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去世 有人写挽联直指邓小平“该死不死”

来源: 多维

有大陆学者曾发文揭秘，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1989年4月病逝后，马上有人谣传称，因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胡耀邦不执行邓小平指示，而导致胡耀邦当场气死。随后中央党校有人贴出挽联，上写：“该死的没有死，不该死的死了。”前一句指邓小平，后一句指胡耀邦。这个谣言和这幅挽联很快就传遍北京的党政机关和大专院校。

大陆学者喻权域曾发表文章《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再思考》，原文如下：

题记：从舟曲灾区回来，惊闻喻老（权域）去世，不胜痛惜。在人民日报社院里，喻老住我楼下，我到甘肃驻站前还时常见到他，见他上楼梯有些吃力，就帮他拎拎东西。没想到，半年不见，老人家竟撒手人寰。特刊此文，以志纪念。（林治波2010年8月18日）

文：

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再思考

三十年前（1978年5月11日）全党全国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对于解放思想，对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起了巨大作用。

大家知道，粉碎“四人帮”后，中央的陈云、李先念、叶剑英、王震等领导同志和全党全国的许多同志，都主张为1976年清明节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平反，都主张恢复邓小平同志在党内外的职务，重新出来工作。

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并不反对上述主张。但是他主张过一段时间，待“时机成熟”的时候才作出平反决定。

1977年2月，中央的两位“秀才”――郑必坚和龚育之为“两报一刊”起草了一篇题为《学好文件抓好纲》的社论，经当时在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李鑫同志审阅、签发，于2月７日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引起全国轰动。

那篇社论的要害是提出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很明显，这是要阻止中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邓小平同志平反。

当年在中南海工作的一位同志，亲口对我说：那天早上，食堂已经开饭好一阵，郑必坚和龚育之才到。一坐下来就得意洋洋地对在座的同志讲：昨天晚上他们俩人挖空心思，在灯下写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那两句重要的话。

1978年5月，胡耀邦等同志组织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了许多讨论文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委都发表了意见。

那场大讨论解放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促成了为“天安门事件”和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平反，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做好了思想上、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会议，从那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所以说，1978年那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意义非常重大。

据湖南的同志讲，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之后，于80年代中期回到他曾经长期工作过的湖南省看望。他曾几次在湖南发牢骚说：两个秀才（指郑必坚、龚育之）起草了一篇讲话稿，我拿到会场上去唸了一遍，就把“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栽到我头上了。

如果华国锋同志真的发过这样的牢骚，我认为是欠妥的。你是党中央主席，秘书班子给你起草的讲话稿，你应当仔细检查，该修改的要修改，该补充的要补充，该纠正的要纠正才对呀！你拿到党的会议上去照本宣科，以你的名义公开发表，你当然要负责任。

奇怪的是，发明“两个凡是”，写出“两个凡是”的社论来的郑必坚和龚育之，三十多年来没有作过任何自我批评。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还有一件事应当特别提一提。

1989年4月，胡耀邦同志病逝。有人马上造谣，说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批评胡耀邦不执行邓小平同志指示，不认真清除精神污染，不认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耀邦同志一气就气死在会场上。

这个谣言传播很快很广。中央党校有人贴出挽联，上写：“该死的没有死，不该死的死了。”前一句指邓小平，后一句指胡耀邦。当时的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高狄同志马上予以制止，并在全校宣布了纪律。但是，这个谣言和这幅挽联很快就传遍北京的党政机关和大专院校。

我当时在新华社担任《经济参考报》总编辑。我在新华社的编委扩大会议上说，这个谣言的危害性很大，建议派国内部中央采访组的记者前去采访、调查，弄清真相。新华社领导采纳了我的建议，派记者李尚志进中南海作了采访调查，又去医院和胡耀邦家里作了采访调查。事情很快就搞清楚了：中央那次会议根本没有人批评胡耀邦，也没有涉及胡耀邦。耀邦同志是在那次会议之后好多天，在医院里因为心脏破裂而去逝的。

新华社记者李尚志写出了一篇记述胡耀邦同志生病、住院、去逝经过的通讯，报送中央分管思想、宣传的胡启立、芮杏文同志审阅。他们俩人都不同意新华社公开播发，理由是：新华社出面辟谣，会使谣言扩散得更宽。

1989年春夏之交在北京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就是从那个谣言开始的。

在那关键时刻，北京的《新观察》杂志召开座谈会，以吊唁胡耀邦同志为名，攻击邓小平同志1983年10月提出的“清除精神污染”和1986年12月提出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求“为胡耀邦同志平反”。

《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新观察》那次座谈会回来告诉我：龚育之在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批评中央为胡耀邦同志去逝而发布的讣告不公平，对胡耀邦的评价太低了。他说，1976年毛主席去逝时，中央发的讣告用了“四个伟大”，其中一个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次中央为胡耀邦去逝而发的讣告中，只说胡耀邦同志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说胡耀邦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讣告里只用了“三个伟大”，缺了一个“伟大”。

龚育之的理由是，马克思只讲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胡耀邦加了“唯一”这两个字，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所以胡耀邦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新观察》那次座谈会上的发言，在“八九风波”中起了很坏的作用。刊登发言的那期《新观察》杂志虽然被查封了，但是，其中的许多错误言论并没有受到认真批判，至今还在一些人中流传。

三十年前，胡耀邦同志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组织和领导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在当年，对于批判“两个凡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在前面已经作了充分肯定。

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具有简单化、绝对化的毛病，是不科学的。

多年的经验证明，理论上差之毫厘，实践中会谬以千里。

由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至今还在流传，有一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仅凭一时一地的实践经验就作出决策――错误的决策，带来恶劣后果；所以，有必要对这句话加以分析研究，作“再思考”。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一集，第16页）

把马克思的这段话简化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看是可以的，也是恰当的。

但是，列宁说得好：真理“再多走一小步，看来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选集》第四卷第２１１页）

列宁举了一个例子。如果你在欧洲大陆的西海岸驾驶一条轮船，一直向西开。你每天站在轮船上看大海，今天看到的大海是平的，明天看到的大海也是平的。你驾的轮船向西开了一两个月，绕地球转了一圈，回到了出发的那个港口，你还会以为海洋是平的，不相信地球是个“圆球”。因为你每天看到的大海都是平的。

类似的例子，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多次看到、遇到。所以，过分夸大实践的作用，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就“使真理变成了错误。”

为什么不应当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呢？列宁说：“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见《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33页）

列宁说：“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见《列宁全集》第23卷279页）

我国农村的“包产到户”是一个典型例子。

1980年、1981年，我国农村普遍推行了把土地平均分包到户的“大包干”——农民“交够国家的（农业税和粮食征购任务），留够集体的（集体提留部分），剩下的全是自己的”。

由于“大包干”打破了过去那种“大呼隆出工”、平均主义分配的“左”的体制束缚，农民又有了生产自主权，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连续几年，粮食年年增产。1984年，我国的粮食等农产品产量，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有的同志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认为“把土地平均分包到户”的体制是最好的农村经济体制，宣布“一定三十年不变”。

可是，从1985年开始，连续几年我国的粮食产量停滞不前，有些年份、有些地方还有所下降。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国家大幅度提高了粮食收购价。各级政府每年从财政收入中拨出大笔专款“反哺农村”，在化肥、农药和农用机械方面支助农民。尽管如此，1985年以来的二十多年中，我国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仍然远低于1984年以前的那五年。绝大多数农民至今没有富裕起来。

1990年3月，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摸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5页）

可惜，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适度规摸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的指示，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主管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部门，仍然固守1980——1984年的“实践经验”，坚持“土地分包到户”，一定几十年不变。

今日中国的“亿元村”、富裕村（如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南街村、北京的韩村河等），都是不搞“土地分包到户”，而是“发展适度规摸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的村子。而最早被各报大力宣传的“包产到户的先行村”——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至今没有富裕起来。小岗村的农民自我概括说：大包干后，三年跨过温饱线，二十年没进入富裕门。

道理很简单。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有其特殊规律（不同于工业、商业、服务业的特殊规律），一家一户承包四五亩（南方农村）、七八亩（北方农村）耕地，并以此为生，是小农经济。这种小农经济难以实行“科学种田”，连农田水利建设、消除病虫害和土地改造也困难重重。无论农民多么勤劳，单凭那一小块农田是富裕不起来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果加以简单化、绝对化，不是从全部总和，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和实践，单凭一时一地的实践经验就作出判断，并把它奉为“绝对真理”，那是会犯错误的。

2008年5月11日夜
喻权域简介：（1935—2010年）重庆荣昌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教授、高级编辑、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经济学家、新闻学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