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美国插手，“一带一路”仍受非洲人欢迎

蜚语

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ORF）网站10月9日文章，原题：尽管有反对的声音，中国的“一带一路”仍然受到非洲人欢迎 中国在非洲发展中的作用经常受到争议，往往会引起不同的看法。中国的角色可能被定义为区域公共产品提供者、重要的贸易伙伴、所谓“债务陷阱”的制造者或者非洲基础设施的最大资助者。

2013年，中国最初发起“一带一路”倡议时，非洲国家渴望参与。由于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能够在非洲各国资助和建设一些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缩小基础设施差距对非洲大陆的经济繁荣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根据美国威廉玛丽学院研究中心“援助数据”（AidData）的统计，2000年至2017年，非洲国家获得了所有中国海外发展援助（ODA）的42%。

非洲国家领导人对北京解决未满足的基础设施需求赞不绝口。不过，虽然中国的基础设施项目经常产生短期经济效益，但其长期可行性和风险也需要管理。去年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有关中国可能减少对非洲贷款的猜测层出不穷。

北京试图纠正方向的第一个迹象出现在2018年，中国宣布，“一带一路”资金不得用于“形象工程”。同时，中国开始重新调整其公共信息，强调未来的项目将是“更清洁”和“更绿色”的。

直到最近，北京在全球基础设施融资市场上还没有竞争对手。然而，随着新领导人入主白宫，美国及其盟友寻求推出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但是，美国仍然把非洲大陆当作与北京地缘战略竞争的场所，而不是从发展伙伴关系的角度来考虑。

非洲民调机构“非洲晴雨表”2020年对18个非洲国家的调查表明了这一点。非洲人正面看待中国在非洲大陆的援助和影响。在美国领导层真正出现在非洲并兑现其承诺之前，“一带一路”和中国将仍是非洲人欢迎的选择。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基建人员在非洲的精工敬业，为祖国树立的正面形象。

一条在非洲沙漠中腾起的天际线

单日上百份审核单、平均每天两万多步巡回检查施工现场和员工宿舍……自2020年2月新冠疫情在埃及出现以来，这便成为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埃及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建埃及”）埃及新首都中央商务区项目安全总监兼项目安全部经理刘景昆的日常。

“我们吃点苦都是小事，但必须要确保项目的顺利推进。”面对防疫与生产的双重压力，作为有着近20年安全监管工作经验的“老师傅”，他深知这个项目的艰难之处，也更明白它的意义重大。

由中建埃及承建的埃及新首都中央商务区项目位于开罗以东约50公里处，总占地面积约50.5万平方米，包含20个高层建筑单体及配套市政工程。中建埃及总经理常伟才说，项目高峰期有9000多名中埃员工在这里生产和生活。

刘景昆介绍说，这项工程始于2016年1月。当时，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埃及新首都建设一揽子总承包框架合同。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将各自发展战略和愿景对接，利用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两大抓手，将埃及打造成“一带一路”沿线支点国家。中方愿参与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新行政首都等大项目建设，愿同埃方扩大在贸易、融资、航天、能源、人力资源开发、安全等领域合作。

由此，埃及新首都的天际线开始在一片沙漠中逐渐腾起。项目初期，中埃建设者们每天都要顶着烈日施工建设，酷热干燥的气候导致许多员工皮肤晒伤。在施工现场，饮用水和食品都要从外面运进。

整个中央商务区项目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将成为“非洲第一高楼”的标志塔项目。今年8月，标志塔项目最后一根钢梁精准对接就位，顺利完成钢结构封顶。

据介绍，标志塔项目结构高度达373.2米，塔冠最高点达385.8米。埃及总理马德布利曾于2019年2月见证了标志塔开盘浇筑。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该项目无疑是一个奇迹，它不仅将成为埃及的标志性建筑，也将成为埃及现代化的象征。

标志塔项目总经理魏建勋告诉记者，施工期间标志塔项目创下多个工程建造纪录：38小时便完成了18500立方米筏板基础浇筑，一举创出非洲建筑史上单体建筑最大基础底板、浇筑超大型基础底板的最快纪录、高峰期单日最大混凝土浇筑量新纪录。

这张2019年2月25日的资料照片显示的是工人在埃及新首都中央商务区项目建设现场工作。新华社记者 邬惠我 摄

“我们成功实现了防疫和生产两不误。”常伟才说。目前，新首都中央商务区项目已进入决胜时刻，全体员工将继续坚持常态化防疫不放松，确保项目高质量、平稳安全地推进。

埃及工程师瓦利德对中国超高层建筑的工艺技术充满好奇与敬佩，时常参与标志塔的技术交流会，还多次到现场观摩施工工艺，并确认技术细节和安全流程。他说：“我很认同中国工程建设人员守时敬业的精神。”

从安全检查到技术交流再到岗位培训，刘景昆的一天总是倏忽而过。面对繁重的工作，他说，今天能在埃及为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贡献自己的力量，他深深感到身上承担着重要的职责使命。

“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埃及新首都建设，所有人都在为项目顺利完工勤奋努力地工作，这感觉真好。”埃及建筑工人马哈茂德·莫森站在雏形初具的新首都中央商务区里表示，所有人都期盼着项目正式落成的那一天，期待见证一个美丽的埃及新首都。


非洲，无论是从人口还是就自然条件而言，都被认为是资源丰厚的大陆。

然而非洲也是世界上人均收入最低（2019年为1824美元，相当于全球均值的1/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最慢（2019年为0.3%，仅及全球水平的1/4）、总体发展水平最落后（54个非洲国家中有30个仍属低人类发展水平之列，占全球同类水平国家数量的90%）的地区。

人们普遍认为，在限制非洲经济发展的瓶颈要素中，基础设施落后是最重要的一项。有研究表明，公路、铁路、港口设施的残破状况导致非洲国家间物流成本额外增加30%～40%，抑制产能实现高达40%。

非洲联盟称，基础设施不良严重到拖累非洲GDP每年少增长2%，且此类问题在全非各地普遍存在，撒哈拉以南尤甚。“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的实施为这片大陆冲破基建瓶颈提供了新希望。

“一带一路”给非洲带来新契机

数十年来，非洲各国政府会同世界上众多国家和国际组织，一直都在以近乎迭代的方式出台着各种基础设施发展计划，内容持续翻新，目标不断提高，规模逐渐扩大。应该说，非洲国家对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意义早已形成高度共识。

然而，多数倡议、决定和计划极少得到落实。过去30年，非洲的公路网密度和人均用电量几无变化，电信基础设施发展相对较快，但在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面前又相形见绌。究其原因，关键在于非洲各国、各共同体日益增长的基建投资需求与其低下的资源动员能力之间的矛盾。

根据最新数据，2020年有多达38个非洲国家的建筑业增加值年增速低于其GDP增速。2010年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指出，整个非洲的基建发展每年需资金930亿美元，相当于当地GDP的15%。

2012年非盟正式通过了致力于推动跨境互联互通的“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计划”（PIDA），这个仅是在共同体层级实施的方案，粗略预估至2040年全部完成时，需投入建设资金3600亿美元；作为该计划起步阶段的2012～2020年，共需资金约680亿美元，年均75亿美元。

非洲国家仅靠自身财政投入难以有效改善基础设施严重落后的局面。由于基础设施鲜明的公共产品性质和非洲当地明显的制度缺陷，迄今私人投资基建的成功案例也极少，未来难有改观。

因此，国际资本特别是开发性金融对于非洲基础设施的发展将发挥关键作用。但近年来，非洲传统的国际发展合作伙伴对于非洲基建的参与和贡献都在迅速缩减，非洲国家不得不寻求新的资金来源，更需要实现融资模式的创新。

在最近20年非洲大规模基建发展计划铺开的过程中，中国成为最引人注目的工程承包商和融资来源。实际上，中非发展与经贸合作的突出特色，恰在于基建。

与外界想象不同的是，尽管中国已连续12年稳居整个非洲大陆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但对非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量中只占4.4%（2020年数据）；至2018年中国至少已连续六年保持对非投资第五大来源国地位，并成为前五位中唯一连年保持增长的国家。

中非双方互为倚重的经济合作领域，是以基建为主的国际工程承包。自2008年起，中国企业一直占有该大陆上国际工程承包市场营业收入的最大份额，2020年占比高达62.9%；排名第二的是来自所有欧洲国家的工程承包商合计，占18.1%。

从中国自身角度看，非洲已连续近20年在中国对外工程承包海外市场中占据第一或第二大份额。2019年，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460亿美元，年末在非人员12万人，在我对外承包工程总额中占比分别为26.6%和32.7%。

在“一带一路”倡议启动前的2012年，中国政府明确宣布愿与非盟共同努力，在非洲跨国跨区域基建等领域加强合作。虽然总体而言非洲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较晚（在倡议提出两年多后的2015年12月，南非才首开非洲国家与中国签署合作文件的先河），发展却相当迅速，甚至在2018年出现非洲28个国家和非盟“组团”参与“一带一路”共建的盛景。

截至目前，已有46个非洲国家以协议形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人口占全非总数的96.3%，土地面积占96.1%，GDP占98.1%。可以说，“一带一路”合作已覆盖整个非洲大陆。

放在全球视野之下，这46个国家占全球总人口的16.3%，土地面积的21.9%，GDP却仅占2.7%。这意味着，发展潜力不可小觑，中非合作重点仍应以基建为先。

有权威学术研究统计分析表明，截至目前，中国企业已在非洲至少16个国家建设了45个产业园，在至少23个国家承建了56个电力项目，在至少17个国家承建了32个铁路项目（总长17309公里）和至少33个港口项目。

总体看来，造价、技术水平、实施经验、融资便利都是中国工程承包商独特的核心竞争力。

中非基建合作未来走势

跨境联通基建工程是重大开拓方向。非洲经济地理大体呈现出人口密度较低、居住较为分散、内陆封闭程度较高、地区间经济联系相当松散等特点，这使得非洲高度重视跨境基础设施网络建设。

2014年《非洲2063议程》第一个十年规划提出的12个旗舰项目中，就有高速铁路网、非洲电大、大英加水电站、非洲统一空运市场、泛非电子网络等五个大型跨国基建项目，后来又增加了多条地区间运输走廊的规划。

这些项目建设期本来就较长，实际执行又较为缓慢，未来仍需持续加速推进。根据计划，PIDA要在2020年之前完成51个大型基建工程（分为409个项目分步建设），但截至目前仅完工1/10。

能源和交通是重点。

在PIDA规划中，交通运输和能源占项目总数的70%、所需资金的95%，其中能源项目占有主要份额。根据发展目标，到2040年对非洲电力投资规模应比当前增长四倍，达到每年1200亿美元。

从现在起直到2040年，可再生能源将占非洲新增装机容量的3/4。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将极大降低生物燃料占比，适度降低煤炭比重，明显提升石油、天然气占比，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这种趋势特别反映在作为二次能源的电力生产中，以水电和太阳能为主的新能源将达到非洲发电量的将近一半，其他各项传统能源均将明显下降。

但随着非洲大量天然气田的开发，未来燃气发电将在占比下降（至2040年降至1/3）的同时保持绝对值的大幅增长。值得注意的是，预计非洲太阳能发电能力每年新增15GW，与同期美国的发展水平相当。

创造就业是核心诉求。

非洲有全球最高的失业率，在不少国家的非正规就业占比可达70%以上。由于25岁以下人口占总数的75%，非洲的青年失业问题极为突出。

基础设施建设被认为对于改善就业状况和人力资源培育有明显帮助，事实上，多数非洲国家对外资项目都提出了用工本地化率要达到至少90%的要求，基建工程项目由于其规模大、工期长、用工多，更被寄予提升就业水平的厚望。

而中资工程承包商也在多年实践中逐渐摸索出包括当地员工培训与管理、技术转移、降低自带工程人员数量等在内的本地化经验，未来应继续沿这一方向深度发展。

与市民社会的互动水平是重要考验。

一般来讲，对外工程承包项目面临着比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更为多样和严重的风险。从实践看，环保风险、与劳工权益相关的法律风险、社区风险是中资承包商在海外面临最多、也是最为棘手的风险类别。

在这几类风险中，市民社会特别是非政府组织扮演着活跃角色，而与非官方机构打交道，恰恰是中资企业的普遍短板。未来相关风险因素只会越来越突出，这要求中资工程企业努力提高与当地市民社会的互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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