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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农村最需要的与其说是乡贤文化,不如说是打通城乡之间的壁垒。随着城市生活的日益拥挤、嘈杂、污染,已经有部分城里人开始产生返回乡间生活的需求。而如果这些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则随着人口向乡村的倒流,将是资金、观念、文化、秩序等一系列公共资源的回流,这样的回流可能比少数退休官员带来的更多、更大、更有效。
面对乡村凋敝的现状,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钱念孙提出,应当继承中国传统的乡贤文化,让官员、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告老还乡”,对农村发展有积极意义。
传统的乡土中国,乡绅、乡贤在乡村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核心角色,围绕乡绅、乡贤群体而构筑的乡贤文化,作为深植于乡土的根须,滋养着儒家文化的蓬勃枝干。
彼时,一方面不断有乡村精英通过科举考试,远离乡土而踏上仕途。另一方面,则是不断有致仕的官员返回家乡,以其为官一生而积攒的资产、人脉、识见造福乡里,成为乡村中财力最厚、见识最广、处事最公的乡绅。这些退休官员与屡试不第而留居乡村的学子组成的乡贤群体,共同构成了传统乡村的礼教根基,维护了乡土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秩序。同时,离开/返回的往复更迭,也形成了朝堂与乡土、城市与乡村的循环、回馈机制,乡绅、乡贤作为毛细血管,把文化和经济资源不断向乡村输送,回馈、滋养着曾经生长于斯的乡村。
如此诗意的乡村图景,随着工业化进程被戛然斩断。虽然没有了公开以取士为目的的科举考试,但“知识改变命运”的现实,依然通过高考途径召唤着乡村的文化精英,加上改革开放以来迅猛推进的工业化进程,更是进一步把大多数乡村青年卷入工业化大潮,农村的“人去村空”,成了几千年来从未出现过的乡村景象。而且与以往往返循环的机制不同,工业化、城镇化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乡村人才大多以“一去不还”的方式离开乡村,不仅带走了乡村的人才,也随之带走了乡村的活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鼓励退休官员返回乡村,成为新一代乡绅,以此重建乡贤文化,看起来确实是个不错的主意。
但城镇化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某种意义上,乡村的衰败、萎缩,已是必然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有退休官员愿意回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还能真正介入乡村生活,进而在乡村建设中以“新乡绅”的身份发挥作用,其实很值得怀疑。况且在当下严格的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下,退休官员即便是回到家乡,也将陷入“无立锥之地”的窘境。而若如钱念孙代表所建议的“国土资源部门能否给出相关政策,将返乡者的住宅纳入美丽乡村建设整体布局”,则等于在现有土地制度上撕开一个口子,让回乡官员退休之后又享受一次土地特权,将制造新的不公和矛盾。
其实,目前中国农村最需要的与其说是乡贤文化,不如说是打通城乡之间的壁垒。以往论及城乡壁垒,往往单指乡村人口进入城市的壁垒,但目前更需要打破的,是城乡双向交流的壁垒。随着城市生活的日益拥挤、嘈杂、污染,已经有部分城里人开始产生返回乡间生活的需求。而如果这些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则随着人口向乡村的倒流,将是资金、观念、文化、秩序等一系列公共资源的回流,这样的回流给乡村带来的滋养和改变,可能比少数退休官员带来的更多、更大、更有效。
当然,城乡之间的最大壁垒仍然是土地制度。农民进城,不能将村里的宅基地变现,作为在城里安家的“第一桶金”,城里人下乡,又得不到一寸合法、安全的土地建设乡村家园。
不以照顾回乡官员为目的,而是全面改革土地制度,是打通城乡壁垒,让城市更好反哺乡村的需要,也是中国下一步改革必须解决的最大难题。
来源: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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