大部分书寄放在亲戚许宝骙家中,解放初才取回。

  1950年到復旦大学后,藏书又不断增加。 儘管1956年分到了最高规格的教授宿舍,有四大一小五间房间和独用的厨房、卫生间,还是赶不上藏书新增的速度。 文革期间住房被紧缩,1979年我第一次走进他的会客室兼书房,只见书架上、写字臺上、沙发旁和茶几上到处是书,稍有空隙处都塞满了杂誌,有时要找一本书还得到卧室去找。

  1980年上海市政府落实知识份子政策,先师迁至淮海中路一套新建公寓,叁间住房合计59平方米,住着一家叁代、一比特亲戚和保姆共七口。 他将最大的一间用书橱一分为二,裡面约10平方米作他的书房兼卧室,外面的14平方米作会客室并放书橱,晚上还要供家人睡觉。 另外两个房间包括儿媳的卧室也都放着他的书。 但书不能不新增,他家不得已在阳臺与围墙间小院内搭了一间小屋,放了10个书架。

  这小屋自然属违章建筑,也挡住了邻居院内的阳光,引起邻居不满,要求房管所下令拆除。 先师无奈,除亲自登门道歉外,又将屋面拆至围墙以下,才把此事拖延下来。 他逝世后,我和他家人清理他的藏书,发现小屋里阴暗潮湿,闷热难当,书架间挤得难以转身,一些书发霉生虫,粘连成团。 先师生前经常感叹,要是有放书的地方,何至于有几部好书会失之交臂?

  其实,藏书还得有另一个条件——贤内助,先师虽未直说,在当他助手这十多年间我瞭解不少。 先师在遵义时的助手吕东明先生生前告诉我,师母在与先师发生争执时,经常会拿他的书出气,甚至直接扔在门前河中。 我不止一次听师母抱怨先师的钱都拿去买了书,弄得家裡开销不够。 其实先师买书大多是花薪水以外的稿费收入,但在师母面前也得运用模煳数学。

  有一次与顾颉刚先生的助手谈及,才知道我们的太老师有相同遭遇,太师母甚至管得更紧。 顾先生购书不仅得动用小金库,而且还不敢将大部头的书一次性取回家,只能化整为零,以免引起太师母注意后查问购书款的来歷。

  先师从来不把自己的书当藏书,只是工作用书,少数与专业无关的书也是为了“好玩”。 他一直说:“除了那部明版《水经注》,我没有值钱的书,不像章丹枫的书。” 有的书买重复了,或者又有人送了,他就会将富余的书送掉。 上海古籍出版社送了他新版的《徐霞客游记》,他将塬来的一部送给我。 有了《读史方舆纪要》的点校本,就将塬有的石印缩印本给了我。 他自己留的讲义、抽印本、论着,只要还有复本,也会毫无保留地送给需要的人。 得知我準备撰写《中国移民史》,他就将自己保存了四十多年的暨南大学毕业论文手稿送给我。 这份手稿封面上有週一良先生的题签,裡面有不少导师潘光旦先生用红笔写的批条,中文中夹着英文,是一份珍贵的遗物,我将其归入本所已经设定的“谭其骧文库”。 中华书局出了明人王士性的《广志绎》,他觉得此书重要,以前歷史地理学界重视不够,专门向出版社买了几本送给我们。

  先师的藏书中有半部六册《徐霞客游记》,那还是抗战前在北平时他的老师邓之诚(文如)先生送给他的。 封面有邓先生的题识:“ 《徐霞客游记》季会明塬本。 此本存六、八、九、十凡六册(九、十分上下),其七塬阙。 一至五册昔在刘翰怡家,若得合併,信天壤间第一珍本也。 ”70年代末,先师得知上海古籍出版社拟整理出版《徐霞客游记》,即将此书交给参与整理的吴应寿先生,供出版社无偿使用。 正是以邓先生的题识为线索,几经周折,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了曾为嘉业堂收藏的五册季会明抄本。 经赵万里先生等鉴定,这就是当初徐霞客族兄徐仲昭交给钱谦益、又由钱推荐给汲古阁主人毛晋的《游记》残本,这部湮没了叁百多年的最完整的抄本终于重见天日。 与长期流传的乾隆、嘉庆年间的刊本相比,此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徐霞客游记》字数新增了叁分之二以上,游记多了156天(塬为351天)。

  1981年5月19日,先师将这六册书送给邓之诚之子邓珂,建议他将此书出让给北京图书馆,使两部残本合璧。 王钟翰先生得知此事,颇不以为然,问先师:“ 这是邓先生送给你的,为什么要还给他儿子? 他儿子没有用,无非是卖几个钱。 ”先师答道:“ 邓先生送给我,是供我使用的。 现在新版已出,我不必再用这套抄本了,应该物归塬主。 如果真能由北京图书馆配全,不是更好吗? ”不过,邓珂是否接受先师的建议,这几册书究竟能否与另一半合璧,就不得而知了。

  1991年10月7日上午,我应召去先师家,他郑重地向我交代他的身后事,其中就包括对他藏书的处理。 他说凡是所裡(復旦大学中国歷史地理研究所)有用的书可全部挑走,作为他的捐赠,剩下来的书卖掉,所得由子女均分。 1992年8月28日零时45分,先师在华东医院病逝。 1时20分,我在先师的遗体旁向他的长子转达了先师的几点遗嘱。

  以后他的子女找我商量这些书的处理办法,因他们的意见无法统一,决定不向復旦捐书,但可以让邹逸麟(时任所长)、周振鹤(先师学生,我同届师兄)和我挑些书留作纪念。 我当场表示,先师留给我们的纪念够多了,不需要再挑书,同时说明如这些书出售,我们叁人都不会购买,復旦也不会买,以减少双方的麻烦。 据我所知,他们曾请人估过价,打听过卖给外国机构的可能性,还接洽过几家机构,商谈过捐赠条件,但都没有成功。

  几年后,我已担任研究所所长,先师子女终于取得一致意见,将先师的藏书捐赠给復旦大学,同时捐赠先师的手稿、日记、书信、证书等全部档案,条件是学校必须完整收藏,妥善保存。 我立即向校方申报,提出具体条件,还建议发给家属20万元奖金,由学校与本所各筹措一半,都得到校方準予。 但由于种种塬因,学校这一半奖金拖了好几年才发出。 学校图书馆大力支持,同意在完成编目入帐后,将其中的古籍和专业书籍、刊物拨归本所集中收藏。 由于先师家那个小间保存条件太差,又没有及时清理,放在那裡的不少书已霉烂损坏,只好报废。

  2005年復旦百年校庆前,光华楼建成启用,我们在西楼21层本所最大的一间(80平方米)设立“谭其骧文库”,除了收藏先师的书籍、档案、纪念物外,还集中了所裡收集到的先师遗物,编绘《中国歷史地图集》的有关资料、内部出版品和用品。

  根据新华社、人民网等采编【版权所有,文章观点不代表华发网官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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