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国家现代化转型背后的惊涛骇浪

郑瑟

　　世界各国在迈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基于自身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结构特点，加之应对外来的冲击，形成了不同的满足市场经济要求的应对模式。这些应对模式的形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摸索的历程中充满了挫折与艰辛。如何看待、比较这些应对市场经济挑战的转型模式及其困境，它们关于社会转型的探索又为后人提供了哪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是需要我们去梳理的问题。

　　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西方是走在最前列的，尤其是欧洲诸国较早地完成了社会的结构转型。正是西方启动的现代化转型激发了全球化的改革和革命浪潮。然而，东方社会在朝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却面临着比西方更为艰巨的任务，经历着更为沉重的苦难。东方传统国家往往摇摆于西化与传统、变迁与抗拒、保守与激进、渴望与绝望的二元矛盾和困苦之中。

　　其实，西方国家在通往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也并非一帆风顺，他们同样也经历了东方传统社会所经历的转型挫折和磨难。只是每个国家所面临的情况不同，从而所经历的挫折和磨难也各异。众所周知，英国在通往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是较为一帆风顺的，光荣革命经历较少的流血就取得了革命的成功。但是，通过考察我们应该看到，英国在光荣革命的背后也经历了相当的困顿和曲折。英国尚且如此，那么法国和德国在转型过程中则经历了更为苦难的挫折。为什么有这个公投，后公投越来越闹剧，都反映英国政治的重大变化。其实变化已经酝酿了很多年，某种程度成为宪政危机。根源则深植布罗代尔所谓的底层文明史。而欧盟在同一个危机中陷地更深，积重难返。

　　现代性始于英国，是内生的。英国之后，世界其它地区的现代化，都是外生，且直接间接受到英国的刺激。中国近代史就是从鸦片战争开始。英国像一个虫洞，连接两个世界，而其它社会穿越之后，仿佛与旧世界彻底分离了。关于这个主题，很多神话被创造出来，国内网上就有不少。

　　当然这只是表象。英国实际的变化很大，现代化越晚，表现地越激进，实际变化却可能越小。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揭示了不同现代化路径与其传统的因果。

　　严谨表述，英国的现代化是平衡的，而其它几种路径是失衡的，或左倾或右倾。英国的传统，先发优势，岛国地缘，等等，共同造就了平衡。由于失衡占绝大多数，现代学术也是失衡的产物，淫者见淫，反而被认为是常态。

　　而今天的英国，本次公投是个缩影，正在沦为常态，虫洞在塌缩。民主政治和民族国家两方面在“现代化”。

　　英国宪政发源于1215年大宪章，其核心是贵族集团之间的制衡，然后渐进地向平民开放，调和民众不同集团的利益，进而保证了精英和民众的制衡。构建出高度稳定的复合结构：制衡的制衡。而失衡现代化会形成简单的二元结构：现代技术加持的官僚机构，名义上服从“人民主权”，其实是原子化的海量个体，两者各自内部，两者之间都很难稳定地制衡。

　　对比很明显。英国1689年光荣革命一滴血也没流，300多年来政治稳定，战略连续。而之后的现代化史充斥暴力。相对不那么失衡的时空，能维持和平与民主制度，通常采取多党制，分化组合多变，政局、政策波动较大。

　　但英国到此为止。本次公投就呈现精英民众二元对立。世界舆论一致声讨民粹。当然舆论也是精英掌控的，和公投一样是甩锅。

　　任何政策的影响，都不是平均分布，总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公投第二天，一些民众才想起来了解欧盟的信息(成为热搜关键词)，另一些投票脱欧的反悔了，有如儿戏，只能说明ta们以前没得过欧盟的好处。对关我屁事随便，也很合理。

　　所以需要制衡来分享利害。设想一个体现制衡的公投，选项不应该是去和留非此即彼，而是在留欧，给留欧受损者一定补偿，和脱欧补偿受损者之间二选一。具体方案只能由精英出，所以责任还在精英，把决定权轻率地抛给民众。如果以前对民众利益整合到位，也未必会走到公投这一步。

　　所以公投与否不重要，脱欧与否也不重要，如果复合制衡还能够运作，凝聚国民的共识，那么选哪条路，都能走下去，再走300年。而现实已经失效，就哪也去不了。人间再无小皮特，这位伟大首相的墓志铭：“在思想毒化，文明社会濒临解体的时代，他带领忠诚、理智、正直的人们，捍卫了可贵的英国君主制。”

　　民族国家是20世纪的标配，英国也是例外。疆域继承古代王朝，含四个地理文化单元，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是凯尔特人后裔，不列颠群岛的土著，英格兰是日耳曼人后裔，大陆来的征服者。

　　本次公投的余震，也可能分裂英国。苏格兰、北爱都倾向留欧，苏格兰2014年举行过一次独立公投，未能如愿，本次公投揭晓，已经表示要再度发起独立公投，然后单独加入欧盟。伦敦也倾向留欧，同样要求更大的自决权，甚至有Scotlon的说法。

　　苏格兰的离心，是因为历届选举争取苏格兰的选票，不断承诺扩大其自治权，得寸进尺，最后要求独立。也是民主失衡的后果。如果有一天边地全部脱离，强化英格兰的“民族性”，反过来也会强化“人民性”，强化民主的失衡。

　　英国是第一个现代化国家，可能也是最后一个。

　　“法国的中世纪史，是一部国家的破碎史”。法国在解决民族分裂、走向国家统一的道路上经历的动乱比英国更为严重。为了克服分裂的局面，完成国家统一的艰巨任务，王权不得不在统一的过程中为“克服更强大的贵族分离势力而变得更专制”。虽然国家的统一为市场经济的“起飞”搭建了足够结实的平台，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初步繁荣，“从经济上讲，绝对君主制一开始就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成长的，这使法国一度曾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但它焕发出来的生命力很快就会枯竭”。“太阳王”式的专制权力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有限权力”是截然相反、背道而驰的。这注定了法国在社会转型道路上为限制权力所付出的代价将更为沉重，所经历的变革将更为激烈、更为曲折。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更不用提不受抑制的无限权力了。法国无限扩大的王权在市场经济的激荡下，“一方面形成了利益的高度垄断，另一方面使政治权力不断地走向腐败，使市场经济所具有的破坏性能量得以充分发挥。结果，旧制度下的法国形成了市场机制与权力专断、垄断利益与市场导向之间的恶性互动。”这种恶性互动给法国带来的是无尽的转型苦难，在这种情形下，“温和的、理性的社会改良理念根本无法与人们急切期待要‘推倒重来’的革命心态走到一起。故而，法国人最终热情拥抱了激进理想主义所勾勒的激进平等和公益观念。”

　　托克维尔、伯克等反思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家都曾在专著中描述了法国这种理性的狂妄所点燃的大革命的烈火无坚不摧，焚毁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从根基到社会的顶端，从而将整个社会拖入到一场无尽的苦难之中。在这种激进理想主义的激荡下，法国试图与一切旧制度作彻底地决裂，以摧枯拉朽式的大革命企图再造民主和平等的理想国度终究是痴人说梦。“在法国这样一个没有民主传统，人民不知道怎样使用选票的国家”，“革命虽可推翻旧制度，却不一定能建立新制度，不久后，法国式的跳跃又把国家拉回循环的起点”，“于是，在相距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法国两次走上同一条路：革命—共和—帝国。”法国的这种激进的革命和转型带来的是社会的全面失序，这种“激进理想主义的政治价值信念内涵指向依然是对于专断权力的依恋和信靠”，整个社会在经历了曲折艰难的“稳一乱”循环、革命与反动的交替之后，突然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点。

　　德国的现代化转型在应对市场经济的第一重要求，即完成国家统一面前就遭遇了比英法更为曲折的难题，因为在欧洲其他国家走向民族独立、国家统一时，德国反而朝向了相反的方向发展，在普鲁士完成德国建国之前，德意志民族从未统一过，“从三十年战争结束到拿破仑入侵的160年中，德国存在着360个大小诸侯国，一千多个独立骑士领，还有一大批各自为政的帝国自由市”。“英国和法国各自只需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取消专制，在德国，国家统一和取消专制的任务则纠缠在一起。”可以想象，德国的现代化转型之路将是多么的艰难!

　　德国的这种极端分裂状态只能依靠权威才能结束，“但德国不会有革命的权威——德国历史上反抗极少、唯一的一次农民战争又以失败而告终，于是，德意志只有依靠王朝的权威”。普鲁士依靠容克阶级，以军事起家建立起了一个军国主义的国家，四处征战，扩张领土，兼并德意志诸国，最终统一德意志，完成了绝对君主制的转变。依靠权威与军刀建立起的绝对君主制虽然带来了国家的统一，但是统一的过程中随处可见的是战争带来的灾难，社会秩序在动荡中无丝毫的保障，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容克阶级在此过程中却依靠战争积累起沾染了人们血与泪的资本主义的“原始资本积累”。更为严重的是，军国主义在战争中疯长，不仅给整个欧洲带来了战争的灾难，而且也为德国后来纳粹主义的崛起埋下了伏笔，更背离了市场经济对于有限权力的呼唤。其后，希特勒的崛起“已经突破了传统专制独裁路线的轨道，向着纳粹主义的灾难性方向发展”。这使得德国的现代化运动显得比欧洲其他国家更为血腥粗暴、更加不加掩饰的发展，不仅给德国，而且给全欧洲乃至全世界带来了灾难。

　　1993年欧盟正式上线，1999年欧元上线前后一段时间，曾经踌躇满志，挑战美国，恢复欧洲的荣光，然而也就十年时间，如今要为生存而挣扎。从煤钢共同体到欧元，一体化在实务上迈出很多步，但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最根本的认同问题。

　　欧盟目前的形态介于邦联和联邦之间。邦联的基本单位是邦，必然是松散的。联邦的基本单位是个人。目标当然是完全的联邦，欧洲合众国，六王毕，四海一。原先的各国降为地方政府，欧洲全体人民生活在一个大家庭。就需要回答门卫的终极提问：我们是谁，从何处来，向何处去?

　　但欧洲一直是地理名词。英国统一是“自古以来”，欧洲无论政治还是文化上，从来没有统一过。古典时代，罗马和日耳曼南北对峙，然后罗马文明东西分裂。中世纪末，西欧发生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通用的拉丁语逐渐被各地方言取代，与东欧也更疏远。

　　欧洲历史上分裂的力量总是大于统一。东罗马和蛮族曾多次试图恢复罗马帝国，哈布斯堡王朝通过联姻，拿破仑和希特勒通过武力整合欧洲，都一度看起来接近成功，最后都失败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开先河，民族国家成为主流，维持欧洲大陆的均势。欧盟既是再次统一的努力，也是超越威斯特伐利亚的努力，试图基于新原则，带给欧洲永久的和平。

　　这是一个伟大的理想，可惜现实很惨淡。欧盟的困境与对策，和本尼迪克特《想象的共同体》记录的新兴国家类似，其领土人民继承自殖民统治，没有历史依据，转而构建想象共同体。

　　本尼迪克特的理论有待扩展，想象共同体实际上贯穿了世界史。文明就是这样起源。公元前3000年，先民的工具还以石器为主，就开始建造伟大的纪念碑建筑，也是在建造想象共同体。尽管共同想象是如此昂贵，构成最基础的基础设施，文明的操作系统，支特经济、军事、科学、艺术等等的协作，能产生巨大的规模经济和协同效应，扣除共同想象的成本还有盈余，生存壮大，战胜那些缺乏想象力的弱小族群。在这个意义上，神是存在的。

　　欧盟并没有超出这个模式，但在其中是不怎么成功的案例：入不敷出。宗教和语言早就分裂，近几十年宗教又式微，欧盟的想象如同《想》的案例，也是胡乱拼凑的大杂烩。

　　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奉行价值观外交，这是移植其国内经验，又一个想象共同体案例。欧盟对价值观外交甚至更加积极，既是在外部和美国争夺领导权，也是在内部再生产想象。有些是政治秀，以抨击中国最抓眼球，但可能为此损失巨额的订单。另一些人道主义干预，前期的军事行动，后期的重建，花费都是天文数字。

　　欧盟也找到了一个独家的议题：全球变暖。变暖在学术上还有争议，但很合欧盟的调性。将全人类捏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大号的欧盟。碳政治有所进展，但中美都对签约持保留态度，同时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通过挑战欧洲的产业优势，来挑战欧盟对该议题的政治主导。

　　最近的难民潮，将欧盟的共同想象推到了荒谬的程度。欧盟在“阿拉伯之春”和叙利亚危机中是追随者，现在却要承担最大的外部成本。除了沉重的财政负担，更严重威胁本国民众的安全。但欧盟的高层和部分民众，所谓白左，仍一意孤行，难民还在源源不断地涌入。

　　荒谬有合理性，这些慷慨的赠予、被强奸的少女等等，都是奉献给神的牺牲。德国接收难民最为积极，70年来，背负种族灭绝的原罪，加之现任领导人出身东德，背负人权的原罪，希望通过这样的牺牲获得救赎，占领道德制高点。

　　神要亚伯拉罕献祭他的独子以撒，亚伯拉罕照做时，神阻止了他，代以公羊，并在将来派神子来做牺牲。这是个圆满的结局，亚伯拉罕证明了虔诚，神显示了仁慈，没有人受伤害。如今欧盟的领袖向这个神献祭子女，它直接享用了牺牲，没有换羊，也没有许以将来。是伪神。

　　除了共同想象的成本，行政成本也很高。欧盟已扩充到28个成员国，为达成共识，决策缓慢，可以预计未来的中央政府，官僚体系更加庞大。

　　总成本畸高，还在增加，看不到头，收益却很有限，还在减少，也看不到头。想象的灌输很成功，白左群体就是证明，但并没有转化成物质力量。

　　欧洲经济1970年代以来，就增长乏力。其经济制度扼杀中小企业的活力。欧洲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生产消费缩减，福利支出却增加。1990年代精英就很清楚，福利国家终将破产，但就像英国脱欧公投一样，被选票绑架，坐以待毙。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稍后引发欧债危机，那一次就几乎搞垮欧盟和欧元。

　　欧盟内部建立共同市场，对外却是反全球化，构筑起贸易壁垒，这也是英国脱欧的动力之一。无形中将全球化分割成两个，但欧洲市场不如中美市场大、有活力，差距不断扩大。货币统一了，但财政政策还是政出多门，导致欧元不稳定。欧盟也想向全世界征收铸币税，但没有美国压倒性的军事实力。

　　更长远的失败，是在新经济缺席。中美平分互联网的天下，其它国家基本可以忽略。欧盟提了一个工业4.0的概念。但工业的未来在互联网，就像工业对农业的改造。所谓4.0其实是用改良代替革命。这是欧盟缺乏想象力的又一个证明。

　　事情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坏的?也许是1989-1991年，苏联体系多米诺式地崩盘，刺激了大欧洲的梦想，很快推进政治联盟。也刺激了德国重新领导欧洲的梦想。今天回头来看，也许西欧、南欧、东欧分别联合，基本面和共同想象都更健康，三个欧盟再联合，比现在一个要好。同理，如果战后苏联满足于让东欧“芬兰化”，也许苏联现在还存在。

　　但谁能看这么远，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短期内，欧盟还可能招新，甚至激进地联邦化，又或者捞到别的什么救命稻草，但长期，如上所述，基本面在不断恶化，看不到任何改善的希望。

　　一旦再有成员国脱欧，可能引发苏联式的崩盘，很难退守小欧盟。各国的排外情绪都在滋长。即使马上拒关，也要很长时间，消化已经进来的大批难民，不停给右翼助攻。右翼政党上台，多半不会再接受联合，直退回民族国家，有历史、语言和共同想象的基础。当然也可能自欺欺人地保留一个欧盟的形式，实际退化到邦联。

　　欧盟将经历“再现代化”：再民族国家化，以及重拾现代的各种价值、建制。现代的曙光出现在欧洲，照耀诸国去征服世界。我们将目睹现代的余晖，诸国自闭于世界。老人国家间，也不会再有威斯特利亚式的争斗。欧洲仍然能保持品味，就像中华帝国晚期一样，精致的呆滞。

　　苏联终结已经25年。苏联还在世的时候，就被创作了很多黑暗神话，25年来，又增添了一些。都跟英国的光明神话一样虚幻。

　　苏联是英国之后另一个民族国家的例外，继承王朝的疆域，民族众多。苏联早于欧盟，尝试建立超民族的共同想象，一个“苏维埃民族”。苏联的一体化和认同，都远比欧盟深入，经历过卫国战争的考验，但最终还是挡不住诸民族的离心。

　　就在苏联终结的同期，美国经济发生了一些新变化。以往的经济危机，主要裁员蓝领，等经济好转再扩招。但1991-1992年衰退期间，美国企业永久地裁减了大量岗位，包括大量白领岗。当经济好转，不但没有扩招，反而再次永久裁岗，全美两波共消灭250万个岗位。

　　这是一个长周期的终结。工业革命创造工人阶级，人口逐渐超过农民。美国19世纪下半期形成白领阶层，1950年代人口超过蓝领。1990年代初的永久裁岗，标志工业的人力投入，已经绝对边际收益递减，企业的规模经济也在逆转。1992年中国改革再出发，大规模接收西方产业转移。1995年互联网时代元年，开始超越工业社会。三个运动相关联。

　　计委是苏联的白领，更早到达边际收益递减，苏联的最后20年都在原地踏步。其经济体制很难裁员，更不用说计委的官员。最后整个计委，被永远裁撤了。西方1970年代也陷入滞胀，两个相对独立的体系同步，显示拥有同一个频率，同一个起源。

　　也是在苏联终结的同期，通产省，日本计委的神话破灭了。美国更大更平衡，又有中国和互联网加持，比苏联和西方伙伴多上升几个短周期，但不能改变长周期。2008年，华尔街，美国的计委，濒临破产。

　　苏联终结时，西方欢庆资本主义的胜利。福山应景地写了《历史的终结》。现在我们知道，正相反，是资本主义，也是现代性，总溃败的开始。资本主义和现代性，这两个概念大致等同，是从不同角度描述同一个事物。资本主义更本质，反映了现代凌驾所有之上的共同想象。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经历挫折与苦难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市场经济在失范的社会秩序运行下必然与失去抑制的扭曲的权力结合在一起，使得转型社会显得更为黑暗，把一个社会最为丑陋的一面展露无疑。这样的社会必然是一个问题百出的社会，一个高度集中不受制约的权力与市场经济的扭曲结合带来的是腐败的盛行，国家民穷财尽，秩序的丧失。伴随着社会转型暴露出的问题的愈演愈烈，而整个社会文化结构未能成功地调整到探索自身独特的“亲和”市场经济的道路来抑制市场经济对于社会结构的恶性破坏作用，最后导致的是民变四起，只能以革命打碎一切，最终带来的只是陷入到恶性循环的革命、战争与冲突。

　　历史呈现某种规律。资本主义/现代性300余年，从中心向外围的扩张，在最近25年，从外围向中心收缩，完成了一个闭环：涨潮的终点，也是退潮的起点，一直退到涨潮的起点。现代化越晚，越失衡，溃败越早。

　　泰坦尼克最终的倾覆，持续了几分钟。如果一个后坠海的乘客，嘲笑先坠海的，我们会认为ta是神经病。但资本主义的泰坦尼克用25年倾覆，在历史中只是一瞬，后坠海的亿万人，却欢庆胜利，预言历史的终结。人类真是愚蠢啊。

　　人类的愚蠢没有下线，接下来会发生再现代化浪潮，从中心向外围扩张。美国已经出了川普的异数，不知国运是再上升一轮，还是就此衰落?再现代化将涌现各种奇葩的现代原教旨，许诺带领人们回归“纯真"的现代性，再造人间天国。也可能许诺纯真的古代，骨子里还是再现代化。这样的精神领袖，古代有孔丘、加图，当代已经有施特劳斯、塞缪尔·亨廷顿……中国也有人想当，但还排不上。

　　最外围是前殖民地社会，只获得现代技术，而社会没有现代化，因而最失衡。西方的扩张路线与历史上伊斯兰的扩张重叠，伊斯兰世界大部分都沦为殖民地。今天伊斯兰的暴走，也是再现代化浪潮的分支。

　　从阿富汗抗苏所在的伊斯兰世界与现代世界的边缘，到“9·11”，攻入现代世界的中心，再到IS，肆虐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再到难民涌入现代世界，也完成了一个闭环，与现代化的退潮相呼应。IS喜欢直播杀戮，有心理战的因素，也是在炮制共同想象，献祭给，伪神。

　　世界还会好吗?

　　或寄希望于互联网?21年来，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很多，现代经济制度改变了一些。互联网对政治、文明的影响还很微小。将来可能创造一种新的文明模式，超越帕米尔以西古典文明的想象共同体模式，以东的历史共同体模式。可能是某种分享的共同体，作为最基础的基础设施，文明的操作系统，共同体的成本，和共同体对人的压迫，都更低，协作更高效灵活。

　　本文即将结束的时候，才专门讨论中国。中国与资本主义/现代性，足以写十部巨著，这里就不展开。简单地说，中国搭上了现代化的最后一班车。中国的现代性极复杂，一部分高度失衡，导向大跃进和文革，如果算这两段，中国是现代化退潮的起点。一部分则相对平衡，超过苏联和日本，甚至欧洲，导向改革开放。

　　平衡的制度结合巨大的资源，演化分工协作网络，大大提升规模经济/边际收益递减，加之后发优势，推动中国制造业，比美国还多上升几个短周期。同样的条件也推动互联网产业，从硅谷主导体系的边缘，上升为第二中心。

　　但负能量也很满。如今上升周期已经用完，很可能重蹈日本泡沫和美国次贷的覆辙。局部社会没有现代化而暴走。当西方已经现代化退潮，堕入再现代化，公知还在鼓吹“普世价值”，在最近的热点中，试图将死者和警察，献祭给，伪神。

　　历史总是短期悲观，长期乐观。而中国最终有望打开文明的第三虫洞(第一个是两河流域)，把人类带入新纪元。

　　根据安徽行政学院学报、观察者网等采编【版权所有，文章观点不代表华发网官方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