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明式家具的关注是审美的一种回归

郑瑟

　　家具工艺的发展决定于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社会发展的程度。在唐代之前，人们习惯习地而坐，就地而卧，因而家具也十分简单，宋代时才渐有各种类型的床出现，李白的著名诗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经考证，其中的"床"很可能既不是指临窗的床，也不是指水井边的井床，而是指唐代当时的一种坐具"胡床"。

　　明代家具是中国家具史上的一个顶峰，是中国家具民族形式的典范和代表，在世界家具史上也独树一帜，自成体系，影响深远，占有重要地位。明代家具多用南洋进口的优质硬木，诸如黄花梨、紫檀木、红木、铁木、杞梓木等，质地坚硬，色泽柔润，纹理优美，据说很多是明初郑和下西洋时带回中国的。明代家具的艺术特点是:造型简洁，加工精细严谨，显得精致高雅，尺度科学，符合人体功能要求;种类多，造型丰富;重点装饰，少而精。

　　事实上，从明代中期起，民居建筑和私家园林修建进入繁盛期，贵族、富商们新建成的大量建筑和园林需要高档次家具来陈设，这就形成了对于家具的大量需求。社会对家具的需求，也促进了家具制造业的发展。

　　明代的一批文化名人，热衷于家具工艺的研究和家具审美的探求，他们的参与对于明代家具风格的成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明代中期，硬木家具流行起来，并逐渐成为时尚，进步促进了明式家具的发展。在王士性《广志绎》中讲到:"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始盛。

　　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美洲生产的白银30000吨，日本生产的白银8000吨，最终流入中国的白银达到7000吨至10000吨，约占世界白银产量的1/4至1/3。甚至有学者认为，通过贸易渠道，全世界白银的一半最终流入中国。当时的世界也进入了经济全球化时代，晚明在打破"海禁-朝贡"体制后，通过海上贸易，卷入了全球化的贸易浪潮，特别是刺激了江南丝绸业和纺织业的发展，经济高度繁荣带来了江南的奢侈之风，由此也推动了明代家具走向巅峰。明人的审美趣味经过市民阶层与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彼此双向选择,最后走向了相互融和。

　　先谈谈衣箱，衣箱属于大型的箱匣类家具，古人不仅用它贮藏衣物，也经常用它贮藏书籍、财宝等物品，在古代生活用具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早期的衣箱是没有底座的，直到明代早期，从鲁王朱檀墓中出土的几件衣箱实物和冥器都还没有底座。目前发现最早的带底座衣箱是一件朱漆戗金缠枝莲龙纹的皇家御用衣箱，约为明代前期或中前期制作，目前存世十分罕见。它长87厘米，宽56厘米，高61厘米。造型为长方形，箱盖拱形隆起，箱体配有矮座，又名“车脚”，矮座的开光内设有四孔，以便穿绳搭抬。此箱以杉木制胎，杉木不易开裂变形，香气具有抑菌驱虫的功能，非常适合于制作箱橱。樟木虽然亦可驱虫，但明代的箱橱很少有樟木材质的，因为明人认为妇女常闻樟木味道易导致不孕和流产，箱橱以杉木制作最为理想。此箱的制作是在箱体木胎上蒙牛皮，上下箱口各钉有一圈木条压住皮边，底再套上木座，然后通体内外皆糊麻布，披灰并饱浸熟桐油，依次髹底漆、黄垫光漆和朱红面漆，最后再清钩戗金缠枝莲龙纹，工艺极其繁难而又十分牢固。明代衣箱的提手两端外撇，便于穿手握提。其铜面叶安装在箱口压牛皮的木条上，所以是横条形的。明代的漆饰木箱受到皮箱和竹藤箱的影响，铜面叶也基本为横条形或横长方形的。

　　至明代中期以后，衣箱的设计制作水平进一步得到发展，出现了带有须弥式底座的精美造型，这应该是借鉴了经函、佛龛的底座设计。明代带底座衣箱的尺寸相当划一，尽管制作年代和作坊有别，但相差并不很大，这是根据当时拔步床地平空间标准的实用性设计。

　　朱黑漆彩绘描金五子祝寿图衣箱，制作于明朝嘉靖年间，是目前发现的在同类器物中年份最早且原画篇保存较为清晰的珍品，长86厘米，宽59厘米，高62厘米。此箱配有精美的须弥式底座，铜饰件的造型为典型的明代风格。其正面图案描绘的是五代时期，后周的谏议大夫燕山人窦禹钧教子有方，五个儿子俱都中举做官，齐来向他祝寿的富贵场景。图案中的仕女梳圆偏发髻，上身皆穿大袖圆领袄，肩搭帔帛(写实的帔帛要比仙女、舞姬的帔帛短)，下身穿拖泥裙，是当时苏南妇女的流行妆束，印证了苏南文人范濂在《云间据目钞》中对隆庆初年妇女流行妆束的描述。而在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南京刻本的《西游记》插图中则表明，这种妆束在嘉靖前期就已经出现了，只是范濂当时尚未出生而已(范濂生于嘉靖十九年，即公元1540年)。综合分析，此箱应制作于明朝嘉靖年间。最近在海外发现了同作坊制作的另一件衣箱，造型、纹饰与之基本相同，只是图案中仕女的衣领变尖，出现了奢华的伎乐等明代晚期特征，漆地的老化年份也较之晚后，验证了此前笔者在《明清大漆髹饰家具鉴赏》一书中关于年代演变的推论。

　　明代还有一种造型奇特的皮箱，拱顶鼓腹，均用代表明朝官方权威的朱漆进行髹饰，这是明朝政府参照蒙古人的马背漆皮箱设计制作的一种便携式官用皮箱。它的设计特点在于轻便、坚固和防雨水，可以长途运送军饷宝钞和机要文书等重要物品。

　　朱漆官皮箱，长72厘米，宽44厘米，高49.5厘米，为明早期制作，铜饰件为菊花造型，尚有宋元风格。它底座较为简朴，仅为一圈垫木。箱盖是实木蒙皮的，分量还比较重，也具有早期特征。

　　官皮箱与普通的木胎皮箱不同，这种皮箱是脱模制作的，即用生牛皮蒙在模型上用皮条线缝制，牛皮干硬后取出模型，用木条做盖枨、箱口及底座，相对较轻，便于携带。牛皮胎制成以后，还要糊麻布，做漆灰底(做血料灰底者则必饱浸桐油)，然后髹漆多道，故箱子的耐朽性极强，特别坚固。其锁插为厚实的铜铸件，有的还采用了双搭扣保险，在出土的明代王墓随葬器物中就有类似的铜饰件，但在民间的箱子上尚未见到。除了做成较耐水的灰漆表层之外，其箱盖的造型为拱券式，不会存水，而且箱子的里口特别高，其铜饰件在安好后，往往还在箱里贴皮封固并髹漆，真可谓是滴水不漏。这样，天气再恶劣，里面的机要文件、军饷宝钞等重要物品亦能安然无恙。此外，它通体圆滑无棱，制作时要比方形费事得多，但便于捆扎系绳担挑;也可以成对套在箱袱中搭在马背上驮载，对马匹不易硌伤。

　　在明人绘制的《徐显卿宦迹图》组画中，有一幅“鹿鸣彻歌图”，描绘的是徐显卿乡试中举以后辞别友人上路时的情景。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随从有一个扛着长柄青罗伞，另一个挑着担子，担子一端的物件很像朱漆官皮箱。根据明朝的制度，举人已经有了俸禄和做官的资格，平民百姓需尊称“老爷”。长柄青罗伞和朱漆官皮箱应该是官府配发的，使举人老爷在进京会试的途中可以遮雨防晒，确保所携身份文书的安全。

　　又如，朱漆戗金凤凰花卉纹官皮箱，长83厘米，宽52厘米，高56厘米。成对存世，约为明中后期制作。其通体清钩戗金凤凰缠枝花卉纹，铜饰件是镂空錾花的，为皇室贵族所使用。它的设计制作比前者更加成熟完美，在底座上挖了壸门，并在壸门的前后钻有四孔，以便穿绳捆扎。箱盖也改成了脱胎制作，内以木条为托衬，减轻了重量，更加便于携带。同时箱子的里口进一步加高，增强了防雨性能。原来的合页式铜铰链已经不便使用，改成了套环式，要先提起箱盖再扣在箱体上。这种造型一直沿用至明末，明朝灭亡之后，朱漆官皮箱被清廷废弃，三百多年后，就连它的本名也被张冠李戴到了梳妆小木匣上。

　　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奢侈无度，在打造器物玩好方面尤其出手阔绰。据《工部厂库须知》记载：万历十二年(1584年)，“御前传出红壳面揭帖一本，传造龙凤拔步床、一字床、四柱帐架床、梳背坐床各十张，地平、御踏等俱全。合用物件除会有鹰平木一千三百根外，其召买六项计银三万一千九百二十六两，工匠银六百七十五两五钱。”

　　这一数目庞大的“鹰平木”查无树种，究竟是什么木头?原来在古文的读法上，鹰平木应顿读为“鹰、平木”，即鹰架、平头杉木的简称。据明人贺仲轼在《两宫鼎建记》中记载：万历朝在重建被火灾焚毁的乾清、坤宁两宫时，“议买杉木，照得鹰、平、条、槀等木大工必用”，这也佐证了鹰平木就是杉木材料的规格名称。

　　​杉树为常绿乔木，高可达三十米以上，产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明朝时，为了便于储运，大木一般分两段取材，从根部至中部截取的部分称“平头杉木”，其两端的粗细相差不多，可做梁、柱等;从中部至树梢的部分称“鹰架杉木”，其梢端较细，可做脚手架(古称“鹰架”)等。所以，同等标号的杉木圆材，后者的围径比前者都要小一些，售价也低于前者。例如，平头杉木的一号者长三丈七尺，围三尺，每根值银三两九钱五分;鹰架杉木的一号者则长三丈，围二尺一寸五分，每根值银一两二钱，以此类推。

　　​杉木在明朝时分油杉、香杉、土杉等品种，木色淡黄或白，质细纹直，有香气驱虫，较耐朽防蛀，易于加工，为软木之良材。其比重轻，灰蔴附着性强，缩胀率低和不易翘曲开裂的特点，尤其适合于制作灰蔴底漆饰家具的胎骨。杉、楠两种木材皆为明朝主要的皇木品种，但就宫廷家具的用材比重而言，则以杉木为首。这一千三百根鹰平木还只是特别增拨的，常例的宫廷家具用材主要为杉木板枋，均经大运河从南方运来，系由留都南京的工部衙门负责采买并起运至京师。

　　明朝时的通州运河码头建有皇木厂做为仓储。据《大明会典》记载：“司礼监御作房成造书画柜匣等项杉木板枋，每年两次，每运六百块，如御用监例。”这一记载在万历晚期编撰的《工部厂库须知》中得到佐证：“司礼监成造……其板枋六百块，至今每年仍旧起运。”明朝宫廷的司礼监年年都要差官去南京的工部厂库抽取杉木板枋，每年分两次解运，由南京工部拨船运抵通州张家湾，再用车载转运至该监，仅运费就需银四百五十两，成本相当之高。“每运六百块”，即使保守地按每年运六百块计算，仅司礼、御用两监就共运杉木板枋达一千二百块之多，构成了“上用”(指御前使用)家具的主要用材。明朝负责修理宫廷家具的内官监所领取的木材品种也可以证实这一点，据《大明会典》记载：“内官监修理年例、月例家伙物件，每年一次，杉木一百二十根、榆木八十根、散木二十根、杉木连二板枋八十块、椴木四十根。”

　　​综上所述，关于明朝宫廷家具大都以硬木，特别是黄花梨木制作的说法其实是错误的。

　　明朝宫廷一般并不向商人召买硬木，主要来源是指定广东省按年入贡，而贡木的数量很少，并不侧重于黄花梨木。万历年间的岁贡额据《工部厂库须知》记载：“广东布政司每年应解……胭脂木十段、花梨木十段、南枣木十段、紫榆木(紫檀的别名)十段……送御用监交收。”据晚明太监刘若愚撰写的《酌中志》记载，御用监内擅长雕刻的佛作负责硬木器物的制作。从入贡明宫的硬木数量分析，制作应以小型器物为主，家具的数量不多，艺术风格注重精雕细琢。那些所谓明朝宫廷每年派官员去南洋大肆采购黄花梨、紫檀的说法，源自于民国年间古玩商的臆造。

　　明朝宫廷也并未大肆地砍伐海南岛的黄花梨资源，相反，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明廷在平定了海南岛黎族起义之后，万历皇帝诏准两广总督张鸣冈在岛内竖牌明示，严禁地方官员对包括花梨木在内的各种黎乡自然资源进行“无艺之征”，传谕“著实举行，以图久安”。清代早期来华的俄国特使尼古拉所写的《中国漫记》一书，在关于海南岛(当时尚为南明势力所控制)的行文中没有列入花梨木，亦可印证禁令的成效。

　　由于明代硬木家具的流行起步较晚以及清初南方频繁的拉锯战损毁所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绝大多数明式黄花梨等硬木家具，虽称为明式家具，但却并不是明代后期制作的家具，甚至还要晚于清代早期。

　　明式家具的许多经典造型和纹饰都是明代家具中所没有出现或者流行过的。明人的家居陈设比较疏朗，家具的体量相对偏小，造型设计注重移动使用和一器多用，流行简洁牢固的腿间直枨和高拱顶牙式罗锅枨，下移式罗锅枨比较少，罗锅枨的拱度大，用料较粗壮，三角支撑的意识明显。清人的家居陈设逐渐密集，家具的体量增高变大，造型设计趋于固定使用和功能细化，明式家具中常见的小拱度下移式罗锅枨和罗锅枨加矮老、卡子花等造型富于装饰性，主要在清代流行。明代时还没有流行劈料圆裹圆的家具，这种造型是清代苏作明式家具的流行款式。明代家具的三弯腿比较舒展，清作明式家具的三弯腿常作垂直微拐。明代家具的内翻式马蹄足比较矮扁，清作明式家具的内翻式马蹄足逐渐变高。

　　此外，在纹饰方面，明作的卷草纹粗犷写实，清作的卷草纹细柔抽象。明作的龙发多上扬，清作的龙发多散披。明作的麒麟纹多蜷卧或仅前肢立起，清作的麒麟纹多四肢站立。明作的透雕比较圆转朴实，清作的透雕趋于方折纤细。在铜饰件方面，明作的锁插多为象鼻形、方形，面叶多为条形、长方形，拉手多为环形，提手的两端一般向外撇出。清作的锁插多为如意形，面叶多为圆形、菱花形，拉手的花式繁多，提手的两端一般向内弯曲。

　　上面所述是明代家具的普遍特征，但出现早于流行，清代家具的某些特征最初生成于明代。且以黄花梨为代表的明式家具和以紫檀为代表的清式家具之间的历史分野，并不在明清两代之交，而应在乾隆十年(1745年)左右，乾隆皇帝开始酷嗜雕刻繁缛的紫檀家具，从而引领了清中期上层社会家具的发展方向。因而，明式家具只是艺术概念，不能作为断代的标准。我们应该正确地理解“十清不及一明”的意义，明式并非明代。

　　明朝建国初期，开国皇帝朱元璋即规定了严格的服饰、建筑、器用等级制度，皇室垄断着最高级别的家具漆饰特权。做为祖制，以后明朝的历代宫廷一直以使用大漆髹饰家具(以下简称漆饰家具)为主，设置了大规模、多工种的宫廷漆作。明朝的国姓为朱，又因创建于南方，以火德王，故极为尊崇红色，一至四品的高官俱穿绯(即红色)袍，朝廷、衙署的家具多用朱红漆。根据明宫的档案文献《工部厂库须知》(明•何士晋撰)记载，每年四川省都要向皇室进贡制作宫廷家具的朱红漆颜料川二硃达两百斤之多。明朝官员以及庶民的家具，其漆色和纹饰均有限制，据明朝弘治年间李东阳编撰，万历年间申时行重修的《大明会典》卷六十二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公、侯及以下官员)木器并不许用朱红及抹金、描金、雕琢龙凤纹。”……“又令官员床面、屏风、槅子并用杂色漆饰(例如朱、黑双色漆间用)，不许雕刻龙凤纹并金饰、朱漆。”

　　​明朝后期的隆庆、万历年间，用各种硬木制作的家具开始在苏州、松江一带民间的纨绔豪奢阶层流行，但其价值地位一般并不及高档的漆饰家具。参与制作宫廷漆饰家具设有御用监、司礼监御前作、内官监油漆作以及司设监等多处。此外，还有兼做宫廷膳宴家具的光禄寺和专做剔红漆器的果园厂等等，可谓规模庞大，工艺齐全。

　　而明朝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同样极为崇尚漆饰家具，在《天水冰山录》、《金瓶梅词话》等文献著作中有很多关于漆饰家具的记载，却很少或几乎未提到硬木家具。根据《天水冰山录》记载：严嵩府宅中共有多达八千四百八十六件家具，以漆饰为主，涉及硬木的基本是小物件，家具中仅有“素漆(按：髹漆后未加纹饰)、花梨木等凉床四十张，每张估价银一两。”花梨木凉床和素漆凉床的变卖价格是相等的，均属于中等档次。与之相比，带描金的漆凉床每张则估价为银二两五钱，高出近两倍。晚明苏州的著名鉴赏家文震亨在《长物志》一书里，最为推崇的是古黑漆断纹家具和明朝的内府填漆家具。

　　可见，当时拥有和使用全朱红的漆饰家具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民间也不乏有使用丹红、矾红等近似于朱红的油漆髹饰家具。明代中期以后，法纪逐渐松弛，高官士族都以拥有朱红漆家具为荣。万历年间的刻本《金瓶梅词话》第四十五回，描写西门庆购买了白皇亲家的两架朱红漆架子铜锣铜鼓，帮闲清客应伯爵吹捧说：“朱红彩漆，都照依官司里的样范。”说明这两架朱红漆铜锣铜鼓原来属于民间禁用的礼器。明代漆饰家具要比明式硬木家具少得多，目前市场价格远低于收藏价值，具有较好的升值空间。​​​​

　　1944年，德国人古斯塔夫•艾克著书《花梨家具图考》，为古典家具设立了第一个里程碑。1971年美国人安思远又著书《中国古代家具》，再度将中国古典家具以图录昭示，反映了洋人的艺术价值观。直到1985年，王世襄将其大著《明式家具珍赏》奉与国人，姗姗来迟的家具研究才悄然推动了人们有意识的收藏，而在这些年的发展中，许多市场机构成为了非常重要的推动者。

　　在近年来的拍卖市场上，黄花梨的家具屡创天价，像在纽约佳士得2015春季亚洲艺术周拍场上，一套明式黄花梨圈椅，以968.5万美元成交，创造了黄花梨家具拍卖的世界纪录。2017年佳士得纽约亚洲艺术周 "玛丽·泰瑞莎·L·维勒泰亚洲艺术珍藏"拍卖中，70%的拍品以超过高估价成交。全场最高价拍品为一件罕见明(十六/十七世纪)黄花梨三足圆香几，成交价为584.7万美元，是此前高估价的近十倍。

　　当下西方家具也受到明式家具影响，北欧一些知名设计师就曾以毕生最经典的作品向明式家具致敬，丹麦家具设计大师汉斯•瓦格纳的"中国椅"就是其中之一。

　　马未都先生曾在《百家讲坛》中介绍，一张黄花梨的床在明代值银12两，而当时的一个丫环才值不到1两白银，也就是说一件黄花梨家具可以换10多个人。1996年秋，佳士得在美国纽约举办了一个中国古典家具拍卖会，这也是有史以来国际拍卖公司第一次举办中国古典家具拍卖会，世界各地收藏家300余人亲临现场，其中有几十位来自新加坡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华人。经过两小时的激烈竞争，107件拍品全部成交，拍品成交价四次打破历史最高纪录，有的竞价超过估价的十倍。拍品中价位最高的是一件清代黄花梨大座屏，以100万美元被美国一家博物馆购藏，加上佣金，相当于1000万元人民币。

　　明式家具被发现时，恰逢西方处于工业文明设计的鼎盛时期，大家对其设计风格和艺术魅力十分关注。在设计上也呈现了极简主义思潮，更多的是从工业文明转向对大自然的一种观察。明式家具被市场追捧的时候，又恰逢中国经济再次崛起之时。综合来讲，明式家具处于一个早期外流、近年回流的过程，它的价值不是中国人自我炒作、宣传、推广的结果，相反的，它是墙外开花后，才墙内"香"，是自外而内的一股热潮。

　　在伍嘉恩看来，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及90年代是收藏明式家具的黄金时期，其时也正逢中国落实对外政策提供的商机，让不少人从事发掘这些几百年没有人关注的宝物，让他们重现人们眼前。明式家具是明末清初皇室，达官显贵，工商巨贾府上陈置的材美工良的家具，当代已经不多，三四百年后的现代，传世品数量更是有限。经过上世纪80、90年代不停发掘，原产地的中国已经剩余无几。这也是"黄金时期"名称的由来。

　　明式家具的简约、雅致、含蓄、精巧，使其成为一种具有东方哲学美感的艺术形式，它是造型、材料和工艺的完美统一，造型艺术特质是它打动全世界的因素之一。如今，中国的藏家重新对明式家具引起关注，何尝不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下，人们审美的一种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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