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楣上家国、梁柱间文脉”

郑瑟

　　匾额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民俗文化精品，以凝练的诗文、精湛的书法和深远的寓意，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辞赋诗文、书法篆刻、建筑艺术融为一体，集字、印、雕、色的大成，述说着上千年的历史，被称为“古建筑的灵魂”。历史上曾出现“无处不匾”“无门不匾”的盛况。

　　匾额讲究的是内容的意境及文采，它集中表现了我国古代文化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在封建社会，那些维护封建伦理道德、政治规范政绩显著者，多被赏以匾额，称"扁表"。《后汉书·百官志》里说:"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获得官府或百姓的扁表是一种很高的荣誉。其中不乏对真正维护民族利益，为民伸张正义之人的表彰，如岳王庙的"还我河山"匾，老百姓赠给海瑞的"海青天"匾。但更多的是维护封建伦理的匾额，对如众多烈女节妇、官宦人家的表彰，对恪守封建伦常、政治规范起警策、训诫和宣传作用，如《红楼梦》里先皇御笔的"慎终追远"。

　　古代还有一类官匾，是官员为表白为官初衷和抱负，喜用悬金匾形式昭示民众，并以此为鉴自勉。官匾多悬于公堂之上，内容则以表白为官清廉勤政者居多。如"明镜高悬"、"公正廉明"、"明察秋毫"等。宋太祖统一天下后，在自己的殿房上悬"公正明"手书匾额，自警治国要公正。

　　也有相当多的匾额是屋、斋等居处用以寄寓明志、缀饰美化的。如鲁迅先生幼年读书的书塾挂"三味书屋"木质横匾。用语切当，意味深长。如林则徐书斋悬有"制怒"匾额，自警待人处事要冷静慎重。郑板桥的"难得糊涂"和"吃亏是福"两块匾额，更是寓意深刻。

　　民间根据礼节和风俗，在人际交往中也有匾额交流，如祝寿时的"寿比南山"，建屋落成时的"华堂永昼"，添子的"文曲星耀"等。在闽粤台等地民居的大门口、厅堂或楼房上，往往悬挂有与该姓氏堂号有关的匾额，如姓张的家族一般用"金鉴千秋"、"渔阳惠政";李姓用"西陇望族"、"北海名流";林姓用"西河世泽"、"九龙衍派"等。

　　中国商家的"商匾"，其用字遣句皆寄寓吉祥如意、生意兴隆、财源茂盛等美好愿望。如旧时浙江绍兴酒楼上挂有"太白遗风"、"刘伶停车"等长方形青龙扁，显得含蓄多趣。现代商家所悬匾额更是推陈出新，巧构妙句，如饺子馆题匾"无所不包"，石灰厂题匾"白和起家"，当铺题匾"当之无愧"，音响电器行题匾"一呼四应"等，都很含蓄多趣，耐人寻味。

　　我国风景名胜、园林古迹的匾额，使山岳生色，河川增辉。《红楼梦》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贾宝玉机敏劝诸宾"，就描绘了题匾趣事。贾政说:"偌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也觉寥落无趣，任有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此话道出了匾额具有美化景点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又如《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所居之处题写的匾额有"稻香村"、"潇湘馆"、"怡红院"、"秋爽斋"、"蘅芜苑"、"大观楼"、"缀锦阁"、"蓼风轩"、"藕香榭"、"紫菱洲"等，还有四字匾额如"梨花春雨"、"桐剪秋风"、"荻芦夜雪"等。

　　1.源于古人对门的重视

　　提到匾额，许多人可能觉得很陌生。但如果说到老字号商铺“稻香村”“张一元”，再到皇宫寺庙的“太和殿”“雍和宫”，就会感到匾额离我们并不远。它既是一种文化载体，也是一种传统象征，既是人文风景，更是历史印记。

　　匾额兴起于先秦，历经两千余年沉淀与打磨，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个自成体系的分支。匾额简称为匾，古代“匾”写作“扁”。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对“扁”作了如下解释：“扁，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即点出了匾额作为“建筑命名”的原始功能。匾额，又称扁额、扁牍、牌额、牌匾，简称为扁、匾或额。也有说，横写为“匾”，竖写为“额”。中国的古建筑门屏上端，多缀有匾额，其特点为文字不多，一般二字、三字、四字。古代匾额大多为木质，也有石质雕刻的。不论木质或石质的，匾额一般为长方形，尺寸以门面大小而定，多为黑漆金字，醒目端庄，寓意深远，措词文雅，书法遒劲有力。

　　匾额习俗的形成源于古人对门的重视。在古代，门被称为“衡门”，是一种领地的标识，我国一些少数民族至今仍然保留着在衡门上放置猎物作为其领地的风俗。当部落发展成为国家，氏族首领化家为国，衡门上的标志也简化成为文字，成为了国号。我国古代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朝的国号为商，《诗·商颂·玄鸟》中曾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字的甲骨文极像衡门之上放置鸟牲。

　　中国的古建筑，举凡楼、台、亭、阁或轩、榭、堂、馆，匾额是不可缺少的装饰品，相当于古建筑的眼睛。由于匾额在建筑物中占据了显耀的位置，因此极受古人重视。史载三千多年前，周文王建台礼天，榜名“灵台”，可以说是历史上匾额雏形。自秦始皇统一始，真正意义上的匾额就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制度得以颁布施行。秦《会稽石刻》记载：“秦圣临朝，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其中的“显陈旧章”，确立了匾额的地位与使命。秦朝的书体定为八种，即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和隶书。署书又称榜书，就是写匾额用的字体。

　　《太平广记》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三国魏明帝时建凌云台，韦诞奉命“题榜”，但“误先钉榜而未题，以笼盛诞，辘轳长绳亘引之，使就榜书之”。皇帝为了匾额的完美已经不顾臣子的生命安全，匾距地面有二十五丈，数十米高，韦诞“因致危惧，头须皆白。乃掷其笔，比下焚之，戒子孙绝此楷法，著之家令”。其意为，悬挂高空去题写匾额，因为恐惧，韦诞头发和胡须转眼间变白了。回到地面，他把毛笔烧掉，表示再不写榜书，并且还将不准子孙学习榜书写入家规中。

　　2.商铺挂匾额招揽生意

　　匾额广泛流传，由官方传至民间是从唐末开始的。当时里坊制度被废除，百姓可以临街开店，挂出各自的匾额来招揽生意。到了宋代，商品经济繁荣，匾额就更多了。

　　在《清明上河图》的画面中能看到汴京街道上，两旁并列着各种店铺、作坊，其中有酒楼饭店，也有金银铺、裱画铺和医药铺，如“刘家上色沉檀楝香”(香药铺)、“王家罗锦匹帛铺”(绸缎店)、“刘三叔精装字画”(博古斋裱画铺)以及“赵太丞家”等医铺。

　　俗语道：“创出金字招牌，买卖找上门来”，流入民间的匾额逐渐成了商家的招牌、店铺的品牌。著名的招牌，实际上也就是著名的商标，它往往同优质的商品联系在一起，同顾客的认同感、信任感联系在一起。

　　店家的招牌常喜欢用吉利字眼，比如北京老字号“内联升”中的“内”指大内宫廷，“联升”示意顾客穿上此店制作的朝靴，可以在宫廷官运亨通，连升三级。

　　可口可乐的第二任总裁伍德鲁夫曾说过，“如果可口可乐公司一夜被大火烧掉了厂房和设备，只要给我‘可口可乐’这四个字，我照样可以东山再起。”这就是品牌的价值。

　　电视连续剧《大宅门》里，“百草厅”被人接管后，白家二奶奶以“白家老号”的匾额作为白家私产为由参股。电视剧并非虚构，民国年间的一场大火中，“六必居”店里一位老伙计，闯进火海，冒死将“六必居”的牌匾抢了出来，六必居的老板很是感动，将这位老伙计命为“终身伙友”，并终身“高其俸”。

　　上世纪30年代，上海老字号童涵春堂曾因债台高筑，不得不把部分产权出售，经过出、受盘人双方协商，在出盘的时候，将牌誉这块无形资产作价80万两白银，折合112万枚银元，可见名店招牌的珍贵。

　　3.祝寿匾额成清代风尚

　　除了为建筑物和商铺“标识名称”外，匾额在古代还是宣扬教化的重要传播媒介，宣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维护社会秩序和规范伦理道德。

　　《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 北宋抗辽名将杨业一家世代忠良，忠心报国，宋太宗赵光义赐金五百万敕建一座“清风无佞天波滴水楼”，并亲笔御书“天波杨府”匾额，下旨满朝官员凡经天波府门前经过，文官落轿、武官下马，以示对杨家的敬仰。宋徽宗还曾赐唐朝大将陈元光之庙以“威惠庙”的匾额，以追思其开发漳、潮地区之功。在当时能获得官府或皇上的匾额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不仅是家族的光荣，能够泽被后代，还可以成为一个地区的光荣。

　　明清之际，牌坊匾额成为最高统治者褒奖功德孝贤的重要形式，需经皇帝降旨或恩准才能建造，在正楼檐下和顶枋之上的正中间建有一个小龛，内有一块小石板，上镌“圣旨”“恩荣”等字样。牌坊的主楼写有匾额文字，匾额下方刻有旌表人物名，或者记录表彰的缘由。在云南纳西族“木府”前精工细作的牌坊正中，就安放着镌刻明神宗钦赐的“忠义”二字的匾额。

　　敬老养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国礼仪之邦的文明标志，更是儒家和谐社会的思想内涵。

　　清朝律例规定，匾额作为一项特殊的旌表物品赏赐给寿民，从而使得匾额被广泛运用到祝寿之中。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卷一中所说的：“康熙己卯夏四月，上南巡回驭，驻跸于江宁织造之署，曹世受国恩，与亲臣世臣之列。爰奉母孙氏朝谒，上见之，色喜，且劳之曰：‘此吾家老人也’。赏赉甚渥，会庭中萱花开，遂御书‘萱瑞堂’三大字以赐。” 康熙称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为“此吾家老人也”以及为其题写“萱瑞堂”(古人以“萱”喻母)匾额，充分显示了康熙对曹家的恩宠和信任。

　　据说，乾隆登基后的第一块匾，是赐予山东按察使黄叔琳，因其母吴氏年近九十，赐“德门寿母”额，而且在其执政的六十年中，凡朝臣七十寿诞，要员父母八十、九十高寿，乾隆都不忘题匾赐匾以彰庆贺。他的做法深深影响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等多位皇帝，使得老人祝寿匾在清代成为一时风尚，至今仍有大量实物留存。

　　延伸阅读

　　农村门匾反映时代变迁

　　农村门匾，也是匾额中的一种。

　　在农村，盖房子是人生中的头等大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多农民辛苦半生才能盖起三间大瓦房，而大门门楼上方中间的门匾更是重中之重。上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经济条件所限，人们修建的大门，门框、门扇、门匾虽全是木制的，但对木质要求却有讲究，门框门扇用杨木即可，而门匾必须用椴木。因为椴木木质细腻，干湿料都不变形，宜于雕刻;也有些人家找不到椴木而用杨木等代替，效果就不能与椴木同日而语了。门匾上的字过去大多为黑色，也有蓝色的。近年来，门匾都是用瓷砖镶嵌，大多是白底黑字，也有红底黄字。门匾上的文字内容由户主确定，通常请村子周围有一定知名度的“文化人”书写。

　　浏览农村的门匾，从内容上不难发现，门匾记载着一段历史，也反映着时代变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门匾内容大多为“勤俭持家”“勤俭建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劳动光荣”“厚德载物”等。而改革开放后，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进入21世纪，富裕起来的农民建新房的热情高涨。此时的农村门匾已没有了木质的，街门多是油光锃亮的朱红色大铁门，门匾也都用精致美观的瓷砖镶嵌，看上去既富丽堂皇，又庄重大方。门匾内容有“家和万事兴”“耕读传家”“贵在自立”“宁静致远”“福居鸿光”“德茂福盛”“惠风和畅”“室雅人和”“钟灵毓秀”等，内容更为丰富。

　　不可不知

　　“功名匾”五大看点

　　在众多用途的匾额中，不得不提一下最为古人所重的科举匾额，也称“功名匾”，是当年士子光耀门楣的象征。中国科举制度的孕育和产生，历经了一千多年漫长的历史过程。“选拔贤才”治理国家，是历代统治者的共同愿望。

　　“品优德厚”“美继秦台”“清标彤史”……科举匾额多为主持科举考试的高级官员题写。这些科举出身的官员，书法造诣极高，榜书大字风格各异，观赏性强，用典丰富，几乎囊括了中国所有劝勉激励之词。

　　在北京有一个私人博物馆——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共收藏木石匾额五百多方，其中石刻匾额近五十方、明清32名状元题写的匾额四十余方，以及13名榜眼、12名探花题写的匾额。馆长姚远利曾公开对媒体指出，科举匾额有五大看点：

　　一看科名层次。古人所言科名，类似今日的学历、学位。如举人、进士谁高谁低，贡生、监生属什么学历等。

　　二看题匾人。匾额如同字画，题属人不同，其文物价值也不相同。

　　多数题匾人是进士出身，也有不少状元、榜眼、探花。从官职上讲，有宰相、大学士，多为总督、巡抚、学政、主考一类官员。

　　三看书法。古代科举考试，对书法要求很高。这些匾额有不少著名书法家，一睹名人书法，各类书体，当是一大享乐。

　　四看国学。科举匾额几乎是无一字无出处，无一字无来历。激励后学的语句甚多，也可以说对传统美德的赞颂，集中地体现了国学精华。

　　五看制匾工艺。木匾、石匾、砖匾制作工艺各不相同，集中反映了雕刻、篆刻、纹饰的高超技艺。(柯汴)

　　仁者见仁

　　匾额里的“错字”?

　　在许多著名的匾额上，我们都看到过“错字”，其绝妙之处就在于，每个字背后都有它的历史典故，究竟是对是错，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避暑山庄”的“避”字

　　避暑山庄正殿大门的上方悬有一块匾，上面写着“避暑山庄”四个镏金大字，为康熙皇帝的御笔，仔细看去就会发现，“避”字右边的“辛”下部多写了一横。据史料记载，康熙皇帝特意加了一笔，是他认为：“此是避暑之避，不是避难之避”。原来，皇上是忌讳“避”字有“逃避”的意思，不吉利，所以大笔一挥加上一横，这样就没有“逃避”之意了。

　　“明孝陵”变成“眀孝陵”

　　在南京的明太祖朱元璋明孝陵保护碑上，“明孝陵”写成了“眀孝陵”;在陵墓宝顶正南面的石砌墙体上写有“此山眀太祖之墓”，这两处的“明”字却写成了“眀”。“眀”这个错字很有来历，东晋大书法家王献之著名的《洛神赋帖》中，“明”字便写成了“眀”。在成都著名的武侯祠内也有，有块匾额叫“明良千古”，其中的“明”就写成了“眀”;新都的宝光寺有“光明世界”匾，上面的“明”字也写成了“眀”;济南市大明湖门牌上的“明”字，同样写成了“眀”。

　　少了一横的“院”

　　据说，当年咸丰驾临天津独乐寺，为寺内四合院题写院名，即兴写下了“报恩院”三个字。但字写好后，咸丰才发现自己“献丑”了，“院”字少写了一横。一众随行都看出来了，但皇帝写下的谁也不敢说是错字，正在众人疑惑时，咸丰自我解嘲道：人要知恩图报，佛家说要报四重恩：佛恩、父母恩、众生恩、国土恩，恩一生是报不完的，所以“完”字的笔划不能写全。

　　走出国门

　　日韩深受匾额文化影响

　　匾额习俗不仅在我国风行，与中国一衣带水、比邻而居的一些国家，如日本、越南、朝鲜等国，均深受匾额文化的影响，在一些重要场所悬挂的匾额依然使用汉字。

　　日本从奈良时代就受到了五台山佛教的影响，圣武天皇仿效中国武则天赐额五台山大华严寺的圣举，曾将大华严寺的匾额挂在日本东大寺的南大门上。

　　韩国首尔很多古建筑、钟鼓亭和重点建筑都悬挂有汉字匾额，以显示古老尊贵。作为始建于1395年朝鲜李氏王朝太祖时期的宫殿景福宫的正门，光化门最初被命名为四正门，世宗七年(1425年)更名“光化门”，取“光照四方，教化四方”的寓意。1968年，韩国朴正熙政府重建光化门。为恢复光化门的历史原貌，韩国政府经过数年调查论证，于2006年12月4日启动光化门重建工程。经过艰难的辩论，韩国国内力排“去汉字化”的杂音，同意使用汉字匾额，并用数字技术还原了1864年景福宫重建时的汉字字体。

　　越南河内的文庙——国子监是越南第一所高等学府。文庙殿内高悬着一块写有“万世师表”四个大字的汉字匾额，匾上注明是“康熙御书”，正中现供奉有孔子塑像，两侧分别供奉孟子、颜回、曾子等人塑像。

　　匪夷所思

　　这里的“门”字不带钩

　　紫禁城中许多匾额的“门”字多不带钩，这究竟是为什么?

　　传说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南宋都城临安宫殿被火焚毁，有人认为是门字末笔带钩，是火笔，招致火灾;二是“门”字带钩，“钩”除了可以钓鱼外，还可以钩住一切水生动物，当然也包括象征着天子的“龙”;三是据说中书詹希原书写明朝宫殿匾额时将“门”字的末笔微微钩起，多疑的明太祖认为这是闭塞贤路，于是将其斩杀，后来明朝迁都北京，但旧习传承下来，所以“门”自然而然没有钩。

　　现代社会，莫说寸土寸金的都市，连很多山野中的乡土建筑在“新农村建设”中也都改成了楼房。在这种“水泥森林”中，很难恢复当年“无处不匾、无室不匾”的盛景。

　　现在除了旅游景区、仿古建筑等一些特殊场所、建筑对匾额有需求外，普通人家几乎不再悬挂匾额。匾额生存发展的生态已经改变，其传承也必然面临困境。直接受到打击的，莫过于匾额的生产了。

　　“这是一个严酷的现实。”洛阳民俗博物馆馆长王支援说，行业凋敝，以制造匾额为生的匠人师傅也随之越来越少。另一方面，他认为在古建筑的修缮、复建中还是需要匾额的，仿古的建筑、旅游区也需要匾额，由此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匾额市场。他坦言，机器制匾、3D打印，都对匾额技艺的生存造成了冲击，但是真正懂匾额的人，还是喜欢手工匾额。“手工匾额一定会生存下去，现在仍然有一批年轻的制匾师傅。”王支援对此充满信心。

　　或许家家门口堂前悬挂匾额只能成为一种回忆，但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匾额文化的传承不容置疑。正如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馆长姚远利所说：“匾额的缺失，使它巨大的社会教化作用不复存在。由此，传统文化失去了一个可以依托的重要载体。”因此，匾额文化的传承刻不容缓。

　　除了继承手艺的制匾师傅，匾额成为一门学问走进高校，也是一条传承的途径。姚远利近年来提出了“匾额学”的概念，希望匾额文化研究能形成一个系统的学科体系。他告诉记者，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匾额，在理论上是一个空白，各大院校专家学者，几乎无人关注有关匾额的学问。所以他提出这个概念，希望有更多的学者能够参与到对匾额的研究和保护中来。

　　王支援也认为，匾额学可以把匾额的文化、文饰、颜色、图案等一一提取出来，进行系统研究，避免匾额在流传中出现文化特色的流失。成立了匾额学，匾额可以走进高校，让它作为一门学问得到更大、更有效的普及。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国有十几个匾额博物馆，有不少人在做匾额文化传承的工作。被采访者不约而同地希望，在“匾额学”的旗帜下，分散的执着追求，可以凝聚成更顽强的力量。

　　该如何认识匾额文化的历史地位和当下价值?如何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对匾额文化扬弃继承、转化创新，不断增加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沈望舒。

　　记者：匾额，在中国古代被称为“门楣上家国、梁柱间文脉”。也有文章认为匾额可谓是“治国重器”。小小匾额，何以如此重要?

　　沈望舒：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匾额的重要性。

　　一是历史上，题匾挂匾曾有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民国文献中尚留城乡“无处不匾、无室不匾”的描述。匾额分布范围并非限于国内，在海外，也可以说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匾额。而且匾文几乎都引经据典，字字珠玑，以其特有的魅力彰显中国思想、华夏风采。

　　二是优秀匾额的文字多凝聚了中华人文的要义，承载着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等优秀道德，与中华文明的神、魂、道血肉相融，持久地散发出核心价值观中筋骨与温度的正能量。

　　三是优秀的匾额往往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无论是点睛之语还是书法艺术，都令人叹服。

　　四是匾额文化担负着民间旌表的特殊使命。从汉代起到民国初年，匾额长期针对百姓，专司精神嘉勉职责。文献中还能看到匾文表彰扶危济困、乐善好施、急公好义方面突出者，有些镶于牌坊屹立于通衢达数百年之久，成为一方百姓引以为荣之物事。

　　记者：匾额在中国历史上曾繁盛多年，但随着其生态的改变而日渐式微。最明显的就是，现在人们都住单元楼了，不需要也没条件挂匾了。

　　沈望舒：匾额与传统文化的整体态势如影随形，在风雨如磐的岁月中日渐衰微。残存的历史匾额，多碎片状存在于文物建筑、博物馆单位、部分收藏者之中。除了活在古装影视作品中之外，曾经遍布城乡的匾额文化，基本淡出民众日常生活，也因此影响到了整个楹联文化的存续。

　　记者：目前我国的匾额资源是什么状态?

　　沈望舒：据我所知，以古都北京为代表，全国尚有百万面匾额及其资源基础。紫禁城、颐和园、国子监等文物建筑群，国博、军博、首博等文史机构，多元所有制博物馆或收藏爱好者，保管着有规模量级、达经典品级的历史匾额。

　　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活态文化生产力主体的资源：权威国学研究人才与团队，足以产生代表国内、引导东亚的“匾额学”成果;强大教育传播力量，足以建构根据匾额文化内容形成“好故事”、展示“讲好”故事能力的流程;全门类的文化创意产业，足以践行总书记关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指示，通过创意化产品与服务，将匾额活化为社会文化新风尚……可以说，以匾额载道、显重器功用，仍有诸多基础条件。

　　记者：如何才能调动这些资源，使之更好地融入当下的群众生活?如何让匾额所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为树立文化自信发挥作用?

　　沈望舒：我认为这需要政府支持、顶层设计、学界参与。

　　党和政府关怀支持，是匾额新生的重要保障。制定有利于发掘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历史匾额的主体政策，是发动各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要务。

　　协调文化文物部门，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摸清历史匾额家底与现状。在此基础上形成内容分类、统一抢救修缮保管等大局规则，为合理利用文物定前提。

　　安排组织社会科学界、史学与国学的高校团队，以研究、教学、实习等多种方式参与古匾的整理考证工作。以缓解对深奥内容理解的似是而非、部分规模藏匾者不知匾不懂匾的困境，为“匾额学”夯实引领弘扬之路的理论之基。

　　精选优美典雅深刻的名人匾文楹联，通过文化创意性运作流程，形成有情感特色和时尚魅力的“中国故事”产品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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