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医家对中医临床诊断与治疗特点的概括

蒹葭

古代医家对中医临床诊断与治疗特点的概括

张仲景在《伤寒卒病论集》中有云：“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这是“辨证”一词的最早记载，且在《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中，都以“辨××病脉证并治”为标题，讨论各种病证。于是，大多人都认为“辨证论治”一词，便由此而来。但《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证”都是指症状和体征而言的。

朱丹溪的门人采集《丹溪手镜》等书之精要，继承总结丹溪的临床经验编写而成的《脉因证治》一书，“先求诸脉，而因、而证、而治，四者井然”，并“特以‘脉’字领头，‘治’字煞尾”，“简而赅，约而尽”地将中医临床治疗方法概之为“脉因证治”。

明代周之干《慎斋遗书》有“辨证施治”的提法：“见病医病，医家大忌。盖病有标本，多有本病不见而标病见者，有标本相反不相符者，若见一证，即医一证，必然有失;惟见一证而能求其证之所以然，则本可识矣。”该书虽列有“辨证施治”一节，但并没有说明什么是“辨证施治”。

明代张介宾《景岳全书·传忠录》有“诊病施治”的说法：“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乃为医道之纲领。阴阳无谬，治焉有差?医道虽繁，而可以一言蔽之者，曰阴阳而已。”

清代徐大椿《伤寒类方》则有“见症施治”之称：“《伤寒论》)非仲景依经立方之书，乃救误之书……细分之，不外十二类，每类先定主方，即以同类诸方附焉。其方之精思妙用，又复一一注明，条分而缕析之。随以论中用此方之症，列于方后，而更发明其所以然之故，使读者于病情、药性一目显然。不论从何经来，从何经去，而见症施治，与仲景之意，无不吻合。”

清代章虚谷在《医门棒喝·论景岳书》中最早提出“辨证论治”这一词组：“窃观景岳先生，才宏学博，平生著作数十万言……惜乎自矜博洽，少反约之功，率凭臆见，逞笔武断，不觉毫厘千里之差。虽怀济世之心，不免功过相半……景岳先生，不明六气变化之理，辨证论治，岂能善哉!不识六气变化，由不明阴阳至理故也。”

总之，在西医传入中国之前，古代医家对中医治疗疾病的方法体系，曾试图以精湛赅恰的语言加以概括者，虽然代不乏人，如朱丹溪称之为“脉因证治”，周之干称之为“辨证施治”，张介宾述之为“诊病施治”，徐大椿命之为“见症施治”，章虚谷概之为“辨证论治”等，但对其如何称谓，显然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认识。


来源：古方中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