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上的主力军：国企的融合之道

蜚语

　　前不久，位于非洲南部的津巴布韦政府内阁通过决议，要求未能达到本土化要求的外资企业必须在3月31日前提交本土化实施计划，或者在4月1日之前将至少51%的企业股份交予津巴布韦黑人公民。但是在4月1日，津巴布韦政府决定暂时搁置本土化计划，暂时不收缴那些没能按照《本土化与经济权利法》交出控股权的外资企业的执照。

　　虽然“本土化计划”被暂时搁置，但对于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投入诸多人力物力财力的中国国企来说，这类“本土化”政策无异于一种提醒：“一带一路”上也有风险，“走出去”时要警惕。

　　3月23日，津巴布韦青年发展、本土化与经济授权部部长朱沃宣布，此前一天该国政府内阁已全票通过决议，将推进“外资本土化”，要求所有外资企业必须在3月31日前向津巴布韦投资管理局提交“本土化实施计划”，如果不能在30天宽限期内提交该计划，这些外资企业的营业执照将被“直接吊销”。

　　所谓“外资本土化”，指外商独资企业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向津巴布韦的黑人转让51%的股份，否则将会被定为“不合规”企业予以“整顿”。朱沃表示，内阁的做法是为了确保本土化法规得到贯彻，同时帮助改善津巴布韦黑人的经济状况。

　　不过，在设定的最后期限4月1日，津巴布韦政府突然决定，暂时不收缴那些没按照《本土化与经济权利法》交出控股权的外资企业的执照。

　　4月7日，外交部副部长张明会见应邀来华访问的津巴布韦外交部常秘毕马。会见中，张明希望津方在推进本土化法案、整合钻石矿过程中，能从两国友好合作大局出发，按照两国投资保护协定和本国法律，切实保护好中国在津企业权益，为双方开展互利合作营造有利环境，增强中国投资者赴津投资兴业的信心。

　　毕马表示，津方本土化法案中关于外资企业须将51%股份出售给当地人的规定仅限于矿业领域。在其他领域，外资企业可以同津方通过协商确定股权比例，没有硬性规定，外资投资活动可以照常开展。最近津政府整合9个外国合资的钻石矿，不是要将钻石矿国有化，而是建立统一的合资公司，以更好地利用本国资源，使津巴布韦人民真正从中受益。

　　毕马强调，这次整合行动也涉及南非、俄罗斯、澳大利亚、阿联酋等多国在津巴布韦的合资企业，绝不是针对中国企业。津方将依照本国法律及同中国签订的投资保护协定，保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愿同中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欢迎中国企业赴津投资。

　　虽然此次“外资本土化”政策被暂时搁置，但类似政策在津巴布韦并不是突如其来的“新政”。

　　中国商务部网站显示，2007年，津巴布韦颁布本土化和经济授权法案，要求在津所有企业中，津本地人所占股份不少于51%，外国人和白人拥有的企业必须将51%的股份出售给当地黑人或政府，新投资企业必须为本土人预留51%以上股份才能获准经营。

　　2008年，津巴布韦通过《本土化和经济授权法案》，成为国家法律。今年3月23日所公布的决议与该法案在内容、条款上几乎毫无变更。2010年颁布本土化和经济授权(总)条例，之后陆续出台矿业、制造业、金融业和旅游业等行业的实施细则。2008年和2013年上台的两届津巴布韦政府，都为此设立了专门的一个职能机构——津巴布韦青年发展、本土化与经济授权部。

　　对中企影响有限，但风险值得警惕

　　中国大使馆提供的数据表明，目前已经有超过1万名中国商人在津巴布韦经商和生活，在我国驻津巴布韦使馆经商处注册的中资企业有45个。根据津巴布韦投资局核准的数字，2015年，津核准外商投资额(含合资企业)为31.63亿美元，中国是津巴布韦的第四大投资来源国，核准投资额约为1.89亿美元。

　　自2011年起，津巴布韦已成为中国在非投资的热点，连续3年成为中国对非投资前3位的国家，其中2011年在津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为4.6亿美元，2013年6.02亿美元，均列中国在非洲国家投资的首位。目前，有多家企业从事工程承包业务，主要涉及通讯、水利、电力及房建等领域。

　　中国是津巴布韦最大的外商投资来源地，“外资本土化”政策对在津的中国企业有何影响呢?

　　中国驻津巴布韦经商参赞李耀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类本土化政策并非“突如其来”，也不是只针对中国企业，所有的外国投资者都面临本土化的命运;而且，本土化政策针对每个行业的规定不尽相同，在矿业等资源行业、农业等保留行业政策严格，在电力等津急需的领域在政策执行时间上有一定空间。

　　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一带一路”研究所副所长储殷教授判断，津巴布韦投资环境较差，风险也较大。“外资本土化”政策在多年前就被津巴布韦政府提出了，但并未彻底落实，4月1日再次搁置，说明此类政策在津国内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对以国企为代表的在津中国企业影响有限。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研究室主任杨立强教授，对津巴布韦采取此类政策“完全理解”，因为津巴布韦希望通过“本土化”的措施限制外资，并以此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而此类对外资的规制措施，各国普遍都有采取。

　　储殷强调，此类政策虽然影响不大，但的确说明了中国的很多企业在进入“一带一路”沿线上一些法制不健全的国家时，往往会面临各种风险。

　　他认为，“一带一路”沿线上，有不少国家政府信用缺失、政权更迭较快、政府管理能力不足，这些都会给“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带来风险。

　　杨立强表示，在“走出去”时，中国的国企和民企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国外基本不看你是国企还是民企，你顶的标签、扛的招牌都是中国企业”，因此应当平等看待“走出去”的中国企业。

　　“一带一路”上，国企可能会遇到哪些风险

　　国资委新闻中心发布的《“一带一路”中国企业路线图》显示，截至2014年年底，国资委监管的110余家央企中有107家在境外设立了8515家分支机构，分布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分支机构的央企达80多家。

　　国资委的数据显示，中央企业境外投资额约占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70%，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约占我国对外承包工程营业总额的60%。境外投资和对外工程承包的增长加速了中国装备制造业“走出去”的进程。2014年中国共有62家承包商上榜世界250强，已有1家进入前10名，5家进入前30名。

　　国资委原主任张毅此前曾透露，“十二五”以来，中央企业境外资产总额从2.7万亿元增加到4.9万亿元，年均增长16.4%;营业收入从2.9万亿元增加到4.6万亿元，年均增长12.2%，截至2014年年底，中央企业境外经营单位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和利润占比分别达到12.5%、18.7%和10.6%。

　　种种数据都表明，在津巴布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建设能力较强的国企的角色和作用受到广泛关注。但是，国企面前的“一带一路”也并非坦途。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郭朝先表示，许多亚非国家政局不稳定，可能带来国家信用缺失、恐怖袭击等政治风险。此外，由于不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较为落后，支付能力不足，后发进入当地市场的中国企业也面临着盈利空间较小等经济风险。

　　在储殷看来，目前我国对外投资的结构主要偏向于周期长、资本多的矿产和基建等行业，建设周期越长、资本越多，在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面临的风险也越大，“投资结构的问题不解决，那就肯定是高风险的”。

　　储殷指出，许多“走出去”的国企对外投资、建设往往是按照国家项目要求的，领导要求在这几年要拿出成绩，前期调查不够充分，或者不具备条件就匆匆上马，最后很容易出现诸多风险。“这些就是国企有短期行为的问题。”储殷说，“到底是政治为经济服务还是经济为政治服务，我们要搞清楚。”

　　风险不只是来自海外市场，“走出去”的国企自身也存在着能力不足的问题。

　　根据郭朝先的研究，由于国际化水平不够，不少国企在“走出去”时仍然沿用以前的办法，而新的制度又没建立起来，国际化的公司治理能力和内部制度建设跟不上。随着国企“走出去”程度的不断加深，国际化人才短缺问题越发严重，“懂外语、懂技术、懂法律、领导能力和沟通能力强的人才尤其稀缺。”

　　郭朝先分析，虽然政府很支持企业“走出去”，但目前我国在支持企业“走出去”方面还有不少空白点。“比如说，情报信息的收集、税收的减免、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出口的保险、海外税收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一整套体系怎么补齐，行业协会怎么帮助，怎么支持?”

　　国企“走出去”，风险如何防范

　　既然不是坦途，“走出去”的国企该如何避免掉进“坑”里。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院李锦分析认为，在“一带一路”上“走出去”的国企要尊重当地法律，以求合作共赢;在此基础上了解当地政局，与当地文化和生态相互适应、融合。杨立强分析，“走出去”时，国企要做两件事：识别风险和规避风险。

　　据他介绍，国企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话，首先需要充分了解风险。“从投资决策到投资的实施，再到中间的建设、运营，一直到投资的完成，将面临哪些风险?哪些风险是首要的，哪些风险是次要的，哪些风险是需要长期关注的，哪些风险是动态变化的，这都要长期研究。”

　　他认为，“走出去”的国企还需要对当地投资环境做好评估，如果要进入当地市场无法免除风险，就要想办法规避。“能不能在当地找一些合作伙伴，以合资的形式开展小规模投资，先试试水?或者联合一些跨国大企业?”

　　储殷认为，另一个值得参考的办法是重视安保和公共关系。可惜的是，现在很多“走出去”的国企不太具备这类能力，也不够重视这类问题。根据他的研究，国际上一些企业在当地的安保和公共关系的成本往往会达到总运营成本的20%以上，但我国企业往往连百分之几都很难达到。

　　“所以在进入当地市场的时候，要媒体先行，政策先行，而不仅是把国企在当地投资当做政治的辅助手段。”储殷说。

　　根据自己的研究，郭朝先认为整体来看，中国企业在政府部门的帮助下抱团出海是比较好的选择。“一个企业成功走出去了，其他的也跟着出去，慢慢地做大。”

　　事实上，我国正在通过建立境外工业园区的方式来实现国企抱团出海。

　　从2006年起，中国曾先后在赞比亚、泰国、柬埔寨、韩国、马来西亚等地，分两批设立了几十个经贸和工业园区。截至2014年年底，商务部重点统计的16家规模相对较大的园区，“已经完成投资总额超过100亿元人民币，入驻企业超过400家，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超过4万个”。

　　李锦表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境外工业园区，有利于带动更多中小企业“抱团”，从而减少和规避风险，并且带动装备和制造产能“走出去”，刺激社会投资的深度融合，带动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实现“国民共进”。

　　值得一提的是，已经有不少境外经贸合作区实际上是由民营企业作为实施主体而运营的。例如，浙江青山钢铁公司在印尼建设了青山工业园，华夏幸福基业有限公司在印尼合资建设产业新城。

　　“一带一路”建设本质就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极其深刻的、相互关联的重塑经济地理革命。

　　世界银行在微博上发布《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首次提出了21世纪重大的发展思路，这是根据新经济地理理论、新贸易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来重塑世界经济地理，它提出了经济地理的三个特征：密度、距离和分割。

　　密度指每单位土地的经济总量;距离指商品、服务、劳务、资本、信息和观念穿越空间的难易程度;分割指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商品、资本、人员和知识流动的限制因素。报告的结论是：这些经济地理变迁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成功发展经济的基本条件，应当对其予以促进和鼓励。

　　对中国而言，所谓有效地发动和促进经济地理革命，就在于促进规模经济、要素自由流动和集聚，如城市化、开发区等，不断提高经济密度，加强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大大缩短物理距离和空间距离，大幅度降低运输成本、物流成本，实行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服务便利化，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扩大市场规模和市场主体(实有企业、个体工商户等)规模，增强专业化程度，促进城乡一体化、区域一体化(指周边国家和地区)、全球一体化;大幅度地消减绝对贫困人口，不断提高收入水平，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努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地区发展差距等。

　　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的本质不仅是一场经济革命，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地理革命。这里我特别使用了“革命”一词，其含义是指：“推动事物发生根本变革，引起事物从旧质到新质的飞跃”。

　　突出表现为：一是交通革命，特别是高速公路革命、高速铁路革命，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多到世界最长，到2014年里程分别达到11.2万公里(超过了美国9.2万公里)和1.6万公里(在建规模达1万公里);

　　二是能源革命，特别是建成了覆盖国土面积最大、供电人口最多的世界最大规模的国家电网;

　　三是互联网革命，成为世界最大互联网用户国，2014年底，达到6.49亿户，约占世界30亿用户的21.6%;中国还是移动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2014年底为5.57亿户，约占世界24亿用户的32.2%，成为世界互联网普及化、缩小数字鸿沟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四是城镇化革命，城镇人口达到7.5亿人，比2个美国总人口还要多，比一个欧盟总人口(5亿人)还要多得多。

　　所有这些革命，都是在过去仅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所发生的，先是出现极大的不平衡，后是迅速地扩散、应用，进而开始趋同，大大促进中国区域一体化，导致地区发展差距从2004年之后开始持续缩小，全国各地区人均GDP相对差异系数从2004年的75.1%，到2014年降至43.5%，下降了31.6个百分点;也促进了中国城乡一体化，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009年开始不断缩小，从2009年的3.33倍，下降至2014年的2.92倍。

　　从中国区域发展战略来看，先是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后是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大大地重塑了中国经济地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提出了“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发展战略，这就为“十三五”规划形成“4+3”新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2.0版本，使东中西一体化、南北一体化、国内国际一体化的格局更加突出，在进一步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同时，也向外全面拓展，推动重塑世界经济地理。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中国国企特别是中央企业将发挥主力军作用。

　　随着国企特别是中央企业迅速强大，成为世界五百强企业的“中国兵团”(100家，其中大陆92家，国企83家，央企59家)，总体规模已经大大超过了居世界第三位的“日本兵团”(57家)。随着近年来，加快走出去，成为海外市场的“中国兵团”。

　　据国资委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年底，共有107家中央企业在境外设立了8515家分支机构，分布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央企业境外投资额约占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70%，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约占我国对外承包工程营业总额的60%。尤其是在推动电力、轨道交通、建材等领域装备走出去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工程承包输出国之一。中国对外工程承包合同额，从2010年的1344亿美元，增长至2014年的1918亿美元，增长了42.7%。对外工程承包带动了中国企业国际化，加速了中国装备制造“走出去”。2014年，中国共有62家承包商上榜世界250强，已有一家进入前十名，五家进入前三十名。

　　以中国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为例，2014年国际工程营业收入达到132亿美元，在世界排位第9位，公司设计承建了全球10大集装箱码头中的5个、世界10大斜拉桥中的5座、世界10大悬索桥中的4座和世界10大跨海大桥中的5座，均代表了世界最高水平。

　　以中国中铁为例，现已是全球最大建筑工程承包商之一，2014年排名世界企业500强第86位，排名全球250家最大承包商第28位。仅中铁大桥局就承建了2000多座桥梁，总长度超过2000公里。

　　以中国铁建公司为例，2014年国际工程营业收入达到了34.86亿美元，在世界排位第39位。最近，中国铁建与尼日利亚签订沿海铁路项目总金额就达到119.7亿美元，不仅刷新了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单体合同额最高纪录，而且全线采用中国铁路技术标准。

　　以国家电网为例，早在2014年11月就成立了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工作领导小组，加快推进电网互联互通项目前期工作。目前已经为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为突破口，积极开展项目合作与洽谈，扩大产品国际知名度与国际市场占有率，推动中国电力技术装备“走出去”。

　　这些国有企业在全球市场展现了“中国承包”“中国工程”“中国制造”“中国品牌”。

　　任重而道远。中国国企特别是央企如何更好地“走出去”，在“一带一路”建设发挥领头羊、主力军作用呢?

　　第一，认真落实国家提出的《愿景与行动》各项要求，并以此作为“一带一路”战略规划的引领方向和基本依据。

　　第二，通过调查研究，精心制定规划，明确战略目标和主攻方向，选择重点领域和国家与地区，筛选重大项目，筹集资金等。还要灵活地实施因国因业因企之策。

　　第三，积极创新“走出去”的落地方式，灵活采取贸易、投资、园区建设、技术合作、人才培训等多种方式，提高对外合作水平。

　　第四，创新抱团出海、联合出海、共同出海的出海方式，如上下游合作，国际产能合作，装备制造合作，国际工程承包合作，服务贸易合作等。

　　第五，强化风险防控，确保稳健经营和资产安全。

　　第六，加快培养和引进国际化人才。中国企业要成长为国际企业，进而成长为全球企业，最大的瓶颈不是资金资本，而是国际人才资本(包括外籍人才)。既需要把国内人才送出去学习和锻炼，也需要积极吸引国际人才。以两条腿的方式来加快企业人才国际化。

　　第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利用国内国外两大资源，创新国内国外两大技术。

　　将“中国技术”变为“世界技术”，“中国标准”变为“世界标准”，“中国制造”变为“世界制造”。

　　在6月16日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合作大会”上，中国一拖集团董事长赵剡水、北京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永玲、中信重工董事长、党委书记俞章法三位来自国企的代表向与会人员分享了各自所在的企业将企业战略与“一带一路”这一宏大国家战略有机融合的具体做法。

　　中国一拖集团：互联互通、务实合作

　　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具体实践中，中国一拖集团结合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互联互通、务实合作”的基本思路，利用自身产品、技术、品牌等方面的优势，推动与沿线地区和国家的合作。

　　对于如何利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带来的政策机遇和发展空间，积极参与全球资源配置，共建全价值链国际化经营平台，加快公司国际化进程，中国一拖集团董事长赵剡水总结：

　　一是利用国际技术资源优势，实现主导产品的技术突破。

　　中国一拖采取“以我为主，联合开发”的新型研发模式，与国际知名公司合作，进行了动力换档拖拉机、电控柴油机等研发项目，取得了多项自主核心技术，为中国拖拉机产品技术升级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是运用资本手段，打造国际化的供应链，推动制造能力升级。

　　2011年3月，中国一拖收购了国际知名的动力换档传统器制造企业法国的McCormick公司，设立了一拖法国农业装备有限公司，加快了动力换等技术在国内的商品化应用。为在新一轮产品技术升级过程中，保持行业领先，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开拓国际配套市场，加快公司国际化进程打造了国际化运用平台。

　　三是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建立中国一拖东欧研发中心。

　　2015年5月12日，中国一拖成为白俄罗斯中白工业园首批入园企业，中白工业园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标志性、战略性项目，是国际集团承建的国家项目，中国一拖在该园区设立白俄一拖技术责任有限公司，建设中国一拖东研发中心，并使之成为技术开发、市场进入的桥头堡。

　　下一步，中国一拖将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利用好国家大力实施“一带一路”的战略契机，坚持全球布局，重点突破，服务根基，就地扎根，一点带面，全面发展的总体构想，在合作共赢中，展现东方产品的风采。

　　北京同仁堂集团：充分利用老字号优势

　　北京同仁堂是中国中医药行业的著名老字号，同仁堂充分利用这一“金字招牌、文化名片”，提升企业的国际影响力，积极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间的传统医药健康服务交流与合作，以多元的形式，促进全球共享中国传统医药。

　　同仁堂还因地制宜将太极拳、抚琴戏、八段锦、武术等传统养生文化项目，进行交流推广，向不同国家地区的人民普及健康生活方式。据不完全统计，同仁堂在海外累计接受诊疗的患者已超过300万人次，数以亿计的海外人士，认识了同仁堂。

　　同仁堂坚持经济实体与文化载体的双轮驱动，不断加强同仁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持续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的健康服务，逐步成为覆盖全产业链的国际化、专业化的中医药健康产业集团。

　　在分享“一带一路”交流互建方面的经验时，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丁永玲总结：

　　一是开展产业投资。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共盈的原则，同仁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比较成熟的市场，准备要开设本地化工厂，加快同仁堂产品本地化、国际化的步伐。同时，在条件成熟的市场，继续开办中医药零售终端和养生保健中心。

　　二是开展贸易合作。同仁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国际贸易，把医药产品出口到沿线国家，将沿线国家的中药原料进口到中国大陆和香港等地区和世界需要的国家和地区。同时，创新贸易方式，整合全球健康资源，搭建跨境电商自由平台，为全球消费者提供高品质、专业化的健康产品与服务。

　　三是开展科研合作。同仁堂加强与海外各相关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的合作，开展前瞻性科研工作，为海外市场开拓提供强有力技术支撑，突破发展瓶颈，在提升产品、国际市场认可度的同时，加大产品准入，降低潜在的市场风险。

　　四是开展资源合作。一带一路沿线及沿线延伸国家，有着丰富的中药动植物资源。同仁堂发挥自身产业技术势力和产业优势，在资源条件较好的国家，开展资源合作开发，提供种植和炮制技术，开展人员交流与培训，逐步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资源领域的合作。

　　中信重工：深度参与国际经济分工与合作

　　中信重工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重型装备供应商和服务商之一，是中国最大的重型装备制造企业之一，这些深厚的积淀，为中信重工积极践行一带一路提供先发优势。

　　在践行“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中信重工充分利用积累的资源和优势，和所有的合作者，在以下四个方面协同践行国家战略。

　　第一：依托公司海外机构，为客户、海外投资项目建设的长期运营，提供包括项目信息、政策咨询、人文咨询、法律咨询、当地情况调查，投融资建议等各个信息服务，助推我们的客户走出去，实现国际化发展。

　　第二：发挥自身优势，为客户走出去提供优质的工艺、产品和技术服务，在海外矿山、水泥、钢铁、煤炭、节能环保等多领域，拓展合作。

　　第三：依照中信重工大客户服务中心、用户服务中心和背景服务中心三位一体的服务体系及互联网思维，为客户提供包括安装、调式、运营、背景改造升级等全方位的管理和一体化的技术服务，支持客户海外项目运营，达到中信重工制造业、服务业。

　　第四：结合中信重工核心制造加中国服务商的商业模式，依托中信集团的强大后盾，为客户提供工艺、产品、技术服务之上的金融服务。

　　在分享“如何借一带一路，走好国际化之路”的经验时，中信重工董事长、党委书记俞章法提出了几个关健词：

　　一是“自信”。借助于优势实力，加上过硬品质和坚定的信念，“中国制造、中信制造”这张名片，一定会越来越响亮。

　　二是“抱团”。中国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应该主动引领国内企业抱团合作，争取以技术、标准、产品、管理和综合服务和资源实力，带动更多企业参与相关投资和优势产能输出。

　　三是“责任”。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坚持正确的毅力观，要“先于后取”，“多于少取”，必要时做到“舍利取义”。要遵循国际规则，遵守国内外法律，增强与东道国的利益交汇点，帮助当地承接技术转移，扩大出口，增加就业，让合作项目汇集当地民生，真正实现中外双方的互利共盈、共同发展。

　　四是“中国标准”。为了使中国装备走出去，要进行国际标准的贯彻，贯彻国际标准和国际规范。同时，要高度重视标准的制订，让中国标准国际化，以中国标准走出去，带动中国的产品、服务、装备和技术走出去。

　　五是“风险管控”。必须坚持稳健发展，有效规避风险，推动企业安全、高效走出去。

根据  中国青年报等 采编【版权所有，文章观点不代表华发网官方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