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曾经充满希望，但今天滑落陷阱

郑瑟

　　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经验，为世界提供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拉美国家工业化起步远较亚洲还要早，但在亚洲“四小龙”及中国内地相继崛起的近五十年间，却停滞下来。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增长陷阱，指发展中经济体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可能面临经济发展动力减弱、增速放缓、与高收入经济体之间分化扩大的现象。中等收入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至关重要。世界银行的绝对收入标准掩盖了新兴与发达经济体之间潜在的增长分化，我们采用“相对标准”，即实际人均GDP与美国之比，来反映经济体之间收入水平的收敛或分化趋势。

　　今天，曾经辉煌过的阿根廷、巴西、智利等均陷入无尽的旁徨;委内瑞拉更陷入绝望，让人叹息。从曾经充满希望，沦落成为今天增长乏力，甚至经济动荡的代表，个中原因，值得探讨。

　　从全球经济发展史来看，工业化几乎是每一个经济体崛起无可回避的阶段。欧洲、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再到中国内地，无一例外都是通过工业化建立起现代经济的体系，再在此基础上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根本上，这是由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本质所决定的：大部分的生产性服务业，其功能便是为制造业提供服务(典型的如贸易、物流、产品设计等);因此，大量的服务业深深嵌入(embedded)在制造业的产业链当中。没有了制造业这一需求来源，很多服务业便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百年以来，按照收入水平分类，中等收入经济体始终是全球数量最多的一个群体，也是发展过程分化最显著的群体。二战以后，东亚、东南亚赶超型经济体和中国相继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同为新兴经济体的拉美国家却长期陷入增长停滞的泥沼难以自拔，中等收入国家所呈现出的巨大差异令进入中等收入水平本身即成为一种增长风险。

　　中等收入水平意味着什么?他们为何可以创造奇迹，他们又为何长期落入陷阱?对于正在迈向中上等收入水平的中国，在增长转型的十字路口，应该选择怎样的宏观经济政策?我们推出中等收入陷阱的系列报告，为研究中国经济增长问题提供借鉴。本篇为系列报告的第一篇，我们对全球主要新兴经济体进行横向和纵向扫描，并从过早去工业化的角度对拉美国家进行简要分析。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实质是增长陷阱，指发展中经济体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可能面临经济发展动力减弱、增速放缓、与高收入经济体之间分化扩大的现象。这一概念首见于世界银行2007年题为“东亚经济复兴(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的报告，用以描述发展中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发展阻力加大，增速放缓，可能长期陷入中等收入水平，难以实现进一步赶超的风险。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主要包含三个方面：

　　1)指经济增长减缓或停滞，分化扩大的风险：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是发展中经济体赶超进程停滞，与高收入经济体之间的差距扩大，是一种增长陷阱;

　　2)同时面临产业链低端和高端的压力，令中等收入国家更容易陷入增长陷阱：低收入经济体在低端产业具有成本优势，高收入经济体则凭借出众的创新能力维持在产业链高端的竞争优势，而中等收入经济体则在两端同时面临压力，更易陷入增长陷阱;

　　3)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至关重要：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往往在市场机制方面仍不完善，政策选择对经济的潜在走向具有更加深远的影响，如何避免或走出陷阱很大程度上是政策选择问题。

　　研究中等收入陷阱之前，首先应明确中等收入经济体和陷入增长陷阱的划分标准。

　　世界银行采用“绝对标准”对全球经济体的收入水平进行分类。世界银行1989年提出基于人均国民收入(GNI per capita)绝对水平的分类标准，将高收入、中上等收入、中下等收入基准分别确定为人均GNI在6000美元、1940美元和480美元(1987年价格);其中高收入基准接近1987年全球人均GNI的2倍，且所有工业化国家均包含在内;中等收入的下限确定为高收入基准的1/12.5。此后每年世界银行均根据全球通胀和汇率水平对分类标准进行调整，以保证其当前值与1989年标准等价。最新的2016年标准中，人均GNI在1046美元至12735美元之间(2014年价格)的是中等收入经济体。

　　“绝对收入标准”具有两大缺陷：其一，无法反映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因而掩盖了新兴与发达经济体之间潜在的增长分化。长期来看，全球经济持续保持实际正增长，这意味着绝对收入标准本身即与发达经济体收入水平之间产生分化。1989年，高收入门槛为美国人均GNI的30%，至2016年，这一门槛已降至美国的23.3%，这意味着即使某个新兴经济体增速低于美国，仍有可能进步至高收入国家，潜在的差距扩大被掩盖。

　　第二，绝对收入标准对增长陷阱的甄别方法存在争议。在绝对标准下，在某个收入阶段滞留多长时间应作为陷入增长陷阱的标准，在研究中存在很大争议。同时，绝对标准意味着正增长的经济体一定可以进入高收入行列，令对“陷阱”的判断更为困难。按照世界银行标准，智利、阿根廷2014年人均GNI分别达到1.49万和1.35万美元，已经跨过高收入门槛，拉美整体情况似乎远好于金砖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与主流观点相悖。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采用“相对标准”，即实际人均GDP与美国之比，来反映经济体之间收入水平的收敛或分化趋势。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表现是与发达国家收入水平之间未能持续收敛，而是差距不断扩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相对标准能够较好地反映经济体之间发展速度的潜在分化。人均实际GDP指标能更好体现增长的差异，并有效剔除不同国家的通胀水平差异对名义数据的扭曲。

　　基于最初版本的绝对标准，我们分别将实际人均GDP达到美国的2.5%、10%和30%作为中下等收入、中上等收入和高收入的基准。世界银行最初(1987年价格)对中下等、中上等和高收入的绝对划分标准分别为480美元、1940美元和6000美元，而当年美国人均GNI约为20000美元。与这一标准相对应，我们将中下等、中上等和高收入国家相对基准划分为人均GDP达到美国的约2.5%、10%和30%。

　　如果一个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仍无法跨越高收入基准，则认为该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在以下部分我们将会看到，不同经济体在进入更高收入群所需时间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令增长停滞的国家极易被识别出来。

　　我们首先对1960年代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相对收入变化情况进行一个全景扫描。为便于横向和纵向比较，我们采用世界银行公布的2005年美元价格人均实际GDP数据，考察特定经济体实际人均GDP与美国之比在过去50余年间的变化，以对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产生一个轮廓性的认识。

　　发达国家：日本二战之后持续赶超长达40余年。二战结束后，日本很快开始恢复和赶超，赶超路径分为前后两段，1946年至70年代初，相对收入水平由约17%飙升至75%;70至80年代，赶超速度有所减慢，相对收入水平在90年代初达到95%以上，此后增长停滞，相对收入下降。

　　韩国：20年间由中上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行列。“亚洲四小龙”是东亚增长奇迹的代表，其中韩国于60年代起增长提速，1972年达到中上等收入水平，20年后即成功跨入高收入行列，成为赶超经济的典范;同样经济规模较大的中国台湾也于90年代成为高收入经济体。香港和新加坡则是小型经济体转型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功案例，人均收入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东南亚：赶超仍在路上，但速度慢于日本和东亚经济体。泰国、马来西亚于80年代中期至1997年快速赶超，2000年后增长再次提速，整体赶超速度慢于日韩。1960-2014年，泰国相对收入水平由2.5%升至8%、马来西亚由6.5%升至15%以上，并于90年代中期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越南自90年代以来加速，逼近中下等收入水平。

　　金砖国家：发展阶段不具备相似性，中国创造新的增长奇迹。过去50余年的相对收入水平显示金砖国家在发展阶段上并不具备相似性。俄罗斯自前苏联解体后经历了相对收入水平先降后升，南非不断下滑，巴西停滞不前，印度自2005年后增长加速，2013年跨过中下等收入门槛。中国则自80年代以来快速增长，于1999年进入中下等收入行列，14年相对收入水平为8.3%，有望于2018年左右跨入中上等收入水平，与韩国的赶超速度相仿，成为最新一轮的“增长奇迹”。需要说明的是，世界银行的实际人均GDP计算方法可能低估中国的数值，因此中国的实际赶超速度比数据显示的更快。

　　拉美国家：彷徨的50年。与亚洲经济体此起彼伏的赶超进程形成鲜明对比，拉美国家在过去的50年中彷徨不前，甚至有所滑落，目前相对收入水平收敛在10%-20%这一较低的区间内。1960年，委内瑞拉、阿根廷、智利和巴西相对收入水平分别为36%、24%、15%和11%，此后30年拉美不仅未能赶超，差距还有所扩大。至1990年委、阿、巴西三国相对收入水平分别降至16%、12%和12%，至今也仅有小幅反弹。50年内，拉美从充满希望的区域沦落成为经济动荡、增长乏力的代表。

　　过去50年总结：亚洲相继涌现赶超奇迹，拉美则陷入无尽的彷徨。日本和韩国成为赶超经济体的典范;东亚经济体(“亚洲四小龙”)自60年代起经历20余年发展进入高收入行列;主要东南亚国家自80年代中期开始赶超，但速度慢于“亚洲四小龙”，目前仍在路上;中国80年代以来的赶超进程是最新一轮亚洲增长奇迹，赶超速度与早期的日、韩接近。而拉美国家整体收入水平持续下降，与高收入经济体差距不断扩大。

　　把时间轮廓拉长，我们发现拉美国家滑落陷阱的时间可能长达百年，阿根廷成为滑落陷阱的典型经济体。我们把时间拉长至两次世界大战之前，基于历史统计数据，考虑通胀和汇率因素，估计出阿根廷和美国自20世纪初至今百余年的实际人均GDP序列，对比后发现，早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阿根廷已经开始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深渊。

　　阿根廷人均GDP：持续增长，但并未收敛(converge)，而是分化扩大(diverge continually)。我们的估计结果显示，以2005年美元价格计算，阿根廷1900年的实际人均GDP约为1730美元，到2014年，这一数值增至7764美元，年均实际增速为1.32%;同一时期，美国实际人均GDP由约4700美元增至46405美元，年均实际增速为2.03%。也就是说，在长达114年内，阿根廷平均每年增速都要比美国低0.7个百分点。

　　相对收入水平：114年中从36.8%下滑至16.5%，降幅达到55%。阿根廷人均实际GDP在20世纪初约达到美国的36.8%，按照相对收入水平标准已经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此后在20世纪头10年和1916-33年间有所增加，“大萧条”后开始漫长的持续下滑，40年代初跌至30%以下，80年代初跌至20%以下，2002年跌至10.9%的百年低位，此后有所反弹至2014年的16.5%。一百余年间相对收入水平下滑超过55%。

　　经济增速：在大多数年份中阿根廷增速均低于美国。将1900年以来的实际GDP增速按照每10年进行平均来看，阿根廷在20世纪初和20年代曾经增速高于美国0.8-0.9个百分点，此后自30年代起至80年代增速持续落后于美国达60年，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20年中增速高于美国，近年来增速下滑，有再次落后的倾向。此外，阿根廷增速波动较大。总体来说，阿根廷在大多数年份中经济增速均低于美国。

　　百年前就进入中等收入甚至高收入群体的拉美国家，为何经济止步不前?在过去的一百余年中，拉美国家并未实质性地受到二次世界大战和民族独立运动的战争冲击，优越的地理位置、富饶的资源禀赋和良好的起步也为拉美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此背景下，为何拉美国家经历了经济增长的彷徨、停滞和衰退?

　　从供给侧的角度，较快的资本积累、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以及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是赶超的必由之路。人均收入的增长由三大因素所驱动：劳动力结构、投资增长和生产率提升。劳动力结构和资本投入增加是要素投入，反映外延式增长;生产率的提升则体现经济活动的效率改善，反映内涵式增长。从供给侧而言，“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要素投入增速放缓和生产率增长未能持续。

　　对比亚洲和拉美经济体，我们认为要素投入的短板和生产率提升的停滞都是导致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要素投入和生产率，孰为拉美增长停滞的主要原因?以往研究中未有一致结论。我们对比亚洲(特别是东亚)和拉美经济体，发现要素投入和生产率停滞均是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拉美要素投入的不足体现为“过早去工业化”，生产率增长的停滞则体现为其从未实现的产业转型升级。

　　“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是转型经济体成功赶超的基础。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造业部门的快速发展，是成功转型的基础。其原因在于：1)对赶超经济体而言，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造业部门是生产率提升潜力最大、提升速度最快的部门;2)制造业部门生产的可贸易品的全球竞争力是参与国际贸易的决定性因素;3)制造业部门是生产技术传递渗透的关键环节，制造业发展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服务业在价值链中的位置。

　　亚洲国家赶超过程中工业化程度不断加深，拉美则表现为“过早去工业化”。日本的工业化进程自战后持续至70年代初，与第一轮快速赶超时间一致，峰值制造业占GDP之比达到35%，占比开始下降时已经是高收入国家。韩国工业化程度至今仍在提升中;中国制造业占比自80年代至今已由25%大幅提升至40%的高水平;马来西亚、泰国在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也经历工业化提速。而拉美国家平均工业化程度自90年代中期起已经低于上述全部亚洲主要经济体，去工业化过快。

　　去工业化是拉美国家的通病，并非个例。阿根廷60年代中期制造业占GDP曾高达40%，此后占比持续下降至今，已降至14.5%;巴西、哥伦比亚70年代制造业占比曾短暂提高至35%和25%，80年代起工业化程度持续下滑。2014年，拉美主要国家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均收敛至12%-15%的低水平。去工业化成为拉美国家的通病，反映区域内经济体具备一些共同的结构性问题。

　　历史经验表明，去工业化开始时人均GDP水平越低、制造业占比越低，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越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指出，若制造业占GDP之比未达到30%即开始去工业化，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不能完全实现。下图显示亚洲的工业化和拉美的去工业化进程，工业化程度提升在东亚国家的赶超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唯有拉美的曲线是从右向左的持续去工业化过程，去工业化时制造业占比仅为25%左右，相对收入仍不到20%。

　　拉美国家“过早去工业化”的直接原因，是资本投入和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不足。拉美国家在制造业占比较低、收入水平较低时即开始去工业化的现象，被称作“过早去工业化(PrematureDeindustrialization)”。工业化在发展初期即开始衰退，直接体现出拉美国家在要素投入方面的长期不足。

　　资本的快速积累是实现工业化和快速赶超的基础：从时间上来看，投资水平较高的时期往往赶超速度较快。日本二战后至70年代初工业化提升最快，对应的固定资本形成占GDP之比也一度达到30%-35%;东亚赶超型经济体在工业化最快的80年代投资占比也曾达到35%的高位并维持在较高水平直至97-98年危机发生;东南亚经济80年代末至97年投资水平快速提升至35%，也与快速工业化时期重合。而拉美国家投资水平持续低于亚洲国家，成为其持续去工业化的重要背景。

　　从经济体均值来看，过去50年拉美国家投资比例普遍低于亚洲经济体。过去50余年中，亚洲“四小龙”经济体与“四小虎”和越南投资占GDP的比重最高，分别达到25%-30%和21%-28%;发达经济体中，日本投资占比达到28.4%，其他发达国家占比在20%-23%之间;拉美最大的5个国家投资占比仅在18%-22%左右，普遍落后于亚洲赶超经济体，甚至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近年来哥伦比亚、智利等国投资占比略有提升，但仍然较低。

　　投资的重要性不仅限于赶超初期：日、韩在进入较高收入水平后仍在相当长时间内维持高投资。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在相对收入水平较低时均经历了投资占比的大幅提升;中、泰、马投资峰值占到GDP的40%以上;但同时值得关注的是，韩国、日本在进入高收入水平之后仍在相当长时期内投资占比维持在30%以上。赶超后期投资仍将发挥重要作用，而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高投资必须与投资效率的提升相匹配，否则可能最终引发危机。日本、韩国均曾经历低效投资泡沫危机，但低效投资出清后，整体投资增速并未大幅下滑，并且进一步促进了两国的经济增长。

　　拉美国家投资的持续低迷，其根本原因是长久以来的低储蓄率。过去的50年中，除委内瑞拉外，拉美经济体的储蓄率仅与发达国家水平相当甚至更低，而曾经快速赶超的经济体，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泰国、马来西亚和中国，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维持30%甚至更高的储蓄率。而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近年来全球经济体储蓄率呈进一步提升态势，而拉美多数国家储蓄率却进一步下降。

　　较为激进的消费偏好、恶劣的金融环境是拉美国家储蓄率长期难以改善的两大重要原因。一方面，拉美国家收入分配不均极为严重，而高收入群体偏好高消费而非储蓄和投资;另一方面，恶性通胀此起彼伏、脆弱的货币和金融体系均意味着在阿根廷、巴西等国家持有货币形式的储蓄是极不明智的。

　　亚洲经济体：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为工业化提供重要支持。赶超初期，亚洲经济体农业部门集聚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实现了向工业部门的大规模转移，为工业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要素投入支持。1980-1991年，韩国农业部门就业占比由34%降至16%，而工业部门则由29%升至36%;中国台湾地区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工业部门就业占比在1980年-1985年达到42%-44%的高位，此后才开始下滑。

　　工业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与赶超速度成正比：工业部门就业占比拐点越低，赶超速度越慢。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持续转移，为经济整体持续快速增长提供劳动力要素支持和生产率提升的巨大空间。东亚和东南亚赶超速度的差异也鲜明体现在工业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差异上。韩国、中国台湾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持续长达30年，工业就业占比峰值分别达到36%和44%;而泰国、马来西亚的转移过程仅在80年代中-90年代中持续约10年，工业就业占比仅增长10%左右即开始下滑。

　　拉美国家剩余劳动力未能实现向制造业的转移。与亚洲经济体截然相反，拉美国家的剩余劳动力未能实现向制造业部门的转移，工业部门就业占比尚未提升至较高水平，即已经开始趋势性下降。80年代至90年代，阿根廷、巴西、委内瑞拉工业就业占比分别由30%、25%和28%降至20%左右。这段时间表现较好的智利，工业部门就业维持在23%左右，没有大幅下降，哥伦比亚则持续维持在20%以下。考虑到工业就业中还包括相当比例的建筑业工人，制造业就业占比更低。

　　没有进入工业部门，劳动力去哪了?他们正在向非正规的低端服务业转移。阿根廷和委内瑞拉是拉美国家劳动力结构变化的缩影。阿根廷自二战结束至1980年，农业部门占就业的比重由26%降至14%，减少的份额与服务业增加的比重相当;委内瑞拉自80年代至今农业和工业部门在就业中的占比同步下降，服务业占比2013年已经达到71%。拉美其他国家就业结构的变化与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相似。

　　工业部门劳动力占比不足，后果是制造业技术扩散难度加大，同时对国内需求产生深远的长期影响;其原因则是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深层次矛盾。过低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就业水平，令工人的技术升级和扩散过程难以实现，阻碍生产率的提升;同时，劳动力难以通过生产率增长最快的工业部门提升收入和生活水平，长期来看对国内需求的培育是极为不利的。这一现象的根源，是拉美国家过度偏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畸形发展路径。

　　全景扫描：过去的半个世纪，亚洲经济体相继涌现赶超奇迹，拉美则陷入无尽的彷徨。日本和韩国成为赶超经济的典范;东亚经济体(“亚洲四小龙”)自60年代起经历20余年发展进入高收入行列;主要东南亚国家自80年代中期开始赶超，但速度慢于“亚洲四小龙”，目前仍在路上;中国80年代以来的赶超进程是最新一轮亚洲增长奇迹，赶超速度与早期的日、韩接近。而拉美国家整体收入水平持续下降，与高收入经济体差距不断扩大。

　　拉美的过早去工业化之殇。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造业部门是生产率提升潜力最大、提升速度最快的部门，“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是转型经济体成功赶超的基础。亚洲国家赶超过程中工业化程度不断加深，拉美则表现为“过早去工业化”，且这一现象在拉美各国中均非常普遍。历史经验表明，去工业化开始时人均GDP水平越低、制造业占比越低，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越大。

　　拉美国家“过早去工业化”的直接原因，是资本投入和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不足。资本的快速积累是实现工业化和快速赶超的基础，投资的重要性甚至在高水平经济体中仍持续体现。但过去50年拉美国家投资比例普遍低于亚洲经济体，甚至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拉美国家投资的持续低迷，其根本原因是长久以来的低储蓄率，而巨大的收入差距、高收入群体对高消费的偏好，以及脆弱的货币和金融体系，是导致持续低储蓄率的结构性原因。

　　工业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与赶超速度成正比：工业部门就业占比拐点越低，赶超速度越慢。拉美国家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未能实现向工业部门的有效转移，而是直接进入非正规的低端服务业。过低的制造业就业水平，令技术升级和扩散过程难以实现;同时，劳动力难以通过生产率增长最快的工业部门提升收入和生活水平，长期来看对国内需求的培育极为不利。而这一现象的根源是拉美过度偏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畸形发展路径。

　　根据姜超宏观债券研究、大公网等采编【版权所有，文章观点不代表华发网官方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