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兰在西域到底有着怎样的历史地位？

蜚语

      从前，西域有个小国叫楼兰。它前后存在了不过百年，却让无数的文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为之心醉神迷，它随之也成了全人类永恒的梦幻。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楼兰美女之谜魅惑何在？罗布泊什么时候能重回楼兰故地？楼兰在西域到底有着怎样的历史地位？

　　所有这些问题，和永埋于黄沙尽头、大漠之下的楼兰一起，一一在作家高洪雷的笔下复活。

　楼兰古城遗址。图片提供/视觉中国

　　石破天惊

　　当向导带着意外收获——两块木板赶上南行的队伍时，苦苦等待的斯文·赫定惊呆了：面前的涡卷纹、树叶纹装饰木板具有典型的希腊艺术风格！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一个没有记忆疲劳的年份。但对于大清来说，却是一个既无艳阳又无皎月的岁月。在八国联军从东部沿海的天津杀进北京，慈禧皇太后挟持光绪皇帝仓皇西逃的同时，一支由西方探险者组织的驼队也从西部边陲的喀什出发，大摇大摆地走向“荒凉得如同月亮上一样”的罗布荒漠。

　　骑在头驼上的斯文·赫定，头戴毡帽，嘴上叼着烟斗，向空中悠闲地吐着烟圈。他年方35岁，已经具有三次中亚考察经历。他此行得到了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和化学家阿尔弗雷德·伯纳德·诺贝尔的资助，可谓经费十足、准备充分、计划周全。而他冠冕堂皇的任务，仍然是实地测量传说中的“中亚地中海”——罗布泊的准确位置，为老师李希霍芬与俄国人关于罗布泊位置的争论提供实证。

　　就像此前他不听老师的规劝学习理论一样，这一次，他没有按照老师的嘱托直接前往罗布泊，因为在他心目中，有着比打赢口水战更重要的东西。此前，他已在新疆和阗发现了两座沙埋遗址——丹丹乌里克古城和喀拉墩古城，收获了一批价值连城的文物。寻找民间传说中的大漠古城与财富，应该是他此次新疆之行难以言传的目的。

　　正是他的特立独行，使他走近了一个秘密——一个令世界目瞪口呆，并给他带来无上荣誉的秘密。

　　为了确保行程顺利，斯文·赫定在驼队组成人员上煞费苦心。驼队里，有吃苦而精明的罗布人向导奥尔得克，有富于野外生存经验的罗布猎人阿不都热依木，有老实可靠的维吾尔族驮夫帕皮巴依，还有机警勇武的哥萨克警卫切尔诺夫。

　　3月下旬，驼队从库鲁克塔格山南麓的阿提米西布拉克启程，由北向南进入土丘密布的罗布荒漠。

　　28日，罗布荒漠里一个难耐的日子。下午三时，他们经过一片黏土台地，见到了两间木屋子遗址（后来证实这是一座佛寺），发现了许多黏土祭祀钵、陶器碎片、古中国铜币和一种铜针，还有一些木雕。其中一块是头戴王冠的国王，另一块是戴着花圈的男子，还有一块是工整的莲花。对此，斯文·赫定没有在意，只是感到这是一处东去敦煌古道上的驿站。又前行了20公里，斯文·赫定和队员们在沙漠中发现了一处长着几棵柽柳的低洼地。有植物生长的地方必定有水，斯文·赫定决定停下来挖水并在此宿营，但考察队仅有的一把坎土曼（一种铁制农具）被37岁的向导奥尔得克遗忘在刚才经过的废墟了。没等斯文·赫定埋怨，向导便在晚饭后，骑上一匹驽马匆匆北返，主动回去寻找铁铲。

　　东北季风，总会在每年的3月底、4月初光临罗布荒原。后半夜，一场暴风如期而至，向导在风中迷了路。似乎是一种天意，他为了避风，闯入了另一个遗址，这个遗址里有一座塔，还有一片比白天路经的废墟规格更高的房屋遗址，而且遍地散落着木板、古钱和雕刻品。不可思议的是，他不但找到了铁铲，还特意带回了两块精美的木板。

　　向导回去寻找铁铲的那段时间，斯文·赫定一次次翘首企盼着，形同热锅上的蚂蚁。他并不知道，如雅典娜暗中助推着阿尔戈英雄们的船只，幸运女神正悄然向他走来。第二天黄昏，当向导带着意外收获——两块木板赶上南行的队伍时，苦苦等待的斯文·赫定惊呆了：面前的涡卷纹、树叶纹装饰木板具有典型的希腊艺术风格！探险家的直觉告诉他，这些精美的木雕，属于上一个千年的佛教文明，是某个来去无踪的神秘古国邀请探险家来访的国书。向导发现的一定是一座沙埋古城，自己有可能成为第一个揭开塔克拉玛干沙漠文明之谜的人。但只够维持两天的饮用水，使他控制住了激动的情绪，把对这片遗址的强烈悬念，留到了第二年冬天。

　　发现“三间房”

　　那座建筑物——东汉西域长史府故址则被称为“三间房”，古城出土的重要文物大都出自“三间房”墙角下一处有两千年历史的垃圾堆。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初的新疆，山寒水瘦，天寂地寥。瑞典人果然又来了。但是，寻找遍地木雕的遗址的过程并不顺利，他几次产生了放弃的念头：骆驼在超负荷运作，人也到了承受的极限。

　　3月3日，数字整齐好记，又意味着吉祥，像是精心挑选的“黄道吉日”。这一天，驼队意外踏上了一条依稀可辨的古道。突然，一直在反刍的头驼停了下来，一个硕大的土堆挡住了去路。经验丰富的斯文·赫定认出，那不是千年强风雕琢而成的突兀土堆，而是一座印度式佛塔的遗迹。

　　他快步走上土堆，放眼望去，一座被沙漠掩埋已久的古城出现在视野中：一道人工河反射着夕阳的余晖，成片的古建筑分布在佛塔与运河之间。细沙之下的官署、寺庙、僧舍、马棚、街市、瞭望塔、生活用具、纸本汉文文书、汉文木简、佉卢文文书静静地躺在那里。古城如同中了魔法一般沉睡着，异样的沉静使得他心潮涌动，惊诧莫名。似乎，城中居民刚刚离去，他们就接踵而至了。一辆马车的巨大木轮刚刚修补完好等待重装，一栋房舍柴扉半掩似乎主人知道有远客将临……那一刻，他仿佛听到了干涸已久的人工河最新的脉动，也似乎听到了千年前的绿洲古国鼓翼而过的声响。

　　除了佛塔，古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建筑物是由四堵厚实的墙壁分割成的三间房屋。后来，佛塔成为楼兰古城的象征。那座建筑物——东汉西域长史府故址则被称为“三间房”，古城出土的重要文物大都出自“三间房”墙角下一处有两千年历史的垃圾堆。

　　命运女神既是无影无踪的虚无，也是有声有色的存在。虽然谁也没有见过她的倩影与芳容，但人们又仿佛时时能感受到她的足音、脉搏与呼吸。她是一般人难以接近的玄妙，也是只有强者与智者才能偶遇的奇迹。

　　有感于命运女神的眷顾，他先是面向澄明的蓝天做了一次虔诚的祈祷，然后在《亚洲腹地旅行记》中兴致勃勃地写道：“我们将那城的每一所房屋都掘开，最后只剩下一间土盖的房屋。我们在那屋里找到了36张有中国文字的纸，有文字的小木板。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一些破衣、鱼骨、印有花纹的毛毡等。我相信这些毛毡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接着我们考察一座泥塔，但它却是实心的。我们只在它的旁边找到两管中国毛笔，两个瓦罐和无数的小钱……这就是当年繁盛一时的古城。古城以及我在那废址中极幸运所得的发现足足可以编成一整部书。”

　　透过考察资料，他认定这座古城是4世纪初失守的。在日记中，他想象的翅膀开始翔舞：“当城中战云密布时，官吏们并没有忘记公家的责任，他们仍尽心尽责，在战鼓与烽火中写完他们的报告。这些中国人的品行和勇敢精神令人感动。由此可知这个非凡的民族如何能统治半壁亚洲——这并非幻想力的创造物，也不是诗，这是赤裸裸的真实。那些信札在埋了1650年后，现在又给我们一个音信。它们的灾祸、忧患和喜乐终见天日。”

　　对于沉埋于遗址中的大量文书，作为探险家的他当然知道它们在历史地理研究中无法估量的价值，所以对临时雇来的民工宣布，凡找到文书资料的，一定在工资之外另加奖励，并立刻兑现。这一措施，使得既贫困透顶又毫无文物保护意识的民工们为了寻找文物，几乎进入了一种癫狂的状态。后来的斯坦因，也采取了同样的办法，当然同样收到了立竿见影的奇效。这也是西域大量古城遗址被别有用心的外国人和见钱眼开的中国人一起盗掘得面目全非的一大原因。

　　在难以言表的激动中，斯文·赫定将发掘出的文物运回西方。随他一道到达斯德哥尔摩的，除了157件汉文纸简、文书外，还有56枚五铢钱，许多佉卢文书，大量箭镞、铁斧、铜镜、甲片、珠饰、海贝、乐器、丝绢、锦、木雕饰、毛织物等。

　　考虑到自己没有熟练掌握地理学研究方法，所以他听从老师李希霍芬的建议，把全部材料与勘测数据交给了住在德国西部城市威斯巴登的汉学家卡尔·希姆莱，并由希姆莱向世界宣布：“那城名叫楼兰，位于东经89°50′53″、北纬40°31′34″，占地10.8万平方米，在第三世纪极一时之盛。”

　　希姆莱去世后，材料转交到了住在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的中亚文字研究家康拉第手上。他将这些文件译成德文，还写成了《斯文·赫定在楼兰所得的中国文书与其他发现》一书。他在书中介绍，纸片中有古籍《三国志》的残片，中国人在公元前105年发明造纸，那片文字是公元前150年至220年间所写，因此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纸张和纸上文字，比欧洲纸上文字早了700年；文书中有军事机关、粮局、驿站所发的信件、报告、告示和收据，有简单的习字帖和孩子们练习乘法表“二乘八得十六，九乘九得八十一”的拙书，还有署名超济的私人信件，信件字里行间弥漫着戍边将士对家乡亲人的深深眷念；物件中有魏晋钱币，有猎箭、战箭、火箭，有贝壳做的货币，有项链、耳坠、刻着赫尔墨斯像的宝石，有衣绸、床单、毛毡、麻线、鞋子，还有来自叙利亚、古罗马的铜器、木器、铁链、玻璃杯。康拉第断言：“具有现代性的中国西域与西方的混合文化在楼兰很发达，因为那城是边境的锁钥，是亚洲中间古代大道——尤其是东方至中国和西方至波斯、叙利亚和罗马间往来运丝的大道的门户。”他还兴奋地说：“楼兰文书是一种叙事诗，是用世界历史的重大、狂暴、黑暗的背景描写的世情画。”

　　可惜，就在他埋头研究楼兰时，死神就叩开康拉第的门了。

　　于是，全面叙述斯文·赫定发现的楼兰的重任，落在了第三位德国汉学家阿尔伯特·赫尔曼身上。赫尔曼不但愉快地接受了任务，而且精心创作了名为《楼兰》的小册子，对楼兰的发现史、楼兰的历史与地位、楼兰与罗布泊的变迁、楼兰一名的来历、楼兰古城以及在楼兰发现的文物做了精辟的概述，成为向世界宣告楼兰再现的“白皮书”。

　　1600年前的丝路重镇——楼兰重现人间！

　　“游移湖”

　　“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断，位于罗布荒原南方的喀拉库顺是一个新的终端湖，而古老的、真正的罗布泊位于罗布荒原的东北部。”

　　见到满载文物归来的斯文·赫定，老师李希霍芬问：“我交代你的任务呢？”

　　“当然不会忘。”学生满脸堆笑地回答，“不过，老师和俄国佬似乎都没有错。”

　　“何以见得？”那一刻，一向自信的老师呆住了，他那蜘蛛网般的皱纹不自觉地抖动起来，像遇到了一阵突如其来的大风。

　　学生慢条斯理地说：“发现楼兰是我的意外收获，我的主要任务还是按照您的要求，勘察罗布泊的准确位置。当我这次进入塔里木河下游考察时，在孔雀河古河床有了意外的发现。这条古河道宽90米，深6米，如此巨大的河床足以证明塔里木河在历史上曾向东注入孔雀河。我们在古楼兰城南的罗布荒原进行水准测量时，发现那里地势低洼，从而推断出塔里木河是经过这片洼地，最终注入古罗布泊的。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塔里木河下游改为东南流向，注入了俄国佬所说的喀拉库顺。”

　　稍加停顿，学生接着说：“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断，位于罗布荒原南方的喀拉库顺是一个新的终端湖，而古老的、真正的罗布泊位于罗布荒原的东北部；罗布泊在楼兰城南的河湖与喀拉库顺之间南北游移，它是个‘游移湖’，游移周期大约1500年。”

　　听到这里，老师摇摇头，口里嘟囔着：“怎么可能呢？”

　　学生又说，我预测，喀拉库顺很快就会干涸，塔里木河必将重返北方的古老湖盆——古罗布泊。

　　老师再也无话可说，尽管他心中有一万个不甘，但自己毕竟年近70，实在没有能力前往罗布泊进行实地考察了。而斯文·赫定归来后，将自己深入探察的实践上升为严谨踏实的理论，形成了一部经得住历史检验的巨著——《1899-1902年中亚科学考察报告》。他还趁机痛打落水狗，对科兹洛夫进行了随心所欲的鞭挞。

　　如千流归入了大海，如群鸟飞进了巢穴，一场硝烟弥漫的口水战就这样骤然停息，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全线后撤了。1902年1月，斯文·赫定应邀前往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就罗布泊最新考察成果发表了演讲。会后，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副会长谢苗诺夫·天山斯基设家宴款待了他，多名俄国地理学家作陪，宴会气氛轻松而热烈，再也无人质疑他的结论。同年12月，他又应邀到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做了一次演讲，演讲内容仍是罗布泊考察的新进展。他分明看见，那位曾经质疑过自己的英国学者，在台下洗耳恭听。

　　殊不知，他的预言居然在数年后变成了现实。1921年，塔里木河在尉犁县穷买里村突然改道，使得原来向东南流入喀拉库顺的河流，改道东去，突破铁门堡一带的堤岸，汇入孔雀河，最终注入了罗布洼地，形成了现代的罗布泊。

　　7年后，正率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中国考察的斯文·赫定得到了这一消息，欣喜若狂，认定自己的“游移湖”理论已被证实，立即派出瑞典方队员赫默尔和中方队员陈宗器勘测塔里木河改道后形成的罗布泊。据他们于1931年完成的实测地图显示，当时的罗布泊平面呈葫芦状，西岸位于东经90°以东20公里处，东岸位于90°45′附近，湖泊总面积达1900平方公里。

　　必须指出的是，斯文·赫定为了证明自己的推论正确，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塔里木河改道后的罗布泊上，从而忽视了塔里木河改道的原因。原来，沙雅县的女巴依（维吾尔语意为“财主”）阿西罕·阿吉，为了给自家的12000头羊兴建草场，在穷买里村附近的塔里木河拦河筑坝，结果造成河水改向东流，冲入了干枯的孔雀河古河床。显然，这次河流改道是人为因素。

　　尽管斯文·赫定的“游移湖”理论没有得到所有专家的认可，反对者认为无论塔里木河如何变迁，终点湖都在罗布洼地，罗布泊从未变迁；但毕竟，“游移湖”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推断，因为塔里木河下游流向不稳，南北摆动而造成下游湖泊游移的现象，是不争的事实。更不容置疑的是，汉代的盐泽、元代的罗布泊和大清地图标注的罗布泊不在同一位置。汉代的盐泽相当于今天的罗布泊，元代的罗布泊相当于唐代的蒲昌海，大清地图上的罗布泊应该是若羌县北部的阿拉干湖。

　　平地惊雷

　　同一年，他被推举为瑞典最后一个无冕贵族。他还是瑞典两个科学学院的成员，因此他在诺贝尔奖的科学和文学两项评选中拥有发言权。

　　如两声平地惊雷在耳边炸响，令此前埋头旧纸堆的东方学者们震惊不已。被认为“没有新闻的”“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新疆，从此吸引了无数探险家和考古学家的目光。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东方学家代表大会在汉堡召开，由各国东方学家组成的“西域和远东历史、考古、语言与民族国际考察委员会”正式成立。各成员国也相继成立了国家西域考察委员会。西域迅速升温为世界考古与探险的热点，成为一个世界性考古话题，并幻化为许多探险家永远不变的地平线。

　　同一年，斯文·赫定被推举为瑞典最后一个无冕贵族。他还是瑞典两个科学学院的成员，因此他在诺贝尔奖的科学和文学两项评选中拥有发言权。

　　从此，斯文·赫定——这个在瑞典几乎与诺贝尔齐名的人，为广袤的亚洲腹地深深吸引，将人生的目标全部倾注在对中国的探险事业上，以至于终生无暇娶妻。他曾无比骄傲地宣称：“我已和中国结婚了！”

　　这是一个令人震撼和沉醉的宣言，但每一个听到这句宣言的中国人反而感到脸红。因为早在光绪十五年（1889），新疆省第二任巡抚魏光焘，为强化新疆与河西的联系，派副将军郝永刚、参将贺焕汀、都司刘清和，对敦煌经罗布泊进入塔里木盆地的路线进行了探察，绘制了《敦煌县西北至罗布淖尔南境之图》。这幅在极其原始的条件下绘制的地图，不仅标明了玉门关、阳关通向罗布泊的路线，而且在罗布泊西岸清楚地标明了一座古代城址。可惜，郝永刚等人不是考古学家，并不知道也不会深究这座古城是历史上的哪座城市，有怎样的考古与学术价值，自然也就没有为这座古城命名。更遗憾的是，这幅珍贵的地图，一直沉睡在清宫高墙之内。大清统治集团现代地理、考古知识的极度贫乏，使得他们十分缺乏对国内文物古迹的保护意识。清末时局的混乱所导致的信息闭塞，又使得中国学术界被完全隔离在这场学术竞争之外。就这样，楼兰——大漠深处的“梦幻之都”，错过了与中国学术界邂逅的机遇，中国随之也与楼兰冠名权失之交臂。

　　于是，楼兰古城的发现权，只能属于外国人——斯文·赫定，这也成为中国考古人心中永远难以抹去的耻辱记忆。

来源 ：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