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边报告》：乡愁与理性的尴尬纠缠

蒹葭

来源：新京报 作者：鹿鸣之什

《崖边报告》：乡愁与理性的尴尬纠缠

《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

作者：阎海军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9月

阎海军的《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以他的家乡甘肃通渭为参考，以小见大，书写农民的生活，思考农村的发展，是一部关怀现实，警醒社会的作品。他通过细致、深邃的笔触，带着“为生民立言”的忧虑与责任，用文字记录下他们的故事。所谓“裂变”，指的是经济大潮对农村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等传统文化带来的冲击。他面对美好农村的消失，惆怅，伤感，百味杂陈，严肃思索农村该往何处去。

《引子：在崖边》阐明了这本书的缘起——“2008年是一个稀松平常的年份，村庄的所有人都是吃饱穿暖的，但村庄的每个家庭都是残缺不全的。因为家庭离散导致的村庄有生力量缺乏，在厉敬明眼中，无异于1929年和1960年的灾难年份。作为土生土长的崖边人，我亲身参与并见证了崖边人因城市化而背井离乡并导致村庄日渐凋敝的过程。但当我听到厉敬明将村庄缺乏生机的现实生活与饿死人的历史时期相提并论，我震惊了。这促使我产生了认真梳理城市化浪潮之下新乡土中国之忧的想法。返城后，厉敬明的话反复在我心里激荡着，它好似催促我进入认真思考村庄课堂的铃声。”可以说，这是作者本身具有的优势，家乡的凋敝让他震惊并思考，记者的身份让他有资源去发掘与报道，将崖边写成新乡土中国的缩影，这个选题很有想法，也很棒。

　　失望一论述过程不能让人信服

阎海军试图将本书做成一部范例和分析的综合，将崖边写出乡土中国的底色。初读此书，尤其是读前面的故事，我感到这本书像一部严肃的纸上纪录片，作者的乡愁散布在这些故事里，记述他身边的小人物。阎海军白描写来，看似平淡，实则惊心。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进城打工，只留下老弱妇孺留守。长期分居造成夫妻之间、长幼之间的情感裂痕。家族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新一代城市出生的乡民后代对农村老家的隔阂，孤独感造成老年人自杀率的上升，光棍找不到媳妇，亲族之间暴力加剧……可以说，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这种社会关系的基础，就是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特别是血缘关系，这种’缘’就是社会关系的基石。”——已经发生崩解。林语堂先生说“家庭制度是中国社会的根基，由此而生发出各种社会特点……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社会中的所有问题”，现在这种情况正在慢慢改变，阎海军认为这一崩解的根源是经济问题，比如土地政策和城市化带来的农民贫富分化。因此在本书的后半部分，他着重就这两点提出自己的想法，探究解决的路径。

阎海军怀着浓浓的乡愁，每一章的题目都带着“美好田园不存”的感伤，他希望从根本上改善农民利益，不愿意看到家乡的人成为改革牺牲品。这种情结是可以理解的，但必须指出，三农问题是一个复杂且严肃的问题，涉及许多方面，作者将着眼点放在“土地集体化”与“土地私有化”的分歧上，并认为前者才是解决之道。学术争鸣是正常的，但论述过程应该让人信服。

就像这本书的题目所反映的一样，《崖边报告》的风格与内容也是分裂的，这就对阎海军的思考带来了小小的尴尬。在现象方面，作者十分感性，贴近并认同农民的遭遇，将自己的情感灌注在文字中，因为亲身经历过显得很具信服和冲击力。但在理性分析方面，作者可能将情感贴得太近了，太急切了，又缺乏前半部分的亲身采访，于是难免太过主观臆断。

阎海军在分析部分，只局限于书本的对比和资料的引用，甚至到了大段抄写原文的程度。他列举出土地集体化和私有化的论争，并认同前者。他以包产到户闻名最后却经济衰落的小岗村，和集体化闻名，农民都过上好日子的南街村为例，证明前者一定会使农民陷入“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局面，后者才能真正惠及老百姓。由此得出结论，要改变农民的处境，归根结底是改变“土地私有化+小农模式”。但阎海军只列举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而置学术界对于南街村模式这类“范例”的争议于不顾，也没有仔细辨别集体化和私有化争议的思想根源。

　　失望二引用资料陷入确证偏见

阎海军认为，土地承包后形成的小农经济助长了农民的自私情绪，乡村古老的基于互助合作的“互惠机制”受到了冲击，仅从“情怀”出发，看到一点负面的东西，就否定土地承包给农民带来的解放，这就显得过于主观了。他在写作过程中时时陷入一种“确证偏见”，引用的资料仅是为了支持自己已有的结论，并非从事例出发，客观采访每一种观点的持有者，对于更复杂和矛盾的例证视而不见。

阎海军认为解决城市化弊端的方式是农村本土城镇化、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现代化、守卫乡土文化等措施，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他对城市化的抨击陷入一种主观的偏见，举出城市化的污染、物质主义、圈地运动等弊病，认为城市化会破坏农村经济，戕害农民利益，这就显得有些论证不足。他只看到城市相当表面的弊端，却忽略了城市对资源集聚的优势。城市带来的集聚效应，能够最大限度积累优势资源，这是乡村需要更多时间才能建立的。农村进城人口的增加是不可改变的。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也应该对城市化趋势不可逆转的原因做出客观的分析。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倒退回“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田园社会已经不可能，只有经济发展，精神文明才能获得建设。城市在这一点上比农村更有优势。新的价值观需要建立，不仅维系于家族，更要立足于整个社会。人口的集聚，对于资源分配只会起到好的作用，资源的利用效率会提高。对于农民的公民意识与公民素质建设，也是有利的。

　　失望三“情怀”击败了“客观”

阎海军急迫地希望改变以家乡为代表的农村困局，对于市场化下农村经济的不平等，他似乎更希望能够尽快走出“资本主义”，过上“人人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生活，这希望演变得有些焦虑，成为一种寻找药方的冲动。对于三农问题的考量，应该站在较为客观的立场冷静地分析，分析为何会产生这些现象，如有可能，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三农政策作出横向对比，与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农政策作出纵向对比，看到三农政策对农村经济究竟影响如何。如有可能，应通过大量数据，采访一些专业人士，听听他们对于三农问题的看法。这本书的乡愁情怀浓溢，学术性却不足。作者希望立竿见影地解决家乡人民的困境，却未曾调研学术现场，而只是翻翻书本，大段抄写一些理论和官方文件，和前半部分的风格很分裂。即使翻书，也应该结合现实仔细分析它的实用性。可作者只看到一些成功例子，就认为它一定适合现实，这难免显得纸上谈兵，不切实际。

《崖边报告》是一本充满乡土情怀的书，它试图站在智库的立场，为三农问题建言献策，可作者的思考方式又阻碍了这本书的深度。乡愁和智库相纠缠，就将情怀也悬置在尴尬中。它本可以写得更出色，选题比较新颖，亲身探究式的非虚构写法与书斋里学者的调研不尽然相同。阎海军生长在乡村，对农村的裂变有最直观和深入的感受，调研也能获得更多便利，但我想，面对这样庞大的问题，还是应该具备一些社科研究的学术训练，写得更客观、更全面。这样才能不只限于对表面现象的感叹，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简单直接，而是更冷静、更深入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