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对促进全球发展融资起到引领带动作用

蜚语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从全新角度构建了多边合作机制，为促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金融合作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与投资合作的重要支柱。倡议发起至今，我国与沿线国家开展了多种形式的金融合作，对拓展中资金融机构海外业务、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务实合作起到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初，已有11家中资银行在2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近80家一级机构，中资保险机构走出去的步伐日益扩大，中资金融机构布局全面展开并不断完善。同时，我国与2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与8个沿线国家建立了人民币清算机制，并与35个沿线国家金融监管当局签署了合作文件，金融服务沿线国家企业能力持续提升。人民币国际支付、投资、交易、储备功能稳步提高，2019年中国与沿线国家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超过2.73万亿元，同比增长32%，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超过3000亿元。

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中国进一步同世界经济建立紧密联系。2020年11月，我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十国共15方成员制定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该协定不仅是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也是一个更全面、现代、高质量和互惠的协定。协定的签署彰显了中国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决心，将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也将为推动我国与利益相关方进一步深化金融合作创造更多机遇。

当前，随着疫情防控和超常规刺激政策逐渐生效，世界经济呈现温和复苏态势，但各国经济恢复不平衡、不充分，世界经济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也将对“一带一路”金融合作造成新的冲击，相关金融合作风险不断上升。

一是金融合作安全风险不断累积。当前，国际力量对比正发生深刻调整，大国博弈风险不断显现并具有外溢性，国际贸易投资风险向金融合作领域传导的可能性加大。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不断出台限制性经济金融法规，这增加了中资金融机构海外业务拓展的成本和合规压力。

二是金融合作市场风险逐步显现。受疫情和西方国家经济刺激措施影响，全球资本市场波动加剧，欧美主要国家开启“负利率+量化宽松”政策操作，全球流动性过剩导致“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货币贬值，引发外资流入减缓、资金供应不足等风险。

三是金融合作债务风险持续加大。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前景尚不明朗，新兴市场国家由于外债激增导致违约概率增加，我国境外债权潜在风险有所提升。特别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加剧，发展中国家金融脆弱性暴露，流动性风险上升，偿债能力可能受到削弱，国别债务违约风险有所上升。

四是金融合作评价标准尚不完善。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经济规模和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存在差别，相关金融合作标准存在碎片化现象，尚缺乏统一规则标准，在规则对接方面存在短板，将影响金融合作的广度和质量。

五是金融合作投融资风险评估预警体系亟待完善。面对沿线国家复杂多样的风险类型，现有风险评估理念、评估架构、评估工具存在一定滞后性，投融资资金结构和长期债务管理水平亦有待优化。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宏观经济前瞻性预判，并构建长期、稳定、可持续的债务管理框架，进一步提高投融资决策的科学性。

六是金融合作相关领域人才缺乏。随着我国与沿线国家资金融通和货币结算规模不断扩大，跨境交易支付清算规则日益复杂，金融合作领域人才队伍建设亟待进一步加强。

2020年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要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把握发展规律，发扬斗争精神，善于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当前“一带一路”金融合作挑战与机遇并存，通过平衡金融创新与监管、拓展金融服务合作边界、聚焦本源性金融业务主线和为沿线国家提供强力金融支持与服务，已成为助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当前，加快“一带一路”金融合作高质量发展，强化金融对“一带一路”建设支撑，增进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创新跨境投融资模式，加强金融产品创新与服务对接等措施，既是补齐“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金融短板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行稳致远的核心要素。积极探索并推动金融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资源配置作用，可以考虑从以下五方面着手，推进“一带一路”金融合作高质量发展。

在4月份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可持续融资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圆桌会上，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胡晓炼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对促进全球可持续融资起到了引领带动作用。

胡晓炼指出，“一带一路”在可持续融资方面呈现4个特点。

一是发展造血。发展造血指的是在项目的建设上要重点支持有利于东道国造血功能的项目，以发展的可持续保障融资的可持续。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的融资主要还是支持这些国家的交通、电力、工业等行业的建设。资金投入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可以带来经济效益，这才是融资可以持续的基础。

二是把握适度。根据东道国的规模、发展阶段、未来潜力等方面来进行融资，不超越他们承受的财力和能力，融资的规模和节奏要适度。

三是来源多样。这是要求资金来源多样化和融资方式的多样化。共建“一带一路”巨大的资金需求单靠任何一个渠道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广泛地动员多方面的资金开展合作，共同投入，共担风险，共享收益。不同的建设项目资金的需求是千差万别的，必须要综合地发挥信贷、融资、债券、贸易金融等多种融资方式，根据项目实际的特点来灵活设计融资方案。

四是投融共赢。资金的融入方要通过项目的建设获取经济社会的收益，而资金的融出方也要获得资金安全的保障。这两者不能是非此即彼自选其一的关系。

胡晓炼表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共鸣，一些发达国家也更加重视相关项目的投入。日本在2015年提出了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计划，扩大对海外基建的资金支持；法国自2017年起大力地推动非洲战略，并寻求成为非洲的长期、可靠的经济伙伴；美国也在2019年提出了针对非洲和美洲的“繁荣非洲”和“美洲增长”两个倡议，增加对这两个地区的投融资的力度。

胡晓炼认为，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到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它对全球发展融资起到了引领的作用。去年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陷入了困境，债务压力加大。为应对疫情冲击和恢复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参加了G20对最不发达国家的缓债倡议。在第一轮的缓债中，我国对23个国家的官方债务进行了缓债，缓债金额超过了13亿美元，是G20国家中缓债金额最多的国家。目前G20相关方面正在开展第二轮的缓债工作。

在谈到债务问题的处理时，胡晓炼表示，需要兼顾债务、债权双方的利益和关切，可持续融资不是无偿援助，不是社会福利性的资金帮扶。从资金有效使用的激励机制的约束来看，无偿资金的使用效率一般是不够高的，而东道国承受的成本相对较低的融资既可以吸收惠及更多的资金供给，也有利于激励资金使用能够有更高的效益。近十年来融资方式在国际发展援助中的占比不断地提高。

胡晓炼认为，当前缓债是在特殊环境下特殊的时期帮助债务国平滑偿债压力，对债务偿还做出的适当的调整，它不是减债，也不是免债。

“一带一路”金融国际合作机制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没有可借鉴的经验和理论，唯有理念创新、务实包容、久久为功，方能支撑“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一是牢固树立金融经济命运共同体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金融国际合作机制建设最重要的理念创新就是“金融经济命运共同体”。从建立“金融经济命运共同体”理念出发，通过金融国际合作强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增强“命运共同体”自觉，为解决全球与地区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二是创新运用差序包容理念。费孝通先生提出“差序格局”概念描述亲疏远近的人际格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由于经济、政治、文化及相互关系存在差异，也形成了明显的国际间的“差序格局”。国际间“差序格局”的存在意味着金融国际合作不可能完全均等化，正视差异存在并采取不同形式的合作方式，促进合作从零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双边到多边持续发展，才能最终实现合作共赢的目标。

三是努力实现1+1+X>（2+X）合作建设理念。只有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双边合作实现1+1>2、多边合作实现1+1+X>（2+X），才能最终实现多边合作共赢和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目标。“一带一路”金融国际合作，不仅欢迎第三方参与（即1+1+1），更欢迎第三方联盟参与（即1+1+X），这既是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的客观需要，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原则。

四是促进多边开放合作共赢理念。唯有开放方能建设“一带一路”，唯有大开放方能建设“一带一路”国际金融合作机制。由于金融系统的风险性，一国的金融开放往往迟于其经济贸易开放，但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要求金融开放必须先行。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要加大金融开放力度，为资金互联互通创造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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