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对江青的“约法三章”：20年內不许参政

Mary

　　“主席结婚，惊天动地。”

　　1938年11月20日，从贺子珍出走苏联后当了近一年单身汉的毛泽东，与一个从上海来的女演员蓝苹结了婚。也就在这一天，延安突然遭到了日本鬼子战斗机的轰炸。于是民间就有了这句名言，而毛泽东的家也连夜从凤凰山搬到了杨家岭。

　　婚后，这个叫蓝苹的女人改名江青。30年后这个名字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家喻户晓。

　　蓝苹是经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于1938年8月下旬来到延安的。来到延安后，蓝苹要求恢复自己的党籍，中央随即对她进行了审查。随后她于11月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并在这里遇到了当年她母亲在诸城帮佣的张家的二少爷、如今已经是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的康生。他乡遇故知，蓝苹似乎找到了一个“靠山”。

　　这年的春节，刚刚抵达延安的上海救亡剧队和延安的戏剧工作者第一次联袂演出了话剧《血祭上海》。蓝苹也参加了这次演出。演出后，中央宣传部设宴招待了全体演出人员。蓝苹就是在这次宴会上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45岁的中共高级领袖毛泽东和刚刚来延安才一年的24岁的蓝苹结婚了。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大事。但这件事情并不简单。中共中央对此事非常重视，处理也十分慎重，还专门开会进行了研究。

　　对此，毛泽东本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他的青少年时代的好友周世钊谈话时，曾讲述过当年中共中央高层是如何处理他和江青的婚事的。他说：“有天晚上我们开会，我记得是开到半夜12点半，周恩来同志突然对我说，主席，请您出去一下，我们要讨论研究一个问题。既然恩来同志临时有事要我退出会场，我就只好走出会场，在另外一间房子看书看报。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讨论研究我和江青的婚姻问题。据我所知，在中央讨论研究我和江青婚姻问题时，意见也不太一致，我就知道恩来同志明确表示不同意见。但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结果，中央还是同意我和江青的婚姻，这样，我就在延安和江青结了婚。”

　　尽管中共中央同意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但中共中央依然认为有必要对江青“约法三章”，以便明确其在党内的地位。内容如下：

　　第一，毛、贺的夫妻关系尚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同志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这个“约法三章”来自王若飞的笔记本。因国民党军队一九四七年进入延安时获得后公开。王是当年中共中央秘书长，他记下的这个会议记录是可信的。

　　从1938年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到“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二十多年间，江青对于他个人生活的照顾，还是尽了责任的，而且确实按照“约法三章”中所规定的，江青没有“参政”，也没有怎么“出头露面”。但事情在胜利进城以后稍稍发生了一些变化。而那个“约法三章”实际上对江青已经渐渐地淡出了政治的视线，没有什么效力了。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不久，毛泽东就奔赴苏联访问。就在这个时候，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收到了江青要求去新解放区“看一看”的电报。应该说这个要求很正常，毛泽东同意了，但却也来了个“约法三章”。毛泽东的信是通过电报发给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转交给江青的。信中说——

　　少奇同志阅转江青：

　　1月1日来电已悉。同意你去新区看一看，但须得少奇同志同意。如果他同意的话，则应以中央政治(策)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由中央组织部写介绍信给新区党的组织。因此还须和廖鲁言同志谈好，并得到他的同意。到新区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并须顾到不要给当地党政以较多的麻烦。以上统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作决定。

　　毛泽东

　　一月四日上午四时

　　在毛泽东的家书中，往来信件最多的要数江青。仅在“文化大革命”中，就不下数百件。从这封信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江青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对她要求去新解放区“看一看”给予“约法三章”，并作了具体的限制：一是“须得少奇同志同意”，并且规定只能“以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不能以其他的特殊身份；二是必须征得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秘书长廖鲁言同志的同意；三是“到新区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并须顾到不要给当地党政以较多的麻烦”。最后，毛泽东又补充一句：“以上统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作决定。”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后，江青按毛泽东的要求，征得刘少奇的同意和廖鲁言的支持，去了一趟“新区”，而且确实没有给当地党政机关和领导带来什么“麻烦”。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江青的缺点暴露出来了。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发现江青“爱好虚荣，爱出风头。自私妒忌，专横跋扈，甚至打击报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2年，林克还逐渐发现江青身上“滋长了一种危险的苗头——政治权欲”。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江青对毛泽东越来越不照顾、不体贴，反而不断干扰。毛泽东感情上得不到安慰，双方感情上裂痕不断加深。当然，感情上的离合是双方面的，这与毛泽东交际日趋广泛、对江青的冷淡也不无关系。”林克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与江青已经分居，他从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搬到了游泳池旁的一套房子。但他们的婚姻关系并未结束，政治上还互有需要。”

　　林克在自己的回忆录《我所知道的毛泽东》中分析说：“江青在政治上善于察言观色，投毛泽东所好。她利用了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后期逐步发展的‘左’倾思想。毛泽东在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不正确的估计，认为问题比较严重。江青不断提供假情况，所以毛泽东强调注意文艺界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江青利用了这个时机，大抓文艺界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解密：江青为何被秘书称为“钓鱼台霸主”

　　江青让张、姚、王陪她“看电影”的风波

　　１９７３年６月１１日晚上，江青叫我请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陪她到１７号楼看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王洪文说晚上有事不去看了，张春桥、姚文元说这部电影看过了，也不去看了。当我把他们的回话报告给江青时，她就不高兴了。带着一肚子气，她独自看了大约半个小时。她越想越有气，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就霍地站起来，气冲冲地跑到９号楼质问张春桥、姚文元到底看过没有看过那部电影。老奸巨猾的张春桥看到江青来势不对，就撒谎说：“我没有看过呀。”姚文元也见风使舵说：“看没看过我不记得了。”江青对他们的回话半信半疑，于是就命令她的警卫员到放映室查看登记本。查的结果是张春桥、姚文元均已看过，江青知道他们撒了谎。但当着大家的面，她对张、姚又能说什么呢？虽然不高兴，又不能对他们怎么样，于是，她恼羞成怒，大发雷霆，迁怒于我和警卫员，诬蔑我们谎报军情，犯了“欺君之罪”，有意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他们三个人跑到中南海西花厅，逼着周总理把我们立即关进监狱。要不是毛主席、周总理和汪东兴同志的保护，我们的下场可就惨了。

　　钓鱼台的霸主

　　那个时候，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是江青经常用的东西，别的中央领导人就不好用、不能用、不敢用。如果用了，叫她知道，她就会不高兴，甚至发作出来，弄得大家都很不愉快。

　　钓鱼台当时共有１８栋楼，其中两栋是工作人员用房，一栋是综合活动楼，其余的１５栋是接待楼。江青一个人就住过三栋接待楼，还霸占着综合活动楼，再加上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住在里面，所以有人说，钓鱼台的南半部是一个禁区，江青是钓鱼台的霸主。我认为这种说法是贴切的。

　　江青不但长期独占着两栋楼，还有４匹军马长期供她独用，即使是到北戴河休息，去八达岭游玩，马匹也上专列与她一同前往。放映厅的近百部电影片，由她一个霸占着，没有她同意谁也不敢拿出去看，包括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和叶剑英在内。

　　江青在钓鱼台散步时，如果有汽车经过，司机在很远的地方看到江青散步，就会立即停车、熄火，静静地等待江青走过去；如果行人发现江青，会立即绕道避开，如果无道可避，就会往回走，不能也不敢和江青碰面。

　　江青处处以毛主席夫人自居，总想自己说了算。她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陈伯达是组长，她却高居于组长之上。讨论起草九大的政治报告时，有一次江青公开跟陈伯达大吵，当着中央文革碰头会其他成员的面，对陈说：“我看不起你！”并在陈的面前狠狠摔了一个水杯。在那次会上，张春桥、姚文元没有说话。会后，她把张春桥、姚文元叫到１０号楼，批评了他们在关键时刻不坚持原则立场，不帮她说话。他们回去以后，给江青写了检讨并恭恭敬敬地到１０号楼递给江青。

　　张耀祠回忆“拘捕江青”：她一点都不感到意外

　　任何机密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解密。

　　虽说关于“毛的遗孀被捕”的内幕至今尚未正式公布，但是笔者以为，如今从零零散散、陆陆续续的信息中，已经能够勾画出那真实的一幕。

　　“毛的遗孀”江青，是由张耀祠将军在1976年10月6日晚8时半奉命前往中南海“201”拘捕的。

　　张耀祠将军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8341部队负责人。海外称8341部队为中国的“御林军”，因为中南海以及北京重要党政机关都是由8341部队负责保卫的。

　　笔者曾于1991年5月、1992年10月、1994年5月三度飞往中国西南，采访了张耀祠将军。

　　据张耀祠告诉笔者，他在1976年10月6日下午3时，接到汪东兴的电话，要他马上去一下。

　　汪东兴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是张耀祠的“顶头上司”。在当时的中国政坛上，汪东兴是个不显山露水的人物。其实，他的资历颇深，早在延安时期便已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负责毛泽东的机要和安全保卫工作，中南海在他的掌握之中。

　　就汪东兴的政治道路而言，有三次重要的升迁：

　　一是1965年11月10日，那篇揭开“文革”大幕的“鸿文”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发表于上海《文汇报》。也就在这一天，从1949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建立起就担任主任的杨尚昆，被撤除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之职，原本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汪东兴接替了他。从此，汪东兴担任这一重要职务达13年之久，直至1978年12月由姚依林接替了他。汪东兴在1977年曾说，现在了解“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就只有我一个，毛主席的指示手稿我都有。汪东兴此言，道出了他多年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以及后来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深知的中共高层内幕，尤其是“文革”内情。

　　二是在1969年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汪东兴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从此，汪东兴进入中共中央高层领导核心圈。

　　三是在1973年8月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汪东兴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样，他的政治地位益发显得重要。

　　张耀祠来到汪东兴办公室时，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也奉命到达。汪东兴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中央决定，粉碎 四人帮 ！”

　　然后，汪东兴向他们下达了在当天晚上拘捕江青以及毛远新的命令。

　　张耀祠和武健华圆满地执行了汪东兴的命令，在当天晚上拘捕了“毛的遗孀”江青以及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

　　张耀祠向笔者回忆说，他是在8时半，带领着几位警卫前往毛远新住处的。那时，毛远新住在中南海怡年堂后院，跟江青住处很近。张耀祠对中南海了如指掌，执行任务熟门熟路。

　　当时，张耀祠穿便衣，连手枪都没有带。警卫们则穿军装，但也没有带手枪。笔者问张耀祠，执行这样重要的使命，怎么不带手枪？他笑道，四周站岗的警卫们，全是我的部下，还怕毛远新、江青闹事？抓他们易如反掌！

　　在毛远新那里，张耀祠遇上了小小的麻烦。

　　一进去，张耀祠便向毛远新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对他实行“保护审查”（张耀祠特别向笔者说明，对毛远新跟“四人帮”有所区别，不是“隔离审查”），并要他当场交出手枪。毛远新一听，当即大声说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 ”他拒绝交出手枪。张耀祠身后的警卫们当即上去，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干脆利落地把他押走了。

　　在解决了毛远新之后，张耀祠便和武健华带着三位警卫前往江青住处。

　　在“文革”中，江青长住钓鱼台，但在中南海万字廊201号也有她的住处。毛泽东病重期间及去世后，江青不住钓鱼台，住在中南海。

　　江青那里，由于工作关系，张耀祠常去，有时一天要去一两趟。正因为这样，这一回他去拘捕江青，朝江青住处门口的警卫点点头，就进去了。

　　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她见张耀祠进来，朝她点了点头，仍然端坐着。

　　今日非比往常，张耀祠在江青面前站定，以庄重、严肃的口气，向她作如下宣布：

　　“江青（往日，他总称之为 江青同志 ，这一回忽地没有了 同志 两字，江青马上投来惊诧的目光），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张耀祠告诉笔者，他当时说的，就是这么两段话。内中“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一句，是他临时加上去的，其余全是汪东兴向他布置任务时口授的原话。

　　江青听罢，一言不发，仍然坐在沙发上。她沉着脸，双目怒视，但并没有发生传闻中所说的“大吵大闹”，更没有“在地上打滚”。张耀祠说，那大概是后来在审判江青时，江青在法庭上大吵大闹，通过电视转播，给人们留下很深印象，由此“推理”，以为拘捕她时，她也会如此“表演”。

　　张耀祠说，江青当时似乎已经意识到，她会有这样的下场。正因为这样，江青对张耀祠所宣布的中央命令，并没有过分地感到意外。

　　江青沉默着，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这才慢慢站了起来，从腰间摘下了一串钥匙 她总是随身带着文件柜（保险柜）钥匙，并不交秘书保管。

　　她取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下了“华国锋同志亲启”7个字，然后放入钥匙，再用密封签把信封两端封好，交给了张耀祠。

　　张耀祠吩咐江青的司机备车，把江青押上她平时乘坐的那辆专用轿车。武健华上了车，轿车仍由江青的司机驾驶。

　　张耀祠说，外界传闻给江青“咔嚓”一声戴上锃亮的手铐，然后用囚车押走等，纯属想象。当时，并没有给江青戴手铐，也无囚车。他说，江青的司机，也是他的部下，当然执行他的命令。

　　轿车驶往不远的地方 10月6日夜里，江青在中南海的一处地下室里度过。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当夜也押在那里，只是关在不同的房间中，并没有像传闻中所言“连夜押往秦城监狱”。

　　所以，根据当事人张耀祠回忆，拘捕江青毫无戏剧性！

　　汪东兴布置另一批人马埋伏在中南海怀仁堂。当晚以在那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使前来开会的江青的同伙、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落网。

　　姚文元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据告要讨论的是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需要主管宣传的姚文元列席会议。姚文元来到怀仁堂时，也被拘捕。

　　这样，在1976年10月6日晚上，在北京中南海，干脆利落地拘捕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

　　笔者再三问张耀祠：“汪东兴对你所说的 中央决定 ，粉碎 四人帮 ，这 中央决定 是怎么作出来的？是谁作出来的？”

　　张耀祠说：“我是军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当时，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执行命令，拘捕江青。我不会也不可能向汪东兴问中央的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当然，我去拘捕江青，除了执行中央的命令之外，我本人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也早就看不惯江青的所作所为。所以，我执行中央的命令非常坚决。在粉碎 四人帮 之后，我也没有向汪东兴问过 中央的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 。我在中央机关工作多年，向来遵守纪律，不该知道的事情从来不问。所以，我至今不知道当时中央的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

　　依据张耀祠所说，汪东兴理所当然知道中共中央是怎样作出粉碎“四人帮”的决定的。

　　1984年6月15日，汪东兴在医院里曾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这样说：

　　关于行动的情况是这样的：1976年10月6日下午8时，我们在怀仁堂正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当时，华国锋、叶剑英同志就坐在那里，事先我已写好一个对他们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由华国锋宣布。我负责组织执行。张春桥先到，宣布决定就顺利解决了。

　　接着来的是王洪文，他有一点挣扎，当行动组的几个卫士在走廊里把他扭住时，他一边大声喊叫“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一边拳打脚踢，拼命反抗。但很快就被行动小组的同志制服了，扭着双臂押到大厅里。华国锋同志把“决定”又念了一遍。还没等他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吼一声，挣脱开警卫人员的扭缚，像头发怒的狮子伸开双手，由五六米远的地方向叶帅猛扑过去，企图卡住叶帅的脖子。因为双方距离太近，我也不能开枪。就在他离叶帅只有一两米远时，我们的警卫猛冲上去把他扑倒，死死地摁住，给他戴上手铐。随后，几个人连揪带架把他抬出门，塞进汽车拉走了。

　　姚文元住在家里，他那地方是由卫戍区管的。因此，我事先请吴忠同志在我办公室等着，如果他不来怀仁堂，就让吴忠带人去他家里解决。结果，姚文元也来了。我怕再发生意外，经请示华国锋和叶帅同意，没有让他进正厅，只让人把他领到东廊的大休息室，由警卫团一位副团长向他宣读了中央决定。他听完后好像很镇静，没有争辩，也没有反抗，只说了声“走吧”，就随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出了门。

　　陈伯达：主席让我和江青等人“团结起来”

　　人们常常会忘却很多事情和人物，但对“文化革命”中的风云人物陈伯达却很难忘掉。当198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审陈伯达时，人们关注的目光再次投向了已经沉寂了十年的陈伯达。陈伯达还活着，但是已经老了。实际上，在1970年庐山会议陈伯达倒台时，他已经66岁了。按中国传统的算法，他那时已经进入晚年了。晚年的陈伯达，又经历了一段特殊的生活，经过了深刻的自省。

　　从人生高峰跌落下来

　　1970年，陈伯达精神抖擞地上了庐山，不久，他又愁眉苦脸地下了庐山，其原因，当然是在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为了帮助林彪抢班夺权而鼓吹天才论，主张设国家主席，挨了毛泽东的批。

　　就是在那次会上，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矛头直指陈伯达，把陈伯达比作“号称懂得马克思，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的人，说他“欺骗了不少同志”，形容陈伯达在庐山的活动是“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此后，中央在全党展开了“批陈整风”运动。这次庐山会议，使陈伯达从人生高峰跌落下来，这位原来的中共第四号领导人不再露面了。

　　但是，一开始，毛泽东对陈伯达只是认定他是“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毛泽东搞“批陈整风”的目的，也是为了使全党弄清什么是惟物主义反映论，什么是惟心主义先验论。当时，毛泽东对这位从延安时起，就一直当自己第一号政治秘书的“老夫子”(毛泽东经常这样称呼陈伯达)，还是想保一保的。正是基于这一想法，毛泽东在庐山上，就应陈伯达的要求，见了陈伯达，和他谈了一次话。谈话气氛很轻松。毛泽东一见陈伯达的面，就先开口批评陈伯达说，你这两年总是躲着我，也不来看一看我，你陈伯达的官做大了，有架子了，不再自己动笔写文章了，总是动一动嘴，让手下的人写，这样下去，能不出修正主义吗？毛泽东说这些话的出发点和真正打算，还是想批陈又保陈，毛泽东是善意对待陈伯达的。谈话中，陈伯达向毛泽东作了检查，说自己宣传天才论，是错误的，主张设国家主席，也错了，自己没有听主席的话，犯了大错误，自己一定认真检查。

　　当时，毛泽东内心已经十分清楚陈伯达和林彪搞在了一起。他是想让陈伯达从此“刹车”，不再和林彪一起搞小集团活动。因此，毛泽东对陈伯达说，你要找康生、江青他们谈谈，接受他们的批评，和他们“团结起来”。毛泽东还让秘书给康生打电话，谈了他的意见，并且让康生通报给江青。毛泽东是为陈伯达着想，真心想拉他一把。对此，陈伯达也感觉到了。

　　陈伯达从心里不愿意和康生、江青他们谈。但为了过他们这一“关”，只好在第二天硬着头皮去江青的住处。江青一见陈伯达，就对他冷嘲热讽。然后把陈伯达领到了康生那里。张春桥、姚文元已经在康生那里等着批陈伯达了。他们表情冷漠，康生更是“一脸原则”的样子。陈伯达刚坐下，他们就接连发言，对陈伯达轮番轰炸。陈伯达向他们作了检查，并且表示要写一个书面检查，交给全体中央委员，请大家批评。康生帮助陈伯达写了检查稿。这份检查稿上的“纲”很高，把问题说得十分重。康生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不满意，认为没有必要上那么高的“纲”。

　　陈伯达写了检查，但江青和康生他们还是不放过陈伯达。他们在背后又搞了一个关于陈伯达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材料。他们的用心，就是要把陈伯达搞垮搞臭，置于死地。这些材料的历史部分，认定陈伯达是国民党特务、叛徒、托派。这些材料上报给了毛泽东。

　　不久，陈伯达的问题被升级了。1971年上半年，陈伯达的问题被“扩大传达”至全国基层党组织，陈伯达也被定性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的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陈伯达的问题被进一步升级。他被定性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原来陈伯达只被禁闭在家里，“九一三”事件之后，陈伯达被押送到秦城监狱。陈伯达一见关押自己的牢房中的情况，知道自己凶多吉少，便向看押人员高声喊叫道：“我不是国民党特务，我在阜平做过一件好事，请你们转告毛主席。”

　　当时在场的人谁也不知道陈伯达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便逐级上报给毛泽东。原来，1948年，毛泽东曾住在河北省阜平县的一个小村庄里。毛泽东的行踪被国民党特务侦知，国民党派飞机来轰炸毛泽东的住所，被陈伯达等发觉，他急忙跑到毛泽东住处去叫毛泽东转移，使毛泽东幸免于难。1971年陈伯达的这一声高叫，就是叫给毛泽东听的，就是向毛泽东提起历史上这件事。他认为，毛泽东听到汇报后，就会回忆起往事，心中就会明白：如果陈伯达是国民党特务，在那个时候，是肯定不会去救自己的。

　　陈伯达想对了。他情急之下这一声高叫，不仅救了自己一命，也改变了他后半生的命运。后来，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从“批陈整风”转向了“批林整风”。批判陈伯达的文章在全国性的报刊上逐渐少了。陈伯达虽然仍被关在秦城监狱，但他的生活待遇却是很好的。监狱方面让陈伯达一个人住在一座楼的整个三层，在三层内，他可以自由走动。给他安排的伙食很好，有书报看，还允许工作人员替陈伯达从家里拿一些书籍到秦城监狱里来看。在外面，批判陈伯达的风潮逐渐平静下来了，陈伯达的心情也平静了下来。实际上他已经处于一种隐居状态。

　　保外就医后的晚年生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重新审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案件(简称“两案”)。在重新审理中，对于如何处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的问题，党中央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当时，在党内有三种意见，一种是，对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中罪大恶极者，应当处以死刑；一种是，把他们当做政治犯，不予审判；一种是，他们既然触犯了国家法律，就应该公审，但对他们应该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采纳了最后一种意见。

　　“两案”中，陈伯达是个特殊人物。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陷害了一些人，又参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活动，是这个集团中的主犯。但是，他是个文人，又在1970年就被隔离审查，没有参与林彪集团后来搞的政变和谋杀等活动。林彪自我爆炸后，他已经被关进秦城监狱，没有参与“四人帮”的反革命活动。因此，他的问题有特殊性。但是，他毕竟是林彪集团的主犯，在“文化大革命”中也犯有罪行。而且，林彪、叶群已死，陈伯达就成了林彪集团中的头一号主犯，当然要对他进行公审。

　　1980年，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审，判处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这样，从陈伯达1970年10月被关押算起，他实际上还有8年刑期。

　　当时在中央主政的邓小平、胡耀邦，了解到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态度，认为毛泽东这样处理是对的，后继者应该照样处理。于是，他们对陈伯达继续采取了毛泽东实行的优待政策，不仅保持了对陈伯达同以前一样好的生活待遇，而且，判决之后的第二年，即1981年8月，陈伯达就获准保外就医。

　　陈伯达在获准保外就医后，政府把他安置在一座新楼顶层的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里，把他原在河北省工作的一个儿子一家三口调进北京，与陈伯达生活在一起，照顾陈伯达。陈伯达的卧室大约有十几平米，整洁而简朴，地上铺着地毯，两个大书柜里放满了书。他订有《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北京晚报》等报纸，每天读报很仔细，可见很注意国内外形势。陈伯达的一个当年只有7岁的小孙子，常到陈伯达的房间去，给陈伯达的晚年生活带来了欢慰。陈伯达晚年的视力和耳朵都还可以，他每天晚上必看电视新闻节目，也看电视里播的京剧或古装故事片。陈伯达几乎足不出户，而是关起门来专心读书。他煅炼身体的惟一方法就是练书法。陈伯达晚年生活俭朴，总是穿着铁灰色的中山装，戴一顶藏青色的干部帽。冬季屋子里有暖气，他也要穿厚厚的衣服。工作人员经常来看他，问他有什么需要，但陈伯达从不提任何要求。

　　保外就医后，党和政府除了对陈伯达的生活给予优待外，还曾经请他做一些研究工作。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胡耀邦曾经提出：陈伯达已经保外就医，他学问好，研究能力强，应当发挥他的这个专长，安排他为中央做一点研究工作。我们现在的改革和建设，遇到很多问题，需要研究，让陈伯达搞一点研究，研究出来的成果，我们可以参考。当时，中央领导人都赞成这个意见。于是，胡耀邦就对邓力群说：你过去和陈伯达一起工作过，和他较熟，可由你代表中央去和陈伯达谈一谈这个意见，征求一下陈伯达的意见。几天后，邓力群和几个人一起约陈伯达来，谈了中央的这个意见。陈伯达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从那以后，陈伯达更关注国内外的一些重大问题了，他读的书也多为新近出版的中外政治理论书籍，他思考的重点，也转向了现实问题。陈伯达爱读书，爱研究。此后，他每天起床，吃过饭后，便读书，研究资料，写作。他像一架机器一样，又转了起来。陈伯达过去就有思考问题严密、下笔慎重、文笔老到的特点。现在他写作时仍然保持了这个特点。当时，陈伯达的身体状况还可以，头脑也清晰，研究问题也比较深入。他勤于动笔，把研究的心得写成文字，由工作人员交给中央。中央把这些研究成果印出十几份，有的用8开大纸印，有的用16开纸印，有的标明作者陈伯达的名字，有的没有标作者名字，发给中央领导人参考。

　　晚年的陈伯达先后提交给中央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试论一下日本的“生产率运动”》、《试说社会主义农业的若干问题》、《美日两国垄断资本的角逐和两国的“精神危机”》、《关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点滴》、《评美国人的两本书——“大趋势”和“第三次浪潮”》、《农业合作化的若干材料》、《“电子学革命”的公开战秘密战》、《黑格尔反对绝对……》等等。

　　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关于“电子学革命”问题，是陈伯达早在1958年就精心研究的课题。毛泽东当时也对陈伯达的这个研究成果给予肯定。当20世纪80年代初，陈伯达又捡起这一课题继续研究时，西方的高科技革命已经发展起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突飞猛进，而中国在这方面还处于落后状态。陈伯达在新的研究成果中提出：中国要加强研究力量和投入，吸引西方先进技术，用较短的时间在高新技术方面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这样中国就不愁在生产力和经济力上赶不上西方发达国家了。他的这些见解，在21世纪的今天看来，也是有价值的。陈伯达的这些研究成果，大多都送给中央领导参考了。

　　1988年10月，早已保外就医的陈伯达刑满，一位公安部副部长专门给陈伯达举行了获释仪式。当时陈伯达因患前列腺肥大症住院，仪式就在医院里举行，公安部副部长向他宣布：今天是你服刑18年的期满之日……那一年，陈伯达88岁。

　　“我对自己的过去是自责的”

　　晚年的陈伯达十分敬仰毛泽东，他常说，毛主席确实英明、伟大，他是个民族英雄，他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是前无古人的。陈伯达一直认为，批判他的鼓吹天才论、并且在全国掀起“批陈整风”运动的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天才人物。他还说，我是永远感念毛主席的，就个人关系而言，是毛泽东发现了他，把他调到身边当第一号政治秘书长达三十多年；毛泽东曾经对他十分信任，交给他很重的工作担子，给他以主管全国意识形态的权力；是毛泽东提拔了他，使他从一个文人，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在三十多年中，毛泽东给了他很大教育；是毛泽东引导他研究中国现实政治问题，他才能写出《评“中国之命运”》、《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等着作；是毛泽东的教导，才使他稍微懂得中国革命的某些道理；在毛泽东的帮助下，他才有了一些研究的条件和成果。他把自己当做毛泽东的一个“小学生”。他说，我这个“小学生”后来犯了大罪，不成器，是怪我自己没有走好路，不能怪先生。他对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林彪自我爆炸后能保护他，使他得以保全生命，免遭“四人帮”的毒手，更是十分感激。他说，没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保护，我可能早就没命了。

　　陈伯达晚年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总结了自己的教训。他经常真诚地说：我是犯了大罪的人，我对自己的过去是自责的。他对党和政府在他晚年能给他较好的生活条件由衷感谢。陈伯达晚年曾写过一幅字：“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这幅字，充分体现了陈伯达在80年代的心境。

　　陈伯达于1982年5月写了《求知难》一文，投到《读书》杂志上。陈伯达发表此文用的笔名是“纪训”，意思是记取教训的意思。当年的《读书》杂志全文发表了《求知难》。陈伯达的这篇文章，是他总结自己一生教训之作。他在这篇文章中，把人比喻为一个求知者，而求知是很难的。他均以《西游记》的故事为例来谈他的认识。从他对求知者必经的诸多苦难的认识来看，他对自己的罪行还是认真反省的，而且，他虽然已是暮年，却努力改过自新，把自己当做一个求知者。

　　1989年9月，陈伯达在北京病故。香港和台湾的报纸首先报道了陈伯达病故的消息。陈伯达的遗体被送到八宝山火化。据在现场的陈伯达过去的一些部下讲，火化时，没有讣告，也没有悼词，但耐人寻味的是，他的遗体被安放在了按惯例只安放病故的高级首长遗体的第一告别室，他的遗像也挂在那里。有40多位他的亲属、老朋友、老部下、学生，前来为他送葬。

　　【华发网根据解放日报、人民网、《文史博览》、今晚报等整合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