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欧会议能否借“一带一路”迎来新生？学者说再定调再出发

蜚语

　　再过半个月，以“亚欧伙伴二十载，互联互通创未来”为主题的第十一届亚欧首脑会议将在蒙古举行。届时，来自亚欧53个国家和组织的领导人将齐聚乌兰巴托，共同商讨亚欧大陆未来的合作与发展。“这是亚欧会议20周年的纪念，也是亚欧会议再定调再出发的元年。”

　　外交部国际司亚欧会议处副处长孙志强在上海社科院参加的“亚欧合作与 一带一路 建设学术研讨会”时如是表示。

　　6月25日，由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市世界史学会、上海欧洲学会、上海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亚欧合作与 一带一路 建设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科院举行。本次会议旨在推进亚欧合作和我国与沿线国家的“一带一路”建设，来自北京、上海40多位专家学者就亚欧会议合作进程的回顾与总结、亚欧合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以及“一带一路”建设与亚欧合作、中欧关系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尽管亚欧会议机制存在诸多问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亚欧会议这一平台仍具有一定的独特优势。

　　亚欧会议面临挑战

　　亚欧会议创立于1996年，是亚洲与欧洲间最高级别的政府间论坛，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跨洲对话机制。亚欧会议成立之初，为推进亚欧两大洲之间的人文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近年来，亚欧会议遭受的批评正逐渐增多，“亚欧会议无用论”等言论也常有所闻。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所研究员、国际安全创新团队首席专家余建华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www.thepaper.cn)时就表示，对于亚欧会议的看法，一般来说政界较为乐观，学界比较保守。在他看来，亚欧会议主要存在三方面的问题，首先是不平衡的问题。亚欧会议成立之初，欧洲与亚洲国家的数量比为15：10，经过20年的发展，双方的对比为31:22(含澳大利亚、新西兰)，欧洲仍然占据多数。亚洲虽是世界第一大洲，但是大多数西亚与中东国家并未参加到亚欧会议的机制中，使得会议里亚洲国家的代表性并不充足。

　　机制化不足也是亚欧会议的一个欠缺。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杨海峰持同样的观点，亚欧会议虽然有首脑会议、财长会议及外长会议等定期会晤机制，但是在应对亚欧大陆诸多事务如非传统安全、金融贸易等议题上虽有涉及，却缺乏有效的应对和推动机制。

　　相比之下，亚欧会议受诟病最多的地方还是在于效率低下。外交部孙志强处长在会议上坦承，亚欧会议如今已扩大至53个成员国，每当开会时，仅领导人之间的握手、拍照都要花上两个半小时，占用了不少宝贵的会议时间。而且，由于成员众多，围绕议题进行讨论时往往时间过长，且浮于表面，难以深入讨论，影响会议的实际效果。

　　借“一带一路”再出发

　　尽管亚欧会议机制存在诸多问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亚欧会议这一平台仍具有一定的独特优势。特别是，由于中国大力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和早期成果能够为亚欧深化合作提供新的强劲动力，因此许多学者仍然看好亚欧会议这一机制，对它的未来抱有期待。

　　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上海社科院研究员伍贻康表示，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放缓、亚欧大陆及其周边地区的热点问题层出不穷，世界整体发展形势趋于模糊。在此背景下，“亚欧会议的平台效果未必尽如人意，但是亚欧大陆上各个国家寻求对话与合作的需求仍在。”伍贻康说，“这个对话平台只要存在，就为欧亚双方提供了对话和增进了解的可能，何况目前也没有任何一个欧亚国家愿意退出或取消这一机制。”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博士戴轶尘则认为亚欧会议在应对许多地区问题上有着独到的作用。她举了两个鲜活的例子：2010年中日关系因日本单方面将钓鱼岛国有化而骤然降温时，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日本首相菅直人在第八届亚欧首脑会议期间进行了25分钟的走廊对话，为中日关系的缓和起到了重要作用。2014年，正值乌克兰危机发酵、俄与西方关系急剧恶化的时候，俄乌德法四国领导人在当年的亚欧首脑峰会上举行四边磋商，有效推进了乌东部冲突的停火。

　　实际上，欧洲人也在重新拾起对亚欧会议的兴趣。根据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的一份报告，由于欧盟担心它在中欧合作上的重要地位被被中国-中东欧“16+1”机制撇开，所以欧盟希望提升亚欧会议在促进亚欧经济合作与政治交流方面的作用。因此，欧盟也对将“一带一路”建设纳入到亚欧会议的议题持开放态度，以增强自己对亚欧合作的参与度和影响力。

　　正如孙志强所说，“亚欧会议发展的顺不顺利是一回事，有没有用又是一回事”。事实表明，亚欧会议这个平台有自身的优势，只要中国把本国的国家发展与外交战略与之联系起来，便有可能使这一平台机制再度焕发生机与活力。中国要与相关国家一道合作，为亚欧会议再定调，使之成为推动和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良好平台。

　　政治互信是推动互联互通的关键

　　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亚欧各国的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与重要规划。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4年11月题为《联通引领发展，伙伴聚焦合作》的讲话里强调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加强“一带一路”务实合作中的突破性作用。但是，互联互通在实践中却有着一些急需克服的困难。

　　上海市世界史学会会长、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潘光认为，欧洲总体上对“一带一路”持支持的态度，但是欧洲内部就对华合作的方式存在不同意见。以中东欧国家为代表的“新欧洲”对中国-中东欧“16+1”模式抱有很高期待，但以西欧国家为主的“老欧洲”更希望欧盟作为整体展开对华交往，从而将主动权攥在自己手上。欧洲内部的不同声音从某种程度上干扰了中欧合作的正常发展。此外，“一带一路”建设的规划区域还面临着毒品泛滥、恐怖主义猖獗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威胁，如何在这些地区实现“去极端化”将成为重要考验。

　　“互联互通是各个国家普遍欢迎的想法，但是各国对互联互通的理解却存在很大差异。”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外交研究室主任崔宏伟表示。以中欧铁路专列为例，尽管铁路相对于海运速度较快，但是成本更高，特别是通过各国海关时十分繁琐的手续无形中增加了铁路的时间、经济和行政成本。

　　对此，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徐明棋表示，欧亚各国并非没有认识到“一带一路”规划的基础设施建设，如铁路、公路与港口能够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之所以在认识上形成差别，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各国在地缘政治上的考虑。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教授简军波对此表示认同，认为欧盟与俄罗斯对于“一带一路”均有不同程度的疑虑。例如，欧盟担心个别非欧盟成员国的欧洲国家，如塞尔维亚在对华合作上不采取欧盟的贸易规范与标准，俄罗斯则担心周边国家对俄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

　　不过，随着中国对“一带一路”推动力度的加大，各国对互联互通的信心也在增强。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傅勇以蒙古对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项目“草原之路”举例，表示蒙古已经同意新建的电气化铁路采取与中国相同的1435毫米标准规矩，从而省去双边经济交往中十分麻烦的变轨环节(蒙古过去一直采用1524毫米的宽轨)，有效推动了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顺利发展。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们还就英国“脱欧”公投一事进行了简短的讨论。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就认为，英国脱欧后，至少提出了几个重要问题：欧盟是不是需要与中国加强合作?美国是更重视还是会更轻视欧盟?世界货币体系的稳定性是否会减弱?欧盟遭到削弱后，对俄关系会怎样发展?欧亚大陆是否会出现新的力量重组?中国能否迎来新的战略机遇期?这些都是今后有待进一步观察研究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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