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创造全球共同发展新机遇

蜚语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人民要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对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的“中国方案”。6年来，中国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要实践平台，正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注入动力。
　　
2013年秋，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时，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由此诞生。6年来，这一倡议从理念转化为中国与有关国家的共同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成为全球广受欢迎的公共产品，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中国风”。
　　
作为一项最初着眼于经济合作的倡议，“一带一路”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呈现低增长态势、新增长动能不明朗、贫富鸿沟不断扩大的背景下提出的。这一倡议坚持以发展为导向，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寻求与有关国家进入共谋发展的轨道。
　　
6年来，这一倡议不仅为世界经济增长找到了新动能，也为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显示，“一带一路”倡议将使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摆脱中度贫困，将使参与国贸易增长2.8%至9.7%、全球贸易增长1.7%至6.2%、全球收入增加0.7%至2.9%。这使得“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的理念得到充分实践。
　　
需要指出的是，共建“一带一路”还成为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途径。现存的全球治理体系是二战后由发达国家主导形成的，曾经为维护国际秩序和推动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
　　
2015年中国首次明确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这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原则是一致的。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时，中国反复强调“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并通过双边、三方、多边等各种合作形式，充分发挥各方优势和潜能。这无疑丰富了新形势下多边主义实践，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以历史的维度观察，“一带一路”是中华民族“立己达人、兼济天下”情怀的具体体现。6年来，“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得益彰，有力地加强了各国政治互信、经济互融、人文互通。截至今年7月底，已有136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多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表明这一理念与联合国共同安全的和平理念高度契合，给充满不确定的世界指明了方向，符合各国共同利益。
　　
然而，面对“一带一路”倡议广受欢迎与好评，西方一些人却炮制出“债务陷阱论”、“地缘政治工具论”等奇谈怪论，企图破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反映出其固有的冷战思维和阴暗心理。事实上，正是因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东部非洲有了第一条高速公路，马尔代夫有了第一座跨海大桥，白俄罗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轿车制造业，哈萨克斯坦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出海通道，蒙内铁路建成通车累计为当地创造了将近5万个工作岗位，拉动肯尼亚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为此，肯尼亚、卢旺达等国领导人都公开驳斥了所谓“债务陷阱论”。有巴基斯坦学者明确指出，来自中国的投资帮助该国经济站稳了脚跟，恰恰摆脱了西方设下的“债务陷阱”。
　　
6年来的事实充分证明：“一带一路”决不是什么“债务陷阱”，而是惠民的“馅饼”；决不是什么“地缘政治工具”，而是共同发展的机遇。这是它作为中国提供的全球最大公共产品不断获得国际认可和欢迎的根本原因。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着“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的严峻挑战。“一带一路”倡议正由绘就“大写意”转向绘制“工笔画”，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中国提出，以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和产能合作为重点，解决好重大项目、金融支撑、投资环境、风险管控、安全保障等关键问题。这是新形势下中国推进“一带一路”走深走实的重要举措，无疑有利于这一倡议落地生根、持久发展，为人类破解“四大赤字”贡献更大力量。这正如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资深研究员马丁·雅克所分析的，“一带一路”倡议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它结合了一个宏大的愿景和实现这一愿景的每一步，它是自信而强大的，它必然成功。

世界需要一个新的共同发展平台

发展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发展成果如何公平均衡分享，这些问题既关乎各国内部，也是新型国际关系建设面对的重要问题。在世界发展领域，曾出现多种具有一定影响的发展模式，这些发展模式影响范围有大有小，同时也留下了许多深刻的经验教训。殖民地模式将自己的发展建立在损害和牺牲他国合法权益的基础上，造成了严重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后果，给世界带来深重的灾难和痛苦的教训。战后，随着殖民地半殖民地体系的瓦解，一大批新兴独立国家站了起来，国际关系民主化得到很大的进步，但是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世界存在明显的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的分野，发达国家经济集团掌握着国际金融、贸易、规则的制定权和解释权。

人们注意到，在战后世界发展史上，能够真正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发展中国家几乎屈指可数，这固然有各方面因素，但是国际经济秩序的结构性和条件性限制无疑是一个重要外部原因。如果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一直发展得很好，而大多数国家一直处于贫困落后状态，说明世界发展体系一定出了问题。这并不是说世界上发展得好的国家一定就是得之不义的，更不是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和不发展问题完全归咎于发展得好的国家，而是说，从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来讲，世界各国需要共同创造一个均衡、持续、有利于各国共同发展的国际或地区政治经济体系。战后至今的世界发展史上，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教训，就是有的国家将自己的发展模式，强行输出到一些新兴独立国家，损害了这些国家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有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政治经验不足，盲目复制和移植外来发展模式，在发展问题上出现曲折和挫折。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发展领域还出现一个新现象，就是发展问题不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一些发达国家同样面临再发展问题，这种现象的出现，更加凸显出发展议题不再是孤立和割裂的，而是一个关系到各国各方的共同问题。
　　
总之，世界上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成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难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指出的那样，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距鸿沟有待弥合。世界需要一个新的共同发展平台，为21世纪的国际关系增添新的动力。“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

“一带一路”共同发展平台的大智慧
　　
作为世界上一个新的共同发展平台，“一带一路”在“立”不在“破”，其并不是要去否定或取代世界上已有的一些发展倡议和方案，而是通过提出新的可行计划和方案，引领和促进国际关系的均衡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释放各国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
　　
“一带一路”倡议努力同主要国家和地区已有的地区合作机制保持合作对话关系，同既有的发展型国际组织进行交流和沟通。这是“一带一路”同历史上阵营政治下以对抗为目标的集团化经济合作和发展机制的不同之处。国际上一些以阵营政治和势力范围思维解读“一带一路”的观点，恰恰没有看到“一带一路”与既有合作机制并行共生的特点。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迅速获得广泛国际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一带一路”又不是对国际上既有发展倡议的简单跟从和附和，其体现了中国这样一个新型大国对世界前途的理解和思考。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来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这是由中国对国际关系的历史和逻辑的深刻理解所决定的。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平、重视交流的民族，中国一直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也希望世界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一起把和平发展的理念落实到自己的政策和行动之中；实际上，中国发展道路在世界上的独特意义之一，就是像中国如此规模的大国，走出了一条通过内部改革创新而不是对外侵略殖民的新型发展道路，为那些想要加快发展同时保持自己独立性的国家提供了参考。从逻辑上来说，世界上之所以存在发展赤字难题，同旧国际关系延续的零和对抗、势力范围、强权政治、排他独占等思维和实践有关，从而使得国际关系一直如丸之走盘，不能升级到一个有利于更多国家及其人民共同发展的体系之中。一个新的国际关系，不应该将个别国家的发展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发展的基础上，也不能将自身发展建立在牺牲他人权益的前提下。因此，“一带一路”是要避免过去一些体系的弊端，努力创造一个均衡、持续、有利于各国共同发展的国际合作体系，推动一种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
　　
愚者求异，智者求同，仁者求通。“一带一路”作为一个更大区域范围的国际合作倡议，并不像一体化理论指示的那样，形成一个逐级发展的政治共同体。“一带一路”理论基础显然不是人们熟悉的一体化理论，代表的是区域合作与发展的互联互通理论，通过发展阶段不同、政治制度各异国家的联通，释放新的发展活力。共建“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倡议，不是搞地缘政治联盟或军事同盟；是开放包容进程，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小圈子或者“中国俱乐部”；是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搞零和游戏，只要各国有意愿，我们都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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