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为什么不叫“取经记”？

蜚语

盖国人忠厚敦实，重实在而少玄想，安土而重迁，父母在而不远游，我们的生活总是脚踏实地的，我们的精神也是循规蹈矩的。

其实，国人对自己一生的各个不同阶段都有安排，日程紧迫，而没有留下游览四方的余暇。即如《西游记》所叙西游之人，除猪八戒在高老庄留下一个家眷外（其实这家眷也只是他自己念念不忘，对方未必把他当女婿），其他三人，都了无牵挂。

说得再直白一些，他们四人， 至少三“人”都不是“人”——两个来自天上，一个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而那一个人，却又是人中的“异类”：和尚。和尚是四大皆空的。如此这般，这四位方才有这样长年在外游荡的可能。而他们这样的近乎浪漫的西游，对于生活在自给自足封建小农经济环境下裹足不前的古代读者，是多么巨大的精神诱惑啊！

《西游记》之怪异还不仅在此。其 最大的另类之处在于它实在是游戏笔墨。这与传统文学之重道德教训相比，面目颇独特。所以，读《西游记》，也要换一副眼光、换一副心肠才能看出其价值，看出其韵味。 胡适说：“几百年来，读《西游记》的人都太聪明了，都不肯领略那极浅极明白的滑稽意味和玩世精神，都要妄想透过纸背去寻那‘微言大义’。”（《〈西游记〉考证》）鲁迅在此基础上，更明确地说“此书则实出于游戏”（《中国小说史略》）。

对西游的这四个人物而言，取经的过程不是他们人生的展开，因为这四十一个故事，实际上就一个故事，那就是：西游取经。

你看他的名字，就叫“西游记”，而不是什么一本正经的“取经记”“斗魔记”“斩妖记”“成佛记”。他就是要告诉我们，这是“游”，这师徒四人，固然有一取经的大目标、大理想，但在作者那里，实际不过是一个“游西”的小由头，他真正写得津津乐道、让我们读得津津有味的，不是师徒四人取经的所谓坚定坚韧，不是什么辛苦劳累，不是什么苦难历练，不是什么终获正果，这些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一般读者可以体会得到的道德教训，但作者真正倾力要写的，读者读得兴味盎然的，是师徒四人路途中的“趣味”。

在作者笔下，连精魅妖魔都是一些有趣味的精魅妖魔，有幽默感的精魅妖魔。完全的恶，让我们起道德杀心的妖怪，除了“白骨精”这样的少数，几不存在。 鲁迅说的“神魔皆有人性，精魅亦通世故”，把神魔精魅写得“有人性”，“通世故”，这哪是什么道德面孔？就这一点说，他是超越《水浒传》的。《水浒传》中的恶人，是让我们起斩尽杀绝之心的，不稍有一点同情与宽贷。而《西游记》中的妖怪，几乎成了游戏的另一方，而对游戏的结果，由于作者预设的结局太明显，读者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阅读紧张，对出乎意料的结局也就较少期待，阅读的快感就不是来自什么悬念与结局，而是转向了对过程本身的欣赏：这是轻松的，愉快的，哪怕再紧张，也近乎插科打诨的。于是，传奇不见了，“家常”凸现了。 传奇却家常，传奇的架子，家常的细节，这才是《西游记》的最大看点。 传奇的架子，家常的细节，这才是《西游记》的最大看点。

即便在生死关头，作者也不是调动我们的阅读紧张，而是让我们粲然。比如第七十七回，师徒四人俱被那青狮、白象、大鹏三魔头擒住，在要被蒸熟的关头：



只闻得那老魔……叫：“小的们，着五个打水，七个刷锅，十个烧火，二十个抬出铁笼来，把那四个和尚蒸熟，我兄弟们受用，各散一块儿与小的们吃，也教他个个长生。”八戒听见，战兢兢的道：“哥哥，你听。那妖精计较要蒸我们吃哩！”行者道：“不要怕，等我看他是雏儿妖精，是把势妖精。”沙和尚哭道：“哥呀！且不要说宽话，如今已与阎王隔壁哩！且讲甚么‘雏儿’，‘把势’。”说不了，又听得二怪说：“猪八戒不好蒸。”八戒欢喜道：“阿弥陀佛，是那个积阴骘的，说我不好蒸？”三怪道：“不好蒸，剥了皮蒸。”八戒慌了，厉声喊道：“不要剥皮！粗自粗，汤响就烂了！”老怪道：“不好蒸的，安在底下一格。”行者笑道：“八戒莫怕，是‘雏儿’，不是‘把势’。”沙僧道：“怎么认得？”行者道：“大凡蒸东西，都从上边起。不好蒸的，安在上头一格，多烧把火，圆了气，就好了；若安在底下，一住了气，就烧半年也是不得气上的。他说八戒不好蒸，安在底下，不是雏儿是甚的！”八戒道：“哥啊，依你说，就活活的弄杀人了！他打紧见不上气，抬开了，把我翻转过来，再烧起火，弄得我两边俱熟，中间不夹生了？”

临死之前，不讨论如何逃生，而是讨论死法，这是大幽默，亦是大自在。就阅读效果讲，这样写法，有效地缓解了读者的紧张情绪，并且给读者一个暗示：这师徒四人定会遇难呈祥，逢凶化吉，而此刻的一切，都不过是供大家一笑而已！

猪八戒的形象曾让批评家很为难，曾有人撰文予以彻底否定，说他的一切行为皆可笑、可鄙（张默生《谈〈西游记〉》）。若从道德角度言，他的行为确实很丑陋、很自私，但作者显然把他的道德之丑变成了审美之丑。

我们读《西游记》，对猪八戒的这些丑陋，不特不那么厌恶反感，倒常常觉得可笑甚至可爱，《西游记》之可读性，一大半倒是来自于这个夯货呆子。我们可能是从他的言行里，看出了人性。

他的呆，正由于他不虚伪。或者说，他强烈的欲望催促他直奔主题，根本无法掩饰，无法虚伪。他好货（在耳朵里藏钱），好色（大凡美色，哪怕情知是妖精，他也不能自持），偷懒，贪吃，逃避义务，追求安逸……举凡这一切人性的缺点，不也潜伏在我们的意识深处，不也是我们的生物指令，不也在我们自己身上一再冒头？我们在猪八戒身上看到的，正是我们自身熟悉而又不敢示众的，现在由这个夯货呆子表现出来，如同我们自己曝晒自己的隐私，却又借了别人的名头，当然非常惬意。

正如我们在孙悟空身上看到的，是我们自大的梦想一样；我们在猪八戒身上看到的，正是我们自卑的现实。

猴子是精神的，理性的；八戒是肉体的，感性的。猴子代表着我们的精神的超越，八戒则代表着我们肉体的贪嗔。孙悟空的形象满足我们的英雄梦，崇高梦，事业梦，成就感，我们在想象中与他一同披荆斩棘，壮志远征，豪情满怀；而猪八戒的形象则满足我们的享乐梦，安逸梦，安全感，幸福感。又正如那个不安分的猴子最大的理想就是做个英雄、做个超人一样，这个天蓬元帅，似乎最大的理想就是做个平凡的人，过凡人的生活，享受凡人的幸福。

一旦师父遇险，他就嚷嚷着分行李——不光对取经大业的失败满不在乎，对师父的生死不大关心，还念念不忘那一点行李，也真是惫懒——把白马卖了，给师父做口棺材，埋掉，然后各人散伙，你往流沙河，还去吃人，我往高老庄，看看我浑家——这是他时常对沙和尚说的话。其实，在他看来，这世界本来很平凡，有着平凡的幸福，都是什么唐僧，无事生非，惹出这一段波折，让好好的生活横生这许多烦恼，许多痛苦。所以，他急着要给唐僧送终，以便回到生活的常态中去。

远远的看见唐僧睡在地下打滚痛哭；猪八戒与沙僧解了包袱，将行李搭分儿，在那里分哩。

这画面真够残忍，残忍得超过全书任何一处对妖怪的描写。但这恰恰是人性！对人性的善意的调侃，从而让我们会心而笑。这种轻松、幽默又不乏教益的阅读经验，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是稀有的，《西游记》提供给我们了。

实际上，正如《西游记》的妖怪不是完全的恶，作者对它们不是完全的恨一样，《西游记》中也没有作者完全佩服的正面人物。猴子是“泼猴”，是“泼皮”，“弼马温”的称呼更是刻意的调侃。而唐僧的形象就更差劲，他没用，肉头，糊涂，胆小，软弱，对着妖怪，大叫：“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就连最忠心耿耿的行者，也骂他是“晦气转成的唐三藏，灾殃铸就的取经僧”（第八十三回）。

但我们若仔细一点琢磨，就能感觉出，作者把这些弱点放在行者、唐僧身上，往往只是把他们作为一个寄托，他只是要借此骂世而已，只是借此调侃人性而已。

由严峻的社会批判一变为对人性的轻松调侃，由向外的横眉冷对，到向内心的温煦的自我观照，道德的意义退化了，精神品质的一面凸显了。《西游记》在语言上可能比不上《水浒传》，但在见识上，在观念上，却似乎又在《水浒传》之上。

来源：《中国人的心灵——三千年理智与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