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对部下指点迷津：“文革”就是改朝换代

Mary

　　审判席上的张春桥（资料图）

　　有一个孤独的老人时而狂笑，时而嚎叫——他就是当年上海滩上不可一世的市委书记马天水

　　一个寒冷的冬天，华北平原上最后一批庄稼已收割完毕，西风残照，衰草凄迷。一个孤独的老人毫无目的地踽踽独行，时而狂笑，时而嚎叫—他就是当年上海滩上不可一世的马天水。

　　马天水回到河北唐县老家一年后的1982年，上海司法机关审判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余党徐景贤、王秀珍等罪犯时，鉴于马天水患有反应性精神病，决定暂不提起公诉，取保候审。后来，由马天水的弟弟马登坡作保，把他领回原籍养病。马天水返回老家以后，病情时发，经常离家外出，在外胡言乱语。马登坡管束不了，向有关部门提出报告，要求解除担保，由政府处理。有关部门按照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决定派人前往唐县，带回马天水，替他治病。

　　在工交会议上的一次发言，马天水触怒了“林副统帅”。

　　张春桥指点迷津，马天水茅塞顿开

　　1983年4月初，一行人来到河北省唐县一个村庄。没有料到，马天水一见到吉普车来到后，就像一匹受了惊的马，一味朝野外狂奔，不一会儿就消失在密密的树丛中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寻找，最后才在一条水沟里找到了马天水。只见他趴在沟沿上，脑袋钻进了草丛，只剩一个屁股撅在外面。显然，他的精神病又发作了。在医生的帮助下，公安人员好不容易把马天水弄上车，离开他的老家。

　　吉普车在华北原野上奔驰。马天水安静下来了。他环顾着这熟悉的原野，向坐在身边的医务人员念叨起来：“我们在这个土坡上打过日本鬼子一个伏击，那儿原来有日本鬼子一个炮楼，后来被我们游击队炸飞了。……”对抗日战争历史的明晰回忆，看起来马天水的神智是正常的。可是，一接触到“文化大革命”，他就丧失了理智，一派胡言乱语，叫嚷“安排工作”，“恢复党籍”。一听到“改革、开放”、“商品经济”这些字眼，他就会朝厚重的大门撞去，口里哇哇乱叫：“快把广播砸了，里面全是骗人的把戏呀！”

　　30年代初期参加革命，有过一段革命历史的马天水，在“文化大革命”中已步入晚年，竟然堕入了深渊，走上一条罪恶的道路，不但坑害了众多的上海干部和群众，而且葬送了自己的前程，以至古稀之年只能发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哀叹，来度过其余生。马天水是怎样堕入深渊的呢？

　　马天水一生道路上的大转折点，是在1966年同张春桥建立了一种特殊关系以后。1966年11月，马天水去北京参加全国工交会议。会上，马天水发了一个言，对红卫兵大串联影响生产颇有微词。这下可触怒了“林副统帅”。这位“每临大事有静气”的副统帅“静”不下来了，咆哮如雷，将马天水没头没脑地批了一顿。马天水过去参加全国性的会议，耳朵里灌进去的只是“马老”、“马老”的亲切恭维声，从未受到过别人批评，更不必说中央领导人的训斥了。这次触犯了“林副统帅”的龙颜，该当何罪？想到这一层，马天水发抖了。后来想到自己的老同事张春桥已当上“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找到张春桥也许有一线生机。张春桥老奸巨猾，他感到这正是把马天水拉过来为他所用的时候，于是向马天水指点迷津，亮出了三张“路线斗争”的底牌：“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无产阶级司令部到姚文元为止，八个人”。“国家变不变色，党变不变修，主要在中央、省、市主要领导人”。张春桥狡黠地对马天水说：“你要赶快回到造反派一边才有出路。否则嘛，群众运动的洪流一来，那就难说啦！”

　　“文化大革命”中流行一个新名词，叫做“路线交底”。张春桥一交底，马天水的茅塞就开了。张春桥原来是上海市委常委，只是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才当上市委书记，而他马天水早已是市委书记了。论“辈分”，无疑是马天水高，但这时马天水也顾不得这许多了，他感激涕零地在张春桥面前检讨了自己的“路线错误”。

　　张春桥一听心里就明白：鱼儿上钩了。于是进一步面授机宜，布置任务：“你有这个认识就好，留着劲儿以后揭发陈丕显、曹荻秋嘛。回到上海后，你去找景贤同志谈谈吧。”

　　马天水明白，张春桥是把他和陈、曹区别对待的，他一回到上海，就和徐景贤接上了头。当时，徐景贤只是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般干部，自从投靠张春桥、姚文元，打出造反旗号，当上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头目以后，正苦于得不到一名上海市高级干部的支持，陷于孤立的氛围之中。马天水在造反派尚未得势的时候断然“反戈一击”，是对张春桥、徐景贤一伙的莫大支持。

　　张春桥的真实身份：潜伏在中共的国民党特务？

　　张春桥，山东省巨野县人，1917年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其父张开益是长期为国民党、日寇效劳的反动官僚、汉奸。1932年至1934年，张春桥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间，充当国民党特务，积极进行反共活动，监视和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

　　由于他的一次告密，使六人遭到迫害，其中一人被捕判刑，牺牲在狱中。1933年春，张春桥伙同国民党复兴社分子李树慈和马吉峰等人在济南发起成立法西斯蒂组织华蒂社。由复兴社出资创办了《华蒂》月刊。“华蒂”，就是“中华法西斯蒂”的意思。

　　张春桥是华蒂社的发起人之一和“中坚”分子，积极为华蒂社发展组织、撰写文章，进行反动宣传。1935年5月，张春桥到上海，在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拥蒋反共活动，疯狂反对鲁迅，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

　　1936年3月15日，张春桥化名狄克，在《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评》的反动文章，恶毒攻击鲁迅为《八月的乡村》这部小说作的序言。鲁迅在同年4月16日写了《三月的租界》一文，深刻地揭露了张春桥的反革命嘴脸。

　　1937年9月，张春桥离开上海，返回济南，奉山东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之命，由复兴社特务赵福成掩护，伺机潜入我根据地，1938年1月混入延安。

　　张春桥1936年4月在上海参加了叛徒宋振鼎组织的一个冒充共产党的所谓“预备党员委员会”。这个组织成员，不少是从国民党苏州反省院出来的自首叛变分子、脱党分子。

　　不久，被上海党组织发现，由吴仲超同志代表党组织宣布予以解散，并责令宋振鼎通知了所有参加这个组织的人，也通知了张春桥。张春桥隐瞒了他的国民党特务身份和反革命历史，隐瞒了他的家庭出身和他父亲的反动历史，于1938年在延安混入党内，仍把他参加“预备党员委员会”组织冒充为参加共产党。

　　张春桥的老婆文静，原名李淑芳。1943年12月在晋察冀边区平山县郭苏区任区委宣传委员时，被日寇俘虏，自首叛变，充当日本特务。张春桥对她长期进行包庇。张春桥到北京工作后，欺骗中央，扬言要与文静离婚，实际上在政治上和生活上一直保持密切关系。

　　在“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勾结王洪文、江青、姚文元及其党羽长期包庇重用文静，派她在上海担任了重要职务。上海市革委会成立后，文静先后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材料组(后改为市革委会材料组、专案办)、市革委会办公室联络组(后称调研组)工作，实际上是这些组的负责人，享受着相当于市委常委的政治待遇。

　　向来以阴冷着称的张春桥，对于林彪、江青这些能够实现他反革命野心的权贵，极尽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之能事。早在1964年，江青钻到上海搞所谓京剧改革，说需要一个“帮手”，张春桥就见机行事，奉迎于江青驾下。他本来不懂京戏，现弄来唱机跟着哼哼现学京腔……“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勾结到一起。

　　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得到江青的暗示，秘密潜回上海，于1月6日鼓动并伙同王洪文在上海召开十万人大会，喊出“打倒陈丕显，打倒曹荻秋”，向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夺权。这就是所谓席卷全国夺权大劫的“一月风暴”，上海市有17名市委书记、常委和市长、副市长被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市长曹荻秋、副市长金仲华被迫害致死。

　　张春桥曾亲自出马威逼郑君里交出有关江青30年代丑史的材料，又指使他的党羽拘留审讯和隔离审查了郑君里、赵丹、白杨、张瑞芳等18位了解江青历史情况的文艺界人士；不久又先将接触过江青材料的上海公安局一位处长和一位副局长押送北京，然后又把有关的6名局级干部、9名处级干部和10名一般干部、20名群众逮捕起来，于1968年2月由吴法宪派飞机押解到北京长期关押。

　　就是这个今天在法庭上歪斜着脑袋、半闭着两眼、半死不活、死赖硬顶的张春桥，于1968年12月初，指使他的心腹以“强烈的激情”出了一期简报，用上海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名义“强烈要求”在党章里写上林彪是“接班人”。张春桥后来说:“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

　　就是这个张春桥，他摸清了王维国、陈励耘是林彪的亲信这个底，就亲自出马提名王、陈二人当上了中央候补委员。张春桥暗地里对人说:“我提这两人，林彪一定很满意。”

　　张春桥巴结林彪、江青的心血没有白费，没多久，他就平步青云，当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审判“四人帮”：张春桥为何自始至终一言不发？

　　981年1月23日，张春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的罪名是：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条发动武装叛乱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

　　张春桥被关押于北京远郊的秦城监狱。

　　差不多每隔一两年，从那高墙深处，总要传出一点关于张春桥的消息。

　　在“四人帮”之中，只有江青与张春桥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姚文元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王洪文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到了1983年1月，张春桥与江青缓期二年已满。根据刑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死刑缓刑期间如有悔改表现，可改刑为无期徒刑”。张春桥与江青均被改判为无期徒刑，理由是：“没有以极端的方法抗拒劳动改造。”

　　1983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送达张春桥，上面写着：

　　罪犯江青，女，现年六十九岁，山东省诸城县人，现在押。

　　罪犯张春桥，男，现年六十五岁，山东省巨野县人，现在押。

　　上列罪犯江青、张春桥，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于1981年1月25日特法字第一号判决，认定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都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第一三八条诬蔑陷害罪，罪犯张春桥并犯有第九十三条策动武装叛乱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严劣，分别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力终身。

　　罪犯江青、张春桥的死刑缓期执行期，到1983年1月25日，二年期满。

　　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组成合议庭，对罪犯江青、张春桥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的表现，进行了调查。现已查明，罪犯江青、张春桥在死刑缓刑期间，无抗拒改造恶劣情节。本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第一七二次会议决定，裁定如下：

　　对原判处罪犯江青、张春桥死刑缓刑两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1984年9月12日日本《朝日新闻》，刊载了该报驻北京特派员横崛的电讯，报道他走访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发言人、办公室主任鲁贤所得到的信息。

　　横崛在询问江青近况之后，问道：“另外三个人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他们的情况怎样？据说张春桥患癌症死了？”

　　鲁贤答道：“要这三个人接受改造谈何容易。王洪文在审判期间曾认罪，但这种认识远远不够。张春桥还活着，三个人都还健康。北京监狱的牢房有一号、二号……等许多，‘四人帮’当然是分别关押在各处。如果关押在一起的话，他们就会交谈商量，那不行。”（笑声）

　　1988年1月15日，新华社北京英文电，又透露张春桥的一点消息：

　　下星期一出版的英文《北京周报》报道，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成员现时仍然活着，他们仍在狱中服刑。

　　这四人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

　　该周刊援引公安部一名发言人说，有关他们中间有人因健康问题已获暂停执行刑罚或已获假释的谣言，是毫无根据的。

　　该官员说，除了前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1983年七十二岁时在狱中病死外，所有的人都活着，并在狱中服刑。

　　该发言人说，其中一些人年老体弱，如果他们患病，会得到正常的治疗。

　　江青现年七十四岁，张春桥现年七十一岁。

　　此后，“四人帮”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江青在1991年5月14日凌晨自杀身亡，终年七十七岁；

　　王洪文在1992年8月3日因肝病死去，终年五十八岁；

　　姚文元在1996年10月5日刑满释放；

　　当时，惟有张春桥在北京的劳改医院里，过着监禁生活。

　　在劳改医院，张春桥可以看电视，也可以看报纸。他仍然保持着对政治的高度关心，看报纸极为认真、仔细。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的时候，张春桥反反复复看了好多遍。

　　张春桥几乎极少与监管人员说话。

　　据云，当他得知江青自杀的消息，那一天，他的脸一直阴沉着。

　　尽管张春桥的母亲宋蕙卿得知他倒台而在1977年4月1日自杀，尽管他的同伙江青也选择了自杀，但是，张春桥声称：“我是绝对不会自杀的！”

　　江青在法庭上大吵大闹，张春桥则自始至终一言不发。

　　张春桥改刑后判的是无期徒刑，因此他不会像姚文元那样有刑满释放的一天。

　　毛泽东没唱成的“将相和”：曾力促许世友和张春桥团结

　　李文卿的《近看许世友》记载了不少毛泽东促进许世友和张春桥团结的事，可证“文革”期间流传的毛泽东唱“将相和”并非虚语。

　　历史沉淀的愈久，就和真实的距离愈近，这种说法应该是不错的。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小道新闻”，本来都是口头流传，当时都是以野史村言对之，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地清晰起来，成为白纸黑字的历史。毛泽东在许世友和张春桥之间唱“将相和”就是这样的一件事。

　　“文革”期间，笔者从事新闻工作，当时报社的负责人又是市革会常委，所以我们常常从传达中能隐约感受到许世友和张春桥有些矛盾。市革会开会时，上海警备区司令廖政:国总是和张春桥唱对台戏，张想收拾廖，许世友干脆把廖政国调回南京去。由此上海和江苏的关系很微妙，也很敏感，凡是涉及江苏的报道，也都是谨慎处之。同时也听说毛泽东从中唱“将相和”，调和许、张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委张春桥为南京军区政委，并要他帮助许世友。但他们是两条道上跑的车，许世友从心里看不起知识分子张春桥。一次，张春桥在市革会开会时发牢骚，指着脖子上的红领章说：他们不承认我张春桥，但不能不承认这个。在毛泽东心中，上海和南京军区的稳定与和谐，对开展文化大革命非常重要，所以他不断地在许、张之间唱“将相和”。

　　最近读了李文卿上将写的《近看许世友》，其中记载不少毛泽东促进许世友和张春桥团结的事，可证“文革”期间的流传并非虚语。

　　1967年7月20日，武汉“7. 20”事件爆发，毛泽东在武汉虚惊一场。到了上海，毛泽东便让杨成武打电话找许世友到上海来见他。毛泽东特意派张春桥到合肥去接许世友，目的也是协调两人的关系。8月18日，张春桥以毛泽东的专机去合肥接许世友。许世友从大别山到了合肥。一见面，张春桥就说，我这个政委亲自到合肥接司令员来了。到了上海，许世友住在兴国宾馆，张春桥也住在那里。下午张春桥陪许世友去见毛泽东，陪同接见的还有杨成武、汪东兴。这天中午，许世友自酌自饮，此时还在微醺之中。权延赤写的《杨成武见证文革》一文中讲到，许世友刚见到毛泽东，便扑通跪倒在地，放声大哭。毛泽东安慰他说：莫哭，不要哭，好好干革命。许世友说：我是忠于你的，我是跟你干革命的。众人见此情景便出去了，只留下许世友一个人听毛泽东谈话，谈了很长时间，没人记录，所以他们这次谈话内容就没留下任何版本。

　　1967年国庆，毛泽东要许世友去北京，住在中南海。毛泽东接见许世友，又是由张春桥陪同。毛泽东和许世友谈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并再次要他和张春桥搞好团结，要张春桥保护许世友。这就是毛泽东的一厢情愿了，兵权在握的许世友怎么还在乎张春桥的保护。许世友这次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之后，张春桥上门邀请许世友到上海小住。经过中央的批准，许世友来到上海在兴国宾馆住了一个多月。这年的春节，许世友是在上海过的，随员的家属也都来到上海，酒没有少喝，李文卿写道：“我们几个都喝醉了，吐得一塌糊涂。”

　　李文卿说，张春桥很“阴险”，对许司令“殷勤得令人可疑”。李文卿当时是许世友的秘书，在上海期间，他和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没有少打交道，如果能读到何秀文写的与此有关的记载，我们对毛泽东唱的“将相和”会有更多的了解。

　　毛泽东第四次在许、张之间唱“将相和”这出戏是1970年庐山会议。会议前夕曾流传要增补张春桥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林彪讲话中与毛泽东唱对台戏，提出设国家主席，还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吴法宪等发言暗示所谓“犯错误的人”就是戴眼镜者，矛头是针对张春桥的。华东组的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三位老将军写信询问“犯错误的人”是谁？信的抬头写的是毛泽东和林彪，但这封信没有到毛泽东手里。张春桥处于处处挨打的困境，甚为紧张。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对此记载颇详：江青带着惊恐不安的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处反映情况，毛感到必须下大决心了。为了保护张春桥，也还不能马上与林彪摊牌，所以，毛泽东只好抛弃紧跟林彪的陈伯达。会议结束之前，毛泽东又要张春桥做东请许世友吃饭。在张春桥的住处，他们二人对饮，后来华东组聚餐，许世友也对张春桥作了回请。

　　毛泽东的“将相和”唱得很吃力，也可谓用心良苦，他深知许、张都是忠于自己的。毛泽东让张春桥当总政治部主任，他还想让许世友做总参谋长，一文一武，如能团结合作，对巩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会有作用。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认为许、张是理想的搭档。但这只是毛泽东的一厢情愿，许世友不愿进京，并说“要我当总长，我宁肯跳长江”。

　　后来，毛泽东为什么不再唱“将相和”？张春桥也不再“委曲求全”地演这出戏？如果把《毛泽东传》和《近看许世友》放在一起相比较地阅读，可以从中发现这还是和庐山会议有关。《近看许世友》记载：清查林彪时，从林彪的住处发现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三位司令写的信。1972年12月25日，许司令奉召进京，中央、中央文革派代表和他谈话，提出三个问题，每个问题都很重要。第一，信上写的“犯错误的人”指的是谁？第二，为什么信落到林彪手里？第三，为什么三大军区司令写的内容相同？这时王洪文受毛泽东的委托找许世友谈话，结果谈崩了。后来经过了解和李文卿的说明，毛泽东说“过去的事算了”。据纪登奎事后回忆说：毛泽东说算了，不要再追究了，许世友是个粗人，你们不要指望他像你们那样细致，林彪已死，不要打击面过宽。

　　毛泽东虽然这样说，但他心中的结是否就此解开了呢？毛泽东深层次的思考常常是不说出来的，人们也常常是事后从他当时所读的书或旁敲侧击的谈话进行分析，才知道一些真相。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也只能这样。从当年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王守稼等为毛泽东注释古文大字本可以知道一些表面的信息。1973年8月（即中共十大召开之前），写作组接到了任务，要他们整理《史记》中的《陈丞相世家》、《绦侯周勃世家》、《黥布列传》、《灌婴列传》、《陆贾列传》，不加注释，订成一册上送。另外还注释了《晋书》中的《刘元海载记》。除《黥布列传》，其他几篇传记每篇都有特定的主题，四位传主都是刘邦的功臣宿将，而且也是帮助刘邦处理身后事的关键人物。毛泽东读这些传记是否要看看刘邦临终遭遇过哪些危机，又是如何处理问题的？这是1973年7月间的事，离毛泽东1976年去世还有三年多的时间。今天读这些传记，对我们了解毛泽东生命结束之前三年的心态变化历程及当时他对一些事件的处理，或许还是很有帮助的。

　　在这里，我们先把几位传主略作介绍，先说黥布。黥布姓英，亦称英布，出身布衣，因犯法被黥，送郦山服役后逃到南方，结伙树帜，自号当阳君。开始投奔项梁，项梁死，归项籍，楚汉相争时，他首尾两顾，为项羽所败，他又投奔刘邦，被封为淮南王。他收拾残部，配合刘邦在垓下打败项羽。汉高祖十一年，刘邦得悉黥布谋反，要太子率兵征讨，张良建议：太子所率诸将，都是跟着你定天下的骁将，怎么能听从他的指挥呢！吕后也哭谏，太子不行，要刘邦亲自出征。刘邦既老又病，只得勉为其难。于是亲自挂帅，把黥布打败了。但他在这次征讨时中箭，大病一场，次年就去世了。

　　其他四位都是追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陈平少时家贫，好读书，曾任魏王魏咎的太仆，项羽的都尉，后因受谗他去，最后投奔刘邦。周勃是吹鼓手，与刘邦是同乡，木疆敦厚，不好文学，刘邦以为可属大事。灌婴是刘邦麾下一员勇将，决定汉初成败命运的大战，灌婴都起着重要作用。陆贾本是楚人，口才很好，名为“有口辩士”，常常在刘邦面前说《诗》、《书》，惹得刘邦很不高兴，骂他说：我的天下乃马上得之，安用《诗》、《书》！陆贾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刘邦由不高兴转为惭愧。他要陆贾为他着述秦灭亡的原因。毛泽东在党的“十大”前读这些传记，是否可以理解为他是作心理上的准备，因为他在“十大”和八大军区调动时要会见老帅和老干部，并要起用他们。当时流传着这样的话：老帅升帐，小兵回营，打扫庙堂，请回真神。是不是毛泽东的话，当时不知道，总之很有来头，和毛泽东的当时意志相吻合。

　　许世友和张春桥的矛盾爆发公开化，是在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据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所记，“十大”主席团名单本来是毛泽东定的，设主席和四位副主席，主席当然是毛泽东，副主席即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和叶剑英。在议论人选时，许世友提出：“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够了。”他所讲的“只要一个副主席”，是指周恩来。

　　后来，他又认为只三个老同志就够了。这表明许世友对已身居要职的王洪文不满，这也代表了参加会议的老干部的看法。周恩来在做思想工作，统一认识，传达毛泽东“不要轻视儿童团”的讲话。尽管这样，许世友还不断插话，坚持自己的意见。当时任主席团秘书长的张春桥指责许世友，说：“你反对主席意见。”许世友当众大声训斥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毛泽东的“将相和”无法再唱下去了。

　　在八大军区调动会议上，毛泽东读史传的心情略有显露，在张树德着《红墙大事》（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书中记载颇详。1973年12月12日，中央军委开会，毛泽东向老帅问好，并介绍了刚出山的邓小平。为了给王洪文一个机会，委托他点名，让他在将帅面前树立威信。王洪文不知深浅，大大咧咧地点起名来。当他点到许世友时，只听一声巨响，许世友把茶杯磕在茶几上。毛泽东脸色铁青，一声不响。周恩来接下去点名。

　　12月20日，毛泽东接见会议代表，讲到《红楼梦》时，说：你们要不读一读《红楼梦》，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你们要搞点文，文武结合嘛。这时毛泽东点了一下许世友：有人讲《红楼梦》是“吊膀子”书，这个观点不对。用的是假语村言，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就是掩盖它的。许世友在南京军干部会上批评过读《红楼梦》的人，说《红楼梦》是“吊膀子”的书。毛泽东和许世友谈了一阵《红楼梦》，话题一转，说：“常恨随、陆无武，绦、灌无文”，周勃厚重少文，你也是少文吧，你就做周勃吧，你去读《红楼梦》吧。毛泽东要许世友做周勃事，在“文革”期间也广为流传，画家程十法还画了周勃像，颇受人们喜爱。（作者注：刘元海，匈奴人，冒顿之后，刘邦以宗室之女为公主嫁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姓刘。元海好读书，尝对同学朱纪、范隆曰：“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绦、灌无文。”毛泽东引这个典故时，说成“常恨随、陆无武”。在此之前，孙中山悼徐锡麟挽联时已用“常恨随陆无武”。）

　　毛泽东的这番话意味深长。这里有四个人物，即随何、陆贾、周勃、灌婴。周勃被封为绦侯，故称之为绦。有不少文章在评论这个史实时，都认为毛泽东教许世友做周勃是对许寄予厚望。如果是这样，只是毛泽东的一个愿望。这话的涵义是很丰富的。如果全面地了解一下周勃，对理解毛泽东当时的心境会更深入些。刘邦病重时，吕后问他身后事的安排，刘邦说：“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刘邦病逝之后，吕后欲立诸吕为王，问周勃，周勃说：“无所不可。”诸吕既立，周勃虽为太尉，但不得入军门。陈平为丞相，不得任事。陆贾深知陈平的心事，建议陈平交欢周勃。于是陈平以厚礼为周勃寿，两人相谋诛了诸吕。孝文帝立，周勃一度为相，后被免去相职，下放到绦县，畏恐被诛，常令家人披甲自卫。后来有人告周勃谋反，被捕入狱，受狱吏侮辱。经薄太后说情方出狱。他深有感慨地说：“吾尝将军百万，然安知狱吏之贵乎！”周勃的儿子周亚夫亦是将军，被封为条侯，居功自傲，汉景帝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那时正在读《绦侯周勃世家》的毛泽东，看到王洪文点名时许世友磕茶杯，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文革”期间，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主办的《学习与批判》发表过《张勋传》，到处都在抓所谓“复辟”的辫子兵。由于张勋从南京起兵北上，因之又传说此文是针对许世友的。笔者曾和朱永嘉谈及此事，他回忆说，那时肖木在北京王洪文身边工作，有机会了解一些内情。有一次肖回上海探亲，与朱私下谈话时，提到有一次毛泽东讲起张勋复辟的问题，王洪文问张勋辫子兵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要王洪文自己去查资料，因为毛泽与几个人都谈到这个问题。

　　对军队问题，毛泽东说过，如果指挥不动就打，无非是张勋复辟，辫子兵嘛。乘我还可以，还能打一仗。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对军队说的，当然也是对否定“文革”派讲的。朱认为毛泽东在开中央军委扩大会之前是作了最坏准备的。针对毛泽东的讲话，朱找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赵青老师写一篇张勋的故事，赵因为教学任务重，动手很慢，到1974年2月才在《学习与批判》发表一篇由赵青署名的《张勋传》。

　　毛泽东还准备带兵打一仗，是有心理依据的。在“文革”初期，毛泽东多次问许世友：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许世友说：我带兵进京把他干掉。这话表现了许对毛泽东的一片忠心，但毛泽东会怎样想呢？在不同的历史环境里，毛泽东会不会有不同的想法？在历史上，大将军有带兵进京的想法都是犯忌的。同样一句话，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听话的人会有不同的想法。

　　把毛泽东的读书活动和历史背景相结合来考察，可以看出他不读无用之书，也不为无用而读书，可谓集古为今用影射史学之大成者，为古今第一人。

　　周恩来弥留之际叮嘱张春桥：好好帮助王洪文

　　到1975年9月，周恩来由于癌症的折磨，身体极度消瘦，体重只剩下了30.5公斤。

　　但是打开他这大半年的工作安排日程，很难相信这是一个身患绝症的老人每天的生活！

　　1975年3月到9月间的半年里，周恩来与各方面人士谈话、谈工作一百零二次，会见外宾三十四次。

　　9月7日，周恩来不顾病情的严重恶化和医护人员的一再劝阻，坚持会见了伊利耶·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外事活动。

　　维尔德茨在抵达北京时，表示希望拜会周恩来总理。他说，只要周总理能腾出几分钟，他就去亲自转达罗马尼亚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希望总理早日康复的良好祝愿。

　　9月7日中午，他们访问团正在参观首都的一家工厂时，接到通知：周恩来当天下午1点将在医院接见。在约定的时刻，周恩来从病房走了出来，他步履艰难但不要人搀扶，自己勉强从里间的病房走到外面的会客室，尽管只有短短的几步路，走得却非常艰难，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心里无比难过。

　　周恩来在会客室迎接了维尔德茨和代表团成员。

　　他用那略有残疾的右臂，握拳支撑在沙发边沿，左肘抵在沙发扶手上，为尽可能缓解腹部伤口未愈合而带来的剧痛，上身艰难地向前微倾，凝神听着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的谈话。他的浓眉拧着，目光依然明亮。

　　病魔侵蚀了周恩来这位东方美男子的儒雅阳刚的容貌，却没有改变他彬彬有礼的风度和从容不迫的笑容。

　　寒暄之后，维尔德茨关切地把话题转到总理的健康上来。周恩来淡淡一笑，好像开玩笑似的：“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周恩来回想起十年前，也就是1965年他到布加勒斯特参加罗马尼亚前任领导人格·乔治乌·德治葬礼的情景。他对客人说，那是在3月，他不穿大衣，一点也不怕冷。那次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时，他随送殡行列走了四个多小时，但现在连四分钟也不能走了。

　　临别，周恩来怀着对人间无比眷恋的心情说：“布加勒斯特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为不能再次访问那个美丽的城市而感到遗憾啊！”

　　这次会见，原来规定只有十五分钟。规定时间到了。但周恩来表示还要再说一些话，这些话请维尔德茨一定转告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同志不必为中国共产党担心，尽管它正在经历困难的时期（这里是暗示“四人帮”在捣乱）。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邓小平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具有五十五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

　　言毕，周恩来在305医院留下了他生前的最后瞬间，他近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随之而落下了帷幕。

　　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后，不到半个月，9月20日，周恩来准备做住院后的第四次大手术。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来到医院手术室外守候。

　　到此为止，两年多的时间，周恩来一共承受了大大小小十多次手术。这次手术前，医生为他注射了术前麻醉剂，推车都停放在他的床前。而他走进卫生间，将门反锁，把自己关在里面，竟然一个多小时也不见他出来。邓颖超非常着急，几次敲门，他也不回答。

　　知夫莫过妻，邓大姐自言自语：“唉！又在写东西。”

　　写东西？大家暗暗猜测，也很意外。难道总理真的挺不过这一关了？这是不祥之兆啊！

　　终于，他走了出来。原来他在进入手术室前，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录音记录稿，自己一人在卫生间，用很长时间仔细地看了一遍，用颤抖的手签上了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

　　周恩来所写的不是遗言。他要为自己五十年前的一段历史作最后的申辩，为国民党制造的所谓“伍豪启示”澄清早已澄清的事实。

　　周恩来一生忍辱负重，不计个人得失。他年轻时没有享受过人生，没有子女，没有家产，晚年又忍受含沙射影的恶毒攻击。属于自己的唯剩这把随时都会化为灰烬的忠骨。他忍受了许多许多，唯独不能忍受对他政治生命的践踏。在生命最后一刻，他要做的竟然是为了一个不应该让他承受的冤案申辩，为保护清白的政治名誉而不惜耗尽最后一丝精力！

　　推车将周恩来推到手术室的门口，他突然说：“张大夫，你叫一下小平同志。”

　　这时政治局的委员们已经和总理一一握过手，正站在走廊里，目送总理进入手术室。

　　“小平同志，总理叫你！”

　　邓小平连忙上前几步，一把握住了总理的手。

　　“小平同志，你一年多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得多啊！”周恩来用最大气力高声说。

　　邓小平抿着嘴，使劲地点了下头。

　　身后的人都清楚地听见了总理的这句评价。

　　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讲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他要以这种方式表明自己在重大原则问题上遭受“四人帮”诬蔑时的严正态度。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

　　长达五个小时的手术，对极度虚弱的周恩来又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但他坚持了下来。手术过程中，医务人员发现周恩来体内的癌细胞已扩散到全身，无法医治了。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一个月后，即10月24日，周恩来又做了第五次大手术。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能从病床上下来。再没有能站立起来。

　　周恩来躺在病床上，大部分时间都是静静的，很少说话。他没有气力说话了，但是他的神志非常清楚。

　　12月底，周恩来进入了断断续续的昏迷状态，大家都作了最坏的思想准备，毕竟伴随生病的总理两年多时间，心理也一点点地增加了承受力。进入病危后，有一次他的呼吸突然停止，连心跳也骤然停止搏动。医务人员以为总理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们一边不失希望地奋身抢救，一边通知中央领导人来医院和周总理最后告别。

　　没有想到周恩来是被一口痰堵住了，把痰吸出后，他又恢复了知觉，慢慢睁开了眼睛。他一见身边围着的中央领导同志，脸上露出了笑意，颤巍着伸出手，和大家一一相握。医生一见总理苏醒了，又是高兴又是担忧，生怕江青责怪医生谎报军情，故意让领导虚惊一场。定睛一看，江青没有来，这才松了口气。

　　张春桥是最后一个和总理握手的，他刚转身，周恩来就叫他的名字。周恩来身体太虚弱，说话的声音太小，张春桥没有听见，站在那里没有反应。周恩来有点着急，又连叫了两声，这次身边的人听见了，急忙告诉张春桥：“总理叫你。”

　　张春桥来到总理跟前，俯身听到周恩来微弱的声音：“你和文元同志要好好帮助王洪文同志，他还年轻。”

　　张春桥一边重复总理的话，一边表态：“总理，你放心！”

　　王洪文这时正在上海，因为毛泽东觉得他缺乏锻炼，让他回上海搞调查研究，积累一些工作经验。

　　此时，周恩来的神志竟然如此清晰，为别人操了一辈子心，最后一刻还在为别人操心。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华发网根据《中南海人物春秋》、东方早报、人民网、《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