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郑瑟

　　作为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马克思与恩格斯毕生都在关注与思考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以及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在他们的论著、笔记及书信中，亦发表过许多关于文学艺术的独到见解，形成了本原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结合古今中外许多文艺现象加以分析，我们会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深刻地揭示了人类文艺活动的奥妙，正确地阐明了文学艺术的功能，从总体上指明了人类文学艺术发展的方向。正如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而要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需要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研究，以求更为全面、更为准确、更为科学地把握其精髓及意义。

　　20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改变旧中国的伟大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一直是最为重要的思想武器，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也在我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对我国的文学艺术事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6号连载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谈到了马克思关于文学艺术是社会意识形态部门之一的观点，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我国的最早介绍。继而，一些早期共产党人或革命作家，如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瞿秋白、茅盾、郑振铎等，在译自苏联、日本，或自己写的文章中，都曾涉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更多直接接触，是从“左联”时期开始的。1930年，冯雪峰翻译发表了《艺术形成之社会的前提条件》一文，其内容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问题的论述。随后，又有瞿秋白编译的《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郭沫若翻译的《艺术作品之真实性》，曹葆华、天蓝翻译，周扬编校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欧阳凡海编译的《马恩科学的文学论》，赵季芳编译的《恩格斯等论文学》陆续出版。正是通过这些论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我国得到了更为广泛深入的传播，日渐在当时的文艺理论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马恩全集以及其他许多相关文献资料的不断翻译，以及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思想领导地位的确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基本观念，已进而成为我们的文艺理论的灵魂与主体，一直在指导与影响着我国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下，我国“五四”以来的文学艺术，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新格局，发挥了特有的推动历史进步的功能。具体来看：

　　首先，让中国的现代文艺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我们的古代文学中，通常是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人骚客为主人公的，主要活跃于仕人阶层。在文艺为现实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原则指导下，许多作家、艺术家，或深入民间或亲临战场，依据自己的切身感受，通过富有大众化、民族化的艺术形式，在作品中反映了不同时期中国人民的艰辛与苦难、奋斗与追求，使人民大众成为作品的主人公，使文艺成为真正人民大众的文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样一种“新的人民的文艺”，得以进一步兴盛发展。文学艺术家们，注重取材于现实生活，通过作品，表现了各个领域的人民群众在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值得肯定之处还在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艺，不仅注重“文艺大众化”，还在努力追求“大众文艺化”。仅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情况来看，《群众文艺》《大众文艺》《农村文艺》《农村演唱》《说说唱唱》之类刊物异常兴盛，工矿企业、乡村城区的民间文艺组织大为活跃，工农兵作家得到了重视与培养。正是这样一种文艺格局，在提高中国人民的文化素质、艺术修养、道德情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与马克思主义文论所注重的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功能，以及文学艺术要为现实服务之类主张的影响直接相关，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上，从“五四”时期的文学启蒙，到革命战争年代的“匕首与投枪”;从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到新时期的拨乱反正，文学艺术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活跃在历史舞台的中心，成为推动中国社会革命与历史变革的重要文化力量。从宏观的历史视野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在挣脱民族危机，在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与振兴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再次，以具体作家作品来看，诸如茅盾创作出了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子夜》，正是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指导;巴金、老舍、曹禺等人，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影响下，创作出了富于革命现实主义特征的《寒夜》《四世同堂》《日出》等名作。此后，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下问世的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孙犁的《荷花淀》、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袁静与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以及当代文学史上出现的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曲波的《林海雪原》、冯德英的《苦菜花》、欧阳山的《三家巷》、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浩然的《艳阳天》等被称为“红色经典”的长篇小说，亦均标志了“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成就。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其中一些见解与主张，至今看来仍极具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指导创作实践的现实意义，我以为，其中较为重要的包括：

　　首先，从唯物史观出发，高度重视文学艺术改造现实、推动历史进步的社会功能。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观念中，文学艺术，属于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而上层建筑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因而要高度重视文艺作品的政治功能与思想倾向。1859年4月19日，马克思在致拉萨尔的信中，论及其剧本《济金根》时，就曾由此角度指出，《济金根》这个剧本的根本缺点就是没有在更高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恩格斯亦从政治角度，高度评价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许多有成就的作家、艺术家在推翻封建宗教统治，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恩格斯曾高度称许德国画家许布纳尔表现德国纺织工的一幅画，即因其“从宣传社会主义这个角度来看，这幅画所起的作用要比一百本小册子大得多”;也曾将海涅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称之为“我所知道的最有力的诗歌之一”，原因亦是海涅这首诗针锋相对地反击了当时普鲁士保皇党人“国王和祖国与上帝同在”的叫嚣，显示了工人阶级的觉醒，具有强烈的思想性与战斗性。由以上相关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与恩格斯对文艺社会功能的高度重视。

　　其次，内容与形式统一的辩证文艺观。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重视文艺作品的社会功能，但同时也坚决反对抽象化、概念化、只顾内容不顾形式的非艺术化倾向。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论及欧仁·苏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的缺点时，就曾指出，作者以思辨的结构代替了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没有艺术化地展现出生活图景。在那封谈论拉萨尔的剧本《济金根》的信中，马克思除了不满意其思想内容之外，亦从艺术角度，批评拉萨尔笔下的人物“写得太抽象了”，“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为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告诫拉萨尔应该“更加莎士比亚化”，即应该像莎士比亚那样，通过生动的人物形象与生活场景再现现实生活。与马克思相同，恩格斯在致拉萨尔的信中，亦不满于其剧本《济金根》中那些缺乏艺术性的“理论性的辩论”，希望能做到“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式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并认为这“正是戏剧的未来”。从这些论述与主张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与恩格斯不仅重视文艺作品的思想性与战斗性，同时亦强调要尊重艺术本身的规律，做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角度着眼，特别论及过“文学语言”的重要性。马克思曾批评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的文字雕琢，炫耀辞藻，矫揉造作;恩格斯也多次批评过某些作者的语言“死板”“毫无生气”“文体古怪”。他们之所以特别推崇德国诗人海涅，除因其作品的思想性与战斗性之外，亦因在他们心目中，海涅的作品是“精致的文学”，并指出这“精致的文学”的使命就在于“磨炼那十分需要磨炼的语言”。

　　与之相关，在对文艺作品的评价方面，恩格斯提出了“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这一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美学观点就是要看其作品是否具有艺术性，历史观点就是要将作品放到一定历史条件下，看其内容如何，是否具有历史进步意义。马克思与恩格斯高度推崇巴尔扎克的创作，就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巴尔扎克的作品达到了这样的最高标准，即不仅能以高超的艺术技巧，诗情画意地描写了社会生活，同时也在作品中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马克思曾高度评价19世纪中叶英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家的成就，也是因为，那些作家达到了美学的与历史的标准，即能够“以他们那明白晓畅和令人感动的描写，向世界揭示了政治和社会的真理”。

　　再次，确立了文艺为人民，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价值立场。马克思曾指出：“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正是立足于人民大众的需要，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文艺价值的看法，又是开放的，多元的。

　　具体表现在，马恩不仅高度重视文学艺术批判现实、改造现实之类的社会功能，以及“莎士比亚化”的艺术价值，亦曾深入探讨过文艺作品使人挣脱异化的人性解放功能，具体论述过文学艺术的审美功能、心灵抚慰功能、道德培育功能等等。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看法，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才能真正挣脱自我异化状态，实现向自身的复归。“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在这样一个人性走向完全解放的漫长过程中，文学艺术无疑是一直在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正是由人性解放功能着眼，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评论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时，又这样指出：“作家应如实地写出富有自然人性的玛丽花形象，以抗拒宗教对人性的异化。”恩格斯也曾由此着眼，赞扬“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维尔特的超过海涅之处，这就是，能够在诗中“表现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格奥尔格·维尔特》)。恩格斯在《德国民间故事书》一文中，论及德国民间故事的价值时，有过这样一段关于文艺作品的审美功能、心灵抚慰功能、道德培育功能的精彩论述：“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农民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傍晚疲惫地回到家里时消遣解闷，振奋精神，得到慰藉，使他忘却劳累，把他那块贫瘠的田地变成芳香馥郁的花园;它的使命是把工匠的作坊和可怜的徒工的简陋阁楼变幻成诗的世界和金碧辉煌的宫殿，把他那身体粗壮的情人变成体态优美的公主。但是民间故事书还有一个使命，这就是同《圣经》一样使农民有明确的道德感，使他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自由，激发他的勇气并唤起他对祖国的热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这样一种开放的、多元的文艺功能观，自然有助于我们更为科学、更为全面地认识文学艺术与人类生活之间的关系。

　　最后，要注重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是恩格斯在致哈可奈斯的信中提出的著名论断：“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意思是说，真正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首先要写出真实可信，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同时，还要如同马克思曾指出的，要认识到“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而注意通过对其社会关系即典型环境的描写揭示出人物性格的实质。也就是说，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是相互依存的，一旦割裂，就不可能写出既有生动个性又富有社会内涵的人物形象了。恩格斯认为，哈可奈斯的小说《城市姑娘》的缺点正在于，在人物消极被动的描绘方面足够典型，但因“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不够典型，因而也就还不完全是现实主义的。在恩格斯看来，与哈可奈斯的《城市姑娘》相比，拉萨尔的悲剧《济金根》，作者虽“完全正确地反对了现在流行的恶劣的个性化”，即顾及了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让其笔下人物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但因作者片面注重了社会环境，却忽视了对人物的个性刻画，因而也就仍然未能创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由中外许多文学实例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关于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主张，是符合实际的，尤其是符合以写实为基本特征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创作实际。举凡《红楼梦》《阿Q正传》《子夜》《哈姆雷特》《红与黑》《高老头》《复活》这些中外文学史上的名作，莫不是因写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得以成功的。

　　除上述几个方面之外，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另如正确的创作方法可以矫正世界观方面的局限，艺术生产特征，以及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之间的不平衡规律等方面的见解，亦仍具现实意义，有待于我们更为深入的研究探讨。

　　随着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中国的文艺事业进入了高度繁荣发展时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但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来衡量，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目前仍旧存在着一些不足。我认为，其中比较突出的是：

　　有一些创作者，尚缺乏对社会、时代、民族有所担当的责任感，缺乏“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这样的崇高追求，致使其作品中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胡编乱写、粗制滥造”“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等等问题。显然，这样一些影响我国文学事业发展的不良倾向，也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理论，在我国曾长期受到高度重视，研究也比较深入，有许多重要成果出版，如我们学科李衍柱教授的《马克思主义典型理论史纲》等等，但在创作实践方面，还不尽如人意。即使以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来看，虽每年都有大量小说出版，但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真正够得上“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形象不多。

　　在我们的理论研究方面，亦时见有违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文艺观，以新的片面性代替了旧的片面性之类问题。如由原来片面推崇“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转向“去政治化”、鄙弃宏大叙事、推崇“私人化”写作;由片面强调揭示生活的本质，而转向碎片化;由片面强调文学的教育功能，转向片面强调文学的审美功能，等等。这类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理论主张，不仅有害于创作，也不符合文学创作的规律。如片面的“为政治服务”之类的工具论问题，值得深思的是，有不少产生了重大世界性影响的作家，如法国作家雨果、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等，都曾明确宣称自己的创作就是出之于政治动机，却并未因此而影响他们的成就。这表明，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对于这类问题，亦需我们正确认识，审慎对待。

　　总结历史，分析现实，我们应该更为清醒地意识到，只有科学地而非教条化地、全面地而非片面地、本原性地而非断章取义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才能更好地用以指导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作为文艺理论工作者，我们的一项重要使命是，要真正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与把握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实质;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紧密结合当代中国以及世界的现实情况，研究分析文学艺术，探讨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只有如此，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才能有助于新时代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

　　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是一种空泛的理论，而是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学术积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早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阐发以及对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建立无产阶级文化、如何探索和取得革命大众文艺领导权方面做出过重要的理论贡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理论层面上运用马克思主义阐明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新时期以来我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方面的开拓性研究和出版的大量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论著，以及多套丛刊、集刊和几十部马列文论教材的问世，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科建设上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做出了突出的理论贡献，特别是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许多命题和概念范畴进行了细致和系统的研究，有的甚至可以说到了殚精竭虑的地步。从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社会、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到文艺与阶级、文艺与人道主义、文艺与人性，再到文艺与审美、文艺与意识形态，以及文艺意识形态论、艺术反映论、艺术生产论等，每一个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和拓展，当然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的理论问题仍在反复的商榷和论争中，有的理论问题则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解决，仍在讨论当中。

　　一是要解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问题。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历史的选择的话，那么中国的革命文艺传统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范型和具体实践总结。就我国的文艺理论现状而言，不外乎马列文论、西方文论和中国古代文论。建设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是要建立它的话语体系，不能完全采用西方的理论标准来评价中国的文艺创作实践，也不能套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道、圣、经、文的理论标准来评价我们当下的文艺现实。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标准应当确立为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论标准。我们要用这样的理论标准，科学地认识我们的文艺实践，真实地评价我们的文艺作品，反映我们的社会生活。

　　二是时代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文艺理论上留有丰厚的思想资源，不但在哲学上形成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美学、艺术学和文艺理论领域都有涉及，方法独到，理论精深，它应该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并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现当代中国的发展演进，对中国文学艺术创作的影响和引领，本身构成了一部理论发展史和理论接受史，它应该成为我们学习借鉴的好参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曾经是我国文艺领域里一面高扬的旗帜，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文艺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随着革命年代的远去和经济建设时代的到来，进而在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变革洪流之中，人们的文化身份认同似乎变得越来越模糊，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文艺和文艺理论，乃至出现了文艺创作走向消费化和快餐化，文艺理论趋向西化、虚无化和多元化的现象。建设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新的时代条件和社会氛围下，我们更应该理论联系实际，突出问题意识，切实关注当下的文艺实际和文艺创作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和理论话语权推向新的高峰，引领文艺创作出现新的气象。

　　三是要有正确的理论导向。新时期以来，大量外国文艺理论、文论思潮和文学研究方法被翻译、介绍和引进中国，一时之间充斥书店，成为学生、老师和研究人员的案头书，相较而言，马列文论的相关书籍则显得冷清，某些人对之采取忽视甚至排斥的态度。不可否认，有的西方理论有其合理性深刻性的一面，也值得学习和借鉴，但它们只能是马列文论有益而合理的补充，不能以这些西方理论取代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文论，不能买椟还珠，应该坚持正确的理论导向，这是首先要强调的。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文学艺术的创作和生产与市场和经济利益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在利益驱使下，文艺创作也可能被扭曲，或者为了迎合市场的需求而出版一些低俗作品，造成相当的混乱现象，这需要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来“补正”和“纠偏”。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是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导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是要开展强有力的文艺批评，切实贴近文艺作品，加强广大文艺理论家自身的理论修养和素质，坚持这样的理论导向，才是正确的理论导向，才能维护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性质和特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道路。

　　党的十九大概括和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被郑重写入党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丰硕成果，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宏大、广博、丰富、系统、完整的整体，毫无疑问，习近平文艺思想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社会主要矛盾实现转化的历史时期进行的理论创造。习近平文艺思想既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根据新时代的新问题、新经验、新现象，做出了新的分析，在理论上进行了新的概括，形成了一个逻辑严密、内在统一的科学思想理论体系。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有关文艺的讲话和论述，共同构成了习近平文艺思想，这一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重要文艺思想，不仅完整地勾勒了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文艺理论形态，而且深刻地指明了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方向和前进道路。这是马克思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又一次飞跃。

　　在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地提出“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说：“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对经过反复实践和比较得出的正确理论，要坚定不移坚持。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在超越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并开创崭新历史阶段，才能真正完成。而“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自然包括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是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高度来强调文艺的“不可替代”作用，认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这就给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铺展了新的背景和底色。它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同时又“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这不仅强调了作家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而且指明了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动力之源。“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文艺”概念的重申和界定不仅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而且把握和规定了当代文艺的发展方向。作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习近平文艺思想深刻地阐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定文化自信，树立新的文化观以及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确定文艺发展的新方向的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习近平文艺思想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文艺要热爱人民，有没有感情，对谁有感情，决定着文艺创作的命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

　　“人民”一词古已有之。在中国古籍中，人民一般泛指人，如《管子·七法》：“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也指平民、庶民、百姓，如《周礼·官记·大司徒》：“掌建邦之生地之图，舆其人民之数。”在古希腊、古罗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人的著作中也使用过人民的概念，但它是指奴隶主和自由民，不包括占人口大多数的奴隶。近代以后，“人民”的概念被广泛使用，但往往与公民、国民等词混用，泛指社会的全体成员。马克思主义诞生后，人民这一概念才有了科学的和确定的含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一个历史的、政治的范畴，其主体始终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广大劳动群众。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这个概念有不同的内容。人民性最早是马克思于1842年4月在《莱茵报》编辑部工作时提出来的，他指出，“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它的历史个性以及那种赋予它以独特性质并使它表现一定的人民精神的东西，——这一切对诸侯等级的辩论人说来都是不合心意的”。马克思认为，报刊应该“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中国文学中的人民和人民性概念从五四时期才从俄国传入中国。普希金、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都使用过“人民性”。在批评家别林斯基那里，人民性的内涵是“一个国家最低的、最基本的民众或阶层”;而具有人民性的文学是以这一阶层的人的生活为关注对象——而不是以“有教养的上层阶级”为对象，即“人民性”是相对于“贵族性”的。杜勃罗留波夫在《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中，从反映人民大众——主要是农民——的真正处境和卫护人民利益的观点，考察了俄国文学的发展过程。

　　在中国，毛泽东同志1944年所做的演讲《为人民服务》，最早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毛泽东在演讲中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是完全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在《论联合政府》中，他再次强调：“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从毛泽东当时所提出的要求来看，应当说这是对革命军队新四军和八路军提出为人民服务的要求，是对广大革命工作者的要求。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最早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贯彻到文艺领域中，成为我们党的文艺方针和文艺政策，在我国文艺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79年，邓小平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最早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江泽民同志在第六次文代会、第五次作代会，第七次文代会、第六次作代会，胡锦涛同志在第八次文代会、第七次作代会，第九次文代会、第八次作代会上重申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原则。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并在2016年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重申了这一原则。在以往的理解中，“人民”是一个集合概念或群体概念，习近平总书记着重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习近平总书记对“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情感和爱恨的表述，继承并深化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对群体概念的超越，即我们既重视作为群体的“人民”，也尊重每一个“具体的人”。“为人民”写作与作家艺术家的主体性是并不矛盾的，是辩证统一的。如果历史地看，“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是一个崭新的提法，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党对作家艺术家主体性与创造力的充分尊重，这也是我们文艺事业发展繁荣的基础。但是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也对文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指出，“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对于作家来说，“灵魂的工程师”是一项严肃的工作，也是一种精神与艺术上的事业，这与作家的主体性并不矛盾，而是辩证统一的。

　　习近平总书记集中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内核来探讨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特征，探讨社会主义文艺的实现方式和路径，开拓了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空间。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习近平总书记鲜明地指出了“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这把文艺作品优劣同对人民态度关联起来考察，张扬了唯物史观，可谓发前人所未发，不仅在文艺理论上是极大的创造，而且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长河中也是极为罕见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们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对中华美学精神的弘扬，也极大地增添了文艺理论的“中国的”元素和精神内涵。这不仅出色解决了文艺理论上批判与继承的关系，而且为未来的文艺理论发展铺设了一块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基石。这是“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科学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既深刻地把握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特征，又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的根本价值取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他还多次强调“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2016年5月和6月，习近平总书记又连续两次对“文化自信”加以强调，指出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自信特别加以阐释，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其语境更为庄严，观点更为鲜明，态度更为坚决，传递出这既是文化理念又是指导思想。文化自信成为继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四个自信”，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世界，中国人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落后者、追赶者的心态，对我们的文化、价值与生活方式缺少足够的自信。但2008年奥运会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越来越强，整体社会氛围和人们的自我意识也在发生变化，中国人正在变得更加从容自信，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中国人的价值观，需要以艺术的方式讲述中国人的生活、情感与心灵世界，讲述中国人艰难曲折的历史、纷繁复杂的现在与前程似锦的未来。但是要完成这一时代任务，也对我们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审美感觉等各方面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要对近代以来构成了我们思维、美学无意识的庞大知识体系进行反思、清理，是一个系统的、长期的工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对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探索进行批评与反思，相反正是一代代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孜孜不倦的求索，才带领我们走上了民族复兴之路。我们要做的只是调整坐标，重建中国人的主体意识与主体性，以我为主，继续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的融合创新之路。伴随着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增强，我们不仅可以更加从容地面对西方文化，而且可以在新的问题视野之中，重新构造思维与感觉结构，对此我们还缺乏知识与心理上的准备，需要打破思维的惯性与惰性，突破知识结构的局限性，在新的变化中不断探索，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世界。而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来说，只有具备这样的眼光与视野，只有具备坚定的文化自信，才能在时代的进步中凝聚中国人新的经验、情感与内心世界，做出无愧于时代与人民的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文化自信”既包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也包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我们有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它能“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如“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革故鼎新”的创新思想，“扶危济困”的公德意识，“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价值理念等，一直是中华民族奋发进取的精神动力。甚至我们正努力建设的小康社会的“小康”这个概念，也是出自《礼记·礼运》，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

　　我们有鲜明独特、奋发向上的革命文化。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到雷锋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这些富有时代特征、民族特色的宝贵财富，脱胎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又在新形势下不断进行着再生再造、凝聚升华，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相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精英化与学院化，中国革命文化与人民相结合的经验，对民族形式与大众化等问题的探索，无疑是更加值得重视与总结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继承与发展了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思想，在新的格局中对文艺界的形势与问题做了分析与判断，指明了中国文艺的新方向。

　　我们还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所进行的文化创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明显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短短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创造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奇迹，这已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是一种体现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方向的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提出“坚定文化自信”，一举扭转了170多年来中国文化的颓势与弱势，必将让中国文化获得坚持坚守的从容，奋发进取的勇气，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文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什么要高度重视文艺和文艺工作?这个问题，首先要放在我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中来审视。我说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是在民族复兴的视野中来谈文艺问题的，毛泽东面临的则是民族解放的迫切任务，这是他们出发点的不同，这也决定了在毛泽东的视野中，“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而习近平总书记的态度则更加从容，更加重视文艺自身的价值和规律。他指出，“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没有优秀作品，其他事情搞得再热闹、再花哨，那也只是表面文章，是不能真正深入人民精神世界的，是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引起人民思想共鸣的。”在此基础上，他也更加重视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他指出，“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如果说毛泽东的《讲话》是在抗战时期复杂的环境中提出了中国文艺的新方向，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则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民族复兴之时提出的文艺发展的新方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文艺”。市场经济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件新事物。在市场经济中如何为人民写作，这是我们在历史上没有面对过的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鲜明地指出，“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这句话在文艺界广为流传，很是鼓舞人心。但是我们如果更进一步思考便可以发现，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是“不能当市场的奴隶”，而不是不要市场。应该承认，市场经济有其内在规律，文艺作为产品也具有商品的属性，也要在市场上流通，在这个意义上，通俗作品有其存在的价值，但另一方面，文艺也具有精神性，具有表达与塑造人们情感与内心世界的重要作用。现在的问题在于，市场的力量过于强大，市场经济的规则破坏了文艺界内部的生态，人们往往忽视了文艺的精神性，在这种境况下，“不能当市场的奴隶”的提出具有现实的针对性。但是，如何才能不做市场的奴隶?除了提倡提高作家艺术家的个人修为之外，我们还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文艺生态，构建一种超越于市场之上的文艺评价体系。而这样一种文艺评价体系，便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只有建立起这样的评价体系，在市场的规则之外，我们才能对作家艺术家做出公正的评价。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与“不能当市场的奴隶”是相通的，是辩证统一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并不是不要市场，而是要以一种“主人”的姿态——具有独特的思想与艺术品格——去进入市场，而不是以“奴隶”的心态去迎合市场。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这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是一个新的更高的要求。

　　文艺的创新和创新的文艺。习近平总书记重视文艺的创新，他指出“创新是文艺的生命”，“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是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集成，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生产全过程，增强文艺原创能力。”他也重视创新的文艺，指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由于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等发展，文艺乃至社会文化面临着重大变革。要适应形势发展，抓好网络文艺创作生产，加强正面引导力度。近些年来，民营文化工作室、民营文化经纪机构、网络文艺社群等新的文艺组织大量涌现，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制片人、独立演员歌手、自由美术工作者等新的文艺群体十分活跃。这些人中很有可能产生文艺名家，古今中外很多文艺名家都是从社会和人民中产生的。我们要扩大工作覆盖面，延伸联系手臂，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他们，用全新的政策和方法团结、吸引他们，引导他们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对创新的重视，可以说是习近平文艺思想的方法论，这既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反映，也显示了共产党人面对复杂文艺问题与文艺现象的理论创新与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的基础上尖锐地批判了一些文艺的偏颇。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有些文艺处在迷茫状态，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了偏差，这些文艺将低俗混同于通俗，将欲望等同于希望，将精神快乐降低为单纯感官娱乐。这是与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背道而驰的。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这既宣示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艺的党性原则，也指明了中国当代文艺的发展方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艺发展是多元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艺是包容多样、尊重差异、多样化的文艺，但包容多样、尊重差异绝不意味着放任自流，各行其是。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我们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并站在整个历史运动的前列，正确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方向，努力挖掘那些代表这个发展方向的优秀文艺作品并促进其它文艺作品向这些优秀的文艺作品看齐。

　　习近平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又一次飞跃，是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所产生的创造性的新成果，习近平文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为我们发展和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指明前进的方向，这一光辉的思想也将为推动我们创作出不愧于这个伟大时代伟大人民的划时代的史诗性作品发挥巨大的引领作用。

　　中国文学从远古神话传说和歌谣,到诗经、楚辞和春秋秦汉散文、史传文学,以迄魏晋诗文、小说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与戏曲,还有民族史诗如《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等,再到新文学诞生,不断丰富创新。进入现代,由于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理论的传播和发展,给予中国新文学以强大的影响,使之走上人民文学的新时代,在文学现代化中,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并继续作出世界性的贡献。

　　就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中国新文学的导向性影响等话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张炯教授。

　　1 中国文学经典两大优良传统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国文学有悠久灿烂的历史。您作为我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和文学史家,能否简要概述一下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

　　张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文学,可以追溯到3500年前。有原始歌谣和神话、传说。马克思说神话是人类童年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界的产物。可见它属于人类早期的口传文学。我国文学大抵上可分为“前文学”、“大文学”和“新文学”三个阶段。“前文学”即文学的萌芽。如早期的神话、传说、歌谣,它们虽有娱人的作用,还有保存历史记忆和敬祖、娱神的作用,往往与历史意识和宗教意识分不开。文学的功能与人类其他意识的功能混在一起,钱中文先生称为“前文学”。我赞成这种划分。所谓“大文学”,是基于我国大多文学史著作,除介绍诗经、楚辞、汉赋和历代诗文外,把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文字,包括《左传》、《国语》、《论语》、《孟子》和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著作等历史、哲学、政论文字都当文学来介绍。这种“大文学”观念一直延续到清代。至于“五四”后的“新文学”,不仅因为用白话文写作(唐代的变文、宋代的话本、明清的小说已经多用白话),还因为从西方引进了美文学的概念,把审美定为文学的本质功能。这样,就把历史著作、哲学著作、政论著作等排斥在文学之外。当然,从文体分,我们还要注意“大文学”时代在唐以前以诗文为主导,宋元明清则过渡到戏剧、小说为主导。到了“新文学”则以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为主导。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过不同的文体并涌现出许多文学经典,它们有何优良传统并对后代产生影响?

　　张炯:我以为,我国的文学经典体现了两大优良传统,一是以人民为本的意识。从孔子认为“仁者”就是“爱人”、“泛爱众而亲仁”,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到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从白居易的“唯歌生民苦,愿得天子知”,再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再到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种“民本”思想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心头,关心人民的疾苦。它体现了我国文学发展中的深刻人民性以及与政治密切联系的传统。当然,我国文学也有道家和释家的思想影响,但儒家思想是主流。二是创新意识。古人说“文贵创新”,“唯陈言之务去”,认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以诗歌来说,楚辞的内容和形式都因创新而别于诗经。后来出现五言诗和七言诗,包括唐代的律诗绝句和宋词那样的长短句以及更近于口语的元曲等。小说领域也如此。没有创新就不会有唐代的变文和宋代的话本,后来的弹词宝卷又发展了韵文与道白结合的传统。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明清小说则转到以“说”为主,但仍存留若干诗歌。“五四”之后的新文学包括小说,由于吸纳西方的文学经验,其创新的幅度更是有目共睹。正是这种不断创新,使得中国文学每个时代都能在内容上有新的开拓,形式上有新的创造,使得我国文学生气勃勃,不断丰富发展。上述两大影响,今天仍然存在。

　　2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五四”以来的我国新文学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比之传统的旧文学,它在题材、主题、形式和风格等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这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有怎样的关系?

　　张炯:应该说,关系至大。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迄今已成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思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文艺运动都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它开辟了我国文学的新的人民文学时代,即表现人民并为广大人民服务的时代。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大体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18—1949年。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到左翼文艺运动的兴起和人民革命根据地文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传播过程虽发生过左倾幼稚病,但逐步与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相结合,从介绍部分观点到走向全面系统的介绍。高峰是产生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第二个时期是1949—1976年。我国文艺理论工作者在全国范围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包括毛泽东文艺思想。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全集和选集先后出版,《毛泽东论文艺》等书的陆续问世。但这期间由于毛泽东左倾思想越演越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重大错误和极“左”文艺思潮一度肆虐。第三个时期是1978年至今。先是高举邓小平文艺理论旗帜,批判了极“左”文艺思潮,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之后在传播和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上做了更深入更全面的工作。如根据德文译本重新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以及毛泽东、邓小平论文艺的著作。实施了中央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更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推向新的高度。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播和中国化的过程,是我国文艺从不自觉到自觉地将之作为文艺发展的方针政策和创作指导的理论基础的过程。从革命文学的论争到左翼文艺的兴起和发展,从以延安为代表的人民革命文艺到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波澜壮阔的人民文艺运动,以及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从曲折走向繁荣的过程,都可以见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日益强大的影响。

　　3 文学作品多方面的功能与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经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中心学习组扩大会议上作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其面临的挑战》的报告。您能否简约介绍一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内涵?

　　张炯: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文艺论述,内涵十分丰富,涉及文艺本质论、创作论、功能论、生态论、发展论和批评论诸多方面。就本质论而言,如马克思曾提到“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他还把人们对世界的哲学把握方式跟艺术把握方式相区分,认为艺术总是要发挥想象的作用,以形象去把握世界。毛泽东也认为,现实生活与文学艺术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都说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肯定文学艺术的美的特质,并将文艺与政治、道德、宗教、法律、哲学等非文艺的意识形态区分开来。但是,他们又肯定文艺的社会意识形态性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性。马克思说,“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可见,反对文学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文学正是“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的表现。经典作家的这些论述无疑都深刻地指明文艺的重要本质。

　　《中国社会科学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创作论对中国文学创作起到怎样的指导作用?

　　张炯:文艺创作论涉及文学创作的源泉、过程、思维,涉及文艺与现实、感性与理性、主体与客体、艺术方法与世界观的关系。这些方面,如毛泽东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认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同时他又认为,艺术美可能高于现实生活的美。他曾肯定诗歌要用形象思维,但他又指出创作主体的能动性及其思想情感和世界观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恩格斯谈到巴尔扎克的创作时,既赞扬他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又指出他的世界观局限对创作的影响。这说明,他们都既重视客体作为创作源泉的作用,又十分重视文艺家作为主体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性。有些文艺理论家认为文艺创作的特点是用形象思维,不应有理性参与。但小说、散文、戏剧,特別是长篇作品的创作,完全没有理性及其形成的世界观起作用,那是难以做到的。可见,经典作家这方面的论述对于我们认识创作、指导创作都非常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刚才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文学本质的剖析,那么对于文学的功能与价值,他们又有着怎样的认知?

　　张炯:功能即价值,说明文艺对人有什么用。经典作家不仅肯定文艺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价值和功能,还从更宽泛的视角看待文艺的价值与功能。马克思、恩格斯在评论拉萨尔的历史剧《济金根》时就谈到历史的真实性和形象塑造、情节设计、语言运用等方面的审美性,还谈到,“您所不无根据地认为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大概只有在将来才能达到”。毛泽东谈到具有艺术美的作品,如何由于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典型、更理想而具有认识和思想推动的作用,“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的作品“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并说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他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这就不是一般地谈论作品的认识价值,而认为文艺作品还具有历史学、经济学和统计学等的认识价值。毛泽东说文艺作品可以起伟大作用于政治。这也超出了一般的文艺价值视域。如《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便可证实。把文艺价值和功能提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高度,并指出这是文艺的“根本问题”,这更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题。他们的上述论断都超越了前人的认知。

　　4 文学批评要“知人论世”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文学评论家,您对经典作家的批评论和我国当代文学批评持怎样的看法?

　　张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十分重视文艺批评,并亲自写过文艺批评文章。他们对文艺批评的方法、标准和态度,都有过论述。文艺批评涵盖鉴赏、解读、评论和研究。文艺批评家是作家和读者的诤友,既向读者阐释作家的作品,又向作家反馈读者的意见,指出创作的优劣,因而对文艺创作具有促进作用。在文艺批评中,批评标准是个重要问题。恩格斯所提出的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标准,毛泽东所提出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实际上都包含了真善美的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评坛上涌现了多种视角和方法的文艺批评。有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也有西方20世纪产生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批评以及心理分析批评、存在主义批评、符号学批评和原型批评等。无疑,各种批评都有它存在的学术价值。总体上有助于人们从各个方面去深入认识文艺,也有助于作家的创作努力。

　　我以为,无论用什么方法,文艺批评都必须建立在对作品文本的认真阅读与鉴赏的基础上,要“知人论世”和实事求是,真正“有好说好,有坏说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批评文章,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典范。在文艺批评实践中,实际上每个批评家都有他基于自己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文艺观的批评标准。我以为,采用什么标准,跟写批评的目的有关系。如果你想向读者揭示作品的真谛或作品的社会本质,那么采用美学的、历史的批评标准或真善美的标准比较合适。如果你要使文章发挥政治的战斗作用,那么坚持政治标准第一就是必然的选择。如果你要阐明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那么思想和艺术标准就是不可或缺的。依形式主义的理论,文学重在形式,它反映和表现什么并不重要。因此形式主义批评和从它发展出来结构主义批评、新批评等,便把形式、结构和语言的创新运用作为重要的标准,等等。在各种标准中,我以为恩格斯所提的美学的历史的标准是涵盖比较广,也切合文艺本质特征的批评标准。它涵盖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思想与艺术、思想的高度与反映现实的深度与广度等,事实上也涵盖了真善美的标准。即反映现实的真、表现道德的善、营造形式的美。而且历史的标准不仅包含反映历史的真、深、广,也包含历史的政治、道德等。因而,基于这种标准的文艺批评,可能更为广大的读者所需要,更有助于读者比较全面地认识文学作品的价值。

　　5 如何认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无疑是文艺发展中的重要生态关系。我国文坛曾有不同意见的争论。马克恩主义经典作家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看的?

　　张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艺是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中的审美意识形态的论断,就阐明了他们对文艺与政治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观点。经典作家都有要求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言论。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肯定和赞扬欧洲许多伟大作家作品中的政治倾向性,而且高度赞扬英国工人运动中的诗歌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诗人。但他们没有说一切文艺作品都有政治内容或政治倾向,都必须为一定的政治服务。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1942年,提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自然基于当时的具体历史背景。实际上,由于文艺作品题材、主题广泛,又创作于不同的年代与环境,出于不同作家的手笔,不可能全都有政治的内涵,如山水诗、花鸟画、无标题音乐等。所以,邓小平放弃沿用多年的“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的提法,以“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更广阔的视野,鼓励创作题材、主题、形式、风格的多样化;同时他又强调“文艺是不能脱离政治的”。这是因为文艺家总有一定的政治立场、观点和情感,往往要曲折地或多或少表现到自己的作品中来;而且政治家、政党和所有政府在制定文艺政策和法令时,都要考虑政治的利益。所以,文艺难以完全脱离政治。

　　《中国社会科学报》:“文艺生态”中,您曾提到经典作家关于文艺的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这方面经典作家有何阐述?

　　张炯:马克思关于生产培养消费,消费又会促进生产的观点,同样适用于今天的文艺产品及其与消费的关系。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时代的作家具有身份的二重性。他们既是非生产劳动者,又是生产劳动者。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这种二重性才会消除。我国今天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存在多种经济所有制。因而作家艺术家既是作品的创造者,又是商品的生产者,这种二重性仍然存在。文艺家不能无视消费的需要,但更要以优秀的文艺作品去培养和引导消费。不能忽视文艺应有的真善美素质,而一味迎合市场,一味向钱看。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新世纪的世界格局中,您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仍然会指引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方向吗?

　　张炯:当今世界处于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各种思潮和学说层出不穷,互相激荡。但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历史的强音。当代荷兰学者佛克马和易布斯在《二十世纪文艺理论》一书中,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看作人文主义、科学主义文艺理论之外的,又批判地继承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传统,并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上发展起新的文艺理论。他们推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性和世界影响,在书中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做了专章论述,还用整整一节专门论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应该说,当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仍然是巨大的存在,并且随着学术研究的进步和文艺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丰富。我相信,无论是我国还是世界,总会有很多人服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因为,真理不但无国界,也不会因时间的流徙而失却它的光辉!我也相信,我国文学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引导下,沿着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会有新的更大繁荣与发展!在人民文学的新时代里,我国文学一定能够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审美需求,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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