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进入中国的桥梁”，香港仍大有可为

郑瑟

　　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杨钊日前表示，国家发展一日千里，香港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今天的繁荣来之不易，大家都要珍惜和共同维护，一如既往齐心协力，积极支持特区政府施政，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香港工商界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7周年筹备委员会”举行成立大会，大会推举杨钊担任执行主席。杨钊发言时表示，香港回归祖国19年来，在“一国两制”方针下，香港继续保持原有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香港有“一国”和“两制”的双重优势，国家实力提升，香港的优势更为明显。

　　杨钊指出，香港可配合国家全面开展“十三五”规划和“一带一路”战略，发挥优势，展开民间交流，在“一带一路”的进程中，率先做到民心相通，既为香港经济注入新动力，也为香港工商界迎来庞大的商机。

　　杨钊表示，在国家不同发展阶段，香港都可充分利用人才、资金、专业服务等优势发挥作用，既为国家作出贡献，也改善港人的生活。

　　当天，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殷晓静也应邀出席会议。她在致辞中充分肯定香港工商界为推动国家建设发展、维护香港繁荣稳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她指出，当前，国家和香港发展面临新形势、新机遇。希望香港工商界进一步找准“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结合点，在国家实施“走出去”、“一带一路”、自由贸易区、供给侧改革等重大战略中，不断做出新贡献;进一步利用好香港在人才、信息、网络等方面的既有优势，深入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全力推动科技创新、创意产业和新兴行业发展。

　　随着外资进入中国市场难度减弱，香港作为“进入中国的桥梁”的地位受到威胁。但是，香港依然有很大的优势。

　　作为地处大国边缘的弹丸之地，香港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与其规模并不相称的极大作用。150多年来——其中多数时间里香港是隶属大英帝国的一个转口港——这座商港充当着西方进入中国的通道，同时也是一座商品与服务交换、思想交流的港口。

　　然而，香港作为“进入中国的桥梁”的地位开始受到了威胁。如今中国内地企业可以在境内融资，而外国投资者要在中国内地直接投资也比以前容易多了，尽管与投资西方大部分地区相比，在中国投资进度更慢、风险更大，限制也更多。中国在上海和深圳设立的自贸区为外国投资提供了机会;人民币越来越多地被用作贸易结算货币;再加上近年来启动的“沪通”，这些都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包括直接联系以及通过香港的间接联系。

　　看到这些变化，人们不由得产生疑问：未来香港还能继续扮演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金融中介角色吗?与此同时，亚太地区的新加坡等其他城市也对香港构成了挑战。

　　但香港投资人、企业治理维权人士戴维韦布(David Webb)坚称，香港仍拥有极大优势。“香港区别于竞争对手的一个地方是，它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说，“香港有大批律师能讲流利的普通话，他们熟知中国内地的商业惯例。”

　　专家们表示，除非中国内地改善法律披露规则和会计实务，并大力发展专业法律服务行业，香港的主导地位才可能被削弱。“香港是一个经验的中心，拥有与交易和产品相关的丰富专业知识，人们观念多元，具备真知灼见。你在许多其他地方都看不到这种独特的组合，”年利达律师事务所(Linklaters)驻香港的资本市场合伙人Hwang Hwa Sim说，“人们几乎拥有所有知识，他们知道什么事是有可能做到的。法律专业人士要明白是什么使得香港独一无二。”

　　然而有一件事却表明，中国正开始减少依赖香港作为中间媒介，那就是韩国ZF于去年12月发行了30亿元人民币(合4.6亿美元)的“熊猫债券”，熊猫债券是一种由境外机构在中国发行的人民币债券。

　　这是首只在中国在岸市场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非中国主权债券——悄悄抢在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C省)前面，后者也紧跟着发行了规模相近的熊猫债券。

　　多家律所参与了发行事务。韩国太平洋(601099)律师事务所(Bae, Kim & Lee)为韩国ZF提供了建议，还有金杜律师事务所(King & Wood Mallesons)也是。安理律师事务所(Allen & Overy)为发行方汇丰(HSBC)和中银香港提供了服务。安理委婉地指出，“国际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中国银行(601988)间债券市场在债券发行的实践和程序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以前在这方面还没有先例。这是一项非常冒险的任务，”韩国太平洋律师事务所负责这项交易的首席合伙人Eui Jong Chung说。“此外还存在时间问题。交易涉及到三种语言——中文、韩语以及沟通中使用的英语——所以，及时使翻译文本获批是有挑战的。”Eui Jong Chung认为，这次发行给韩国银行业树立了一个先例。

　　中欧国际交易所(Ceinex)的设立是中国减少依赖香港的另一个迹象。该所设在德国的法兰克福，交易多种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工具。该所由多家交易所共同出资设立，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金杜律师事务所为其提供建议;德意志交易所集团(Deutsche Brse);以及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大成律师事务所(Dacheng Law Offices)为其提供建议。

　　去年10月举行的中欧国际交易所签约仪式——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和中国总理李克强出席——代表着欧洲为了中国的巨大商机而讨好北京的最新举动。大成律师事务所表示中欧国际交易所是“中国资本市场在海外重要的延伸和补充”，将对中国的经济、资本市场和货币产生“重要影响”。

　　金杜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克里斯蒂安科尼特(Christian Cornett)说，中欧国际交易所背后的雄心是，应该让一系列与中国市场相关的金融产品可以在西方进行交易。“主要挑战是以前没这样做过，(所以我们不得不)寻找一个共同要素，让双方相近的利益趋于一致，并且都同样大为获益，”他说。

　　2014年11月，诺顿罗氏富布莱特律师事务所(Norton Rose Fulbright)为人和商业控股有限公司(Renhe Commercial Holdings)4.36亿美元配股事宜提供建议。人和商业是一家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开发商，以把废弃地下防空洞改造为购物中心而闻名。这笔交易是“沪港通”启动以来，第一笔由港交所合格发行企业完成的交易。沪港通是一个跨境交易项目，第一次允许海外资金直接买入中国内地上市公司股票。

　　此前，国际投资者如果想持有中国内地上市公司股票，需要首先获得审批。沪港通也让许多中国投资者第一次能够直接买入港交所上市股票。深圳交易所原本计划在去年开通“深港通”，只是推迟了。

　　诺顿罗氏律师事务所的资深顾问Rachel Chan表示，除这次配股之外，诺顿罗氏也为人和商业的银行融资和要约收购提供建议，这些被整合成一项前所未有的三层融资安排。“通常情况下，这种安排的各个部分都是独立的，但由于采取了创新性的结构，我们得以把各部分融合为一个整体，”她说。

　　尽管国际投资者获得了直接投资中国内地上市股票的机会，但香港资本市场仍将是一条重要的金融管道。去年12月，宝钢集团(Baosteel Group)发行5亿美元可交换债券，标的股票为中国建设银行(601939)股份有限公司(China Construction Bank Corporation)的h股股票，年利达律师事务所为各承销商提供了服务。200多家中国内地公司发行了H股，该协议为未来挂钩股票的交易铺平了道路。

　　这项交易开创了多个第一，包括创建了第一种可交换为H股的国际债券，以及第一宗标的股票是中资银行股票的挂钩股票交易。“正因为综合运用了多种技术，该交易才有可能完成。这基本上是针对一个全新类别的投资者推出了一种全新的产品。这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市场，”Hwang Hwa Sim说。

　　在中国再保险(China Re)的IPO中，司利达(Slaughter and May)所提供的服务也因其创造性而引人注意。“这对我们而言是开创性的交易。这也是在香港上市的第一家再保险集团，是第一家上市的中国再保险公司，”司利达的合伙人约翰摩尔(John Moore)说。

　　尽管面对来自中国内地、新加坡和其他新兴城市的竞争威胁，香港相对这些对手仍拥有很大的法律优势。“香港似乎在众多领域形成了一种自己特有的活力，”摩尔说。

　　“香港拥有多得不可思议的双语人才，他们是在这个体系内成长的。我毫不怀疑，香港在未来将继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企业治理维权人士韦布说：“作为一个可信赖的司法管辖区，香港确实具有吸引力，但要记住《基本法》的承诺还有31年就要到期。到2047年，香港可能会有一家新的最高法院，可能就在内地。这一点可能会削弱长期投资者的信心。”

　　年利达的Hwang Hwa Sim说：“一个团队若不是在香港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心可能就完不成(宝钢交易)。我们知道我们的投资者愿意接受什么，也知道什么是有可能办到的。除非香港失去催生思想创意火花的能力，否则香港仍将保持交易中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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