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爭反细菌战的歷史考察

Mary

　　1952年初，中朝政府先后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违背《日内瓦公约》，秘密地在朝鲜北部和中国东北地区实施细菌战，企图造成疫病流行，残害中朝军民，削弱中国和朝鲜的作战力量。中朝方面的这一控诉震惊了世界，美国政府矢口否认。国际科学界和学术界对此也一直存有争议。

　　1952年2月底，中朝两国政府先后发表声明，控诉美国军队违反国际公约，悍然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对中朝军民投放细菌武器，实施惨无人道的细菌战，犯下了新的罪行。中朝方面的控诉震惊了世界，美国政府立即矢口否认。在此后的一年左右时间里，中朝方面展开了规模庞大的反细菌战斗争，同时在外交和国际政治舞台上与美国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国际科学界和学术界等也因此陷入了激烈的争论。争论持续了几十年，所发表的学术着作和文章不计其数。

　　1998年1月8日，日本《产经新闻》刊载驻莫斯科记者内藤靖夫的文章，以及其所收集的原苏共中央档案抄件。其内容为：在朝鲜战争期间，苏联顾问曾经协助朝鲜方面伪造控诉美军实施细菌战的证据，而中国政府则提供了关于美军实施细菌战的“虚假”情报。这一消息震动了国际学界。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主办的《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1998年冬季号翻译发表了这些抄件，并配有美国学者凯瑟琳·魏瑟斯比（Kathryn Weathersby）与米尔顿·利滕伯格（Milton Leitenberg）的考证文章，认为这些抄件具有可信性，指出“这些新的证据非常重要”，将使得“长期以来关于美国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争辩最终平息”。这些文献和美国学者的观点也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有的学者以此对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反细菌战决策的形成过程作出了新的解释，认为：中国作出反细菌战的决策，是基于朝鲜战场的志愿军指挥员的错误判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在接到志愿军的报告后，作出了错误的反应，在检验工作没有完成之前就匆忙作出决策。当他们发现志愿军的报告可能不准确和决策可能不恰当时，并没有作出改变。

　　真相到底如何？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细菌战，是美国违反国际公约的罪行，还是中朝方面为政治宣传而编造的政治“谎言”？这一史实的认定，直接关系到对抗美援朝战争历史的认识，也涉及到复杂的政治、外交等因素。本文拟依据中国方面反细菌战的档案文献，参考反细菌战亲历者的证词，通过对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作出反细菌战决策过程的回顾与分析，对此作出回答。

　　反细菌战决策过程

　　雪地上发现带病菌的昆虫

　　现存中国档案表明，最早发现美军在朝鲜投掷细菌武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是驻扎在朝鲜铁原郡的第42军。

　　1952年1月27日夜，美国飞机多批从该军阵地上空低飞盘旋，却没有像往常一样俯冲投弹。次日（28日）早晨，第375团战士李广福首先在驻地金谷里山坡上发现大量苍蝇、跳蚤和蜘蛛等昆虫，散布在约200米长、100米宽的雪地上。随后，第375团在外远地、龙沼洞等地也发现了大批昆虫，形似虱子、黑蝇或蜘蛛，但又不完全相似，散布面积约6公里，当地居民也都不认识此虫。第42军在分析了有关情况后，初步判断：“此虫发生可疑，数地同时发生，较集中密集，可能是敌人散布的细菌虫”。但当时该军卫生技术设备和水平有限，无法确认到底带有何种细菌，因此除立即采取措施焚烧昆虫外，马上把情况报告志愿军总部。

　　志愿军总部接到第42军报告后高度重视，彭德怀司令员当天即打电话给第42军军长吴瑞林询问详细情况，指示采取措施，消灭昆虫。志愿军后勤司令部要求立即紧急采取消毒预防措施，并指示第42军马上写出详细的书面报告，上送昆虫标本，以便培养化验，请专家鉴别。

　　2月6日，志愿军司令部向所属各部队转发第42军关于发现异常昆虫的报告，要求各部队在驻地进行仔细检查，查看有无同类昆虫存在，并要求各岗哨严密注意敌机投掷物品，发现可疑征候要立即上报。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接到志愿军的报告后，指示志愿军要采取有力措施进行防疫工作，同时派总后勤部卫生部防疫处副处长马克辛率细菌专家魏曦、寄生虫专家何琦于2月12日前往朝鲜，实地了解情况，对相关昆虫标本进行培养化验，指导志愿军部队的防疫工作。

　　此后，志愿军部队连续在朝鲜前方和后方多处发现疑似美军投掷的蜘蛛、苍蝇、跳蚤等昆虫。到2月17日，第42、第12、第39军和第19兵团部队驻地相继发现美军投掷昆虫的情况8起，昆虫密度最高的地方达每平方米1000只。当时正值朝鲜一年中气温最低的季节，大量昆虫的反季节出现，且大多在美国飞机低飞盘旋后出现，情况异常。虽然暂时无法证明这些昆虫就是美国飞机所投掷，但可能性极大。同时国内派往朝鲜的防疫专家经过化验，认为这些昆虫带有的病菌，以霍乱、伤寒、鼠疫、回归热四种病菌可能性为大。

　　在此情况下，志愿军总部决定马上采取措施，防范敌人投掷带菌昆虫制造混乱。2月1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下达防止敌人投放细菌的指示，要求全军必须高度警惕敌人投掷细菌昆虫的阴险行为，发现敌人投放的细菌性昆虫或其他可疑物品，除收集上送标本外，应立即采取严格的防疫措施进行消毒杀灭，同时作出详细报告。

　　在这一指示发出的同天（17日）下午，4架美军飞机在平康西北下甲里第26军第234团阵地投下一件物品，爆声轻微，但异味弥漫，位于炸点附近的几名志愿军官兵当场被熏倒，周围雪地则立时布满苍蝇，阵地上的官兵目睹了全过程。由此证实，雪地上的昆虫确系美机投掷。

　　志愿军总部接到报告后，2月18日将此情况通报全军，指出：此前在其他各部队驻地发现之各类昆虫，“为敌机投掷而后散布者已无疑”，要求各部队必须加强对空警戒，发现敌机投下菌虫后，立即扑灭，以免蔓延。

　　至此，经过20多天的观察、检验，志愿军总部和总参谋部初步得出结论，美军可能在朝鲜北方投放了细菌武器，对中朝部队实施细菌战。

　　判定美军在朝鲜实施细菌战

　　2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向毛泽东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呈送报告，汇报在朝鲜发现美军投放带菌昆虫的情况和对收集到的昆虫标本检验后所得出的初步结论，报告说：美军投放的昆虫中，究竟带何种病菌，还需要两天时间检验，“据专家估计以霍乱、伤寒、鼠疫、回归热四种病菌之可能性较大，如化验证实，防疫与灭疫工作，即须火速以大力进行”。

　　毛泽东阅后，于2月19日批示：“请周总理注意此事，并予处理”。为防止意外，朱德特别批示：病菌标本“不宜送回，以免传染”。

　　2月19日12时，总参谋部作战部综合朝鲜战场情况和来自其他渠道的情报，向周恩来呈送了《关于敌人在朝鲜大规模进行细菌战情况的报告》，判定：美军正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对中朝军队进行细菌战。报告还指出：美军此次进行细菌战，是经过长期的准备，并得到了日本细菌战战犯石井四郎、若松次郎和北野政藏等人的帮助。

　　同一天，志愿军总部向总参谋部电话报告：志愿军第15军部队发生了霍乱、斑疹、大脑炎等病症，已有两人死亡。

　　情况越来越严重，特别是死亡情况出现，开始在中朝部队和朝鲜居民中引发恐慌。尽管对美军投放细菌的检验工作依旧在进行，所发现的昆虫中到底带有多少种病菌尚需进一步检验，但根据志愿军部队的现地观察、来自各部队的疫情报告、通过各种渠道所收集的情报，特别是防疫专家对昆虫标本检验后已经做出的结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判定美军正在朝鲜对中朝部队实施细菌战。

　　防疫急如星火。一旦爆发疫情，不但将在志愿军部队中引发极大的恐慌，直接影响部队作战，且将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产生重大影响，这种情况是绝对不能允许发生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断然决策：立即在志愿军部队展开反细菌战斗争。

　　中朝方面展开反细菌战斗争

　　周恩来后来指出：反细菌战斗争，“敌人突然以细菌武器袭击，我们事先毫无准备，因此表现有些慌乱”，属于“仓促应战”。尽管如此，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反细菌战斗争立即步入正轨，各项工作迅速有条不紊地展开。

　　周恩来是反细菌战斗争的总指挥。2月19日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他确定了六项计划要办的事情：一是加紧对前方送回的昆虫标本进行检验，作出结论；二是立即向朝鲜派出防疫队和运送各种疫苗及各类防疫器材；三是电告朝鲜方面，商请朝鲜政府先发表声明，中国政府随后也发表声明，向全世界控诉美国罪行；四是通过民间组织中国人民世界和平大会向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理事会建议，发动世界人民谴责美国进行细菌战罪行的运动；五是指示志愿军进行防疫动员；六是向苏联政府通报情况，请求予以帮助。周恩来确定的事项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立即付诸实施。

　　总参谋部是反细菌战最初阶段的中枢协调指挥机构。聂荣臻和副总参谋长粟裕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于当晚（19日晚）同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贺诚等人开会，讨论具体落实措施，确定：立即将现存的全部340万份鼠疫疫苗、9000磅消毒粉剂和其他防疫用具连夜装运，在三天内用飞机全部运到安东转送朝鲜前方部队，并立即再赶制1000万份鼠疫疫苗分批送往朝鲜。同时确定，由贺诚负责拟定防疫计划，章汉夫负责草拟新闻稿、社论及与朝鲜政府的协调工作。

　　20日上午，聂荣臻、粟裕紧急会晤苏联驻华总军事顾问克拉索夫斯基、卫生顾问阿萨杜良。在听取中方情况介绍后，苏联顾问表示，完全同意中方的判断和处置。阿萨杜良肯定敌人是在实行细菌战，认为其目的可能是试探志愿军对细菌战的防御能力和细菌的作用。如果志愿军暴露出弱点，敌人将会对中国大量使用。因此，建议中方必须大力进行此次防疫工作，成立由政府重要负责人领导的中国政府非常防疫委员会，处理有关防疫事宜。克拉索夫斯基要求苏联卫生顾问要立即协助中方确定防疫计划。聂荣臻、粟裕会谈后马上向毛泽东报告了会谈情况，表示同意苏联顾问的判断和建议，请毛泽东对是否成立防疫委员会进行指示。毛泽东要求周恩来就是否马上成立该委员会提出意见。周恩来表示目前可缓办，视情况发展再定。

　　2月21日，是反细菌战斗争正式开始的一天。

　　这一天，中央军委正式向志愿军下达了进行反细菌战斗争的指示，指出：“据许多征候看来，敌人最近在朝鲜散放的各种昆虫显系进行细菌战的行动，应引起我们各级领导的高度注意。现在虽然还不能最后确定敌人所散放者为何种病菌因需经过培养和反复检验，故时间上需两日，但事不宜迟。”在告知已经采取的防疫措施后，军委强调：“现在的重要问题是必须抓紧每一分每一秒针的时间，进行细菌散布区的消毒和隔离，克服麻痹大意和侥幸心理。但在部队中则亦应特别注意不要造成惊慌和恐怖。”

　　这一天，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发出了《反对美帝细菌战的宣传工作》指示，指出：对于美国这一新的罪行，“必须加以揭露和打击”。指示通报了中央决定的外交和宣传斗争步骤：新华社从22日起发布新闻，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外交部发表声明，向全世界提出控告；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向世界和平大会提出控诉，建议世界和平大会发起反对美帝进行细菌战罪行的运动。要求各地党委在新华社发布新闻后，应发动控告和反对美帝罪行的宣传运动，动员“全国人民加强抗美援朝工作，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

　　在此之前，志愿军总部在向中央和军委报告发现美军飞机投掷带菌昆虫情况的同时，也随时向朝鲜党和政府详细通报有关情况。朝鲜劳动党中央和朝鲜政府高度重视。朝鲜军事委员会于2月20日决定，将怀疑遭受美军投放细菌武器污染的江原郡、铁原郡、平康郡、伊川郡、金化郡等地划定为危险地区，实施严格的疫学监视和消毒杀虫对策。并规定，在这些地区内，一旦发现特殊传染性病例，立即采取隔离措施。

　　2月21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通报中国方面掌握的美军飞机撒放毒虫细菌情况和中国方面已经决定采取的防疫措施，并建议，除了采取防疫措施外，“我们应在世界人民面前进行控诉，并动员舆论进行反对。”彭德怀司令员也在同日致电金日成，通报了有关情况。

　　金日成马上指示有关部门采取具体对策，并将朝鲜军事委员会决定寄送彭德怀，希望通知志愿军部队，以便在防疫工作中互相配合。

　　以揭露美国实施细菌战罪行和大规模杀虫灭毒防疫工作为重点的反细菌战斗争由此迅速展开。根据美军实施细菌战“具有试验性和威胁性的”特点，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确定的反细菌战任务是：“反对美帝细菌战，进行杀虫灭毒的防疫运动”，并号召部队官兵，既不要恐慌也不要麻痹，要坚信以群众的防疫力量，是可以战胜敌人细菌战的。

　　2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人民将和全世界人民一道，为制止美国政府这一疯狂罪行而坚决斗争到底”。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也从22日起连续发表消息、社论与评论，揭露美军在朝鲜战场撒播细菌毒虫的情况。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于25日致电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控诉侵朝美军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防疫工作是反细菌战工作的中心。总后勤部卫生部在苏联顾问的协助下，以最短的时间拟制完成了防疫计划大纲。周恩来审阅后，认为计划“原则可用”，但应将反细菌战斗争分为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为准备和预防阶段。即在目前病菌尚未发展的情况下，中央先在中央军委机构内组织总防疫办公室，领导后方进行防疫准备和在前线采取防疫措施，不急于在国内做大规模动员和边境检查。如果美国在中朝方面公开控诉后仍继续进行细菌战，则立即进入全面采取紧急措施的第二阶段。毛泽东于当日批准了周恩来的意见。

　　在几天时间内，总参谋部和总后勤部卫生部向朝鲜紧急运送数百万份各种疫苗与防疫用品外，22日向朝鲜派出了52名防疫队员，29日又从北京、天津各大学和上海军事医学科学院紧急抽调专家、助教44人，组成检验队，携带检验药品、器材等，前往朝鲜，弥补志愿军检验和防疫技术力量的不足。

　　2月25日，军委致电彭德怀，就反细菌战斗争的组织领导、疫苗接种、疫情监控、派出防疫队和化验检疫工作、病人收容和隔离、宣传教育等，作出了详尽的规定。 志愿军成立了以邓华为主任的防疫委员会，统一领导防疫工作，对各级防疫工作领导体制、疫情报告、防疫对策等等，均作出了非常具体的规定，指出：敌人实施细菌战，“必须引起我全军高度警惕。战胜敌人这一恶毒阴谋。只要能严格进行预防工作，细菌战是不可怕的”。

　　志愿军上下动员，展开规模庞大的宣传教育和防疫工作，其组织工作之繁复与所投入力量之巨大，丝毫不亚于实施一场战役行动。部队的疫情很快得到控制，官兵情绪也平稳下来。

　　

　　防疫区域由朝鲜北部扩大到中国东北

　　但到2月底和3月初，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从2月29日开始，中国东北的抚顺、安东、凤城、临江等地区，在美军飞机入侵后，也发现了各种带菌昆虫。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判断：这些情况表明，美军很可能已经将细菌战的范围扩大到了中国东北。反细菌战斗争的形势因此更加严峻。

　　3月4日晚，周恩来召集聂荣臻、粟裕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紧急商议对策，讨论在东北和沿海地区进行防疫工作的措施，确定：在报刊上公开揭露美军新的罪行，并在外交上进行正式抗议；组织力量进行调查；扩大和加强防疫队伍；加强东北和国内的防空力量。周恩来指示聂荣臻，会后向苏联总军事顾问克拉索夫斯基、卫生顾问阿萨杜良介绍会议情况，并商议聘请苏联防疫专家、订购疫苗和加强东北防空力量等问题。

　　3月5日，聂荣臻、粟裕与克拉索夫斯基、阿萨杜良分别谈话。阿萨杜良完全同意中方的应变措施，他从卫生的角度认为“目前的情况非常严重”，种种情况证明，敌人散播的细菌是经过特别培植的，不是一般的细菌。他表示将与总后勤部卫生部商议后，尽快提出聘请苏联防疫专家、订购疫苗的具体方案。克拉索夫斯基除同意中方准备采取的措施外，专门对加强东北防空力量提出意见，表示：将把会谈情况马上报告苏联政府，建议除目前在东北的苏联志愿空军部队外，再向中国东北增派1个苏联空军师，而且这个师应该是具有各种气象条件下作战能力的师。聂荣臻当即表示同意这一意见，请其先向苏联政府请示，然后由毛泽东主席正式向斯大林提出请求。

　　毛泽东在周恩来主持确定各项应变措施和聂荣臻、粟裕上报与苏联顾问谈话报告后，批准了他们所议定的各项措施，并在3月5日批示：“应严重注意这个问题（指美军在中国东北投放细菌武器事），应用一切有效办法，进行防疫工作”。

　　由此，反细菌战斗争的范围进一步扩大，防疫区域由朝鲜北部扩大到中国东北以及内地部分地区，反细菌战斗争逐步进入高潮。

　　根据新的情况与任务，中央与军委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3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控诉美国政府扩大细菌战范围，派遣飞机入侵中国东北地区投放带菌昆虫的罪行。中国的各大新闻媒体也刊载消息，揭露美军在东北地区实施细菌战。

　　中央军委确定朝鲜北部与中国东北为紧急防疫区，除在区域内进行消毒、注射、化验和必要的隔离外，于3月12日发布命令：对由朝鲜进入东北和由东北进入关内的车辆，进行强制消毒，人员进行强制注射，发现有症状者，立即隔离治疗；非必要物资暂停运回，非必要人员和部队暂停来往与调动。

　　政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改组1950年成立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建立新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委员，郭沫若、聂荣臻任副主任委员，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贺诚为主任，统一领导组织和协调各地防疫工作。同时决定，各地应该立即以春季防疫为口号，展开广泛的卫生清洁运动。3月1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务院第128次会议，正式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并对全国的防疫工作进行研究。

　　19日，中央防疫委员会向各大行政区、各大军区和志愿军发出《反细菌战指示》，宣布志愿军所在的朝鲜为疫区，东北为紧急防疫区，华北、华东、中南沿海地区为防疫监视区，华北、华东、中南内地及西北、西南为防疫准备区。对各种区域内的防疫任务和措施作出了详细规定。

　　此后，反细菌战斗争在中央防疫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不但在朝鲜的志愿军部队深入展开，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形成了全民动员、全民防疫的运动，各种防疫措施不断调整完善，宣传动员普及深入，揭露美国实施细菌战罪行的外交等各种斗争也全面展开。反细菌战斗争在几个领域同时展开，达到高潮。

　　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结论无法更改

　　中国的决策是慎重而严肃的

　　从中国档案文献中所描述的中共中央、政务院、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作出反细菌战斗争决策的基本过程，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关于美军实施细菌战的报告，的确最早来自于志愿军部队。但这些报告不是一种“神经质的推断”或者“未必属实”，而是疫情的如实反映。从最早发现疫情开始，志愿军部队就以最大的决心着手建立疫情监测和检验网络，并作出了严格而详细的对空监测、标本收集和毒物检验等规定。在反细菌战斗争中，志愿军部队详细、完备的每日疫情监测报告、各种统计资料和现地监测报告，不但构成了反细菌战决策的基础信息来源，为证明美军进行细菌战提供了丰富而确凿的判断依据，而且也为当时的防疫工作提供了最为有效的工作指导依据。当然，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来自部队的报告与统计数字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偏差，但是不能因此而彻底否定其价值，更不能因为某份资料的不确切性而对所有来自志愿军的疫情报告都持怀疑态度，这些报告与统计数字的价值是无法轻易否定的。中国方面的档案文献同时证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于来自志愿军的报告，对于美军是否实施了细菌战的情况认定是非常谨慎的。从1月28日首次发现疫情，到2月21日形成决策，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经过20多天的观察、验证和分析，才得出了敌人在实施细菌战的初步结论，开始定下进行反细菌战的基本决心。而且在决策时，不但依据了来自志愿军部队的疫情报告，也汇总了来自各个渠道的各种情报与资料，决策是非常慎重而严肃的。

　　第二：反细菌战的决策，是在非常情况下通过非常的流程做出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防疫工作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疫情急如星火，不可能等待全部病菌检验工作完成后再展开防疫工作和控诉美国罪行，必须是边检验、边动员、边防疫、边控诉。任何耽搁和延误都有可能错失防疫工作的最佳时机，使得疫情无法得到有效的控制，酿成极其严重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对带菌昆虫的检验没有最终结束，检验报告没有完成提出的情况下，就作出立即展开反细菌战斗争决策的根本原因。战争决策不是学术讨论，必须未雨绸缪，当机立断，特别是在关系到志愿军部队命运和战争前途的重大问题上，更是如此。这种情况不但体现在反细菌战决策过程中，也曾经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其他决策过程中一再出现。如果在解读档案文献时，只抓住几份档案或者是某件档案中的只言片语，就认定中共中央是在缺乏科学检验结论的基础上作出决策的，这种结论未免太武断。

　　

　　反细菌战不是中朝苏发动的政治宣传

　　从中国方面现存的档案文献和有关资料中，还可以得出另外两个结论：

　　一：反细菌战决不是当时中朝苏共同发动的政治宣传，目的也不是迫使美国改变在朝鲜停战谈判中处理战俘问题的原则。周恩来曾经说过：我们进行反细菌战斗争，“基本的任务有二，一是拿出科学证据，揭露敌人罪行，并找出敌人进行细菌战的规律，这就需要进行严格的科学研究工作；二是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并改善我们的卫生环境，以杜绝传染病的流行，这就需要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这是对反细菌战斗争的目的与动机最好的概括。

　　反细菌战斗争持续一年多，高潮在1952年的2月至8月，分两个阶段。2－3月是启动阶段，主要工作是：建立各级防疫组织，设立检疫机构，进行大规模的疫苗注射，建立检验研究中心，筹措、生产防疫药品与器材和发动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3－8月是全面展开阶段，主要工作是：集合各种专家对美军撒播的带菌昆虫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的反复检验与分析研究，以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对付美军大规模的细菌战。

　　在这两个阶段中，尽管防疫工作、检验工作、外交斗争、宣传动员等齐头并进，但防疫工作始终是中心。据中央防疫委员会的统计，仅到3月底，就发放鼠疫疫苗1698.3万人份，四联疫苗651万人份，五联疫苗284.5万人份，斑疹伤寒疫苗32.3万人份，赤痢法基80.036万人份；4月又安排生产鼠疫疫苗2850万人份，四联疫苗1300万人份，五联疫苗1150万人份。其他各种消毒粉剂和用品也大量生产发放。此外，国内组织了139个防疫队，设立了66个防疫站。志愿军全军的各种预防接种率更是达到了92%以上，军马普遍注射了炭疽疫苗和破伤风类毒素，并为驻地朝鲜群众注射疫苗132万余人次。中朝军民可以说是全体动员，全力以赴投入了防疫工作。

　　尽管外交斗争非常激烈，宣传动员规模也很大，但都不是反细菌战斗争的主体。在世界范围内控诉和揭露美国实施细菌战，目的有三：一是向全世界揭露美国的罪行，赢得世界舆论的支持，遏止和阻止美国继续进行细菌战；二是动员和教育人民，认清美国的本质，进而行动起来，投入反细菌战斗争；三是找出美军实施细菌战的手段与规律，彻底粉碎美国向中朝方面施加新的战争压力的企图，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这一点，中央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

　　二：现存档案文献和有关资料足以证明，美国军队确曾在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细菌战。自从中朝政府发出关于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实施细菌战的控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指责此为“政治宣传”，西方一些学者始终对此持怀疑态度，认定中朝方面所列举的证据、进行的检验缺乏科学的根据。他们不仅完全否认了中国政府组织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的结论，否认了“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的报告，而且彻底否定了由英国着名科学家李约瑟率领的由不同国家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的调查结论。李约瑟等参与调查的科学家回国后，受到来自各方的无端攻击与谩骂。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对敌人到底是否实施了细菌战的事实认定，始终非常慎重，始终把科学的检验工作作为决策的基本依据，同时也是反细菌战的基本任务之一。从发现美军在朝鲜投放带菌昆虫，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就立即把检验工作放在了第一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到4月中旬，先后派出三批50余名国内最杰出的医学、昆虫学、细菌学、流行病学专家连同苏联派出的9名高级专家，赴朝鲜和东北进行现场考察，并设立专门的试验室，进行检验和研究工作。在京沪也设立了专门的检验机构，进行各种验证工作。

　　1952年3月3日，总后勤部卫生部报告：从美军飞机投放的昆虫中，“前方卫生机构已检查出者有鼠疫与霍乱菌。北京检查出者有类似Q热与恙虫病的病原体，尚待最后确定，可能还有其他病原细菌未能检出”。

　　3月下旬，参加“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的中国科学家到达朝鲜后，经过实地考察、验证，认为：志愿军所收集的标本和“防疫队所做的各种化验是非常丰富和成功的”，“基本打消了”专家们“所怀的疑团”，因为美军撒毒的容器找到了；昆虫标本经过化验后，确定带有鼠疫等数种病菌，“而且这些化验是无懈可击的”；各地出现死亡事件，死者经解剖与化验后，确定为患鼠疫。

　　据统计，在反细菌战过程中，最终查出并确认的病菌，包括鼠疫杆菌、沙门杆菌群、痢疾杆菌、霍乱杆菌和炭疽杆菌等，达10余种。确诊和疑似与细菌战有关的传染病患者384名，死亡126名，其中包括确诊和疑似的鼠疫患者57名，死亡7名；疑似霍乱患者13名，死亡7名；确诊天花患者6名。

　　这次对病菌的检验工作，集中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专家，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集合各种专家（包括细菌专家、病理专家、流行病专家、昆虫专家、药学专家、兽医专家、动物学家，等等）进行多学科的联合研究攻关。这些专家大多毕业于西方着名大学，或有过在西方着名研究机构的工作经历，具有丰富的经历与经验。

　　曾经参加过检验工作的着名昆虫学家陆宝麟教授回忆说：一次，他与陈世骧教授发现东北军区卫生部提交的报告中，根据一位教授的结论，把一种正常出现的“摇蚊”作为了美军投下细菌弹的证据。而事实上，这类“摇蚊”是不叮咬人的，即使带了细菌也不会在人群中传染疾病。他们马上向有关专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否定了那位教授的结论。但东北军区卫生部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于是他们直接向中国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反映情况，竺可桢直接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亲自过问此事，详细询问事情的来龙去脉，对陈世骧和陆宝麟严谨治学、坚持真理的工作作风给予高度评价，肯定了他们的意见，同时严厉地批评了东北军区卫生部，指出：“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搞错了!事实不准确，斗争如何取得胜利？国际斗争，对敌斗争，容不得半点虚假。”

　　正是这种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求实的工作作风，保证了检验成果的科学性，也因此能够经受住最苛刻的挑剔与验证。当然，由于美军进行细菌战的特点，“一是大规模的，二是带有试验性的，三是极其复杂的”，囿于当时中苏两国的科学水平，的确有一些昆虫中所携带的病菌没有被检验出来，但已经检验出并得到验证的科学结果，足以证明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过细菌战。

　　总之，反细菌战斗争，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为夺取战争胜利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抗美援朝战争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但在抗美援朝战争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国际冷战史中也具有了非常独特的影响。中国的档案文献和亲历者的证词，都证明：美国的确在朝鲜和中国东北进行过细菌战，这一结论是无法更改的。

　

　　美专家：无法忍受侵华日军败坏医学伦理道德的罪行

　　新华社杭州2007年12月5日电：第二次来华调查日军细菌战史实的美国着名皮肤病学专家迈克尔·弗兰茨布劳12月5日说，现在有充分证据显示，日军细菌战部队在1942年利用鼻疽菌作为武器残害中国无辜平民。

　　他说：“作为一名医生，我无法忍受这种败坏医学伦理道德的罪行。”

　　今年81岁的迈克尔·弗兰茨布劳是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皮肤病学教授，1952年在密歇根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2002年3月，他曾和美国历史学家哈里斯·谢尔顿、美国病理学家马丁·弗曼斯基到中国浙江省调查日军细菌战受害者。

　　已经过世的诺里奇加州州立大学教授谢尔顿是揭露731部队罪行一书《死亡工厂》的作者。弗兰茨布劳说：“我是读了《死亡工厂》后才开始追查日军细菌战历史的，我有责任把谢尔顿教授的事业继续下去。”

　　2007年11月30日，弗兰茨布劳在侵华日军细菌战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等人的陪同下，开始了第二次调查。在五天的时间里他们先后访问了浙江省江山市和金华市的10多位细菌战受害者。这些人在1942年以后都患上一种怪病，他们的腿部长期溃烂，流脓流血，至今无法痊愈。有的受害者最后因腿骨溃烂被迫截肢。

　　在金华市汤溪镇，弗兰茨布劳见到了今年80岁的受害者李妹头。15岁的时候，她到村里的小河里去洗脚，没过几天右小腿就开始发痒，继而溃烂疼痛。她指着右腿上一个碗大的肿瘤说：“从去年开始，伤口不烂了，但是却肿了起来。”弗兰茨布劳观察了她的伤口，认为很可能发生了癌变。

　　而据当地民间人士调查，汤溪镇72个村有69个村发现了烂脚病人。汤溪镇的退休中学教师傅自立说，他在汤溪镇所在的金华市婺城区进行了调查，到今年7月10日止，共查清511人其中已死亡362人，幸存者149人，其中烂着的有55人，留疤的有94人。“但真实数据应该是他调查所得的三倍。”

　　由于右腿安装了人工关节，年过八旬的弗兰茨布劳步履蹒跚，但是他还是保持了老派美国医生的作风，穿西装，打领结，戴礼帽。“我执业时必穿正装，因为这代表了医生对病人的尊重，也能让病人对医生产生信任感。在我心目中，这次调查就是一次特殊的出诊。”

　　弗兰茨布劳说，此次他详细了解了病人初期的病情以及前后发生的战事，现在可以有充分证据证明，他们当时得的就是鼻疽。“我出发前与弗曼斯基医生进行过交流，他以病理学家的身份告诉我，鼻疽菌对人体组织的破坏作用很大，会导致成片的肌肉腐烂脱落，而且会带来严重的痛苦。”

　　“人患鼻疽事实上是非常罕见的病例，美国最后一起人患鼻疽致死的病例是1920年。”弗兰茨布劳说，“弗曼斯基医生在2002年到2004年阅读了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里的大量731部队文献，发现当时731部队曾大量培养鼻疽菌。因此我认为1942年之所以在浙江多个地区出现鼻疽患者，完全是人为因素。凶手就是日军731部队等细菌战部队。”

　　弗兰茨布劳同时还是一名纳粹追捕者，从1978年到1992年，他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揭发了德国医生汉斯·斯沃林曾是一名纳粹党卫军，并且因为人种实验而杀害了300个儿童的犯罪事实。他评价说：“日军731部队和纳粹医生犯下了同等的罪恶，我绝不能容忍医生用医术犯下谋杀的罪行，而对谋杀者的追诉是无止境的。”

　　弗兰茨布劳从1996年起，连续11年以会员身份向世界医学会递交议案，要求日本医学会承认并谴责日本医学界参加日军731部队等细菌战部队的行径。“日本医学会掩盖了这一罪行，我要求他们要从最起码的医学伦理道德出发，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我已经制作好了幻灯片文件，回美国后还要把这次搜集的新证据添加进去，向美国同行揭露这一令‘医生’称谓蒙羞的罪行。我特别要教育我的年轻学生，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医德，医术只能救人不能杀人，”弗兰茨布劳说，“明年的世界医学会年会上，我还将递交同样的议案！”

　　驳东京高等法院731部队细菌战诉讼案判决

　　2005年7月19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对侵华日军细菌战的中国受害者诉讼案做出二审判决。这次判决和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一样，承认细菌战的事实，但是以“国家无答责”等理由驳回了中国受害者的诉求。

　　“国家无答责”缺乏实体法的依据

　　在日本被追究国家责任及战后赔偿的诉讼中，日方用来否定国家责任的一个主要理论是：即使公权力行为侵犯公民权益，也不承担法律责任。该理论以后表现为“国家无答责”。

　　这种“国家无答责”观点充其量只是学说或判例中归纳出的法理而已。这种学说在战前日本宪法、民法等司法体制下，不仅缺乏实体法的依据，也与当时有关的日本法律精神不相符合。重要的是，日本法院的判例和学说并不是日本法律的渊源。

　　在以“国家无答责”为由驳回对日民间索赔的判决中，各法院给出适用“国家无答责”的理由五花八门，即所谓各种并无实体法实据的“立法政策”、“基本的法政策”、“法制”和“法理”。

　　即便参考战前日本国大审院的判例，也存在着认定公权力责任的判决。从这些被判定公权力责任的判决中可以看出，大审院依据的实体法是日本民法中的民事侵权法律责任中的条款。因此，即使对战前的公权力侵权行为，也并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实体法依据的。理论上，日本民法侵权行为责任的主体涵盖侵权行为的公权力主体，可以说已经不存在任何具有说服力的相反理论。

　　即使“国家无答责”这一学说或判例法理有适用的余地，那么在适用的对象上是否也适用于外国人则也是值得质疑的。值得关注的是，在众多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的判决案中，已有4例对强制奴役中国劳工的诉讼所作的判决否定或排斥了“国家无答责”的适用，这些判决从“正义”、“公平”、“合理性”等不同程度上否定了“国家无答责”理论的适用。无疑这种判决的观点是正确的。公平、正义不仅是世界各国法律体系中的一项基本信念和原则，也是日本法律体系中所含有的一项最根本的原则，与此原则相违背的法律、判例法理、学说理当无效。

　　掩饰日本政府“抗辩理由”的溃败

　　该二审判决的结论是：“关于本案细菌战被上诉人责任原因的上诉人主张均为失当，故无须判断上诉人是否因细菌战而罹患鼠疫、霍乱免于死亡，或其家属因此而死亡；也没有必要去判断被上诉人主张的由于‘日华和约’与《中日联合声明》，个人的战争赔偿请求权是否因此被放弃，以及《民法》第724条后段为基础的除斥期间的经过等论点，上诉人对本案的主要请求以及预备请求的任何理由均不存在，故驳回本案上诉，如主文所判。”这段判决文字，充分暴露了本案法官违反司法审判文书的制作常规，刻意掩饰被告日本政府“抗辩理由”的溃败。

　　通常二审法院应当对原、被告间主要争议点进行判断，但是该判决书对于日本政府一些显然荒谬的“抗辩理由”采取了回避判断以维护日本政府的“形象”。同时，该法庭为了在表现上显得多少还有些“公平”，故首先表达了对于上诉人是否死亡无须判断的措词。事实上，180名上诉人诉讼请求的目的是同样的，换言之，在上诉人中个别主体特殊性的问题从来就不是争议的问题，上诉人也没有要求法院进行判断和区分。该判决书对于本来不需要判断的问题也假意表示不需判断，其用意恰恰是为了掩饰其它两项本来应当判断而不愿作出判断的事实。

　　日本政府在一审阶段的主要抗辩理由是，《中日联合声明》已经解决了日本国战争责任（包括个人的请求权），而一审判决也支持了日本政府的这种主张。在二审审理阶段日本政府又抛出了“日华和约”已经放弃了中国（大陆）民间个人的对日赔偿请求权。

　　应731部队细菌战原告团的日本律师委托，笔者作为专家证言于2004年12月7日在日本高等法院出庭作证和答辩。笔者撰写的5万余字的“鉴定书”，以翔实的历史事实、国际法一般原则和理论论证了《中日联合声明》不可能放弃中国民间战争受害者的对日索赔权以及“日华和约”的无效性。此后，笔者又向东京高等法院寄送了《补充意见书》，针对“日华和约有效论”的各种所谓法理依据，根据日本政府解密的外交档案、历史事实以及相关的国际法原则和法理进行了深入的驳斥。

　　有理由推断，日本高等法院已经评估出日本政府主张的“《中日联合声明》放弃论”以及“日华和约有效论”只是无颜面世的荒谬逻辑，故而在判决书中有意回避。同样，东京高等法院分别在2005年3月31日、4月19日、5月13日、6月23日，对其它4起中国民间战争受害者上诉案的判决，全都回避了原本应当判断国家间是否放弃了民间个人请求权的问题。从2005年一系列最新的判决结果中可以感知，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活动在日本政府人为设置的法律障碍方面已经打开了缺口，并取得了阶段性的突破。

　　此外，与诉讼时效有关的日本政府的抗辩理由“除斥期间”问题，在日本法律中从来就没有明文规定过，也是缺乏实体法依据的。不仅如此，由于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的受害状态至今仍持续着，加之战后日本政府刻意隐瞒加害事实，可以说侵权行为在战后还一直持续着。东京高等法院在明知日本政府的这一“抗辩理由”理亏并难以成立时，仍刻意地回避这一令日本政府难堪的争议问题。该判决书技术性地回避判断诉讼双方的主要争议点的行为，表明了该法庭法官宁愿不顾司法审判常规而刻意偏袒日本政府，其职业道德操守实难令人尊重。

　　小结

　　回顾法庭诉讼斗争的全部过程，可以说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方已然在3个方面取得了斗争的胜利。第一，二审法庭不得不拒绝日本政府所谓的由于《中日联合声明》以及“日华和约”而导致的个人请求权的丧失的主张；第二，二审法庭不得不拒绝日本政府关于侵权行为经过20年后受害人就丧失诉权的“除斥期间”的主张；第三，日本一审二审法庭不得不以法律文书的形式认定了违反国际法的细菌战事实。

　　8年诉讼路漫漫，经过32次庭审和一审二审两次判决，60多年前侵华日军在中国实施反人类细菌战的罪行被渐渐揭穿，而中国民间清算血债的正义行为也被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此外，只要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坚持真理，不断地在国际社会揭露日本政府人为制造的那些法律障碍的谬误，就必将有助于促使日本方面最终无颜固守其抗辩谬论。

　　【华发网根据《文史参考》、人民网、中新社、军事历史等整合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