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国从隆盛走向衰败的终极原因

蜚语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 ， 它在政治 、 经济 、 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 至今令人向往不已 。 它的社会繁荣富庶 ， 它的文化辉煌灿烂 ， 它的武功强盛无匹 。 如此强大的帝国也难逃衰落 、 灭亡的结局 。 那么 ， 大唐帝国从隆盛走向衰败的终极原因是什么 ？知名历史学家李定一在他的《中华史纲》中做了详细的分析：

唐代隆盛的制度原因

唐代隆盛的原因 ， 可于其制度之健全合理中求得答案 。 按唐制渊源于隋 ， 隋则承北朝余绪兼及南朝梁 、 陈之典章制度 ， 至唐太宗时斟酌损益 ， 制定完善 ， 使其健全合理 。 其最重要者有四 ：

第一是 “ 租庸调制 ”。“ 租庸调制 ” 是稳定繁荣社会经济的基础 ， 它是由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发展而成的 。 男子年十八以上者 ， 授田一百亩 ， 其中八十亩为口分田 ， 于年满六十归还政府 ， 二十亩为永业田 ， 永远持有 。 每丁岁纳粟二石 ， 是租 ； 随其乡之所产 ， 岁纳绫绢二丈 ， 布加五分之一 ， 是调 ； 每岁为政府服役二十日 ， 不役者 ， 每日纳绢三尺 ， 是庸 。 加役十五日者免调 ， 加役三十日者租调均免 。 另定有灾害时减免租庸调的办法 。 这个制度使田纳租 ， 户输调 ， 身服役 ， 负担均分 ， 而且达到了轻徭薄赋的目的 ， 例如口分田八十亩 ， 只纳二石 ， 等于四十分之一 。

第二是府兵制 。 隋文帝已为府兵制树立规模 ， 唐初略有更张而已 。 其制是分全国为六百三十四折冲府 （ 府的数目 ， 有许多不同的记载 ）， 关中 ， 亦即首都附近设二百六十一府 。 府分上 、 中 、 下三等 ， 上府有府兵一千二百人 ， 中府一千人 ， 下府八百人 ， 由折冲都尉统率 。 府兵从均田制下的农民中遴选 ， 年二十入选 ， 六十退役 ， 平时种田 ， 冬季由折冲都尉教习阵战 ， 所有武器 、 用具 、 粮食均由府兵自备 。 身为府兵者 ， 租庸调全免除 。 到长安当宿卫一个月称为 “ 番上 ”， 按距长安之距离定之 ， 五百里为五番 ， 五百里以外六番 ， 千里七番 ， 一千里以外八番 ， 两千里十番 ， 两千里以外十二番 。

府兵制有三大优点 ：（ 一 ） 政府不耗巨额糈饷以养兵 ；（ 二 ） 府兵均殷重农民充任 ， 武器自备 ， 故军纪较佳 ， 武器操练纯熟 ， 战斗力强 ；（ 三 ） 无人能拥兵自重形成割据 。 故唐初百余年 ， 国威远播而库帑不耗竭 ， 军力强大而无军阀 。

第三是三省制 ， 即中书省 、 门下省 、 尚书省 。 举凡国家军政 ， 均由中书舍人草拟 ， 由中书令及侍郎审订之 ， 咨送至门下省 。 门下省的主要职掌为对中书省所咨送来之诏令策敕进行审订 ， 若门下省不同意中书省之拟议 ， 可以 “ 封驳 ”， 即驳回重拟之意 ， 如同意 ， 即咨送尚书省 。 尚书省按门下咨送诏敕之性质 ， 分别由六部尚书主理 ， 六部尚书则下达其诏敕与执掌有关之九卿 （ 寺 ）， 由九寺分别负责执行 ， 并将执行之经过 ， 限期向有关之尚书报告 。

三省制是集体领导 ， 有抑制平衡的功能 ， 使大政考虑较周详 ， 奸人不易弄权 ， 皇帝耳目一新 ， 避免偏信独断 ， 实大有裨益于政治之清明 。

第四是科举制 。 隋炀帝是中国科举制的创始人 ， 唐代将这一制度发展完备 。

唐代取士之类别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由天子自诏者曰制举。乡贡每年举行一次，任何人均可投牒自进，设立的科目很多，诸如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算等。登科之后如欲为官，尚须经过吏部的“释褐试”，中试后方可任官。平民任官，不仅打破了世族垄断政治的局面，而且平民从此可以凭本领而获得崇高的社会地位。

租庸调制 、 府兵制 、 三省制与科举制 ， 是唐代辉煌文化的四大柱石 。

安史之乱：唐由极盛而始衰的转折点

按唐制 ， 郡县之上设十道按察使 （ 唐玄宗时增至十五道 ）， 监督郡县行政 ； 边疆设六都护府 ， 设大都督 ， 主军事 。 唐高宗初年 ， 大都督带使持节 ， 即授以全权印信 ； 至唐睿宗二年 （711） 始有节度使之官名 。 初任此职者多为厚重名臣 ， 且不久任 。 唐玄宗时期 ， 政府在陇右 、 河东 、 河西 、 朔方等地置节度使 ， 统管数州军民财政 ， 专制一方之土地人民甲兵 。

宰相李林甫嫌同列以军功受尊崇 ， 与己争权 ， 乃请任用胡将 ， 由是诸镇节度使多由胡人充任 ， 镇兵将亦杂有胡人 。 唐室原出北朝 ， 胡化很深 ， 太宗即曾说胡人亦人也 ， 何必分彼此 。

安禄山本杂胡 （ 父胡母突厥 ）， 玄宗于 742 年任之为平卢节度使 ， 旋即兼范阳节度使 、 河东节度使 ， 使今河北 、 山西 、 内蒙古 、 辽宁等地均受其统治 ， 拥兵十八万之众 。

玄宗四十二年 （754） 正月 ， 宰相杨国忠言安禄山必反 ，“ 试召之 ， 必不来 ”， 安禄山闻命即至 ， 玄宗由是益亲信安禄山 。 据说安禄山以唐玄宗待之厚 ， 欲其死后始叛 ， 杨国忠数次奏安禄山将反 ， 唐玄宗不听 ， 杨国忠乃数次设法刺激安禄山 ，“ 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 ”。 玄宗四十四年 （755） 十一月 ， 安禄山以讨杨国忠为名遂反 。

后安禄山为其子庆绪所杀 ， 部将史思明杀庆绪 ， 史思明复为其子史朝义所杀 。 安史之乱前后长达八年之久 （755—762）。 经此一乱 ， 社会破坏惨重 ， 肃宗时全国人口已锐减至三百九十三万户 ， 几乎减少了三分之二 ， 一百余年来所滋养出的繁荣随风而逝 。

唐代衰亡的制度原因

历代的政治 ， 就像一支庞大的交响乐队 ， 有三大要素 ： 乐章 、 指挥者 、 伴奏者 。 唐初四大制度 （ 租庸调制 、 府兵制 、 三省制与科举制 ） 是乐章 ， 唐太宗是挥舞指挥棒的人 ， 房玄龄 、 杜如晦 、 李勣等是演奏不同乐器的乐师 。 他们根据美好的乐章 ， 奏出了千古赞赏的绝妙佳曲 —— 贞观之治 。 唐太宗逝世后 ， 承继他的指挥人虽远不如他 ， 但只要能按着旋律演奏 ， 一样清音悦耳 ， 嘹亮不绝 。 指挥与伴奏均在迭更 ， 只要乐章不变 ， 整个唐代仍然循康庄富强之道前进 。 一到乐章改变 ， 才出现鼓噪杂乱的音响 ， 令人掩耳 。

唐初四大制度自武则天 、 韦后以迄玄宗 ， 已逐渐腐蚀转化 ， 至安史之乱后 ， 租庸调与府兵制已彻底被改变 ， 三省制与科举制则已变质 ， 弊窦丛生 ， 失却创制本意 。 柱石腐溃 ， 大厦焉得不倾覆 。

租庸调制不仅按耕地 、 户口与人丁合理分配负担 ， 并有为民置产的命意 ， 实行此制 ， 必须严密调查户籍 。 唐高祖时即规定每年一制 “ 计账 ”， 即预计下一年的徭役之数 ， 以为庸之张本 ； 另规定每三年一制户籍册 ， 以为租调之根据 。 户籍册上尚须绘当事人之相貌形状 （ 类似今之照片 ）， 以免奸欺 。

但到唐高宗晚年 ， 由于计账户籍失实 ， 农民负担不均 ， 赋役苛重 ， 因此农民逃亡 、 户籍隐漏的情况日益严重 。 同时 ， 土地兼并之风亦盛 。 失掉土地的农民 ， 沦为庄田的雇农或佃农 ， 佃农所纳田租 ， 十倍二十倍于租庸调制 。

府兵制亦逐渐变质 。 唐初为府兵者租庸调全免 ， 故人多乐为之 ， 亦颇受尊重 。 唐高宗以后 ， 天下承平 ， 府兵不受重视 ， 将领亦视之为厮养 ， 役使如奴仆 ， 府兵地位低落 ， 农民甚至自残肢体以避之 。

玄宗时代 ， 均田制崩溃 ， 府兵制失其依据 ， 已至名存实亡的境地 。 玄宗十二年 （723）， 宰相张说以番上之府兵羸弱 ， 且逃亡殆尽 ， 乃请用募兵方式 ， 征集拱卫京师之宿卫 。 安史之乱起 ， 征募之兵皆不战而溃 ， 代而兴者为 “ 禁兵 ”。

禁军为直属皇帝的武装力量 ， 李隆基曾凭借万骑禁军平定韦后 。 禁军共有左右十军 。 唐德宗信任宦官 ， 让宦官统率禁军 ， 宦官用以挟制朝政 。

三省制在政治上有抑制平衡与集思广益的功能 ， 但主要靠皇帝英明 ， 能选才任贤 。 唐玄宗晚年任用李林甫 、 杨国忠等奸佞之人 ， 他们滥用亲近 ， 普施官禄以收买人心 ， 中央地方官吏日渐增加 ， 做官成为发财之道 。 朝廷官僚充斥 ， 阶职繁多 ， 加以唐制中央集权 ， 地方官权位低微 ， 形成重内轻外情形 ， 致使内外政治腐化懈弛 。

科举制亦发展出偏差 。 唐代科举之项目很多 ， 常设者有明经 、 进士等八科 。 玄宗晚年 ， 进士科已只重诗赋 。 进士甚受朝野尊崇 ， 这是促成唐代文学兴盛的主要原因 。 但这一批以声韵辞章为学 ， 吟诗作赋为务之进士 ， 一旦为官 ， 酬觞吟和 ， 风流自赏 ， 不懂政事 ， 也不屑于理政事 。 科举制为百姓开进仕之途 ， 但遴选出的是一批飘逸浮华的文士 ， 使政治败坏 。

唐代衰亡的三个新兴因素

安史之乱后 ， 有三大新兴的因素出现 ， 即藩镇 、 宦官与朋党 。 这三股势力 ， 交互激荡 ， 终于使唐朝走向覆亡之途 ， 中华世界遂由殷庶康庄而逐渐沦入凋零残破 。

藩镇是安史之乱的祸源 ， 固非始于安史之乱 。 唯此事变之后 ， 藩镇变本加厉 ， 根基加深 ， 范围更广 ， 为祸更剧 。 节度使本由唐初抚驭边疆外族之六都护府演化而来 。 玄宗时的节度使 ， 除剑南及岭南而外 ， 其余均在西北 、 东北边境 。 玄宗时期中央权势显赫 ， 各节度使均极驯服 。 安史之乱时 ， 唐肃宗亟欲收复两京 （ 长安 、 洛阳 ）， 未用李泌之策 ， 直捣安史之巢穴 ， 反封其降将为藩镇 。 故安史之乱虽平 ， 藩镇之祸未已 。

藩镇之范围逐渐扩大 ， 遍及全国各地 ， 最后连长安附近亦有藩镇 。 同华节度使周智光欲扩大封地 ， 历数大臣过失 ， 且曰 ：“ 此去长安百八十里 ， 智光夜眠 ， 不敢舒足 ， 恐踏破长安城 。 至于挟天子令诸侯 ， 唯周智光能之 。” 藩镇如此专横跋扈 ， 原因有三 ：

一 、 宦官专权 。 唐肃宗以后 ， 宦官李辅国参与军事 ， 权势日大 ， 逐渐掌握藩镇黜陟之大权 。 皇帝常派遣宦官为 “ 监军 ”， 监督藩镇将领的军事行动 。 监军不谙军事 ， 但权力大 。 战胜则宦官急忙向皇帝报捷邀功 ， 战败则宦官对主将百端凌辱 。 若干忠于朝廷的藩镇 ， 在宦官的淫威之下 ， 自怀二心 ， 藩镇的离心力自日益增加 ， 朝廷讨伐无功 ， 只有 “ 赦之 ” 之一法 。 如此发展下去 ， 服从中央反可能殒身 ， 实际独立或叛逆则未必获罪 。 由制裁到姑息 ， 中央完全失去统驭地方的能力 。

二 、 自禁军代替府兵与骑而成为皇帝的唯一武力后 ， 禁军之权 ， 全操在宦官手中 。 宦官唯借以作威作福 ， 真正作战 ， 则见敌即溃 ， 成为掳掠的主力 。 朝廷直接控制的地区 ， 只有江南八道 ， 仅有一百四十万户百姓 。 养兵之粮糈缺乏 ， 也是禁军战斗力弱的原因 ， 故一有叛乱 ， 只有用听命的藩镇去讨伐叛逆 ， 这些藩镇亦不过利用机会 ， 扩张一己之地盘而已 ， 如此相反相成 ， 藩镇之祸亦愈演愈烈 。

三 、 藩镇总制领域的军政财权 。 唐德宗初行两税制时 ， 藩镇尚需向中央输三分之一的税收 。 此后藩镇逐渐抗命 ， 聚敛所得 ， 完全擅自支配 。 更进而自立名目 ， 征收赋税 。 藩镇独占盐铁之利 ， 甚至自铸钱币 ， 以增加财源 ， 称霸一方 ， 这与中央之府库耗竭 ，“ 赏赉不时 ， 士卒有怨言 ” 适成对照 。 藩镇经济力量充实 ， 故能养兵以自固 ， 亦能网罗人才为己用 。

藩镇是一批有权无识之武夫 ， 他们生活奢靡 ， 只知穷民间财富以自享用 ， 朘削百姓以养军队 。 所以 ， 农村经济破产 ， 百业萧条 。

唐代的第二个祸源是宦官权势之高涨 ， 远超过后汉 。 唐代宦官干预朝政弄权 ， 始于唐肃宗时之李辅国 。 唐肃宗崩后 ， 李辅国为中书令 ， 是以宦官拜宰相矣 ！ 宦官因统率禁军 ， 藩镇多出身禁军 ， 中央要职亦多其门下 ， 故终唐之势 ， 宦官权势不衰 ， 朝臣敢有稍露反对之意者 ， 辄遭屠戮 。 宦官不仅对朝臣 ， 对皇帝亦任意废立弑杀 。 自唐穆宗以后八代皇帝 ， 八十余年间 ， 为宦官所立者七位 ， 两帝被弑 （ 如连唐宪宗在内 ， 则是三帝 ）， 一帝 （ 唐昭宗 ） 被幽 。 在朝廷用人行政完全受制于宦官后 ， 朝政日益腐化 ， 贪权纳贿之风盛行 ， 百姓更深受其巧取豪夺之苦 。

使得唐代衰亡的最后一个因素是朋党 。 唐文宗 （826—840 在位 ） 尝叹曰 ：“ 去河北贼易 ， 去此朋党难 ”， 足见唐代朝廷党争之剧烈 。 所谓朋党 ， 实即豪门世族与进士出身两者之间的冲突 。 科举制打破了世族垄断政治的传统 ， 平民竞进而皆有入仕之机会 。 官场职位虽多 ， 仍无法餍足求仕者之众 ， 由是结党自固 、 排挤异己之事自然发生 。

出身豪门世族者流 ， 由于家世关系 ， 多数有教养 。 关陇大世家 ， 均承北朝余绪而重视儒术 ， 故多务实而轻浮华 ， 而且从小耳濡目染 ， 对实际政治较有认知 。 他们虽也热衷政治 ， 但由于教育及家世关系 ， 不至于不择手段和只求高官厚禄 。

进士则 “重艺文，习奢靡”，他们猎取高官厚禄不择手段，阿谀逢迎权贵，尤其是宦官和藩镇，且无所不用其极。这类人士，自为阀阅出身的世族所不齿。

一般所谓 “ 牛李党争 ” 的解释是牛僧孺与李德裕朋党争权 ， 实误 。 李 ， 是指李宗闵 。 牛僧孺与李宗闵两位进士出身的人 ， 依附宦官 ， 排除异己 ， 党同伐异 ，“ 使牛 、 李权势赫于天下 ”， 他们最想打击的是世族李德裕 （ 同时也是进士 ）。 牛李党 “ 纷纭排陷 ， 垂四十年 ”（ 大致是 809—849 年 ）， 中间经历六位皇帝 。 士大夫勾结宦官 ， 揽权倾轧的结果 ， 朝政自是败坏 。

唐玄宗以后，盛唐立国的支柱开始腐蚀变质，加上藩镇、宦官、朋党的无情摧残，大厦已摇摇欲坠。民变再掀起狂风暴雨，唐代倾覆的命运便来临了。

来源：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