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核心

郑瑟

　　2017年末，广义货币(M2)增速创下历史新低，同比增长8.2%。2017年以来，M2增速放缓，多个月份都在9%左右运行，个别月份甚至跌至9%以下。

　　观察近10年来的M2增速，在2009年创下28%的高点后，近年来，我国M2增速持续放缓。

　　短期内，M2增速的变化受季节性和监管政策的影响较大，但结合近10年来货币结构变化以及金融创新等因素来看，M2保持较低增速可能成为常态。

　　短期看，去杠杆、强监管使得M2在低位运行。2017年以来，在去杠杆形势下，多个金融监管政策密集出台，要求金融机构严格控制杠杆率、禁止过度期限错配、严禁监管套利等。如2017年底，针对资管业务存在的多层嵌套、杠杆不清、监管套利、刚性兑付等问题，设定了统一的标准规则;针对“现金贷”乱象，明确了原则底线，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清理整顿措施等。

　　强监管之下，金融机构开始主动调整资产负债结构。前几年，银行购买非银机构发行的资管产品等行为较为普遍，资金空转的现象较多，由此派生出了存款增加，进而推高了M2增速。随着金融监管的加强，银行开始回收通过资管计划等投向非银机构的资金，资金“体内循环”减少，这就拉低了M2增速。2017年年末，M2增速的进一步走低则更多与季节性因素有关。2017年12月份，由于前期贷款扩张较快，年底银行贷款等资产扩张理性减缓，存款派生也相应有所放缓，导致2017年M2创下同比增长8.2%的历史新低。

　　对于M2增速放缓，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建弘解释称，2017年末M2比上年有所下降，主要反映了在去杠杆和金融监管持续加强形势下，银行资金运用更加规范，金融部门内部资金循环和嵌套减少。

　　据央行初步测算，2017年金融机构同业业务、债券投资、股权及其他投资全年同比少增，下拉M2增速超过4个百分点。同时，货币持有主体的变化对此也有所印证。2017年末，金融机构持有的M2增长7.2%，比整体M2增速低1个百分点，住户和企事业单位持有的M2增速则高于整体M2增速。

　　M2增速大幅放缓，市场上的钱少了，是否降低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阮建弘认为，总的看，金融部门内部资金循环和嵌套减少，由此派生了存款减少，这有利于金融机构保持稳健经营，降低系统性风险和缩短资金链条，不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大的影响。

　　从数据来看，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不减。相关社会融资规模数据显示，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相对平稳。2017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9.44万亿元，比上年多1.63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3.84万亿元，同比多增1.41万亿元。

　　“M2增速趋于下降时社会融资规模保持较高增长，可以在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的同时，保证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中国人民银行参事、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盛松成也表示，M2增速下降反映了金融部门去杠杆取得了成效，是前几年高增长后向合理水平的回归。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保持平稳，表明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并未减弱，实体经济流动性并未过多受到金融去杠杆的影响。

　　但是，随着近年来我国货币结构发生变化，M2的指标意义已经明显下降。近年来，金融创新快速发展，除了商业银行外，居民和企业存储货币的途径不断增加，如银行表外理财、货币基金、互联网金融存款、各类资管计划等。数据显示，2017年6月底，余额宝规模达到1.43万亿元，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货币基金。盛松成表示，这些金融产品货币属性都很强、增长都很快，但不少都没有统计到M2中去。并且，大量企业和居民选择以货币基金等存款以外的形式储蓄，银行存款来源不足、负债压力加大、派生贷款的能力下降，这些都导致M2增速趋于下降。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姜超表示，在金融创新快速发展的时代，货币存在的形式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转移，且新的货币规模维持高速增长，传统M2统计的货币增速就逐渐显得失灵。

　　尤其是近年来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这些机构吸收的资金更是分流了本应存在银行、体现在M2中的货币。据中国互联网协会统计，2017年6月末，全国个体网络借贷平台的贷款余额为1.13万亿元，这在2016年末、2015年末和2014年末分别为8034亿元、4395亿元和1036亿元。同时，盛松成认为，地方债发行的减少也使得银行债券投资放缓，进而拉低M2增速。

　　在现有统计口径不变的情况下，M2可能难以回到过去的高增速时代。

　　2017年12月末，我国M2余额已经达到167.68万亿元。而在10年前，M2余额仅在40万亿元左右。基数大了，M2增速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需要的资金就比之前要多得多。

　　从近10年的趋势看，随着M2余额的快速增长，增速也在逐步放缓。M2增速在2009年触及28%的高位后，随后开始震荡下行。2014年，M2增速也曾经跌至11%左右。2016年以来，M2持续在11%下方波动。

　　“估计随着去杠杆的深化和金融进一步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比过去低一些的M2增速可能成为新的常态。”阮建弘认为，同时，随着市场深化和金融创新，影响货币供给的因素更加复杂。例如,货币市场基金快速发展对存款的分流作用可能持续存在等。“M2的可测性、可控性以及与经济的相关性亦有下降，对其变化可不必过度关注和解读。”阮建弘强调。

　　回顾历史，2016年之前的主基调是金融创新导致银行表外、非银金融产品吸收货币量高速增长，货币结构从银行表内向表外转移，M2增速放缓，姜超认为，2017年这种转移速度放缓，对M2增速冲击趋弱，但金融监管趋严导致货币创造减少，M2增速大幅下滑。2018年，情况更为复杂，一方面各项金融监管政策落地，银行通过非银创造货币的渠道被全面封堵，货币创造活动或进一步放缓;另一方面，对银行理财、非银机构、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和限制，有助于货币从银行表外向表内回归，这种结构转移又有推升M2的作用。姜超认为，货币创造活动的减少可能成为主导力量，M2低增长或是大概率事件。

　　对于2018年M2的增速，盛松成认为，2017年金融去杠杆取得明显成效，2018年这个因素不会像2017年这样明显，预计未来M2同比增速将趋于上升，社会融资规模与M2增速差距将逐步缩小，2018年M2增速有可能回到10%以上。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1月30日主持学习时强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篇大文章，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更是一个重大实践课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深入探讨。习近平同志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

　　一般意义或者传统意义的实体经济，包括制造业、农业、建筑业和除制造业以外的其他工业，构成实体经济的主体部分。其中，制造业是实体经济最核心的部分，也可以理解为最狭义的实体经济。广义的实体经济，除了包括传统意义的实体经济外，还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除金融业、房地产业以外的其他所有服务业。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亟待处理好工业内部产业关系、工业与服务业关系、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这三个重要的经济结构问题。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下，实体经济结构出现高级化的内在和外部驱动力。这就需要我们顺应时代潮流，促进实体经济结构高级化，为现代化经济体系构筑坚实的支柱。

　　聚焦当前实体经济结构，在产业、企业、产品层面看，都有待高级化。产业而言，存在创新能力不强、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业不够、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占有不足等方面问题。钢铁、石化、建材等行业，低水平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并长期存在;传统制造业中的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和基础软件严重依赖进口和外资企业，新兴技术和产业领域全球竞争的制高点掌控不足;国际产业链分工地位有待提高，产业亟待从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转型升级;产业融合还有待加强，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水平、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全，而且存在链条割裂和效率不高等问题。企业层面，优质企业少，世界一流的卓越企业更是缺少，此外仍然存在大量“僵尸企业”。在创新能力、品牌、商业模式、国际化程度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短板和不足。近些年来，受内外因素影响，许多企业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单靠市场机制无法自动出清，形成众多“僵尸企业”。产品层面，产品总体处于价值链中低端，产品档次、标准水平和可靠性、附加值不高。

　　发展实体经济，促进实体经济结构高级化，关键是形成工业和服务业良性互动，融合共生，化解产业结构失衡，以创新为驱动力，以效率和质量为导向。在促进实体经济结构高级化过程中，政府需要多方面协调发力。第一，要协调好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鼓励创新，促进实体经济结构高级化，是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共同目标。竞争政策发挥着更为基础的作用。政府在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方面可以大有作为。需要全面清理和废止不利于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措施;需要围绕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在市场准入、要素配置和降低成本方面营造良好环境。与此同时，针对切实的前沿技术、新兴技术和中小企业的创新领域，采用补贴、税收优惠、贴息等形式的扶持性产业政策，是非常必要的。在引导创新方向上，要注意促进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与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相结合，促进传统制造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促进中国经济新旧动能平稳、接续和快速转换。

　　第二，协调促进产业融合。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以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和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为目标，积极实施《中国制造2025》，提高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服务化水平，建设现代制造业产业体系。产业融合体现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上，就是制造业服务化，或者是服务型制造的发展。提高产业效率、实现产业升级，一定要抓住发展服务型制造业这个“牛鼻子”。创新能力不强是我国产业体系的“阿克琉斯之踵”，无论是制造业的供给质量提升，还是解决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低的问题，都要依赖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实体经济结构高级化，依赖创新驱动战略。深入推进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生产性服务业改革开放，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升中国实体经济质量、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举措。

　　第三，切实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实体经济各行业共性技术服务、共性质量服务水平。促进技术创新的公共服务体系主要包括科技基础设施、共性技术研发服务和技术扩散服务三个组成部分。加强科技体制改革，强化技术创新的公共服务建设，加强和提升国家质量基础设施(NQI)建设和管理，包括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方面内容。

　　第四，积极处置“僵尸企业”与大力培育世界一流企业结合，完善企业创新发展环境，提高企业整体素质。激发企业家精神与培育现代工匠精神相结合，强化技术创新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提升产品附加值和产品质量，适应消费结构升级变化。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内涵是持续创新、不畏风险;精益求精、专心致志是工匠精神的基本要义。提高产品供给质量，既要有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专注实体经济发展的企业家，也要有一大批精益求精、不断创新工艺、改进产品质量的现代产业工人。当务之急是，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企业家创新和现代产业工人精益求精的制度设计。

　　2017年7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了金融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强化金融监管等未来5年工作总基调。这无疑为未来实体经济发展、化解“虚实结构失衡”指出了政策方向。具体贯彻实施，需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彻底打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巨大收益反差的“去实向虚”的自增强机制，将风险防范的工作重点从关注金融领域风险转向关注长期系统性经济风险。当务之急，必须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迅速着手建立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健康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特别是要针对虚拟经济总量调控、实体经济高“杠杆”、地方政府高债务和“僵尸企业”等系统性经济风险点，多策并举，全面防控。

　　中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是，形成符合融合化、信息化、国际化大趋势的新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和作用，正由过去经济增长的主导向承载国家核心竞争能力和决定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正需要新的供给体系，来实现经济增长的动能转换。

　　日前在北京举行的全联房地产商会特色小镇分会首届年会上，专家表示，特色小镇是产业、空间、金融、政策结合的新模式，要做一篇“用小镇模式激活实体经济”的大文章。

　　特色小镇是产城融合的新型发展模式，更是打造新产业的重要载体，有望带来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生态环保的新产业增量，创造面向未来的新产业生态和成长空间。

　　多位与会专家表示，特色小镇的核心在于产业，必须有特色产业做支撑。全联房地产商会特色小镇分会秘书长匡洪广认为，特色小镇核心在“特”字，强调因地制宜、彰显特色，提倡差异发展、错位竞争，功能定位要具备独特性、唯一性和排他性，突出小镇的产业特色。“特色小镇将破除一直以来困扰区域发展的两大难题，即‘产业同构’和‘千城一面’。”匡洪广说。

　　匡洪广表示，现代农业、消费品产业、现代服务业等产业都非常适合特色小镇模式，尤其是以人才为核心要素的新兴产业，比如互联网、人工智能、软件动漫、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智能制造等。这些新兴产业原来散落在中心城区的写字楼里，没有集聚效应也形成不了产业生态，通过打造小镇可以提供适合新兴产业发展的物理空间、产业生态和政策环境。此外，应着力集聚一批创新创业的代表人物，通过高端人才引进改变产业面貌。

　　特色小镇始创于浙江杭州的云栖小镇。云栖小镇以云计算产业为特色，2014年首次被提及并加以推广。杭州云栖小镇管委会主任吕钢锋介绍，云栖小镇本是工业园区。随着杭州城市化的推进，资源要素成本越来越高，环境容量越来越差，传统的工业形态无法生存。云栖小镇抓住了云计算这个新兴产业，以小镇的形态承载产业发展，更好地服务产业人群。通过近几年的建设，云栖小镇逐渐成为传统工业园区发展的典范和特色小镇建设的样板，探索出了一条以产业集聚为先导的创新发展之路。

　　特色小镇不仅是产业小镇，更是富有人文底蕴和生态禀赋的生态小镇、生活小镇。“特色小镇是产业、旅游、文化三位一体，生产、生态、生活‘三生融合’的形态。产业、旅游、文化都很重要，如果只有产业或者产业本身，它的形态可能又回到原来的高新园区上去。”吕钢锋介绍，云栖小镇现在是国家3A级景区，即将申报国家4A级景区，旅游和文化是小镇发展的亮点。

　　多位专家表示，小镇建设过程中应通过多元化的资金渠道和专业化的资金运作，保证小镇交付后服务体系的正常运转。同时，通过建立健全商业服务模式，形成完善的小镇商业服务配套体系，为小镇居民提供多姿多彩的生活。

　　元旦过后，浙江省召开的第一个会议，就是全省全面深化改革大会。在南湖区行政审批局局长陈焕看来，无论是“最多跑一次”改革还是今年南湖区重点要抓的“优质服务示范年”，目的都是不断提升政府的服务效率，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项目的投入，而行政审批的速度更直接关系到项目的开工、竣工、达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不断积聚体制机制优势，尤其是要以“最多跑一次”改革牵引全面改革。

　　陈焕表示，去年在全国率先推行行业许可“一证化”改革、实现投资项目审批“零次跑”后，今年区行政审批局将以人民为中心，开展一系列的“最多跑一次”改革，不断提高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2018年，区行政审批局将全面落实办事事项全集中，力争将涉及企业和群众的办理事项全部纳入行政审批中心。围绕投资项目审批从注册登记到施工许可的全链条贯通，开展投资项目审批容缺受理、在线审批、承诺备案、深化证照联办等一系列举措，不断提高项目的审批速度。

　　同时，加速24小时自动申报机的镇、街道布点全覆盖，通过互联网+、智慧审批，让群众就近或不出家门就能完成审批。“2018年，我们还将深化红色代办，对达到一定投资规模的区级重大投资项目进行全程代办，在各镇推出投资项目全程代办制，并加强村级代办员队伍建设，为村民提供医疗报销、宅基地审批等服务类项目的代办服务。”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在南湖区不仅是口号，更已深深地渗透到了这几年南湖经济发展的“骨髓”中，成为推动实体经济最大的动力所在，更是南湖区实现“弯道超车”最有力的支撑。

　　“南湖区要打造科技强区，就必须先要加强科技体系的建设。”南湖区科技局局长陈金荣认为。

　　围绕全力打造科技创新核心区、科技成果转化重要基地、长三角科技企业孵化高地的目标，今年将巩固提升国家可持续发展区、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和国家知识产权强县示范区等国家、省级平台的建设。同时，力争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0家以上，努力达到35家、省科技型中小企业70家，在嘉兴市探索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发展的新模式。

　　“科技成果转化是区科技局的第一要务。”陈金荣表示，在创新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和浙江中科院应用技术研究院转化管理的同时，今年，该局将积极推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借助基金招商、大学科研机构、接轨上海，加速科研成果在南湖区的转化落地。

　　去年，全国最大网易联合创新中心落户南湖区，利用现有孵化器的培育，南湖区将不断激发科技主体的创新能力，打造“域内孵化、域外孵化、海外孵化”的多层次立体式的孵化模式。

　　“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近年来，稀土高新区始终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通过完善信贷投放、基金规模、融资租赁、运作模式、引导投入、配套采购、企业上市等七类金融政策，推动实体经济振兴发展。

　　优化信贷投放。通过制定出台《包头稀土高新区工业企业贷款贴息暂行办法》，强化信贷投放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引导金融机构通过扩大信贷的投放总量、提高信贷的投放质量、优化信贷结构等方式，鼓励银行金融机构推出更多适合高新技术企业特点的信贷产品。与包商银行、交通银行、包头农商银行建立3个“助保金池”，铺底资金1200万元，先后为15户企业授信1.5亿元，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难题。2017年获得助保金贷款支持的企业新增营业收入3.6亿元，新增税收1630万元，投入风险补偿抵押金引导企业新增营业收入比例达1:29。从根本上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提升了企业综合竞争力。

　　壮大基金规模。设立总规模3.6亿元内蒙古红土创投基金，总规模2.5亿元内蒙古国储能源与节能环保创业投资基金，总规模5000万元启迪之星(包头)投资基金三个“基金包”，有力撬动社会资本投资，资金可放大5—10倍。建立了“创业导师+专业孵化+创业投资”的孵育模式，投入1亿元的科技创新引导基金，积极承接京津冀等发达地区的科技型项目入驻。营造较完善的基金金融系统，助推企业创新创业再创新高。

　　发展融资租赁。依托融资租赁公司的业务网，鼓励融资租赁公司展开产融联动、融资租赁业务，主要为企业开展设备升级、技术改造、流动资金等方面的融资租赁。稀土高新区与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规模为每年20亿元人民币，合作期3年的融资租赁战略合作。目前已给予东宝生物、包头常铝两家企业授信额度8000万元，支持帮助企业加快升级步伐，双方携手为企业提供以融资租赁为核心的综合解决方案，有效解决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资金问题。

　　创新运作模式。整合包头市稀土产业发展基金、高新区政府基金、包头市专项基金形成12亿元基金规模，集中力量建设包头稀土新材料深加工基地，提高投融资精准度，振兴了稀土新材料产业发展。

　　加大引导投入。引导社会资金、民营资本开展创新创业投资，同时发挥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促进初创型企业发展。科创公司运作2亿元的产业引导资金，吸引社会和银行跟进投资3亿元，促进14个高科技项目落地，实现财政资金与金融资本的有效对接，开创多渠道金融路径。

　　鼓励配套采购。制定出台《关于优先采购使用本地工业产品实施意见》，引导区内企业相互采购，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收录103户企业的530种工业产品，对采购额度超过30万元的，按照采购金额的5‰给予补贴，引导区内企业协作配套，先后为伊利集团、天顺风电、康瑞药玻等企业补贴21.53万元。营造良好的企业运行政策环境，助推企业行稳致远。

　　扶持企业上市。按照“上市一批、改制一批、签约一批、准备一批”策略，建立金融专家培训辅导常态化机制，开辟企业上市和挂牌“绿色通道”，对不同阶段企业制定不同推进方案和服务方式，打造企业“培育、股改、上市”梯队。高新区“新三板”挂牌及上市企业达到15家，占全市的62%。

　　在日前召开的2018年全国政策咨询工作会议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表示，2017年，全球经济出现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首次大范围向好、主要经济体同步增长的局面。展望2018年，我国经济有条件继续保持在中高速增长平台上平稳运行，经济运行有望延续增速稳、就业稳、物价稳、效益稳的“多稳”局面，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多有利条件。

　　李伟表示，全球经济回暖的同时也隐患重重，诸多风险和不稳定因素值得密切关注。一是生产率增长低迷、工资增长缓慢等因素仍困扰发达经济体可持续发展，新旧动能转换尚未完成，财政紧缩政策的溢出效应有待观察。二是全球资产价格处于高位，金融风险日渐聚集。三是经济议题政治化，受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影响，多边谈判受阻，贸易保护主义兴起。“未来中国可能会面临更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关系和新招频出的贸易关系壁垒。此外大国角力竞争思维的强化，地缘政治风险和局部地区的安全风险也不容忽视。”

　　当前，我国正处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重要关口期。他表示，围绕转向高质量发展要求，需要实现高质量的供给、需求、资源配置、投入产出、收入分配和经济循环。必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有效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冲击，排除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为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和环境。当前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金融风险压力还没有得到有效缓解;房地产稳定发展局面尚未形成;地方举债需要进一步规范;通胀抬头可能增加政策调整压力;部门间政策协调需要加强。

　　潮平两岸阔，正是扬帆时。

　　根据 人民日报、 嘉兴日报、上海证券报、金融时报等採编【版权所有，文章观点不代表华发网官方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