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光怕声又怕风：江青折腾人的“女皇”生活

Mary

　　战斗英雄郅顺义的座右铭是：“荣誉多了，谦虚谨慎的精神不能丢；生活好了，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能变；职位高了，普通一兵的本色不能忘；年纪大了，旺盛的革命斗志不能减。”江青的所做所为，和郅顺义同志说的恰恰相反：地位高了，更加狂了；生活好了，更加奢侈了；年纪大了，灵魂更加丑恶了。

　　江青饮食起居的许多特异要求

　　江青有奇特的生活习惯，她晚上不睡觉，熬夜、熬人、玩乐，打发时光。她每天下午一时左右起床(这叫早晨起床)。起床前，先打铃通知护士。护士听到铃声，把事先准备好的漱口水、麦片粥用托盘端到江青的床边，轻轻放在她的床头柜上，然后，拉开半边厚窗帘，透进一点光亮。江青穿着睡袍半躺在床上，护士帮助她漱完口、吃完粥，换上另一件睡袍，由护士搀扶到卫生间解大小便，洗手、洗脸。洗完以后，脱去睡袍，穿上衣服，到办公室看文件。办公时，还吃一次水果。办公的时间多则一个小时，少则几分钟。然后，打铃通知警卫员准备散步。散步除步行外，坐汽车、骑马也算。散完步，到17号楼，不是打扑克，就是看电影，有时还打打乒乓球。在17号楼一至两个小时，警卫员估计她折腾得累了，就给她吃上一次镇静药。

　　下午4时左右回住楼吃午饭。饭后再吃一次镇静药，上床睡午觉。6时左右起床后，中央有会去参加会；没有会，看半个小时的文件，就又到户外散步或者骑马，到17号楼打扑克、打乒乓球。约8时左右回住楼吃晚饭。晚饭后，通常是约上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到17号楼看外国电影。有时还约上影视界的导演、摄影师及着名演员陪看，说是叫他们学习外国的摄影、灯光和表演艺术。看外国的原声影片时，就请来外文翻译，边看边给她翻译。偌大的礼堂，往往只有四五个人看电影，有时只有江青一个人看。有时看一部片子，有时看两部片子，有时抽出几部片子中的几本看。

　　如果她出去参加会议，无论回到住地时间多么晚，也要到17号楼看上一两部电影再回住楼睡觉。不想睡的话，再打一两个小时的扑克。

　　回住楼之前，吃上第一次安眠药。回住楼之后，洗澡、漱口、解大小便，然后吃上第二次安眠药。上床之后，吃上第三次安眠药，护士再在她的床头柜上放一份备用安眠药。大约凌晨4时左右入睡。

　　这就是江青一天的生活。

　　一年四季，每天早、中、晚，工作人员都要向她请安。她起床时不用力坐起，怕伤了心脏，要护士轻轻把她托起。从里到外的所有衣服包括贴身短裤，都要由护士给她按前后次序穿好拉平。穿好衣服以后，给她报风向、风力、天气温度。

　　给她穿鞋袜时，她连脚也懒得抬动一下，护士只好跪在地上给她穿。穿快了，她说护士动作粗野，搞得她紧张出汗，于是就破口大骂，说对她没有温柔的感情；穿得慢了，她说护士故意磨磨蹭蹭，有意使她着急出汗，也破口大骂，说是用软刀子杀人。

　　上床睡觉之前，护士帮她把所有的衣服、鞋袜脱掉，给她穿上睡袍和拖鞋，小心翼翼地扶她去卫生间，驾着她坐在浴盆中特制的木墩上洗澡。洗澡的办法，是让护士拿着喷水蛇管，在其全身均匀喷撒。要求水温不凉不热，水流不急不慢。如果水速快了，她说刺得皮肤疼，水速慢了说是故意使她着急出汗，快慢她都骂人。

　　她吃饭非常挑剔，饭菜要清淡，又要有营养。炒菜、烧汤不准用骨头，也不准放味精，说骨头汤里胆固醇高，说味精是化学制品，含有有害物质。但是，她又要求菜、汤必须有骨头汤和味精的鲜美味道。鸡蛋只要蛋清，不能有一点蛋黄，说蛋黄有胆固醇。雏鸡要半斤的，老母鸡要七至十斤的。鱼要切头去尾，只吃中间的。螃蟹只要公的不要母的，她说母螃蟹胆固醇高。菠菜要做菜泥，芹菜要抽掉丝，豌豆要剥老皮，绿豆牙要掐掉头和尾。饭菜的温度要求适度，既不能烫嘴，又不能不热。不但要吃中餐，而且要吃西餐。吃点心要法国式、德国式和俄国式的。

　　喝的水既不能稍微凉一点，也不能烫。有一次，她要水要得急了，水温稍微高一点，就对护士破口大骂，说故意烫她，把水喷了护士一脸，还用力把水杯摔了个粉碎。

　　吃水果也要求有一定的温度。苹果和梨，要切成长条，泡在温水里，浸泡到一定温度她再吃，温度稍不适口就骂个不停。

　　江青的衣服繁多，样式各异，有中式的、西式的、古式的，一应俱全，并经常翻新。光是大衣就有长的、短的、中的、单的、夹的、棉的，还分便装和军装。她的内衣不知有多少，身上稍有汗渍就要立即更换，每天要换十几次。春夏秋冬，天天如此。给她换内衣也够难的。护士帮她脱掉衣服以后，要用毛巾擦干身子，擦劲大了小了都不行。供她使用的毛巾足有四五百条，都要很松软的。江青无论走到哪里，护士总得背着一个大挎包，里面装的全是衣服和毛巾。

　　她特别注意世界名人的穿戴。在电视上，她看到菲律宾原总统马科斯夫人的衣服很特别，就非常羡慕。有一次，马科斯夫人来华访问，江青为了和她比美，特意叫服装研究部门仿照“唐三彩”，为她昼夜赶制了一件黑色绣花连衣裙和一双云头鞋，还叫有关单位给她特制了三种发型的假发和头套。

　　江青的住房要求高大、宽敞，要有大卧室、大办公室、大卫生间、大客厅、大餐厅，还有大放映室、大娱乐室。不论在北方或南方，她所住的房子内，冬天必须有暖气，夏天必须有空调，要求保持恒温。室内凡是她能活动的地方，都要求铺上地毯，连卫生间都要求铺满地毯。她说：“在地毯上走有脚步感，如果不小心摔倒了，也不会摔坏。”

　　住室、办公室的窗子玻璃要四层的，窗帘要三层的(纱帘、绸帘和厚绒帘)。室内墙壁、屋顶、窗帘、灯光、地毯以及各种家具等的颜色，都要求有一种柔和的感觉。住进之前，要求用紫外线消毒。

　　江青用以折腾人的“四怕”

　　一是怕风。

　　“风”对于江青来说太可怕了；对于工作人员来说，也太难解决了。

　　她经常对工作人员讲：“室内的风太厉害了，针大的孔，斗大的风，风对我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子。它究竟是一把软刀子还是一把硬刀子，你们是知道的。你们如果不能给我解决风的问题，就是没有尽到保护我的责任，就是对我没有阶级感情。”显然是把她感到有风还是没有风的问题，提到立场问题、感情问题甚至政治问题上来了。因此，她经常在风的问题上，对我们进行刁难、辱骂和迫害。

　　事实上，江青居住的房子，有风能钻进去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钓鱼台国宾馆的房子坚固、严密、窗子是双层玻璃，但江青的住楼，按照她的特殊要求，在窗子上又安装了两层玻璃，通往她的卧室、办公室有两道密封门。她在卧室、办公室或餐厅、会客厅时，把门窗都关严，三层窗帘全拉上，有时她还说有贼风。她每次喊有贼风的时候，就坐卧不宁，命令我们立即找风源、堵“贼孔”。如果找不到风源、“贼孔”，就说我们对她不忠，故意捉弄她。有时，她别出心裁地叫我们点着一支香烟，睁大眼睛，屏住呼吸，仔细观察冒的烟往哪个方向飘动，然后确定立即采取措施。如果冒出的烟笔直地往上飘动，她还感觉有风，就会说我们没有本事，连风源都找不到，或者说“这里有鬼了”，大动肝火。

　　有一次，她叫护士晓舟查风源。晓舟用尽了一切办法也没有找到风源，就对她说：“你教给我们查风源的办法都用了，也没有找到风源，你今天的身体是不是不舒服，本来没有风，你感觉有风?”江青听了大怒，大骂了晓舟之后，又随手抄起一把锐利的大剪刀，用力狠狠地朝晓舟扔过去。幸亏晓舟躲闪得快，才没有被剪刀戳伤。

　　她说怕风的时候，如果想到室外散步，无论是严寒的冬天，还是酷暑盛夏，身上都要穿得严严的，头上戴上帽子，脖子上围上围巾。出楼门时，面朝里，背朝外，警卫员在她背后，双手扶着她的肩膀，引导她往后退着走。出楼门以后，用毛巾捂着口、鼻，缓缓转过身去，低着头，慢慢走。一辆小轿车跟在其后，她一说有风，汽车就得赶快开过去，让她坐进去。

　　要说江青怕风，真是怕得够水平，怕得使我们够受的。可有时候她又不怕风，站在风头上都不怕。

　　1970年11月，江青在海南岛三亚休养。有一天，她来了游山玩水的兴趣，要求乘坐鱼雷快艇到一个小岛去玩。快艇从某军港到某小岛的途中，海风飕飕。江青为了拍摄快艇后边的浪花，竟站到了快艇的最高处。当时，快艇时速已达40多海里，她还嫌跑得太慢，一直在喊：“加速!加速!再跑快点，再跑快点！”

　　我们被海风刮得都站不稳，受不了啦，可是她却一点事儿也没有，既不打喷嚏，也没有感冒。

　　我们常在背后议论说，她不是真的怕风，是神经病，故意折腾人。

　　二是怕声。

　　江青居住在幽静的钓鱼台，她住的10号和11号楼，座落在偌大宾馆的中心区。东边距离大马路甚远，况且有15号和16号楼遮挡，几乎听不到汽车的声音。西边是玉渊潭公园，但从江青住进钓鱼台以后，就封园了，四周用铁丝网围了起来，并有警卫部队把守，把人民公园变成了禁区。南边既没有居民区又没有马路。北边的9号楼由张春桥、姚文元居住，他们都知道江青怕声音，楼内很少发出声响。这样安静的环境，在北京是很难找到的。可是，难伺候的江青，在声音问题上，还是把工作人员折腾苦了。

　　前面已经提到，江青住的房子门窗都很严密，门缝、窗缝都用密封条贴得严严实实，但她还经常喊叫楼房外边有声音，楼房里面有声音。我们不晓得她的耳朵是怎么长的，对于声音是如此的灵敏：隐隐约约、淅淅沥沥的细雨声，风吹草动声，树枝竹叶的摇动声，蝉鸣声，她都听得见，并且叫嚷：“声音太大啦，受不了啦!”有时她就捂着耳朵，闭着两只眼睛，紧锁眉头，摇晃着脑袋，命令工作人员轰鸟、赶蝉、打树叶、砍竹子。

　　江青怕声音怕得最厉害的时候，对工作人员走路时鞋子踏在地毯上的细小声，衣服的磨擦声，她都说声音太大，受不了，说脑仁疼。于是，就命令我们走路不准穿鞋子，两条腿叉开，两只胳膊抬起来，以免发出磨擦声。我们在她旁边站着、蹲着、跪着时，不准大声呼吸；嗓子痒了，也不准咳嗽；拿放东西时都要轻而又轻。

　　特别是跟她说话时声音大小、速度快慢，就更难掌握了。声音稍微大一点，她说震得她脑仁疼；小了，她说听不清，使她着急出汗。说话速度稍微快一点，她说对她不尊重；稍微慢一点，她说故意使她烦躁，使她着急出汗。我们怎么说话都要受到她的训斥，真让人左右为难。

　　奇怪的是，怕声音怕得要死的江青，在她高兴的时候，多么大的声音她也不怕了。

　　会见“革命小将”的时候，红卫兵高喊：“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祝江青同志身体健康!”她不但不怕从高音喇叭里发出来的震耳欲聋的声音，而且高兴得手舞足蹈；还高喊：“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

　　她几次到外地游山玩水乘坐的专机是苏联制造的伊尔18型飞机；四个螺旋桨的轰鸣声她都不在乎，还在飞机上打扑克、睡大觉。坐火车时，车轮和铁轨的撞击声，她一点也不怕。那年她去海南岛休息时，到某高射炮阵地去玩，她为了摄影，命令十几门大炮一齐开火。炮声划破宁静的海岛，震耳欲聋，她不但不说害怕，还哈哈大笑说：“真过瘾，今天我可抢拍了好镜头。”

　　三是怕冷怕热。

　　江青一年四季所要求的室内温度，是很难掌握的。冬天要求控制在21．5度，夏天要求控制在26度，上下都不能超过0．5度。工作人员掌握温度准确性的难度之大且不说，更难的是如她所说：“我要求你们掌握温度的标准应以我的感觉为准。”我不记得有多少次，我们掌握的温度和她要求的分毫不差，而她却大发脾气，毫无道理地说：“我告诉你们，温度表的度数不能说明问题，我的感觉才能说明问题。”

　　她的感觉来自她的心情。江青是个反复无常的人，心情瞬息万变，谁知道什么时候她有什么心情，掌握温度怎么能跟着她的感觉走呢?她心情不好的时候，就经常在温度问题上故意找茬，借此整人。

　　当她感觉温度不合适，有时就大喊大叫一阵，有时还亲自去看温度表。她是怎样看的呢?感觉热时，就弯下腰去，从温度表的下面往上看；感觉冷时，就踮起脚跟，从温度表的上面往下看。从上往下看和从下往上看，视觉相差两三度，以此来证明她的感觉是对的，温度表是假的。江青为了证明自己对，别人错，为了找借口整人，真是挖空心思。有好几次，她看完温度表以后，大声喊叫：“这表是假的，去你的!”拿起温度表摔个粉碎，拂袖而去。这样的结果还算好的，无非是换一只温度表罢了。更多的时候她就大骂：“你们合伙来对付我，有意伤害我！”“你们利用温度残害我，折磨我！”有时还有所指地说：“你们在你们的后台指使下，在温度表上弄虚作假。”

　　江青真的怕冷吗?不是的。北京的严冬季节，寒气袭人，她白天到门户外拍摄雪景；深夜拍摄夜景。春寒料峭，她在凌晨拍牡丹，一折腾就是三四个小时，也没有事。

　　1970年11月份在海南岛，有一天她高兴了，要到海里摸海贝，在水里一呆就是四个多小时，解小便也不肯上岸。“怕冷”的江青在海水里泡了大半天，既不说冷，也不感冒，岂不怪哉！

　　江青真的怕热吗?也不是。

　　1971年6月9日江青在钓鱼台17号楼给林彪照秃头相时，七八个大聚光灯一齐打开，室内温度很快上升到30多度。我们在场的人都热得大汗淋漓了，她也不说热。

　　1970年7月底8月初的一段时间，江青打扑克打疯了，在室内打的时间久了，嫌空气不新鲜，就命令工作人员在室外给她搭一个七平米的大型蚊帐。她晚上钻进去打，白天也钻进去打，一打就是两三个小时，也不说里边热。

　　到过广州的人都知道，那里8月份的气候又潮湿又闷热，但江青陪同大肆吹捧她的美国作家维特克，在室外一玩就是七八个小时，游兰圃、逛粤秀、去石湾，活动量大得惊人。跟随她的工作人员都热得难以忍受，奇怪的是江青并不喊热。

　　四是怕光。

　　江青怕光怕得也够水平，大白天在室内看文件，还叫工作人员把三层窗帘全部拉得严严的，一丝光也不准进去。打开光线柔和的落地灯，灯罩上还要盖一块黑布。她的床头柜—上的台灯灯泡度数很小，灯罩上不是盖一块黑布，就是盖一块厚厚的深绿布。

　　江青在全国各地的“行宫”，室内的光线都很暗。特别是在上海的“行宫”，室内的各种色调更加适合江青的要求。诸如灯光、屋顶、墙壁、门窗、地毯、窗帘以及各种家具都是绿色的。打开灯以后，好像进了威虎山的威虎洞。我们要是一个人在她的室内工作，还真有点害怕，可是她觉得很舒服。

　　江青真的怕光吗?也不是。她在公共场所会见外宾、接见红卫兵时，给她拍电影、电视的聚光灯骤亮，强光照射，闪光灯不停地闪烁，她一点儿也不怕，还兴高采烈地鼓掌、讲话。

　　江青的“四怕”和“四不怕”本身就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这就是她凭借她的特殊身份和权势，故意刁难人、整人。

　　延伸阅读：江青权欲极度膨胀 毛泽东告诫“不要由你组阁”

　　10月18日夜，在钓鱼台十七号楼，江青又约见了王海容、唐闻生，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刚从长沙回来的王洪文在侧。

　　江青知道，丹麦首相后天飞往长沙时，将由王海容、唐闻生陪同。她要王海容、唐闻生作为“直线电话”，再为她向毛泽东传话。

　　1980年11月26日上午，特别法庭审问王洪文的记录中有这么一段：

　　问：“你从长沙回到北京以后，都向谁传达了去长沙的情况？”

　　答：“回来后即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讲了去长沙的情况。在传达过程中，江青又通知了王海容和唐闻生来参加。”

　　王洪文还说，他去长沙，“实际上是阻挠邓小平出来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江青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毛泽东：“国务院的领导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周恩来在医院并不真正养病，邓小平和周恩来、叶剑英他们都是一起的，周是后台。……”

　　王海容、唐闻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翌日——19日，便向周恩来原原本本作了汇报。

　　20日，丹麦首相哈特林夫妇从北京飞往长沙，王海容、唐闻生同行。

　　接待外宾毕，王海容、唐闻生留了下来。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也转告了江青的话。

　　毛泽东要王海容、唐闻生回北京转告周恩来、王洪文：

　　“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还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江青在17日发起挑战，在18日、20日连遭失败——不论是王洪文回来，还是王海容、唐闻生回来，都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坚决支持。

　　就在这时候，江青又遭到一次打击：

　　钓鱼台十八号楼是接待外国元首的国宾楼。1972年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从各地选来了一些丹青大师的国画，悬挂在楼里，单调的墙面有了清新高雅的点缀，显得生动活泼多了。江青经常出入十八号楼，那些大幅山水画和精致的花鸟小品，江青不会视而不见，也决不会轻易赏心悦目，不挑毛病的。不久前她还为江苏老画家陈大羽画的一只公鸡大动肝火，这幅画成了她大批黑画的导火线。江青的举动搞得悬挂国画的几家大宾馆惶惶不可终日，画家们如大祸临头。

　　终于，厄运降临到十八号楼的国画上。

　　10月间，江青突然要摄影记者杜修贤为她放大摄影作品。摄影师按照影展的规格，放大了七十八张不同尺寸的照片，并且根据以前的规定收取了江青一千零五元的制作费。因为影展除了有一笔门票收入外，各报刊都要选用照片，还要支付作者稿费，所以江青完全可以用这几笔收入支付照片制作费。可是摄影师将照片送给江青才知道，放大照片是为了取而代之十八号楼的国画。这种别出心裁的展览欲，令人啼笑皆非。

　　江青见照片，兴奋地说：“将这些牡丹、月季、海棠……还有这个石榴，换上去！11月5日有两个国家总统要来访问中国，要抓紧时间换上去。外面都在批黑画，我们这里是国家级宾馆还能再挂这些资产阶级情调的画？我最讨厌一成不变，老一套！”

　　这席话符合江青的个性。她就是借反对墨守成规，使得文艺界百花雕零，文艺家纷纷倒台。如今她又反对国家级宾馆的“墨守成规”。

　　她的十三张二十英寸花卉照片很快取代了国画，挂在主厅里。

　　照片只挂了三天，就神出鬼没地不见了。等人们发现时，十三张国画已经原封不动地回到了老地方。

　　原以为江青要气得发疯，负责警卫的人心惊胆颤找到江青时，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江青正在十号楼用自己的照片招待政治局的委员们，大照片摊了一长桌，见警卫处来人，笑眯眯地说：“这些照片是我为委员们准备的，他们喜欢我照的照片。这次随他们挑，喜欢什么就拿什么。”江青这番话，令人惊奇，好像她根本不知道她的“国际影展”已经宣告破产！

　　其实她在掩饰自己的愤怒和难堪，勉强保持表面的镇静，以显示她大度、不与人计较的风度。

　　江青不是一个能够容忍反对她的人，这次怎么变了？大家议论纷纷，这事情变化得太蹊跷，除非毛泽东才能制止江青。果然，这个反对她的人不是别人，就是毛泽东！也只有毛泽东才能有效阻止江青无限扩大的欲望。毛泽东虽然远在千里之外，可是江青在北京的一举一动都瞒不过他，当他知道江青又在“照片搭台，政治唱戏”，气得训她：你有什么权利可以随便换下国宾馆的画，挂上自己的作品？夜郎自大，这样要不得！统统取下来！

　　江青毕竟是江青，没有几天，她发疯般地从楼里抱出剩余的照片，奔到院子里，将憋了许久的委屈、痛苦、失意和愤怒统统发泄了出来，化为熊熊烈火。那价值一千多元的照片终于成了一堆焦黑的废纸，随风纷纷扬扬在钓鱼台的草地上翻滚、飘动。等警卫人员发现，冲过来抢救照片，照片已经化为灰烬。(注：顾保孜：《样板戏出台内幕》，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

　　尽管这只是小事一桩，却也深刻反映出毛泽东对于江青那膨胀的权欲的强烈反感。

　　此后不久，江青再遭惨败。

　　那是11月12日，邓小平飞抵长沙。同行的有王海容、唐闻生。

　　毛泽东一见邓小平，就幽默地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小平笑道：“主席也知道了。”邓小平所指的，是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赞扬道：“好！”

　　邓小平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泽东又道：“我赞成你！”

　　邓小平说：“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都不高兴。”毛泽东所说“她们”，指的是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

　　邓小平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泽东道：“这个好。”

　　邓小平谈及了自己：“最近关于我的工作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点。”

　　邓小平说的是毛泽东提议他担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啰。”

　　也就在这一天，江青托王海容、唐闻生带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江青在信中提出，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她依然在“组阁”。

　　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上，写下了那着名的“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的批示。

　　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在写这一批示时，正值他在侧。毛泽东写到“至嘱”之后，搁笔问汪东兴，对江青还有什么意见？

　　汪东兴答道：“她没有自知之明。”

　　于是，毛泽东又提笔，加上那句：“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的批示，给江青泼了一盆冷水。

　　11月19日，江青又给毛泽东写了那表面上是“检讨”、实际上是要官的那封信。翌日，毛泽东在长沙复江青一短函，话说得直截了当：

　　江青：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毛泽东

　　1974年11月20日

　　李固、黄琼都是东汉人，李固曾任荆州刺史、泰山太守，黄琼则曾任尚书令、太尉、司空，李固《遗黄琼书》是中国古文名篇。“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便出于此文。黄琼曾称病不愿入朝做官，后来由于公卿推荐才前往京城。李固素来敬慕黄琼，写了与黄琼书。信中既批评了名士的孤傲，也指出名士往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毛泽东劝江青读李固给黄琼书，意在告诫她要谦虚谨慎，力戒孤傲，而且在“盛名”之下要意识到“其实难副”。

　　为搞到整人材料 江青把叶剑英六个子女投进监狱

　　作为叶剑英的二女儿，叶向真在文革中也有一段惊心动魄的岁月，她策划组织了1966年12月“绑架”彭真事件，并组织公开批斗彭、罗、陆、杨等人的万人群众大会，但在随后，她也经历了身世浮沉。

　　位于北京西山军事科学院里的一个宅院里，叶剑英的夫人吴博和二女儿凌孜（叶向真）平静地生活着，远离喧嚣都市。在挂满叶帅照片的客厅里，凌孜迎面走来，高挑、干练，高雅，完全不似一个年届七旬的老人。

　　凌孜说，看着客厅里悬挂的那张父亲与她的合影，总是会回忆起1963年11月一个深秋的清晨。那天，凌孜陪父亲在院落里散步。父亲捡起一片红叶观赏了一下，随手交给凌孜，凌孜回屋就把红叶夹进父亲的厚书里。没想到，隔了一天，父亲写了一首五言诗：“翠柏围深院，红枫傍小楼；书中藏醉叶，留下一年秋”。

　　23年后的1986年，也是在一个枫叶飘落的深秋，叶剑英在这里走完了最后的人生路程。“当时我找出了一片存在书中的枫叶，兄弟姐妹们都在上面签了名字，以作为对父亲的怀念”。

　　“我们院里的果树都是他让种的。他们这些老革命，特别珍惜土地，千方百计要让土地发挥出价值，能为人所用。于是，种菜、种果树，苹果、梨、桃子、柿子、核桃、银杏都有”。

　　不难想象，这个叶剑英居住了近30年的庭院，当年一定是绿荫叠翠，瓜果低垂。而今在凌孜的打理下依然生机盎然。凌孜说，无论是苍松翠柏还是瓜果菜蔬，眼前处处都留下了父亲的痕迹：树荫下有他不倦读书的身影，大厅里有他用左手打乒乓球时认真的模样。

　　凌孜历历在目的还有与父亲在一起的文革岁月。

　　■ 红卫后与总理

　　1966年“文革”爆发，那年，我25岁，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还担任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会主席。文革大潮中，我亦难抵造反激情。当时我的想法很单纯，不管是哪个派系，都是永远忠于毛主席，这个宗旨不变。派系间互相看不顺眼，我对你有看法，你对我有看法，如此而已。大家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这都是当时红卫兵的口号，还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叶向真是中央戏剧学院“造反派”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首脑，成为首都艺术院校的“造反派”领袖）。

　　父亲这时候主要负责北京的治安，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对这场运动的态度十分谨慎，但目睹“造反派”种种破坏活动，无力制止，只能大力稳定住军队局势，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部。

　　1966年，毛泽东先后8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当时首都治安由父亲管，有一次他一回来就说“糟了”，因为红卫兵走了以后，在天安门广场发现了很多金条。实际是当时红卫兵抄家，把人家的家底儿都抢了来，金子就放在自己口袋里，结果一高兴，一挤，金条从兜里掉出去了。父亲非常感慨地说了一句：“如果这样下去，年轻人不知道会学成什么样！”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号召“一定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央文革小组就到各个学校讲话，讲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些人都是反党的，不应该让他们养尊处优，应该让他们到群众面前，接受批判，并下了指令。学生都这样，指哪儿打哪儿，中央文革小组把红卫兵召去开会，说应该做这件事。在这种号召之下，我们就做了。（1966年12月的一天晚上，两辆载满红卫兵的汽车停在位于台基厂７号的彭真住地，他们把一封信交给了门卫。趁门卫进屋看信之机，红卫兵强行冲进了大门，把彭真从被窝里抢走，并摆脱了随后追来的警卫人员。）

　　江青很会利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当时我们有一种单纯的革命热情，或者说，是一种信念，带有一种色彩。我们一看毛主席定了性了，就认为一定就是这样了。江青为此还把我请到钓鱼台跟她一起吃饭，说：怎么能让这些反革命在家养尊处优，要让他们见群众嘛！

　　我们抓了彭、罗、陆3个人，除了杨尚昆，因为找不到他住的地儿。这件事马上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他打电话问戚本禹是谁抢走的。戚本禹说，“可能是叶向真，我们打听打听”。不到五分钟，他说是叶向真。

　　周总理千方百计找到我，跟我要人。我们就和总理谈判。周总理看着我笑，他看着我长大的，就问“你们怎么回事啊，把他们藏在哪里了”？我们不说，就说把他们藏在安全的地方了。总理就笑，说我们保证，帮你们开群众大会。

　　周总理一生经历大小谈判无数，他说：“你们看不住，如果有坏人捣乱，你们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么，开会的时候我保证把四个人都送过来”。

　　周总理什么场合没经历过，跟我们谈判不跟小孩玩似的，他还笑嘻嘻的，觉得我们挺可笑的，也挺幼稚的。

　　我们当然听总理的话，总理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就老实交代藏在中央乐团的音乐大厅。后来真的开会的时候，他们四个人都到了（公开批斗彭、罗、陆、杨等人的万人群众大会是全国首次公开揪斗中央一级的“黑帮”，轰动一时）。

　　1966年底，包括叶剑英在内的几位元帅以及军委各总部的负责人开始遭到“造反派”的围攻，性格直爽的陈毅首当其冲，叶剑英也被迫在军校师生大会上作“检讨”。其后，“造反派”数次酝酿揪斗陈、叶，被周恩来出面制止。

　　1967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全部瘫痪了。2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总理召开的一个会议上，父亲责问“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在京西宾馆一次军事会议上，一向温和儒雅的父亲突然发火，猛击桌子，小拇指被拍断了，后来这被定为所谓的“二月逆流”。 此后，父亲因“二月逆流”问题，不再担任军队的重要工作。

　　■ 文革被关押4年，父亲担心凌孜“傻掉了”

　　在父亲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江青批示，由公安部长谢富治执行，突然把我们家6个子女和保姆都抓起来关进了监狱，为的是从子女口中弄出整父亲的材料（1967年，叶向真和丈夫刘诗昆作为叶家成员首先遭逮捕。1962年叶向真和“钢琴神童”刘诗昆结婚，并于1964年生了儿子毛毛。当时，叶剑英的长子叶选平、次子叶选宁、长女叶楚梅、长婿邹家华连同一个带毛毛的保姆都被投入功德林监狱分别关押）。

　　四人帮要想把父亲这块石头搬掉，要把他弄下去，但是找不到有问题的证据能把他抓到监狱里，就从亲属身上做文章。

　　我被关押在9平方米的单人牢房里，一切与外界隔绝。我不知道其他亲人已经被抓了起来。开始的时候觉得没什么，想着不管怎么着，过几天还不得把我放了啊。结果越关越不对劲儿。两三个月后，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好像他们弄不倒我父亲就要永远弄我，但如果我父亲被弄倒了，我也出不去了。后来，我想干脆死了算了，都关了快两年了，看样子也出不去了，活着没意思。当时还琢磨怎么死痛苦少一点。

　　在牢里我钻研起了中医，试验针灸。趁提审时，我在桌子上捡了根大头针，又从扫帚上截下一小段小铁丝，在水泥地上磨成针，往自己大腿的穴位里扎。后来，狱医给犯人看病时，无意间遗落下两支针。我从此用这两支正牌武器练习针灸，为出狱后当医生埋下了伏笔。

　　“九一三事件”后，父亲重新主持军委工作。周恩来总理向毛泽东说：“叶帅一个女儿还在监狱里关着，就是延安出生的那个……”

　　毛泽东说：“一个孩子关她做什么！”由于周总理的提醒，1970年我终于重获自由。然而，我出狱后让父亲震惊了，我几乎连话都不会讲了，人也变得十分迟钝。

　　我被关了近4年的单人牢房，是叶家被关时间最长的一个。出来后我怕听到声音，每天都只是傻呆呆地坐着。每当这种时候，父亲就想跟我说说话，比如“身体状况如何”，而我却愣愣地回答不清楚，后来说了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爸，是我不好，我害了您和全家。”听了我的话，父亲眼圈发红，眼睛湿润了，他说：“不是！是爸爸连累了你们。”

　　父亲对此一直心存歉疚，他知道，我们几个做儿女的遭遇种种磨难，完全是因为江青要整他。他担心我会傻掉，幸运的是一年以后，我身体恢复基本正常（1972年，叶向真改名江峰进入北京医学院改行学医，两年后在解放军301医院实习。实习结束后，她留在了这家医院，开始了7年的外科医生生涯）。

　　■ 《原野》沉浮

　　“十年浩劫”结束后，1978年，我改笔名凌孜回到文艺界，当了电影导演，在中国新闻社电影部拍摄纪录片。我这个名字已经够响亮的了,在抓我之前,全国很多大字报上都有我的名字,我本能地不愿意让我这名字到处出现。

　　父亲希望我做个中国的“米丘林”（米丘林是苏联着名的植物育种家。上世纪50年代，纪录片《米丘林》在国内上映时，鼓舞了不少立志投身植物研究的热血青年）。我小时候对植物的栽培嫁有天赋，父亲认为我学习植物学会很有前途。但是，我没和父亲商量就报考了艺术学院。1960年，父亲得知我考上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就不高兴了。他一个星期没跟我说一句话。

　　在父亲看来，你要选择的职业，应该很直接的对国家有用，学电影导演不能很直接的对国家做贡献（ 同时代的开国元勋的孩子们，要么是去哈尔滨军事学院、要么是去苏联留学，都是学习通讯、导弹、潜艇之类的国家急需人才）。

　　高中时我是北师大女附中的话剧团团长。我们这一届有好多喜欢文艺的，大家一哄而上就去考了，光电影学院导演系就考上三个，还有北京艺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

　　20年后，我拍完电影《原野》，请父亲看这部片子。父亲看完才说了一句话：“现在我才明白你在干什么。”

　　这个话剧好多年没有地方敢演，只有中戏拍小品的时候才拿出来演。1980年，香港电影界人士荣念增看到这部影片的拷贝，并向威尼斯电影节亚洲选片人马克·穆勒做了推荐。马克·穆勒是现任威尼斯电影节主席。1981年，叶向真一人前往威尼斯参加电影节，因为这部片子在某个领导看来是“男盗女娼”，电影局禁止演职人员前往参赛。

　　马克·穆勒代表电影节将《原野》选入参赛片，这是中国第一部参赛的电影。最终获得那一届威尼斯电影节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荣誉奖。这是我们国家第一部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电影。

　　但获奖的《原野》并没有就此进入公众视线，虽然香港票房大获好评，但是，在大陆被审查定性为“只能外销，禁止内销”片。

　　时隔7年之后, 《原野》解禁。在1988年中国电影百花奖的评选中,《原野》获得最佳故事片奖。1986年深秋，父亲因病逝世，让我遗憾父亲没能看到自己事业上的这次“平反”。《原野》之后，我又拍了《风吹唢呐声》和《三宝闹深圳》（1982年，凌孜根据韩少功小说改编的电影《风吹唢呐声》，引起夏威夷等三个电影节的关注， 这部片子出人意料的是“只准内销，禁止外销”，多种原因下，凌孜挥别影坛）。

　　跟着先生在香港默默生活了多年，近几年我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和普及。对于我的文革经历，我不后悔，我也是受害者。现在想当年当然不对，真幼稚，但历史就是这样的，这是历史的产物。

　　开国大典时，江青在苏联 闯天安门城楼一说不实

　　2005年8月26日，“文革”中江青的第一任秘书阎长贵转给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两篇文章：一篇是《开国大典内卫秘闻》（摘自《中华儿女》2004年第10期）；另一篇是《书报文摘》2005年4月22日登载的《江青为何无缘开国大典》（摘自《党史博采》）。阎长贵在给邬吉成的信中说：“关于‘江青无缘开国大典’的事，现在报刊上不断宣传。记得在春节聚会时，您曾谈过事实不是这样。这件事情您清楚，您看能否写个东西澄清一下，不要使这个问题再以讹传讹了。如何请酌。”

　　同年9月，我到邬吉成家里去看望他，他把这两篇文章交给我，叫我写篇文章以正视听。

　　他说：“银禄同志，你先看看这两篇文章，然后我跟你说说我所知道的情况及我的看法。”

　　我接过文章，仔细看后，认为这两篇文章虽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但其中心内容非常相同，文章都写道：“开国大典正在有序地进行着，劳动人民文化宫一侧入口处，警卫突然发现一位风姿绰约的中年女士旁若无人地直往里闯。她既未佩戴观礼证，也无代表证，警卫毫不客气地将她截住，盘问起来。哪知此人不仅不接受盘问，反而责备起警卫来。‘你有什么权力问我，我是中南海办公室主任，要到主席那里去。’来的人是江青，可警卫并不认识她。江青见哨兵不让她进，就和哨兵吵起来，警卫连忙向上汇报，说有一个女人在入口处吵闹着要上天安门城楼找毛主席，一直汇报到开国大典警卫工作总指挥、公安部长罗瑞卿那里。罗瑞卿听完，想都没想，回答很干脆，只说了四个字：‘照章办事！’罗部长的话很快传到入口处，有尚方宝剑，警卫再也不理会江青，把她晾在一边。江青无奈，只得悻悻而去。”

　　我看完文章后，邬吉成说：“开国大典的警卫工作我是从头到尾亲自参加了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哨兵拦住江青不叫她上天安门城楼。我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不合乎情理嘛！

　　“第一，那时候，毛泽东已是人人皆知的伟大领袖了，搞警卫工作的人员，尤其是警卫工作负责人也都知道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要上天安门城楼，询问清楚了再通过电话联系即可放行，为何仍不放行？

　　“第二，哨兵不认识江青，她又没携带任何证件，不让她进，联系一下也是应该的。但是，作为开国大典警卫工作的总指挥，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安全的主要负责人，公安部长罗瑞卿，对毛主席感情很深，对江青很熟悉，得知毛主席的夫人被挡，参加不了开国大典，他会马上派人把江青接到天安门城楼上的，绝对不会简单地说‘照章办事’四个字就把江青拒于场外。如果他真的那么做了，他就不怕江青向毛主席告状吗？罗瑞卿是一位很会做人、做事的人，绝不会做那种蠢事。

　　“第三，江青自从1938年11月与毛主席结婚以后，到‘文革’以前，对人是比较和气的，她去参加开国大典如此重要的活动，怎么会不佩戴代表证呢？况且，她身边还带有警卫员和护士，她们是干什么的？江青怎么会和哨兵吵起来呢？

　　“第四，当时住在中南海的中央领导人到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的路线是：乘车出中南海东门，沿着筒子河往东行驶，再往南拐，进故宫西阙门，再向右往南拐，汽车就直接进入了天安门北边的停车场，然后即可上天安门城楼。江青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干什么去呢？路线不对嘛。

　　“第五，那个时候，好像江青到苏联看病去了，不在国内，你可以查一查有关资料。”  经过考证，开国大典江青没有参加的确属实，那时她到苏联治病疗养去了。美国作家特里尔在《江青全传》中写道：“1949年4月初，江青乘上火车离开了北京，离开她的丈夫，离开了新中国。她带着护士和警卫员要去苏联治病，六个月后，毛泽东着一身军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检阅了浩浩荡荡的大军。共产党的精英分子精神焕发地从长安街走过。江青这时仍在莫斯科。”

　　多年以后，江青对我还谈起过她1949年去苏联治病的事情。

　　1972年夏季的一天，上午10点左右，我的大儿子突然发高烧。我立即把他送到医院，然后又急忙赶回江青的住地——钓鱼台10号楼，因为我知道此时江青快要起床了。刚赶回去，江青就打铃叫我。我进入她的办公室时，满头的汗水还未擦干。江青便问道：“小杨，你刚才干什么去了？头上怎么这么多汗水？小心感冒啊。”我一五一十地报告给她后，她说：“你儿子在这个季节发高烧，不是中毒性感冒，就是扁桃体发炎，要不就是热伤风。我告诉你，扁桃体最好不要切除，切除以后，副作用太大。1949年，我去苏联做了扁桃体切除手术，在那里住了7个月的医院，4月份去的，11月份才回国。以后我还是经常发烧，因为切除了扁桃体就等于撤掉了阻挡病菌的哨兵啊！”

　　江青跟我谈话的情况，证实了特里尔写的是对的，邬吉成的回忆也是对的——江青未能参加开国大典的原因，不是被哨兵阻挡，而是她当时在苏联治病。

　　为什么有人那样编写，并公开在报刊上宣传，还有不少人信以为真，以讹传讹呢？对江青有意见、不喜欢她甚至憎恨她的人很多，因为江青本身（特别在“文革”中）有很多问题，但总不能为了丑化江青而不顾事实，有意演绎历史吧？作为历史的研究者和学者，绝对不能凭自己的好恶感情用事。无论事大事小，都要求真、求实、求信，并且有责任、有义务将所知晓的真实情况告诉广大读者，还历史以真面目。

　　【华发网根据《史客》、《聆听历史细节》、《同舟共进》、看历史、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等整合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