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该怎样参与东南亚国家智库开展“第二轨道”？

郑瑟

　　据说曾经有这么一段时间，东南亚国家不少“业内人士”每天憋着对于即将出炉的“南海仲裁”的兴奋劲儿而做出不愿过多议论的姿态，但同时心底里就等着自己(不利于中国)的预测被最终应验。这是一种凡涉事国家人民都难以回避的因“出身”而“站队”的“恶毒”，还是在法司法定案前夕保持适当克制的“道德”，其实都不重要，因为在不同立场的人听起来，总有一种评价比另一种中听。

　　重要的是要知道在刚才那段特殊时期以外的日子里，那些“业内人士”从来都不曾停止谈论包括南海问题在内的一切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相关的事务，而这些“谈论”的影响力可不仅限于谈论，它们完全可能借助东南亚国家智库开展的“第二轨道”外交而在这个地区形成渗透官方、学界、乃至公众的普遍观点。因此，对于中国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来说，充分认识到东南亚国家智库开展“第二轨道”外交在 “后南海仲裁时代”的重要意义，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轨道”外交是指在官方外交渠道之外，利益相关各方通过非正式的(包括民间和半官方)平台开展某些政府不适合直接出面的外交活动。“第二轨道”外交在世界范围内都很普遍，但是欧美国家大都拥有更加稳定和丰富的官方渠道，也面临对“透明度”要求更高的制度约束，从而使得这种现象在当地很难具有在亚洲国家的活力。亚太地区有关安全和经济合作的议题上，以智库为平台的“第二轨道”外交有着良好的发展进程。在东南亚地区，这种智库和政府展开积极互动的模式分明有助于在不同利益团体间取得共识，以协同应对共同面临的问题。

　　二战结束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随着地区合作的不断加深,各地区非官方的多边安全对话活动,即"第二轨道外交"(Track Two Diplomacy)越来越多,并且在国家之间的外交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二轨道外交",作为不同于官方正式外交的一种方式,有其自身的很多特点。“第二轨道”外交本质上不同于传统外交，它涉及到更多元的行为主体，已经不再是以国家为中心的活动。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的官方外交是无关紧要的，更准确的理解是通过协同“第二轨道”外交，当今的官方外交能够越来越多地与非国家行为主体共享世界舞台。“第二轨道”外交激发了全社会层面的参与，学术界、公共知识分子、记者、商业精英以及“以私人身份活动”的官员都得以加入讨论。政府官员和政党领袖们以“私人身份活动”的实际用意不言自明，只不过大家都对此保持着微妙的默契。

　　由东南亚国家主导的“第二轨道外交”如果就南海问题推进到了需要在种种条件下引导出某种意见的阶段，中国恐怕很难介入并发挥影响力的。但是，这不等于中国不能够有所作为，至少不能说是没有渠道。

　　首先，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这样的国际机构并非排斥中国的参与。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CSCAP China)完全可能在例如派代表团出席每次的亚太圆桌会议时对过往的工作方式做出调整(从而更加积极地参与有效互动而非仅就官方立场反复表态)。

　　其次，东盟战略与国际研究所(智库网络)的平台也不是封闭的，而且作为其组成员机构的各国智库中至少就有新加坡的国际事务研究所是与多家中国智库进行过直接对话和合作的。最后，必须认识到东南亚各国政府中的决策者的思维也不是封闭的，他们必然受到自己国家智库观点的很大影响。

　　也就是说，只要能参与任何一个国家的智库举办的学术交流活动，就有可能进行纯官方场合不便于展开的探讨，期间有价值的信息就有可能通过这个国家的智库的渠道进行传播，甚至最终影响政府中决策者的看法。

　　中国参与东南亚智库“第二轨道”外交的制度配套，中国智库在参与东南亚智库的“第二轨道”外交时采取务实姿态也应该得到理解和保护。

　　实际上，早在2004年，时任外交学院院长的吴建民先生就曾在“10+3东亚合作框架”的相关活动中公开明确了中国对于参与东南亚“第二轨道”外交的积极态度。

　　然而随着近年来亚太地区局势的变化，特别是“南海问题”的日益突出，中国智库参与东南亚智库的“第二轨道”外交时颇有为难。一方面是中国外交部门就当前整体局势或某具体事件的表态分明强调“时效性”和“明确性”，智库研究人员从全局出发而必须与其保持一致;另一方面是“第二轨道”外交本身的客观规律要求具有“中长期性”和“模糊性”。有理、有度地把握这其中的尺度，需要智库从业人员的严谨分析和战略判断，也需要国家相关制度设计关注细节和给予空间。

　　现在难免让人有所疑虑的，却是我国相当一部分有机会参与这些国际交流中的人员因为种种原因采取着一种非常技术性的“不接触”策略，而结果无非是因为“不跟人家玩”而终导致后来“干脆没得玩”。比如近期往来东南亚国家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大概都有这么一种体验，自打“南海仲裁”结果公布之后，各种国际交流场合中，有关未来南海局势的议题就被自动连接到了任何一个同时涉及到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议题上。要知道东南亚各国智库举办的向中国有关人士开放的论坛都是如此，更遑论那些不对中国人开放的内部平台了。

　　面对这种情形，不少人依照国内惯常的思路和处世的态度，给出了相当“中肯”的意见：

　　一方面，承认在分析美国对中国实施“再平衡”战略过程东南亚国家的角色这类政治议题时“南海仲裁”是个绕不过去的坎儿;另一方面，也呼吁中国-东盟贸易这类的经济问题不应被政治化;再有就是在比如中国和湄公河下游国家的水权争议这类混合着经济发展和地缘政治的议题上，强调关联南海问题会导致问题的复杂化……然而，哪怕只是偶然一次的身临其境，你就会知道这种“冠冕堂皇”的态度之后随即就“没人跟你玩了”，那些东南亚、南亚和欧美的研究人员们会礼貌地借故淡出你们的对话而在一旁欣欣然地另起炉灶。“如果你觉得旁边那个大国正在崛起，而你对她崛起意味着什么并没有什么把握……我们可以谈一谈……”这话在东南亚国家永远是有市场的。毕竟，在他们的语境里，“和平崛起”本来就够难以琢磨了，更何况这个概念还在过多的场合被过多的国人演绎成了要复兴“朝贡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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