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伤的乡村

梅藏以格

（来源：商业周刊中文版）

      农村衰落来源于城市的剥削，最终也将导致城市危机。农村问题要治本，就要给农村和乡土文化的存在予以合法性。

　　最近有一则农村老人自杀的报道让人怵目惊心。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刘燕舞在湖北、山东等11个省份、40多个村庄的研究表明，“2000年以后，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升高特别快，且水平极高。”

　　这一乡村危机的极端呈现，让我想到了7月的一次辩论。当时，哈佛社会学系的博士生周韵，在网上发布了一篇文章《谁的乡村，谁的共同体?》，批评艺术家、策展人欧宁在安徽碧山的艺术和社会计划：欧宁自称要建立乡村“共同体”，但是这“共同体”不但没村民什么事儿，甚至，加强了知识分子和村民的“区隔”。欧宁随即公开回应，解释了周韵质疑的细节，认为其中有一些被曲解了，更重要的是，周韵仅访问了一天，就做出这些评论，是不负责任的。

　　周韵的质疑，的确是调查欠详、又热衷于使用时髦理论指手画脚的“留学生病”。她太急于批评，对“碧山计划”缺乏了解，也无法理解乡村建设的困难。但是理论(以及“哈佛博士”的学术背景)毕竟能增添光环，并且，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农村”的对应关系非常能够跳动中国读者的神经。于是，周韵的批评竟把“碧山计划”逼得扭转身来，露出尴尬之处。

　　“碧山计划”是近年来媒体报道、国际学术交流的宠儿。尽管很多人厌倦了城市生活、也有很多人在进行乡村建设，但是欧宁和他的同伴们与其他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没有那么“苦大仇深”。借着艺术和媒体资源，他们能够在当代艺术的视域里欣赏和宣传徽州古建筑、传统手工艺，并策划了一次丰年祭。在他们的带动下，碧山这个徽州村庄有了书店、酒吧。但很多人都有疑问：这计划和当地村民生活有什么关系?比如，在丰年祭上，有记者、艺术家，但是没有村民。再如，“碧山计划”的结果之一，是很多人拥去买房，使当地房价连翻几番，这是理想的乡村建设吗?

　　但是批评引发的论辩，是断裂而没有成效的，人们似乎在学理和实践的层面上都陷入了无奈，最终不了了之。

　　我同时也想到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1》。精美的镜头、华丽的解说，不仅在描述美食，也在赞美节气、农作生活和传统智慧。与此同时，片中隐隐弥漫着一层悲哀：制作这些美食的，是农村的留守者——最后一人。农村在衰落，这些美食更多地停留在故乡和回忆之中，而不指向未来。更深一层，理应牵动人们的联想、片中却不能提及，也因此更加讽刺的是中国的美食文化如此值得夸耀，而现实生活中，我们却身处食品安全的重重危机之中。

　　这几个例子，尽管属于不同层面，却都揭示了乡村的绝望。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无法解决，任其沉沦。换一个角度来说，这些问题无法局部解决，无法靠艺术计划、严格的食品安全检验、社保体系、怀旧式的美丽挽歌……解决单个的问题。当代生态农业的论述，都指向城市化、产业化、资本化的政治经济形态，农村衰落来源于城市的剥削，最终也将导致城市危机。那么，解决方案从哪里来?

　　日本人福冈正信从1930年代开始，就在寻找自己的解决方法。他出生于1913年，学习微生物学，从事植物病理研究，曾过着青年人的正常生活。“白天为显微镜下的自然世界惊叹，也为那片看似微小而却像无垠宇宙的世界感到不可思议;夜晚一有机会就去追求爱情，当然也尝过失恋的苦涩。”由于工作繁忙，积劳成疾，他昏倒在研究室，又感染了急性肺炎。素来生活平顺的他，住在病房里，猛然间似乎被推入了一个孤独的世界。这个生命的转折让他开始怀疑，自己从前相信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能那么无忧无虑?出院之后，他继续为生死问题困惑着，无心工作，晚上在山上和港口徘徊流连。5月的一晚，他在一棵大树下睡着了，醒来已是清晨，晨风从山下吹来，晨雾消散，一只鹭鸟飞来，鸣叫一声后远飞而去，留下翅膀拍打的声音，他脱口而出：“原来这个世界上什么也不存在。”

　　第二天，福冈正信辞职了。他在全国四处游逛，到处宣扬“一切无用论”，最后回到家乡，钻进父亲种柑橘的山里，在小棚内过起了原始生活。他想种植柑橘、生产稻米，以实际的生产来证明自己的理论：作物是自然生长的，不应是人力种植的结果。结果失败了。那是1938年。他去一家实验农场工作，担任防治虫害的主任，同时继续研究新的农法。经过三十年，他研究出一种耕种水稻和小麦的方法，不用耕田、施肥、洒农药，完全依靠自然力量，产量却毫不逊于主流耕作，他称之为“自然农法”。1975年，他把自己的经验写成《一根稻草的革命》一书。“自然农法”的成功，在日本国内赢得了很多人的效仿追随，也为福冈正信赢得了国际声誉。

　　“自然农法”简言之，就是当水稻还在生长时，把麦种从稻子上播撒下去，等水稻收割以后，再把稻草铺撒在田里。在麦子收割前两个礼拜，将稻种撒下。小麦收割之后，再把整根麦秸直接铺撒在稻田里。如此稻麦循环耕作，节省人力，不使用农机具、化肥农药等，保持了高产量、也使土地肥沃。

　　福冈正信相信，“自然农法”可以解决今天的环境危机、食品安全问题，在这种农法背后，他怀抱着二十五岁时的信念：人类做得越多越糟糕，不如顺应自然的力量，什么都不要做。但他并非真的饱食终日无所作为，也不像他宣称的那样，弃绝人类智慧，否则，他也不会历经数十年，反复实验新的农法了。而他早年对植物病害的研究，也帮助他认识了自然的复杂体系、形成了新的虫害防治体系。福冈正信的哲学更类似老子：顺势而为。用今天生态主义者的批评来说，环境危机是由于“人类中心主义”，人类想要主宰、改造自然，解决之道就在于对自然保持敬畏、过节制的生活。因此，农业问题不是孤立的，福冈正信认为，应该集合哲学家、宗教人士、艺术家一起来讨论农业问题，没错，为什么农业不再与艺术相关?

　　因此，尽管日本人很快认识到“自然农法”的价值，却很难推广，因为农药厂、化肥厂、农协等各个利益团体都会反对。就像“碧山计划”一推行，立刻引起地方政府的警惕，但房地产商却迅速嗅到利益、开始修建高档酒店。如果没有对整个政治经济体系的认识和改造，局部的解决方案终归无力。

　　在德国、日本、韩国、台湾，这种农业革命归于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词：合作社。人们集体、自愿、非盈利地组织生活和生产，不依靠政府，也不依靠资本。在台湾，一些生态女性主义者成立了“主妇联盟”，以合作社的形式，建立了生态农业的产、销、购体系。一些都市里的年轻人，也返回乡村耕种。和过去的农民不同，这些年轻的农民带着生态农业的信念，相信小农耕作可以解决食品和生态危机。他们不再羡慕城市，不以农作为低贱的工作。他们热爱农作生活、乡村的宁静，也在村中恢复了知识生活。举例来说，在新小农最多的宜兰，村里有一家店，叫做“小间书菜”，一半卖书，一半卖菜，你也可以拿书来换菜，拿菜换书。这令人想起中国乡村的“耕读”传统，比起碧山的书局、酒吧，这岂不是更有机的农村变革?

　　归根结底，正如老人自杀问题的研究者刘燕舞所说，“要治本，还是要给农村和乡土文化的存在予以合法性。”这当然困难重重。困难不仅在于政府和资本的双重压力，还在于和上述国家和地区相比，我们正处于资本主义的上升期，欲望和好奇心仍然是这个国家狂奔的动力。扩张、挥霍、积累利益，这都不是农村的逻辑。但是，除非真的移民到外星球，我们迟早得停下来，回到受伤的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