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渊源古 秦塞通人烟

Mary

　　

　　为描述「难於上青天」的蜀道，李白写下了「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的诗句。而在观看「秦蜀之路：青铜文明展」及回顾蜀道考古成果时，不难发现，早在商周时期，秦蜀先民就已开始利用天然的古道进行文化往来。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兼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彭邦本於「秦蜀之路：青铜文明展」讲座上表示，蜀道通常指连接历史上关中和蜀中（巴蜀地区）的古老交通道路系统，包括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故道、褒斜道、子午道、傥骆道、阴平道、祁山道以至河南道（西山道）等重要线路。蜀道系统在中国和人类文明史上做出过极为重要而长期持续的贡献。

　　铜罍显示文化联系

　　「由於蜀地四塞，尤其秦巴山地极为险峻，『蜀道难』闻名天下。但蜀道渊源甚古，很早即已开通。」彭邦本说，在传世文献中，不仅汉代《史记》《蜀王本纪》等典籍有关於故道、金牛道等蜀道线路的明确记载，而且早在先秦文献中就有诸多反映。如《尚书．牧誓》记载武王伐纣，周人联盟部队中引人注目的蜀军就是沿着蜀道北上加盟周人联军的。「这和史料反映商朝晚期周人已经开始经营『江、汉』、开拓南土的史实若合符契。」

　　事实上，文献中所记载秦陇与巴蜀间族群交通互动的传说，近年来陆续获得考古发现的印证。中原出土的殷商甲骨卜辞中，多次出现「蜀其受年」、「征蜀」、「蜀射」等与蜀相关的内容，说明蜀与中原王朝关系密切。上世纪七十年代，宝鸡竹园沟等处墓地出土了许多商周之际古蜀文化风格的资料；而城固、洋县一带许多古蜀文化风格的商代青铜器，则在更早些时候就陆续发现。这些与商周同期的典型巴蜀文化资料在蜀道沿线地区的相继出土，确切地证明了蜀道的存在且蜀地很早就与中原地区有密切联系。

　　这样的密切联系，在「秦蜀之路：青铜文明展」上更是随处可见。展览执行策展人魏敏介绍，汉中出土的商代遗存以城固县和洋县最为集中，其出土的尖底陶杯、陶高柄灯形器等竟然与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器物十分相似，反映出两地密切的文化联系。而在最具代表性的青铜器中，无论是关中西部、汉中还是成都平原出土的尊、罍、盘等礼器，都是中原商文化的典型器类。唯一不同的是，三星堆文化的尊、罍则加入了凸弦纹、立鸟装饰等地方元素，器物上的兽面纹和牺首也有别於典型的商式铜器。

　　面具文化遥相呼应

　　如此次展览中的龙纹小铜罍，是目前宝鸡地区出土的罍中最小的一件。而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四川彭县陆续出土了九件铜罍，其中六件与此罍造型相似。装饰繁复的盔形器盖，器身的兽面、夔龙、云雷等纹饰，无一不显示着两地的文化联系。出土於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弓鱼国墓地的男相铜人，立姿、双手中空似持物等特点，亦与三星堆青铜立人有一定相似之处。

　　凸出的眼球，鼻子凸起有鼻孔、尖尖的双耳并铸有空洞……展览中，来自汉中地区的城洋商代青铜面具，与四川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铜人面具（饰）有相似性。而这样的铜人、兽面具还出现在关中地区的老牛坡商墓、西周弓鱼国墓地中。魏敏说，这意味着商周时期，在秦岭、大巴山的重重阻隔之下，三地青铜面具文化遥相呼应，存在一定的文化关联。

　　此外，成都平原、汉中和关中地区均出土有商周时期的三角援戈、长援直内带阑戈、柳叶形剑、銎口钺等青铜兵器。其中，一九八○年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龙头镇龙头村出土的銎口钺，形制在全国其他地区较为少见，但钺身的人面纹与成都金沙遗址祭祀坑出土的青铜人面形器如出一辙，成为两地文化交流的有力佐证。

　　彭邦本表示，具有鲜明独特风格的器物，其自身并不能自动流徙往来，有的固然可能是随先民族群间迁徙流动时随身携带而至，而更多的则无疑应是在出土地区的产品，但归根结底是族群迁徙流动、文化传播的结果，至少是迁徙者把早在原居地就形成的工艺技术、审美情趣以至宗教信仰带到新居地後生产出来的。「倘果若此，那显然已是一种深度的互动交流和文化传播，这就有力地揭示，穿行跨越秦巴山地等地理屏障的交通路线，很早就已经起源了。」

　　【华发网根据大公报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