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助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探索

蜚语

记者3月1日从铁路部门获悉，今年前两月，长三角中欧班列(含中亚方向，以下同)开行火爆，累计开行523列(其中去程397列，回程126列)、发运5.07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127%、125%，防疫物资、汽车零部件、日用百货等多品类“中国制造”通过班列源源不断地运往欧亚沿线国家，为保障国际供应链产业链稳定、促进中欧抗疫合作、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重要支撑。

今年开年以来，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和中铁集装箱公司上海分公司发挥中欧班列战略通道作用，积极应对疫情影响，加强货源组织，及时调配运力，推动中欧班列安全稳定运行和持续强劲增长。

据统计，今年1月份，长三角中欧班列开行268列，发运2.58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76%、74%；2月份开行255列，发运2.49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227%、223%。其中2月16日去程班列开行13列，创长三角中欧班列单日去程开行最高纪录。在世界经济低迷的背景下，长三角中欧班列开行实现了强劲逆势增长。

中欧班列除了保障国际供应链稳定畅通之外，还有力、高效地促进了中欧及沿线国家的抗疫合作。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给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威胁，铁路部门把国际合作防疫物资运输纳入中欧班列重点保障范围，实行优先承运、优先装车、优先挂运，做到快装快运、应运尽运，为国际携手抗疫搭建“生命通道”。

“2020年以来，长三角铁路累计向波兰、德国、俄罗斯、芬兰等欧洲国家运送防疫物资约84万件、6103吨，为驰援欧洲抗疫、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中铁集装箱公司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刘锡林介绍说。

据悉，自2013年9月首趟中欧班列(苏州—华沙)开行以来，长三角中欧班列营运线路已从最初的1条增长至现在的18条，可通达欧亚20个国家的37个城市，架起了连通欧亚大陆的贸易桥梁，为区域贸易开辟了一条安全、高效、便捷的物流通道。

铁路部门相关人员表示，中欧班列具有稳定高效、覆盖范围广、全天候等独特优势，在促进中欧经贸往来、服务沿线各国企业民众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铁路部门将继续与各地政府和外贸企业加强对接，科学制定开行方案，不断优化运输组织，持续提升中欧班列开行质量和效率，为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贡献力量。

2020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中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不仅为中国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共建“一带一路”体现了新发展格局的内涵特征，遵循了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一带一路”建设对内是促进商品和要素的顺畅流通和优化配置，加快完善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对外是畅通国际供应链和产业链，打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充分利用、整合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源，在优势互补中实现共同发展。

就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而言，其与“一带一路”建设结合紧密，要以更高水平的协同开放来助推“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迈进，引领“一带一路”产业链构建，助推“一带一路”规则体系创新。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共建“一带一路”七年成绩斐然，为不确定性日增的世界经济持续注入强劲动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能够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拓展我国发展战略回旋空间、带动世界经济复苏。两者一脉相承，拥有共同的精神内核、发展理念、战略指向。

循环畅通是两者共同的精神内核。建设“一带一路”对内要带动商品和要素市场流通，对外要实现“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通国内外商品、要素市场，优化配置沿线国家资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既涉及商品生产、分配、消费、流通全过程的循环通畅，也涉及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循环畅通。两者都强调用循环实现畅通、用畅通创造价值。

共建共享是两者共同的发展理念。“‘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推进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繁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是闭关锁国，而是以中国自身发展带动世界各国深层次互动，进而引领全球经济振兴。两者都强调国际合作、共建共享。

“主场全球化”是两者共同的战略指向。此次疫情意味着全球化模式的加速转变，“客场全球化”迎来尾声，“主场全球化”即将到来。“一带一路”已成为各方积极对接的发展平台，为“主场全球化”推进提供有力抓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更将带动“主场全球化”快速发展。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离不开“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只有高质量实现“五通”，才能切实建成循环畅通的新发展格局。但在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的国际形势下，“一带一路”建设面临新形势。一方面，部分发达国家和个别区域强国制衡掣肘“一带一路”动作频繁，导致投资不确定性增加；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对共建“一带一路”影响深重，不仅导致各国经济政策从“经济效益”主导转向“经济安全”主导，更加剧“五通”推进难度。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长三角地区应围绕“一体化”“高质量”，着力打造“高端要素富集地、科创成果集散地、‘链主’企业集聚地、市场联通主阵地、制度型开放新高地”，勇担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历史使命。

打造高端要素富集地。充分发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作用，规范开展金融创新，强化全球性多层次资本配置能力，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强劲资本支撑。率先实行更加开放更加便利的人才引进政策，积极引进高层次人才、拔尖人才和团队，打造国际人才流动枢纽。依托数字经济先发优势，引领“数字丝绸之路”建设。

打造科创成果集散地。打造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国际技术专利展示交易中心等平台枢纽，辐射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先进技术交流与合作。开展国际科技合作载体提升发展行动，搭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合作网络，构建以长三角为主要节点的全球科技创新网络。

打造“链主”企业集聚地。发挥长三角在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等领域比较优势，鼓励领导型企业、平台型企业从产业链“嵌入者”转变为产业链“链主”。推动本土企业“走出去”，基于产业链在“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整合资源，实现补链、扩链、强链，提升本土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地位，打造全球新一代产业链建构者与价值链主导者。

打造市场联通主阵地。探索“互联网+口岸”新服务，加快共建辐射全球的航运和物流枢纽。以市场化方式推进世界电子贸易平台（eWTP）全球布局，打造新型国际贸易中心。对接国家顶层设计，从战略角度统筹规划“一带一路”境外产业园区空间布局，从沿线国家“逐点突破”转向经济走廊“重点统筹”。

打造制度型开放新高地。长三角地区应更好地发挥各地自贸区作用，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领域谋划先手棋，对标最高标准、最高水平，实行更大程度的压力测试，选择优势领域率先实现突破，形成区域发展制度优势，更好地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对外开放主要是加入由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进行加工制造和出口，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得以飞速发展，取得巨大成功。

当今，伴随着世界发展潮流和趋势的变化、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强调构建具有更多自主性的全球价值链，给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新动能，而且要致力于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

面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现实，通过科技创新在价值链顶端发力至关重要。一直以来，科技创新都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支撑。
“十四五”规划的首要一条就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新发展阶段科技创新被提升到更高的位置。为此，勇当我国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使命。

长三角地区有着创新驱动的传统，是全国创新发展的排头兵，凝聚了一大批具有较强科研和技术实力的总部、企业、院校、人才。这既是长三角地区的优势，又是催生进一步创新的条件。

长三角地区的创新集群有两类，其一是中心城市，其二是创新园区。具体来说，第一要依托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中心城市，推进跨国公司总部集聚，吸引国际组织及其总部落户。第二要依托长三角中各种类型、各种规模的高科技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引导国内和国际高新技术企业、“隐形冠军”企业入驻。

要引领“一带一路”产业链构建，长三角地区必须顺应新一轮产业变革趋势，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性服务业，集中力量投入到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的研发上，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分工还未形成的情况下，努力抢占未来科技发展的先机。

同时，长三角地区要将承载这些产业的创新集群嵌入“一带一路”产业链构建，发挥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将长三角地区新兴产业、创新产业和产品中简单制造环节逐步地向“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转移，深入参与价值链产业布局调整，发挥比较优势，让长三角地区的“高”、“新”、“尖”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新元素和引领力量。

新发展格局要求长三角地区共同推进更高水平开放合作。在开放制度创新方面，长三角地区应该比国内其他地区步子更大，走在探索深化开放制度创新的最前沿。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的先行者，发展为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的先行者。要以高水平建设自由贸易区，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破除生产和流通领域存在的结构性、机制性、技术性障碍。

作为我国第一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府职能转变、金融开放创新、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等领域先行先试，形成了一批重要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全国贡献了“上海经验”，包括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证照分离”改革、自由贸易账户等。

2017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经过三年的改革探索，以油品为核心的大宗商品全球配置能力显著提升，对接国际标准初步建成自由贸易港区先行区。2019年8月和2020年9月，国务院又先后批准设立了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

接下来，长三角地区要在负面清单制度上着力实现更大突破，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版）》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缩短负面清单，成为自贸试验区建立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探索者，加大自主创新与探索的力度。

不仅如此，长三角地区的开放制度创新，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签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奠定了基础。当前，中国与巴基斯坦、东盟、智利、新加坡的自贸协定实现了升级，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已经签署，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完成，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正有序推进。

随着世界关税水平的降低，以规制为代表的“边界后措施”和放宽外资准入成为贸易和投资谈判的主要议题。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引领下，加强自身国内改革和制度型开放，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近年来设立的各个自贸试验区的积极探索和大胆创新。

其中，长三角地区必须以先行者姿态挑起“元创新”这个重担，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重点扩大金融、电信、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的对外开放，形成一系列“长三角经验”，创新改革和制度型开放的探索，进一步提高中外合作的水平、开放度和透明度，助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朝着以规则为导向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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