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走向世界 亟须增强“智力资本”

郑瑟

来源：华夏时报  作者：郭濂　刘卫平

　　当前，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战略面临的重大困境在于：中国经济已经走向世界并成为举世瞩目的第二大经济体，为世界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中国对全球及各个区域的经济、社会、法律、政治和文化等基本层面的认知和研究却严重不足，由此导致在全球博弈中处于不利地位，如何保全中国的全球利益业已成为不容忽略的重大现实问题。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走向世界不能没有海外民族志调研相关的“知识储备”和“智力资本”，否则将无法指导中国在世界范围的有效投资，也无法保全中国的全球利益。

　　中国崛起，走向世界的风险会越来越大

　　从经济增长率、贸易增长率到近年来对外投资这些硬指标来看，中国的确在崛起。然而，中国正在经历的大国崛起与历史上其他国家的大国崛起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还没有与崛起相匹配的知识储备与智力资本。

　　今天中国在非洲有巨额投资，但是有多少中国人真懂非洲，对非洲的政治、经济、社会进行过实地研究？对非洲投资战略面临挑战的关键时刻，对投资和舆论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作出准确的判断至关重要。

　　第一，中国投资非洲环境与5年前相比已发生深刻变化。首先，非洲个别政客与政府官员已开始公开散布中国在非洲投资的负面影响。批评中国在非投资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廉价制成品对非洲本土相关产业的冲击。二是中国企业管理方式，尤其是劳工政策，与当地惯例在价值理念上的冲突。尤其应该引起中国警惕的是，这二者与西方国家关于中国在非洲推行所谓“新殖民主义”的指责开始合流。

　　第二，美国和欧洲国家在非洲与中国正面角力的趋势进一步明显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前，美国和欧盟国家忙于“反恐怖主义”，无暇顾及中国的全球投资战略。尽管西方政府与媒体一直在指责中国是“新殖民主义”，但是他们尚无余力在具体的实践上抗衡中国在非洲的开拓。

　　第三，中国对非洲投资战略亟须调整。必须看到，中国对非洲的投资方式呈多样化趋势，主要为“人道主义救助”、“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三种类型。与中国在非洲的投资相比，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多半只注意与业务领域直接有关的产业投资。非洲经济发展长期落后，亟须对经济基础设施的投入。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与非洲得以在资源和基础设施一揽子新型合作的方式下，实现非洲基础设施的提升与中国获得国内发展所需要的资源。从这层意义而言，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体现着互利共赢的精神。

　　第四，中国亟须改变全球投资战略。最近中国在非洲投资面临日益增多的批评。他们认为中国侧重的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既有利于中国获取资源，又有利于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性发展。这种投资不仅不会带来非洲国家的产业升级换代，而且还会导致非洲国家的去工业化。这也是当年拉美国家的深刻教训。

　　近现代大国崛起中海外研究的历史经验值得借鉴

　　从历史看，各大国在崛起时都曾花巨资进行知识储备与发展智力资本。早期英国遍及海外领地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当代美国维基百科的地域研究，就是古今两个例证。尤其需要提及的是1930年代前后日本的调查研究。日本占据中国东北后，建立了“满铁调查部”，负责对中国东北、华北地区及苏俄进行调查。

　　在那个时代，日本人在中国进行了最全面的县志调查，调查内容遍及地方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习俗、民风等，为其长期统治打下基础。1980年代日本岩波书局出版的满铁调查资料达数十册之多。日本人对苏俄的研究当年在世界上也可谓首屈一指，光是在1930年代翻译的俄文出版物就达80多册，居于当时苏俄研究的前列。二战后，美国为了打赢冷战，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普遍建立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地域研究”。美国的综合性大学都设立了关于世界各地区、各主要国家的研究中心。仅在华盛顿地区的各类智库就有成百上千之多。这些研究机构及其成果为美国奠定全世界的霸主地位提供了知识和智力的支撑。

　　相形之下，中国在大国快速发展过程中的知识和智力储备显然不足。造成此种状况与目前中国体制的弊病有关。从全球化背景来看，中国体制的最大弊病在于责任与问题的错位。我们处理从世界各个角落冒出来的危机，多半依靠常规智力和权变策略来处理问题，欠缺中长期的设计和思路以及重大的、具有长远战略影响的问题研究，甚至有的出于部门利益考虑，该研究的也不去研究；而聚集了大量研究人才的高校和研究院所却多在孜孜以求地研究“吊书袋式的学问”，罔顾现实中的重大经济政治问题，或者即便有了研究意向也缺乏研究资源，因此无法开展相关研究。由此带来的结果经常是：有资源的没有能力研究，有能力研究的不去做研究，或者没有资源从事研究。

　　海外民族志研究是中国崛起所亟须的知识板块

　　根据上述判断，笔者认为，中国经济走向世界所需的知识板块至少包括：第一，关于投资对象国的一般民族志资料。包括该国历史、宗教、人文、经济、社会和政治等诸多方面。这方面研究现存的主要问题是：相当一批专家欠缺现代社会科学背景，少有当代问题意识，外语水平很可能也普遍不高。第二，地域研究。即以一国为单位的政治、经济、外交（双边关系）、军事等方面的综合研究。在这些层面已经有一些人力资本的储备，存在的问题是过度向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和美国倾斜。对中国有重大战略影响的其他众多国家的研究力量十分贫瘠。第三，超出一个民族国家范围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现象的研究。特别是对那些民族、国家联合机构和组织的研究，如联合国、欧盟、东盟、“上合组织”、“金砖5国”、北大西洋(600558,股吧)公约组织、阿盟、非盟等等。第四，重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有关政策领域。如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环境问题、粮食问题、能源问题、资源问题、种族与族群问题、移民问题等。只有系统地积累和掌握了至少上述四个板块的知识，并形成一支有能力从事高质量知识生产的研究队伍，才能真实帮助中国经济走向世界，实现大国复兴的战略目标。

　　目前我国的金融投资机构在全球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工作组，但却没有任何机构投入专门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力量，也没有专门的资金投入。在国家尚未形成明确政策的前提下，建议由国家海外投资主体单位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先行投入资本，尽快推动海外民族志的调查和研究。应该考虑每年向与中国利益相关的国家派遣学生和学者，按照国家经济走向世界的需要来研究对象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经过长期积累，达成为中国大国崛起所需的知识储备，并借此形成一支庞大的专家队伍，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研究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相信如果在这方面坚持做5年，中国就会建立起一支了解各主要国家情况的年轻的研究队伍，这将对未来的中国走出去的知识与人力资本储备建立坚实的基础。

　　（作者郭濂为国开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卫平为国开行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