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民上访途中被绑架卖至河北砖窑做奴工

加国有梦

来源：四川新闻网

阳湘正的头部至今留有被打的伤痕。当事人供图

阳湘正满脸忧伤。

阳湘正展示砖厂发的裤子。

阳湘正数次进京。在他向南都记者出示的证据里，有一张7月9日早8点从吴桥到北京的K412次硬座车票。

湖南农民阳湘正，今年6月进京上访，遭一群不明身份的人“绑架”，被押往河北沧州吴桥县一家砖窑厂“做黑工”———直到一个月后从“魔窟”逃出，阳湘正的遭遇及其背后的“黑砖窑”才渐被外界所知。

出逃者勾画了一个奴隶般的社会：剃成光头，穿着识别明显的统一“制服”，夜晚被锁进铁门，白天在监视下干活，不听话就打，皮带抽，电棍击，没有工钱，和狗睡在一起……

这还是一个“无声”的世界。“不断有人被送到这里，但是有规定：不准交谈，不准乱说话，不准询问对方情况，也不准打听那里(指砖厂)的情况。”

今年10月，南都记者赴河北省吴桥县调查，在当地政府、公安机关协助下，阳湘正等7人“被卖到”砖厂一事获得证实，但“黑砖窑”、“黑奴工”的说法被砖厂老板否认。

从北京到河北，从上访者到“包身工”，其背后隐藏着一条怎样的输送链条？吴桥县公安局表示，对此事立案侦查，需当事人亲自到当地报案，且需要跨地域多部门联合调查。本稿刊发前阳湘正告诉记者，已准备向吴桥县公安局报案。

露宿火车站遭掳

被两个“光头”硬塞进面包车

今年6月，一场雨后的深夜，阳湘正走出抵达终点的K 968次列车，随人流走进北京西站的那片潮热广场。

这是湖南农民阳湘正第三次进京。此前的2009年8月，阳带着一堆材料，同样是乘坐K 968次列车，但在车上被“一个陌生人”搭讪后，随即被列车乘警查扣了身份证，到京后被通知而来的邵阳市驻京办事处人员，用一辆卧铺大巴又送回了湖南省隆回县。“镇里的干部在隆回东站亲自接我。”

此后在2010年初，阳湘正再次到了北京，去过国家信访局等部门，但反映的问题被批转回家乡隆回县，“地方政府不依法办事，我到法院起诉，也一直没有结果。”

57岁的阳湘正，是邵阳市隆回县六都寨镇泌水村5组村民，为房产纠纷奔走多年，他认为村干部将其合法房产非法卖给了他人，多年来交涉无果。“县信访局等单位为了让我父亲息访，愿意对这桩房产纠纷给予补偿性赔偿，但前提是要让我父亲签下协议，不再上访，但(协议)又迟迟不能落实。”———阳湘正的儿子在一份材料中称。今年6月8日，阳湘正再次来到北京。

已是深夜10点，闷热的北京西站广场上，阳湘正找了一处地方，露天睡下。他的计划是，第二天找个旅社住下，再带材料去此行的目的地：国家信访局。

意外就在睡梦中发生。

凌晨4点半左右，地上的阳湘正被一个男人推醒，“大概50岁，比较胖，他问我是哪里人，我看他还比较面善，也不像是坏人，就跟他说话。”

“是北方口音。”阳湘正回忆，“他说他们有个厂，要招很多民工，2400块钱一个月，问我去不去？”然后指着火车西站南广场右侧一辆白色面包车，“说可以到那边去谈。”

“我也只是想去问问情况。”阳湘正说，随后他跟着那男人来到面包车旁，“刚走到车边上，就看到有两个‘光头’一前一后朝我走过来，我觉得不妙想逃走，但来不及了，他们将我抓住，硬塞到车里，两个人一边一个，把我夹在中间，然后车就开了，飞快地往前跑。”

车向北京郊外驶去。阳湘正开始还在车上挣扎，但很快就放弃了，“他们摁我的头，掐我的脖子，说不老实就揍我，我也动弹不得。在路上我就说要上厕所，他们不肯。”

挣扎中阳湘正发现，在面包车的后座还坐着一个人，40来岁，一直没讲话，“后来知道，那个人也是跟我一样，被他们抓上车的。”

砖窑厂的“新工人”

“剃光头、跟狗睡、乱说乱问就用皮带抽”

白色面包车驶出三环路后，阳湘正回忆，在一个路口，又被一伙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人，塞进两个男人，“这时车上有7个人，4个被抓的，3个人贩子。”

上午10时许，车驶入河北境内的涿州，另一辆白色面包车已在那里等候。“在涿州，我们被允许下车解手，随后又被押上一辆大的白色面包车，上车后发现，里面还有3个被抓的人，一个50多岁，一个70多岁，还有一个患夜盲症的男人。”

北京的那辆面包车随即返回，“感觉他们和涿州接应的，是同一个组织的，相互配合。”此后，车上7名被抓者由4人押送，继续往南。“一路押送我们的，都是北方口音，具体河北的还是北京的，我分不出来。”阳湘正说。

此后是一段漫长的行驶。约下午2点钟，满满一车人在一阵颠簸后，停进一个有着高高烟囱的砖窑厂，那里就是这些被掳者的终点站。

一扇铁门打开，又一扇铁门打开后，7个初来乍到的“新工人”被带进一间约20平米的宿舍，“有三间房连在一起，我们7个人被关在中间的那个房，就一个用木板拼起的长通铺，条件很差，里面养着两只狗，也睡在床上，我们就跟狗睡在一起。”阳湘正说，“我在那里呆了一个月，没有洗过澡。那个日子很难过，太苦了，以前没过过那种日子。”

“在我们7个人来之前，铁门里面还关着两个人，一个50来岁，络腮胡子，听口音也是北方人。还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阳湘正说，在他们被关进去大约十多天之后，又进来两个小伙子，一个20多岁，一个30多岁，但都没有交流。

“在里面不让乱说话。”阳湘正说，虽然这些人住一个房间，睡一张通铺，但进厂后被规定：不准交谈，不准询问对方的情况，也不准打听那里(指砖厂)的情况。

“有一个监工，也就是班长，住在我们隔壁的那间房，24小时监控我们，只要发现有交头接耳乱说乱问的，就用皮带抽，用电棍打。”阳湘正说，班长叫马元叶，是河北人，不到40岁，“个子不高，很胖，他们叫他‘小胖子’。”

白天在窑厂干活的时候，马元叶总拿着一条1米多长，约2厘米宽的三角皮带监督他们，谁不听话，干活不出力，就打谁。另外还有一根类似警用的电棍，“不听话的，逃跑被抓的，就会被用电棍电击。”

为了便于管理，阳湘正说，凡被抓进去的工人，进去后都得剃光头，然后每人发一套制服：上衣为红色短袖，下身为灰色短裤，但只有一套，没有换洗的。“就像监狱里的囚服，如果有人在工地干活时想逃跑，一眼就能识别出来。”

“黑奴工”陆续出逃

“逃了5个还有4个，我不知道他们是谁”

另外也是为了与其他工人相区分。据出逃后的阳湘正介绍，砖窑厂的工人分两种：一种是“正式工”，多是从本地招来的农村人，大概有二三十人，这些人没有统一的制服，也不用剃光头，多住在自己家里，干活按劳取酬。另一种则是他这样被抓的“黑奴工”，除了在窑厂干活和吃饭，其它时间都被关在铁门里，被人看守，也没有工钱。

一天虽然有三顿饭，但多半是吃馍馍，这让南方人阳湘正很不习惯，“一日三餐，每餐发三个馍馍，吃不饱可以多领一个，吃四个，但菜都是生的，也只有黄瓜、西红柿什么的，切好放点盐就给大家吃，没有油也没有作料，没有荤菜。别的就是马铃薯，偶尔有玉米粥，吃不饱也吃不好。在被关的一个月里，我没吃过一顿米饭。”

阳湘正说，他刚进砖厂时，曾到老板那里领了50张饭票，“两块钱一张的那种，但都被马元叶拿走了，而且只发过这一次，以后老板就没给过我饭票了。”

挨饿受累，没有自由，没有报酬———逃跑，成了“黑奴工”们暗中的躁动。

首先出逃的是那个患夜盲症的男人，在一次白天干活中，他趁班长不备伺机逃走，但没跑多远就被追了回来，“被毒打了一顿，用皮带抽他，电棍击他，整夜地罚站”，但此后不久，在一个下雨的晚上，夜盲症男人成功出逃。

6月下旬，在阳湘正之后进来的两个二三十岁的小伙子，也双双出逃成功。

另外一个50多岁的男人，“那个人身强力壮，睡在我旁边，我们悄悄聊过话，只知道他姓陈，是保定人，一天晚上他趁加班也逃走了。走之前我还睡在床上，他曾拖了一下我的腿，后来想他可能是让我跟他一起逃，但当时我没能领会。”阳湘正说。

终于在7月8日的这天中午，阳湘正趁大家午休之际，从窑厂成功脱逃。“我躲在四周的棉花地里，不敢走公路，就在田里猛跑，边跑边打听火车站，跑到10公里外的吴桥县城已经是夜里，第二天上了去北京的火车。”阳湘正说，被抓进砖厂后，为防止身份证和随身携带的900块钱被搜走，他将身份证和钱一直藏匿在贴身内裤里。在他向南都记者出示的证据里，有一张7月9日早8点从吴桥到北京的K 412次硬座车票。

直到逃到吴桥县城，阳湘正通过打听才知道，关了他一个月的地方，是位于沧州市吴桥县铁城镇的城西梁村砖窑厂。

由于出逃仓促，阳湘正的行李袋还落在砖厂宿舍的床下，而他的手机在进厂之初就被一直扣押在老板那里，尽管他连老板是谁、老板的姓名都不知道。

“我逃走后，还有4个人被关在窑厂里，一个70多岁的老头，一个18岁的小伙子，一个50多岁的络腮胡子，还有一个40岁左右的人，干活很老实———在里面不让交流，这些人叫什么名、是哪里人、什么原因被抓进来的，我都不知道。”阳湘正说。

令阳湘正担忧的是，那4人当中，有两人长期被毒打，可能已经丧失了逃跑的能力。

“一个是70多岁的老头，因没力气干活，一到晚上班长就教训他，拿皮带抽他，经常被打得遍体鳞伤，还罚站，不给馍馍吃。另外那个18岁的小伙子，我们没进去之前他就已经在那了，也被打伤过，小腿的伤疤一直没好。这两个人逃出的可能性不大。”

阳湘正的头部、大腿至今也还留着在窑厂被打的伤疤，“刚出来时，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现在都没有了。”

阳湘正回忆一次被打后，“我在铁门里面大叫，说我们也是人，白天干活，晚上还要我们干活，不让睡觉，哪有力气干活，你还要打，我只好把这条老命交给你了，你要打就打死我！从那以后他再打我，就没那么凶了。”而那次在铁门里的喊叫，也被外面的“正式工”听到了，“这些村民也实在看不惯了，就过来骂马元叶，说你们把人家抓来，这样干活还这样对人家，太没人性了！”

阳湘正说，那次之后，马元叶还给他找来止痛药，让他吃了20多天。“他也是听老板的，不得已才充当打手。”

当事人的怀疑

被送砖厂和上访有关？

7月中旬，重返北京的阳湘正与寻找失踪父亲的儿子在北京聚首，据阳湘正儿子介绍，在听到父亲的遭遇后，他当即向北京西站派出所报警，“后来有河北当地的公安人员跟我联系过，问了下情况，但后来就一直没有下文了。”

7月17日，父子俩回到湖南老家。而抵达家乡后的阳湘正从老伴谭桂轩那里，却听到一个令人疑窦丛生的消息：“老伴告诉我，6月7号我离开家当天，曾有村里的人问她：我到哪里去了？老伴只说是到亲戚家去了。奇怪的是，6月9号，我是凌晨在北京西站被抓走的，老伴当时还不知道这件事，但当天上午她就听村里传开了，说‘阳湘正到北京上访，已经被抓起来坐牢了’。”而到当天下午2点，老伴才打通阳湘正的电话，得知他确已被人控制。

第二天，谭桂轩找到六都寨镇派出所报案，“派出所说你们不要再上访了，你们写个保证，我们就给你去找人。当天的报案没有受理。”谭说。

阳湘正据以上迹象怀疑，他被抓到河北“也有可能和我的上访有关”。但对阳湘正及其老伴的以上说法及猜测，南都记者未能获得进一步的证实。

今年10月，根据阳湘正提供的线索，南都记者来到河北省吴桥县铁城镇，找到了位于城西梁村南部的这家砖窑厂，证实阳湘正等人6月确实被送至该厂，但说辞却是“买来的”。

当地村民印证

“砖窑厂关着好些人，不干活就拿鞭子抽”

名为城西梁村砖窑厂，但据村支书梁智信介绍，这家窑厂原是一家镇办企业，历史悠久，至今在铁城镇仍是为数不多的大厂之一。

上世纪70年代，铁城镇选在土质较好的城西梁村南郊，建起这家窑厂。但2000年左右，随企业改制，砖窑厂被梁西村民梁振合承包，成为个人性质的民营企业。

“之前一直是梁振合在经营，但今年春上，梁又将其转包给南皮县的外县人经营。”梁智信告诉记者，现在的实际老板到底是谁，他也不知道，“因为这个厂实际跟我们村没有关系。”

窑厂附近堤上郭村一位知情村民告诉记者，“梁振合干了10多年，但不怎么挣钱，今年开春包给南皮县的温姓老板，每年承包费是40万。以前窑厂一年(赚)50来万，今年听说能挣200来万，你猜啥原因？人多了，都是没日没夜干出来的。”

该村民更透露，“这个窑厂花钱四处买人，找人弄来一些‘傻瓜’、‘流浪汉’，每弄一个来就给找的人1000多块钱，让他们穿制服，像监狱那样的，拿皮鞭、棍子看着，不干活就揍，只给口饭吃，不给工钱。我们村有人在里面做工，所以村民都知道。”

此村民说法得到该村另几位村民印证———“里面关着好些人，不干活就拿鞭子抽。”“这些人哪来的？买来的呗。今年就有人跑掉了，他们挨河里找，也没找到。”

有村民提醒记者，砖窑厂地处偏僻，“荒郊野地的，要注意安全”。而很快，当记者以陌生人身份进入砖窑厂后，也接收到了类似的“提醒”。

10月13日上午，进入砖窑厂的南都记者很快被人发现，遂以采购为由，与一位经介绍为砖厂负责人的刘国发有过简单接洽。也许是陌生人的闯入引起对方怀疑，流连厂区外的记者很快接到刘国发打来的电话：你到底是来买砖的还是有别的事情？

刘在电话里提醒：我们这边最近特别乱，老出案子，经常有抢劫啊什么的，公安部门也让我们提高警惕，对外来陌生人一律严加小心。没事请赶快离开。

随后记者来到铁城镇政府，镇企业办主任安贵涛向记者证实，城西梁村砖窑厂原来确为镇办企业，但10多年前被梁振合买断，其为砖厂实际经营者，但今年初梁又将砖厂承包给南皮人刘国成，“承包合同是跟刘国成签的，但厂长姓温，叫温永清。”

在安贵涛的联系和安排下，当日下午，南都记者重返城西梁村，在砖窑厂与温永清有了一次面对面的对话。

砖窑厂股东

“人是花1600元买来的，现在都跑光了”

“我是砖厂的股东之一，和刘国成是‘兄弟关系’。”温永清这样介绍他在砖窑厂的身份。

回忆今年6月，温说：“是来过几个人，阳湘正具体是哪个人我忘了，我们这流动人员太多了，我也记不太清楚。当时是一辆白色面包车送来的，有六七个人。”

“他们是怎么来的？我只知道是从保定送过来的。我们砖厂要人，劳动力不够，就通过熟人，(对方说)有六七个人，要吧？我说要，就送过来了。”

“那个人是怎么认识的？是通过廊坊的，也是干砖厂的(熟人介绍)，说保定这边有人(能找到工人)。保定那个是什么人？我也不认识，也没有留他电话。”

温永清说，送来的六七个人，是每人1600块从保定人手里“买来的”。“后来也问过这些人，你们从哪来的？他们说是从火车站拉来的，说是没饭吃，找个活给饭吃。救助站也有，还有瞎子，不能干活的。”

温永清向记者强调，不存在他们说的“黑砖窑”、“黑奴工”的情况，“我们是正规砖厂，在铁城镇也是数一数二的大厂，咱不胡来，也没有强迫干活，不能干活就不干。我们是到月发工资，每月10号发上月工资。没领到工钱，是因为还没到开工资(他们)就跑了。”

“他们干了几天，10来天，一个礼拜，一个个都跑了，不是一起跑的，是一个一个跑的。现在一个都没有了。”温说。

今年7月，出逃后的阳湘正和儿子曾在北京报案，“对，通知我了，是县局和铁城镇派出所，他们来调查过，但人(指工人)都走了，我们没有强制(干活)，来咱这的工人人身自由，大门永远敞开，不是进了这里就不能走。我们没有违规。”

此间，在记者与温永清对话中，当问到砖厂一共送来多少人时，一位在场砖厂人员曾回答：“头一次拉了7个，有一个不能干活，我们看……”但他看了看温，随即停口，当记者一再追问：一共拉了几批？那人和温均不再作答。

吴桥县公安局

“未接到报案，宜多部门联合调查”

10月14日，就阳湘正在京报案后，温永清称吴桥当地公安部门曾到厂调查一事，南都记者先后到吴桥县委宣传部、县公安局了解情况，但两部门均表示未听说此事。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唐刚告诉记者，不知道有此事，也不了解报案情况。县公安局办公室主任赵明同样表示，没有接到这方面的报案，或从北京、沧州等地转来的有关报案事宜。

对于阳湘正如何从北京被运至河北，从上访者变成“黑奴工”，其背后是一条怎样的输送链条？有着怎样的组织或背景结构？县公安局一张姓分管领导告诉记者，首先需要当事人向县公安机关报案，由于此事跨不同地域，涉及多个部门，宜由政府牵头，由公安、劳动监察等部门作联合调查。

10月17日，县公安局赵明给记者发来一则短信：你反映的情况，领导非常重视，当日下午组织派出所，刑警和镇政府的人员进行了调查，并对工人进行走访。结果和反映的情况有很多出入。在随后的电话中赵明告诉记者，此事若深入调查，需当事人向当地报案。

本稿刊发前，阳湘正从湖南给记者打来电话，已准备向吴桥县公安局报案。(记者 占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