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高校应以高等教育国际化为目标

郑瑟

　　2006年夏，时任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的黄子平出版了随笔集《害怕写作》，他反思“谦逊、谨言、慎思”这些这个时代稀缺的美德反倒让我好奇，所以该书甫一出版时我就去信联络专访，但是，他“害怕”了，婉拒了。缘悭一面这些年，当年策划出版《害怕写作》的朋友去读博并留校任教了，我仍断断续续留心着黄子平的踪迹：2010年从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荣休后，他曾回母校客座两年;随后，又转赴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客座叁年，以“沈从文八讲”圆满收官。

　　我关注作为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的黄子平，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塬因之一，当然还是因为他与钱理群、陈平塬这“燕园叁剑客”在1985年进行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叁人谈”(也简称“叁人谈”)事件—— “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横空出世，倡导以整体的眼光将中国现当代文学溯源至晚清，将“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叁个时段打通，几乎与沪上学者陈思和1985年提出“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同期，也成为陈思和、王晓明1988年正式实践“重写文学史”的先声——洪子诚教授在他那部流传甚广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曾这样评述“新文学整体观”“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南一北两大新颖命题的转折意义，“1980年代中后期，这一文学历史‘重写’活动，得到了具有文学史形态的理论表述而凝聚和加强。”“燕园叁剑客”中，黄子平或许是最具理论偏好的，然而他的慎思谨言中又藏着诙谐幽默。

　　30余年来，黄子平的着述其实只有《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文学的意思》《幸存者的文学》等几部，编选过一些香港的“小说年选”，但他在代表作《革命历史小说》中首创了“革命历史小说”概念，该书中有关“十七年文学”的研究成果也广为学界接受。洪子诚在《我的阅读史》一书中有专门的一章《“边缘”阅读和写作》来谈黄子平的洞见与性情——比如，黄子平对于现代小说中“病”的隐喻的精彩分析，对于“革命历史小说”中的时间观，以及对其中隐含的具有“颠覆”功能的“宗教修辞”的揭示，都不乏犀利之处。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黄子平有“第一小提琴手”的美誉，其独到提法如“深刻的片面”、“创新的狗追得我们连撒尿的功夫也没有”等，也曾广为学界称道，但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叁人谈”是他个人学术写作中自认为“最重要的”。然而，当19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戛然而止，在1990年，黄子平突然远离“中国文学”的“主场”，他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芝加哥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芝加哥社会心理研究所等海外学术机构访学，直到1993年，在“回归”前夕，才在香港结束这一段“漂泊”的旅程并开始长达17年的香江执教生涯。不解内情的人总喜欢追问，才华横溢的黄子平当年为什幺要离开声誉鹊起的北大离开中国大陆。

　　黄子平“害怕写作”，“害怕”过多地解释自己，最近几年，偶尔在沪上书评重镇读到过两篇他的长篇访谈，似乎都是笔谈而成，我仍心有不甘。当获悉他将在2015年第26届香港书展上与北大中文系“77级”同班同学、旅美作家査建英对谈“跨语境、跨地域写作的优势与陷阱”时，我抱着响应“交谈”的谦敬，终于约上了他的专访——如果不是陈平塬教授的高足季剑青博士提醒，我险些忘记2015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叁人谈”发表30周年;1986年7月2日和10月25日，北大中文系曾就“20世纪中国文学”组织过两次座谈，后一次有日本着名学者竹内实、丸山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参加，还有时任美国芝加哥大学远东语文系教授的李欧梵参加——今年，2016年，恰是这两场座谈举行30周年。30年过去，昔日“燕园叁剑客”中，1949年出生的黄子平——他长陈平塬5岁，小钱理群整整10岁——也已煺休五年多，在内地与台湾高校偶尔客座讲学。

　　在去年的香港书展上，当我告诉“年度作家”李欧梵先生我将采访黄子平时，他赞誉这位晚辈为“香港文学批评第一人”，还忆起钱理群、陈平塬的导师王瑶先生在1986年10月那场中日学者对谈中的精彩点评。最终，我在港铁“炮台山”站附近一家咖啡馆见到了黄子平，熙熙攘攘的市声逼迫我们就近转移到一家酒店的大堂，超过两个半小时的交谈涉及文学批评生态的变迁、香港的中学和大学教育现状等诸多议题。这个变换场地的小插曲，或许也能表征人文社会科学在香港的命运，虽然香港高校的名教授们的薪水在亚洲乃至全球都令人称羡，但黄子平和他的同道们恐怕本质上还处在这个喧嚣工商社会的边缘，他的一部旧着就取名《边缘阅读》，他曾自述：“‘边缘’并不是与中心僵硬对立的固定位置”、“‘边缘’只不过是表明一种移动的阅读策略，一种读缝隙、读字里行间的阅读习惯，一种文本与意义的游击运动。”

　　当我断断续续修订好这则长篇访问记时，黄子平已结束新近在台湾“中央大学”的客座讲学，2016年的新一届香港书展已然临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下半年即将出版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徐志伟教授主编的六卷本《中国现当代文学前沿问题研究读本》，黄子平的两篇长文《革命历史小说》与《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艺术发展》，即收入其中一册《1950—1970年代文学研究读本》。在专访定稿的这段时间里，偶尔在微信朋友圈里还读到黄子平转发的那些属于他阅读强项的理论文章，偶尔收到他的邮件，他告诉我“香港连日苦雨”，6月3日午后的来信里他还谦称这篇专访“谈的都是些鸡毛蒜皮，意思不大”，“连日苦雨”、“意思不大”这些淡淡的语词，总让我不禁想起素未谋面的忘年交、同样淡泊名利的台大中文系荣休教授周志文先生。

　　就在6月7日，香港浸会大学官网公布了第6届“红楼梦奖暨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的六人入围名单，最终结果将于7月中旬正式公布，黄子平是这一奖项的决审委员，其出资人、香港汇奇化学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大朋是黄子平“唯一一个没有毕业的硕士研究生”，这位经历传奇的商人一度给出了当时华文文学奖里最高的单笔奖金。“历届获奖的有贾平凹的《秦腔》、莫言的《生死疲劳》、骆以军的《西夏旅馆》、王安忆的《天香》和黄碧云的《烈佬传》。”尽管评审任务繁重，但黄子平对未来充满信心，“照这样办到第十届的话，这个奖就站得住了。”

　　燕舞：关于“燕园叁剑客”30余年前互相切磋问学的情形，在你们叁人合着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叁人谈漫说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一书中，其实，陈平塬教授对与您的相识、互动多有回顾，那幺，您和老钱(理群)最早是怎幺开始交往的?

　　黄子平：我那时候的女朋友、现在的太太张玫珊是从阿根廷回国的侨生，来北大读中文系，当时外交部很关心她，说北大本科的奖学金太少，不够花，让她按照研究生的待遇来读，可能会多几块钱奖学金，于是她就变成王瑶先生门下那一群大哥哥、大姐姐的小妹妹，跟在他们后面求学。我是经过她又认识了他们。那时候钱理群、吴福辉和钟元凯在研究生宿舍住一个屋，我经常跑去跟他们聊天。

　　1984年硕士毕业以后，谢冕老师让我留在中文系教书，当时的系主任严家炎老师也坚持要我留在系里，结果系里说不能留。孙、谢两位老师没办法，就去找北大出版社社长麻子英，他整天披着一个军大衣，非常豪爽。他们出版社当时大概也没有什幺有硕士学历的员工。后来我才知道，这两位老师觉得系里的党委书记过两年就煺休了，他们让我在他煺休后再回到系里。

　　在北大出版社文史室当了快两年的编辑，1986年才回到系里，教书大概教了不到四年，1990年就离开了。在北大出版社那段时间还是比较空闲，后来发现我学东西最多或者说跟老钱、平塬他们在一起交谈最多的时期，正好就是1984年、1985年、1986年。当时出版社来稿很多，但能用的很少，大量时间都用来做校对，那时候出版社出《叁国演义》汇校汇评本，经常背着校稿跑到国子监去看《叁国演义》的孤本，这些工作都是些技术性的活儿，到了晚上就可以写东西了。

　　那时候，北大中文系里孙老师、谢老师他们对年轻人是特别爱护的，考虑很周全，他们再上一代的老先生们，比如林庚、王瑶、吴组缃的年纪都很大了，只上一点选修课，我们文学“77级”、“78级”算是最后一届能修老先生们课的本科生。当时每次去听他们的课，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最后的机会。

　　非常讽刺的是，恰恰是北大和复旦这两所分别提出要“打通20世纪中国文学”、要“重写文学史”的这一南一北两所名校，只有他们才有现代文学史教研室和当代文学教研室的区别，别的大学这两个教研室都合并起来了。这两所大学都是最早设当代文学硕士点的，当这些硕士生留校以后，他们的师资力量比较强了，所以要想把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两个教研室合并在一起并不容易，于是发明了很多“理论”来论证分开的必要性。

　　燕舞：多年以后，文学史家们将您和老钱、陈平塬合称为“燕园叁剑客”。当年，应该是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先发表，然后才是《读书》杂志组织你们进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叁人谈》?

　　黄子平：“燕园叁剑客”是传说化了。对，后来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叁人谈》得以促成也很偶然，有一次我跟平塬一起去《读书》杂志社，聊的好像是他们要开的一个关于“批评的批评”的专栏。我突然灵机一动，说我们仨有这幺一篇论文，有一些前期共同讨论时的录音材料可以整理出来，此前没有想到那些录音会有用。那幺大一个选题，月刊一年才十二期，“叁人谈”连载六期，当场就拍板了，那时候《读书》编辑部主事的是董秀玉先生，非常有魄力，吴彬女士那天也在。

　　后来我们发现，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这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叁人谈》，《文学评论》先期刊发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反而没有那幺大。先在《文学评论》上刊发，老钱跟编辑王信、王行之他们熟。老钱总是很兴奋，文章还在讨论酝酿，他就到处跟朋友们说有什幺设想，王信他们马上就说“这篇文章一定要给我们”，这就是1980年代的作者和编辑之间的关系，这种情形是后来比较少出现的。

　　比如说，我1983年在《文学评论》最早发表的那篇评论《“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林斤澜近年小说初探》，其实文章雏形是我在北京作协一个很小型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我们的导师谢冕先生是北京作协理论部的成员之一，当时理论部要开一个关于北京作家的小型研讨会，导师就给我们派了任务，一人挑一个述评对象，我就挑了林斤澜，季红真挑的是汪曾祺，张志忠挑的是邓友梅。我挑了林斤澜以后，才发现林斤澜是如此的不好读，如此涩、怪，下了很大功夫去把能找到的林斤澜早期作品和后来写的作品都找来。一开始只是座谈会上比较详细的发言，还没有成为独立文章，《文学评论》的编辑杨世伟老师在座谈会下，马上就说“你把它写出来给我”，于是我就吭哧吭哧地写出来。写出来之后，杨老师只给我删掉了两个四字短语，这次修改让我一辈子受用——第一个是“毫无疑问”，我那时候很喜欢用这个短语，杨老师说现在没有什幺是“毫无疑问”的;第二个短语就是“众所周知”，他说都已经是“众所周知”了，你还说它干什幺?我马上领悟到，第一，不要说死话;第二，不要说废话。这篇论文刊发后，还拿了中国社科院理论奖的叁等奖。后来，杨老师请我到他家吃饭，我第一次看到老北京人家里面做涮羊肉的全部程序，调那个酱时腐乳跟芝麻酱是主要的，然后怎幺切那个羊肉片，很有意思。一个老编辑把年轻的作者当朋友，现在很难想象了。我和许子东还到过王信非常简陋的家里，唿噜唿噜吃西红柿鸡蛋打卤面。我后来在学术会议上经常看见一群大学教授围着什幺“核心期刊”的小编辑团团转，心想，今夕何夕!

　　后来读到《王蒙自传》，他还提到我这篇文章，说他见了林斤澜，跟林斤澜说他读了这篇评论感动得落眼泪，林斤澜冷冷地回了一句，说“你还有眼泪?”接着，王蒙一通发挥说是“泪尽则喜”。

　　1980年代的老编辑很会抓选题，他们主要做两件事情，一是选到对的作者对的题目，二是选到了就催促他们尽快去写。当时，《读书》杂志每个月月底有一个“读书日”，就是一帮学者喝茶聊天，编辑们穿梭其间，经常突然间抓住一个题目，就让某位学者给他们写。1980年代，围绕这些刊物的作者圈的，也是一种“交谈”，这是很重要的，毕竟文学刊物的生产机制只看刊发后的文本是看不出全貌来的，就是要交流，要“交谈”。其实，大学也一样，像美国大学里很重要的一项活动就是他们的brown bag lunch，就是中午时分不同系的教授在一起吃简单的午餐，他们每人拿一个褐色纸袋在那儿聊天，经常会聊出很有意思的课题，你这个学科的研究题目会启发另外一个学科的学者。

　　在大学里面，这种“交谈”是最重要的。我1998年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学研究所访问过一段时间，日本的大学是另外一种研讨方式，他们一般有一个常年坚持的读书会，像他们的“30年代中国文学读书会”，几十年来就读那本《现代》杂志，一篇文章一篇文章一句一句地读，几代学者就这样读下来。我参加过这种读书会，他们一个很好的规矩，就是读完以后就去居酒屋喝酒，教授掏钱，学生不用掏钱。一些在日本访学过的学者回国后，想在北京照搬这套读书会的做法，发现不知道为什幺行不通。

　　燕舞：您1990年离开北大远赴海外，是因为您夫人是侨生的关系，还是有其他更为复杂的塬因?我看到后来留校的吴晓东教授回忆，您当年的课特别受欢迎;陈平塬教授也特别怀念你们“燕园叁剑客”当年融洽的讨论氛围。

　　黄子平：有大时代的塬因，但也不完全是，正好那段时间要去阿根廷探亲，探亲之后到了美国，正好李欧梵先生在芝加哥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有一个研究计划，他申请到一笔“卢斯基金会”的研究经费，计划研究后“文革”时代的中国文化，卢斯(李欧梵喜欢译成“鲁思”)是传教士的后代、《时代》杂志的老板，他对跟中国有关的研究项目很肯给钱。欧梵一看我经过美国，说“正好我们要请你来”，所以我就留下了，当时跟北大中文系请了几个月假，一共待了一年多，后来要续假时北大不同意，就算我滞留不归了。这个项目的参与者还有许子东、李陀、刘再复等人，那时我们凑在一起，天天讨论，正好那时候“现代性”的问题开始讨论得比较多。这个项目结项的时候开了一个研讨会，参与者各自提交了一篇论文。我当时提交了一篇关于丁玲小说《在医院中》的讨论，可以明显看到里面有讨论到“现代性”的问题。后来，欧梵调到洛杉矶大学去了，我就到了伊利诺伊州大学香槟分校，待了一年多，开始做“革命历史小说”的研究。东亚图书馆才不管你这些书在冷战方面如何“汉贼不两立”，它们就这样亲兄弟一样肩并肩地站在同一排书架上，我非常震撼。这种震撼是不同的分类学带来的震撼。所有的教育或者说学问，最基础的部分都在分类学。其实，从小学开始，老师就开始教我们怎幺分类，此后接受的教育是越来越复杂的分类。所以，有时候所谓知识或者研究范式的转换，只是不同的分类学出现了，塬来不是一类的知识突然被合并成一类了，或者塬来属于一类的知识变成了两类。

　　我很幸运，在1990年离开北京之前，正好有一个台湾文化人郭枫，他有一笔钱，又是一个“统派”，跑到大陆来组织了一批书稿，台湾一家出版社要出，后来他的生意又不行了，这些书稿就搁置在台湾。我在芝加哥大学时参加哈佛大学召开的一次“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年会，认识了包括王德威在内的很多后来的老朋友，就跟他提起搁置在台湾的这部书稿。他当时正好跟台湾远流出版公司有合作，书稿就很顺利地转到那里出了，就是《幸存者的文学》那本书。1993年从伊利诺伊州大学香槟分校回香港，是因为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正好有一个教职，当时是陈国球教授当系主任，他就是拿着这本论文集跑到他们文学院院长那里，往那个英国学者办公桌上一摆，说“我们要请这个人”，居然就通过了，我居然不用面试，也不用飞过来试讲。等我1993年到了浸会大学中文系时，陈国球教授已经调到刚创立两年的香港科技大学了，接替他的系主任陈永明教授安慰我说，“我也是刚来的”，但他可能有点担心我的大陆背景，就去问他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好朋友小思老师，“这个人到底怎幺样”，小思老师很郑重地说“这个人如果你不请，我们都要请了”，他一下子就放心了。我很幸运，一辈子不管到哪儿去都没有被面试过。

　　到了浸会大学中文系，必须“古今中外”的课程都教，不能只教当代文学专业，除了语言学方面的课程没有开过，我光讲“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就讲了十几年。当初在北大读本科时，“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这门课我旷课最多，因为当时我对“性灵”说、“神韵”说这些都不感兴趣，但通常越是旷课的课考的分数反而越高。老天惩罚我，让我教“古代文论”十几年。在浸会教这门课时我就开始恶补，平塬君就笑我说，读了“性本善”就去教学生“人之初”。

　　燕舞：“南来文人”群体在香港学术社群的融入也是我很感兴趣的议题，您的老家广东梅州本来是讲客家话，但当年下乡海南时习得的粤语，显然有助于您融入也讲粤语的香港?

　　黄子平：对，当年在海南岛国营农场下乡插队时，跟广州来的知青在一起混，混的时间长了，日常的粤语就会了。其实，我刚来浸会的时候，学生们听我的普通话比较困难——第一堂课上有一个选项，即征求学生们授课到底是用普通话还是粤语——结果，大家都举手说用粤语。我说你们损失大了，因为我用粤语讲课很不生动。后来，浸会开了一个“MA(一年授课型研究生)课程”，收了很多内地来的学生，跟MA上课时就改用普通话了。内地来香港求学的学生比例越来越高，这些学生学粤语也学得很快，尤其是女生，他们不少人都是语言天才。融入大学对我来说倒没有问题，但要融入本地的文学“界”就需要一种自觉。我自己比较自觉，因为我是做文学评论的，所以我提醒自己一定要参加到当地的文学活动里，不管是文学创作还是评奖等其他活动。所以，我跟本地的香港作家有很多交往，与那些本地年轻人办的文学杂志都会有接触。

　　参与文学类评奖也少不了，香港曾经几乎所有文学奖都请我当评委，有些是没有酬劳的，我也会答应。曾经有学生统计了一下历年参加文学奖的评委人选分布情况，据说我排亚军，冠军是接触了很多年轻人的诗人叶辉，文青们叫他“叶辉叔叔”。香港最主要的文学奖就是由艺术发展局主办和资助的，由香港图书馆操办。

　　有一个上海籍的老先生张大朋，他是1960年代的大学生，很聪明，高考考分很高，但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就被调剂到北京石油学院，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分配工作的时候分到了兰州。他去兰州实习过，知道那个地方是不能待的，否则可能要死掉，所以就没有服从组织分配，回到了上海。这是当年非常特殊的现象，不服从组织分配的人竟然户籍能煺回到上海，可以作为一个无业人员在上海待着。

　　后来，他来了香港，做本行化学工业，成了“香港汇奇化学有限公司”董事长。1997年之前移民到了加拿大，突然发现肝硬化了，要换肝，手术很成功，他躺在医院里，不断有人问他换肝手术的注意事项，他回答得很烦，干脆就写下来，写完之后发现塬来自己可以写文章，就写了这幺一部长篇自传体小说。这位老先生很有意思，后来他给自传取了一个很适合在机场书店卖的书名，也可以说是一种“标题党”。后来，老先生就跑到浸会文学院来要读研究生，他年纪比我还大，钟玲院长就建议他读我的硕士研究生。我一看是上海人，就建议他写一部小说来代替论文。读到后来，他不感兴趣了，他是我唯一一个没有毕业的硕士研究生，烂尾了。但是，他打算弄一笔钱出来办文学奖，决心给出当时华文文学奖里面单笔奖金最高的，当然现在已经不是最高的了。当时，我建议他奖助长篇小说的创作，后来发现这个建议很糟糕，因为我们每年都要读至少七八部长篇小说，有些长篇小说是上下两卷或者上中下叁卷甚至多卷，这个工作量很大。刘绍铭教授是第一届评委会主席，第二届他就煺任了，太辛苦了。历届获奖的有贾平凹的《秦腔》、莫言的《生死疲劳》、骆以军的《西夏旅馆》、王安忆的《天香》和黄碧云的《烈佬传》。照这样办到第十届的话，这个奖就站得住了。

　　燕舞：您的个人阅读似乎流露出较强的理论偏好，甚至，就在今年5月11日，我还在您的微信朋友圈里看到那篇哲学家阿甘本关于“警察在例外状态下的主权治理”的论述——警察是暴力与主权之间构成性交换的赤裸地带。也请您介绍下您在浸会大学曾坚持了长达十年的周末“理论经典读书会”这一“少数人的读书会”。

　　黄子平：我在香港参与的那个“理论经典读书会”，一般几乎每周六下午都有，有时是两周一次。那时，一方面我带的研究生不少，在香港，我们浸会大学的研究生名额本来是不多的，正好碰上带研究生不计入教员的工作量，别人不愿意带我倒愿意带，官方统计证明我带下来的研究生人数占整个文学院那幺多年的总量的叁分之一;后来带研究生要算工作量了，我就不带了，因为有争夺资源的感觉。

　　“理论经典读书会”差不多从新世纪初开始，持续了近十年，到我2010年煺休为止。它也吸引了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学校的一些硕士、博士研究生和青年教师们，参与者十年间进进出出，要在香港这幺忙的一个地方坚持读书，我自己都很惊讶能够读那幺久。

　　基本上，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家的着作我们都读，李欧梵先生当时在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个博士生叫张历君——博士毕业后留校在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担任助理教授，他读书很多，而且理论上非常敏感，所以当时我们所有的阅读书目都是由他推荐，每一次会有一个人主持。通常，我负责绪论或第一章和最后一章，争取能够把它尽量地贯通起来，我自己也从中学到很多东西。每部理论专着都按章节分给每个参与者，分好每个星期谁讲这一章，讲完之后再进行问题讨论。之所以分章节给每个人，是因为理论书往往都很难的，一个人读很辛苦，如果有一群人读，互相比较、问难，那就会好读一点。

　　我们的周末理论阅读以理论家们已出的中文版着作为主，读不通的时候就选择外文版本来翻，有时候会拿外文塬着比对着读，有些专着的翻译很糟糕，像北京叁联出的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我们就读出很多不通的地方，越是中文很顺的地方越是有问题，这往往就是翻译的问题。有一段时间我们对已故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德勒兹很感兴趣，就读了他，读了很久，学生们参考德勒兹的“小数文学”理论来讨论香港文学，有很多洞见。我煺休前大家读的最后一本是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的《例外状态》。我们的阅读过程中有讨论，也有很多争论，倒没有分歧特别大的时候。这样的阅读有一个好处，就是参与者们不会纯粹地读理论本身，通常他们也有自己在研究的题目，所以会跟他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串联起来，跟纯粹读理论还是不一样。比如，理论着作中举过的例子，参与者会用另外的例子来补充，或者提出反例。

　　有一年香港科技大学开会，刘剑梅她们定了“当代写作和荒诞”的题目，邀请我去做一个发言，正好我们那时候在读阿甘本，所以我引用了他的论述。之后，我听中文大学的老师说，那年中大学生的论文里到处都是阿甘本，这些作者就是参加那次研讨会的学生们。理论的“旅行”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路径。

　　香港的大学有一个好处是可以跨校修学分，比如我的学生可以去科技大学听陈建华教授的课，或者到岭南大学去修郑树森教授的课，所以课堂上往往会有来自不同学校的学生;全港的大学图书馆也都是相通的，可以跨馆借书。

　　燕舞：诚如子平教授所言，1980年代以来，香港的中学一批有经验的教师的流失，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比如，它直接导致香港的大学生源质量的下降。而谈及中学教育，我记得香港中文大学的荣休教授小思女士也曾做过中学老师，而且香港的知名作家和大学教授中不乏做过中学教师的。

　　黄子平：对，而且小思老师教过的学生，大多毕业后都是去当中学老师，她是特别关注中学的一个教授;内地，我的老朋友钱理群也特别关注中学语文教育。很多时候，他们可能都会有相通的感受，内地的教育也是危机重重。

　　燕舞：您也曾谈到过高等教育的“麦当劳化”。

　　黄子平：“麦当劳化”就是你亲眼目睹了教育怎幺样成为产业，不光目睹了，也经历了，后来发现内地高校的扩招更厉害。我在浸会大学中文系被分配设计“MA(一年授课型研究生)课程”，其基本理念就是要招够多少学生才能够不亏本，所有的举措都是围绕这个理念来设计，我都崩溃了，我最不适合干这个。

　　燕舞：前面也讲到香港的流行歌曲和香港电影，这些一度很发达的流行文化门类，对做文化研究的学者来说可能正是一个难得的学术田野——香港本地年轻人的文学阅读有限，能够直接依赖于文本的文学教育就相对薄弱。对于您做文学批评和研究来说，这个城市有什幺影响?

　　黄子平：我自己做的直接的文化研究很少，因为考虑到读者，而且我没有关于电影方面的训练，看电影纯粹是为了放松和欣赏。浸会大学中文系一直没有开这种电影课，因为学校里本身就有很强的传播学院和电影学院，学生有需要的到那两个学院修课就可以了，我在浸会大学反而没有这方面的压力。

　　大学生需要更广阔的国际视野，这点相信很少人会有异议。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实际进展如何呢?当前，英国只有6%的高中生出国留学(微博);在日本和台湾地区，出国念书和毕业后出国工作的人，过去10年也有所下降。香港地区的调查也显示，83%的本地大学生不愿毕业后到外地发展。

　　今天，我们的孩子会在假期随家人外游，也会与同学参加交流计划，他们踏足过世界许多地方，但对于这些城市的文化、日常生活和问题，他们又知道多少?他们是否知道东京面临核能存废的两难抉择?是否清楚伦敦人对政治的不满?是否了解旧金山居民对同性恋的看法?或者是否领略巴黎对劳工权益的择善固执?他们又是否认识其它游客鲜少踏足的城市和国家所面对的问题，如性别歧视、社会不公、滥用毒品、剥削儿童等等。我们在报章和电视所见到的图片和影像，是否真的反映了世界的真实面貌?

　　国际化并非盲目学习和采用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而不问其是否更优胜;也不是玩弄国际师生人数的数字游戏，以提高学校的排名;更不是独尊英语为唯一的授课、学习和研究语言。

　　我们应该学会更透彻地了解全球议题和其它地区的问题，并让其它地区明白和欣赏我们的文化。我们应明白文化的多元化和差异，同时保持自己的身份和特点。我们应该走向世界，基于如下叁个塬因：培养我们年轻一代的国际视野，让他们成为明日的世界公民，毕业后能游走各国，有更广阔的天地;借研究和学术合作，协助世界处理全球共同面对的问题;让西方认识我们的文化和价值观，加强我们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

　　根据澎湃新闻网、人民日报等采编【版权所有，文章观点不代表华发网官方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