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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0月2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今年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7.4%,比二季度回落0.1个百分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5%,涨幅回落0.3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16.1%,涨幅回落1.2个百分点;CPI同比上涨2.1%,涨幅回落0.2个百分点,其中9月份CPI同比仅上涨1.6%,创56个月来的新低。数据表明,中国经济仍在放缓,这凸显了“三期叠加”和结构调整的阵痛,也增加了人们对未来经济形势的担心。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着通货紧缩的风险。​
​ 可以肯定地讲,目前的经济状况,虽不能完全排除短期扰动因素,但深层根源还在于我国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
从需求结构上说,我国经济长期靠投资(出口)拉动,消费需求不足;
从供给结构上说,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第二产业占比过高;
从分配结构上说,政府和企业份额过大,居民收入增速滞后于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GDP增长,城乡差别大,贫富分化严重;
从融资结构上说,地方财政融资平台、大型垄断企业和房地产业占用了大部分信贷资源,而实体经济、中小企业饱受融资难融资贵之苦等等。当前的经济表现,主因是这些长期性、结构性因素,而非短期性、周期性因素。​
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自始至终的主要拉动因素是投资。出口也曾一度做出过重要贡献,但扩大出口也要增加投资。问题就在于,当中国告别了短缺经济,GDP跃居世界第二之后,这条路再也走不下去了。原因很简单,我们的体量太大,产能太高,没有人能消化得了,中国自身做不到,世界也做不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出口长期不振,将问题集中暴露了出来。中央政府强力干预,扩大投资,试图把国外消化不了的产能转到国内来消化。表面看好像解决了问题,实际上是掩盖了矛盾,低水平重复投资,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因为投资毕竟是中间需求,最终还要形成产能。扩大投资固然可以创造新的需求,但又会进一步加剧明天的产能过剩,必须靠更大力度的投资来消化。这就好比把大家放在一个大轮盘上,轮盘的转速必须不断加快,最终会把所有的人甩出去。​
长期中,单纯的投资拉动不可持续,必然会撞上天花板。中国经济已经处在这样的拐点上。
一是出口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了,国际市场容不下,巨额贸易顺差结汇给国内造成的货币供给压力也受不了;
二是国内钢铁、水泥等十数个行业全面过剩,产能利用率低于国际公认水平,化解产能过剩的压力很大;
三是中国正在加速步入老龄化社会,新增劳动力绝对量减少;
四是资源环境刚性约束加强。
针对这些情况,中央提出,要扩大消费需求,推动需求结构的转型,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惠及老百姓的生活,同时为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支撑。但经济学上的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是要用真金白银来背书的,这就需要增加老百姓收入,调节收入结构和分配结构。一个贫富严重分化的社会,消费必然是畸形的:大部分人无钱消费,总体消费不足;少部分人高档消费,奢侈消费过度。
因此,扩大消费需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加大二次分配的力度,同时也要在一次分配中,向劳动适度倾斜,增加劳动要素的收入占比。一般说来,第三产业、中小企业的就业弹性高,对优化初次分配的效应比较明显,但发展第三产业和中小企业又会遇到另外一些复杂的问题,包括金融供给结构等。就是说,中国的经济结构,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组问题。这些问题相互勾连,形成了一个连环套,这正是问题的难解之处。​
中国经济的不协调由来已久,不仅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且有加剧之势,其根源在于政府太强势,资源配置的能力过强,对市场机制形成抑制。我们的政府是发展型的大政府,具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4万亿刺激政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为了早出政绩、增加产值,政府强力推动,竞相招商引资,往往就是上项目、批土地,忽视价格信号和资源承载能力,加剧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和环境破坏。为了支撑不断高涨的建设热情和建设支出,政府又利用其土地市场垄断者的地位,拉高地价,推动了房价上涨,迟滞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房价上涨吸纳了大量社会流动性,助涨了资产泡沫,蕴藏着金融风险。银行看中了政府手中的强大资源,将大量贷款投向融资平台和国有企业,加剧了实体经济的融资困难。政府权力过大,引发了寻租和腐败,跑政策、跑政府能赚大钱,很多人就不会跑市场、搞创新,因而创新活力不足,资源能源消耗过大,逼近了自然环境承载能力的底线,又造成了一系列复杂的民生问题和生态问题等等,不一而足。政府主导经济发展脱胎于计划经济,有其历史必然性,而且也为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它确实也是许多经济问题的主要根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可谓切中要害。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唯有继续推进改革。在旧常态向新常态过渡的进程中,一系列改革措施密集出台,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改革宏观调控方式、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启动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等等。所有这些举措,对重塑政府和市场关系都是必要的,但显然还不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还有一段很长的改革之路要走。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兰德斯在《国富国穷》中所写的:“历史憎恶跳跃,大的变化和经济革命都不是突然来临的,它们必定是经过了周全和长期的准备。”​
繁荣总让人忘记忧愁。当中国经济还在快车道上疾驰时,所有潜在的不适都显得不足挂齿,但今天再也不能等闲视之、贻误时机了。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在结构,根源在政府,出路在改革。唯有继续深化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才能从根本上优化经济结构,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发展。
来源:高层内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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