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郑瑟

　　1966年9月3日凌晨，著名翻译家、艺术评论家傅雷，在遭受了红卫兵抄家和四天三夜的批斗罚跪凌辱后，与夫人朱梅馥自缢身亡，愤而离世。2016年9月3日，傅雷先生已离开整整50年了。

　　尽管傅雷走了，但先生留下的译著以及家书却成了一代又一代后人的精神财富。傅雷的肉身已逝，文化和精神还活着，还可以被有心人继续传承下去。“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其实早在1957年，傅雷就产生过自杀的念头。

　　“三月二日接电话，上海市委要我参加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四日动身，五日晚抵京。六日上午在怀仁堂听毛主席报告的录音，下午开小组会，开了两天地方小组会，再开专业小组会，我参加了文学组。天天讨论，发言。十一日全天大会发言，十二日下午大会发言，从五点起毛主席又亲自来讲一次话，讲到六点五十分。十三日下午陆定一同志又作总结，宣告会议结束。此次会议，是党内会议，党外人一起参加是破天荒第一次。”傅雷在写给傅聪的信里将这一年的国内政治和身处其中的自己都告诉了儿子，言辞间明显可以看得出，一开始傅雷并不排斥，而且多少还有些激动。从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以来，他一共发文12篇，涉及文艺、出版等多个领域。

　　就算到了五月，整风运动开始，傅雷也仍然在真诚地参与：“爸爸开会回家，还要做传达报告给我听(注：此信是朱梅馥写给傅聪的)，真兴奋。自上海市宣传会议整风开始，踊跃争鸣，久已搁笔的老作家，胸怀苦闷的专家学者，都纷纷写文章响应，在座谈会上大胆谈矛盾谈缺点，大多数都是从热爱党的观点出发，希望大力改进改善。尤其是以前被整的，更是扬眉吐气，精神百倍。”他还特别发表了文章《大家砌的墙大家拆》来批评少数党员的政治优越感和一些党外人士的政治自卑感。

　　这是书生在面对政治时的一种单纯和天真，也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情怀，正如上海作家陈村所说：“傅雷是1908年出生的，那时候还是清朝，他经过了民国，中国在那些年中是非常动荡的，从清末到民国是中国走背运的时候。这些人心里是愿意这个国家好的，愿意这个国家统一和平。至少从1949年以后，战争没有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这些人愿意投身于这样的革命，对毛泽东对共产党也是有感情的，他们愿意接受这样的领导，去做一些事情。”陈丹青也认为：“从十九世纪末一直到二十世纪二战后，世界范围知识精英有一个左翼的大潮流。有良知有同情心的书生，即便人在精英阶层，生活也还好，但是良心上道德上会偏向左翼，不光是中国，欧洲也是这样。何况中国有儒传统，儒传统就是家国天下，强调道德感。”

　　然而政治家的心思终究是书生猜不透的，风云突变的局势随即就给了这份天真和情怀当头一棒。5月15日，毛泽东撰文《事情正在起变化》，随后《人民日报》社论开始批判《文汇报》，报社总编徐铸成被点名。尽管作为报纸的社外编委和徐铸成好友，傅雷还发文响应对徐铸成的批判，但还是因为徐铸成“认罪自白”中的一句话也成了反党分子。《文汇报》《解放日报》接连发文直指其“中间路线”，作协开会十次进行批判，傅雷对此前后做过三次检讨。

　　这之后，夫妇俩给傅聪的信中几乎每一封都会嘱咐这样的话：“你以后做人，好好提高警惕，待人千万和气，也不要乱批评人家，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几句话要牢牢记住”;“爸爸说，要你第一，注意以后说话，千万不要太主观，千万不要有说服人的态度，这是最犯忌的……还有一个大毛病，就是好辩，无论大小，都要辩，这也是犯忌的”;“你以后一定要审慎，要站稳立场，讲话不能乱讲，不能脱口而出，非要思索过不可。”

　　这无疑是一个令人唏嘘的讽刺，想想看，傅雷15岁时就读教会学校却公开反对宗教，18岁时带头反学阀运动与护校派对抗，23岁时受刘海粟邀请供职上海美专，因瞧不上一位同事的才华而从不与人留有情面，29岁时长期积压的对刘海粟为人的不满终于爆发，公开大骂并宣布决裂，31岁时因考察石刻和艺专办学两事意见不合与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滕固吵翻……

　　1958年4月30日，傅雷被宣告为右派分子。原本上海作协和市委宣传部想保住他，后来中央示意上海右派太少，为了填充名额，市委书记柯庆施还是把傅雷加了进去。当天夜里，傅雷夫妇在家里沉默地坐着，许久他才开口，然后欲言又止：“如果不是阿敏还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

　　等到12月，傅聪出走英国，“右派”傅雷的处境更加雪上加霜。

　　“经过这个事情，再经过他儿子的事情，他已经灰心了。他回到了一个壳里去，本来外面是开放的，现在因为一种危险，因为一种不合群，他就回去了。”谈到那个时刻的傅雷，陈村如是说。这个壳，从此脆弱地分隔着傅雷的生与死。

　　或许，这份赴死的念头还可以再往前推。陈丹青回忆，他很早以前读过一个资料，记不太确切，大意是傅雷建国后从香港回到大陆，据说带着毒药，意思是如果局面好，就给国家干，如果不好，宁可死。“所以他很早就有这个打算。他内心还是一个‘士’，‘士可杀，不可辱’，要死我自己死，他很早就想到。老派文人都有底线的，这就是底线之一。”

　　1966年，文革爆发。傅雷在6月3日写给傅聪的信中说到：“国内‘文化大革命’闹得轰轰烈烈，反党集团事谅你在英亦有所闻。我们在家也为之惊心动魄，万万想不到建国十七年，还有残余资产阶级混进党内的分子敢如此猖狂向党进攻。大概我们这般从旧社会来的人对阶级斗争太麻痹了。”

　　经历过反右以来的种种，这样的话很难说还有多少诚心的部分，更多的也许只是顺应局面的自保策略。恐怕还有如陈丹青所言的更深一层的悲哀：“傅雷很骄傲，很强硬，但他也不得不进入这种语言。人屈服，先是从语言屈服的。”

　　作为摘帽右派，傅雷很清楚自己难逃此劫。儿子傅敏也清楚，当时他在北京教书，有人曾登门命他交出与父亲的通信，为了安全，他在一个晚上把保存的信件全部投进了马思聪家里取暖的大火炉。“其实傅雷先生给傅敏也写了很多的信，并不比写给傅聪的少。但《傅雷家书》里只保留了几封，其它都没有了，都烧掉了。”叶永烈说。

　　8月30日，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终于砸开了傅家的大门。其实傅雷本与音乐学院没有任何关系，1949年以后，傅雷只挂过一个上海作协书记处书记的虚职。研究过傅雷各种材料的作家叶永烈说：“他是一个没有单位的人，像他这样的人员也很难安排，因为他就是专业翻译，他愿意在家里翻译，稿子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后来我到派出所去查，查到至今唯一的一封傅雷档案，叫作‘闲散劳动力登记表’，是傅雷亲笔填的。”之所以音乐学院会来抄家，是因为当时的钢琴系主任李翠珍是朱梅馥在晏摩氏女中的同学，当初从香港回来时给傅雷写过信征求意见。此时李翠珍已被打成特务，这封信自然成了傅雷是潜伏特务的罪证，顺着这条线索音乐学院的红卫兵当然把革命的矛头指向了傅雷。

　　抄家时，红卫兵在傅家的阁楼里发现了一只箱子，里面有一面小圆镜和一张褪色的画报，镜子的背面是蒋介石像，而画报上是宋美龄。阁楼本来是傅敏的卧房，傅敏去北京以后，房间被当作杂物间，这只箱子则是傅雷的妻姐建国前寄存在傅家的。傅家从来没有打开过箱子，如今这两件东西却成了无法解释的变天罪证，迎接他们的只能是猛烈的批斗，以及未来可以想见的无止无休的凌辱。

　　“五十之年，义无再辱。”早就埋下过赴死念头的傅雷这一次再无反顾。“他太认真，认真的人必然脆弱，他希望这个世界完美，没有完美就必然要破灭。”《傅雷家书》的版权代理人江奇勇认为傅雷之死是一个必然，是他的性格悲剧。作家陈村也认为：“他性格中有非常刚烈的一面，他就不跟你们玩了。对他这样的性格，他的选择还是忠于自己的。一个人也可能用一种苟活的办法度过这段时间，但可能也会就此变成另外一个人，可能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傅雷先生是不大一样的人，因为所有的东西都会反映在他以后的人生中。”在陈丹青看来，这种刚烈甚至和上海这座城市不无关联：“大家对上海的误解太久了——什么上海小男人呀，软弱刁滑呀——绝对不是的。自古以来，越国人吴国人非常刚硬的。我小时候见到的上海市井，还有知识分子，性格刚硬的太多了。”

　　而叶永烈还认为，傅雷自杀和他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也有关系。“在他家那条弄堂里，他们家算是生活水平很差的一个，因为保姆要去菜场买菜，跟别的保姆一碰头就知道，他们家老节省的，买菜都买得很省。”反右以后，傅雷的译著因为不愿化名而无法出版，虽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于照顾为他预支稿费，但这仅有的收入来源实在难以支撑，后来朱梅馥不得不勉强开口让傅聪寄些食物回来。1965年，傅雷还为境况所迫写信向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求援，但一年之后，石西民自身难保，傅家依然生活艰难。

　　9月2日晚，朱梅馥让保姆周菊娣早点休息，并嘱咐她第二天少买些菜。翌日早上，保姆发现一向早起的傅雷夫妇直到九点多钟还没有任何动静，此时她已预感不妙。按照傅家规矩，保姆不能随便进出主家卧室，但连续批斗了那么多天，保姆实在担心，所以就想去敲一下门。一敲门才发现门是虚掩着的，害怕的保姆连现场都没看清楚，就赶紧跑去报告。公安来了以后，保姆仍然害怕不敢进屋，经过好久才进去看了一眼，而这就造成傅雷之死的另一个版本——服毒自尽。

　　保姆进屋的时候，傅雷夫妇已被公安从绳套里解下，所以她看到的尸体是平躺的。而且因为死亡时间已过了几个小时，傅雷的身上出现了许多紫色尸斑，于是保姆就以为是服毒而死，恰好傅雷喜欢养花，花有虫子，家里面备有敌敌畏。

　　“整个过程都是这个保姆的合理想象，但因为她算权威人士，她一说傅聪傅敏就相信了，所以他们一开始都坚持说是服毒自杀。后来我再三追查，查阅复印了全部的傅雷死亡档案，卷宗就是上吊自杀。我还采访了相关当事人，都表示是上吊自杀的，因为他们的颈部有明显的马蹄状索沟。档案上有法医的尸检鉴定结果，白纸黑字，根本没有提到什么敌敌畏，当时的化验也没有说血液里有毒液。”对于傅雷之死的真相，做过详细调查的叶永烈一再强调。

　　“他是一个受难者，这样一个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比较精通的文化人，他的悲惨逝世把他整个的一生给放大了。”如同陈村所言，傅雷之死成了一个符号，不仅把傅雷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了这个民族的灵魂之中，也成为那场红色风暴一个醒目注脚。

　　我们无法知晓在踢翻凳子的那一瞬，傅雷心中的真实想法到底是怎样的，就像陈丹青说：“我不能代替傅雷去想，是不是老舍寻死给他的冲击。我没法判断，现在返回去想，当时四十岁以上的人，尤其是著名文人，真是末日临头。死，可能会彼此带动，他人的自杀，有时是一种启示。”但可以确信的是，傅雷之死、老舍之死以及那个年代里更多的非正常死亡注定承载起一种文化意义——用江奇勇的话说：“他的死有中国知识分子的死谏传统，以死明志。”

　　甚至有别于传统，他们的死提供了更多新的思考价值——“老舍、傅雷的自杀，跟上一代的王国维、梁济、还有陈天华的那种殉传统、殉文化不太一样。古代中国文人面临杀身之祸，从容赴死，史不绝书。但文革这种侮辱没有过，所以刚烈的人立刻选择自己死。他们当时的所谓罪名不至于死，但不肯受辱。古人受死的罪名通常来自朝廷，文革的侮辱直接来自单位、同事、朋友、亲属……甚至来自大马路上。”陈丹青对此有着自己的看法。

　　“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这是傅雷最后写下的遗书，陈村觉得“最后的话是为了保护家人，他只能用自己蒙受屈辱的办法来保护家人。在那种恐怖下，就连死都不能好好说话。”陈丹青也认为这是最后的可怜的语言策略，几乎谈不上策略的策略。

　　遗书写给朱梅馥的胞兄朱人秀——这是他们在上海的唯一亲属了，其中特别交待“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的火葬费”。然而当时的朱人秀是上海劳动局局长，共产党员，他要自保就必须站稳立场，傅雷夫妇自绝于人民，骨灰是不能收留的。死亡依然没能解脱傅雷的灾难，他和妻子的骨灰只能停放在万国殡仪馆，无人认领。

　　这时，一个戴着口罩的二十九岁姑娘自称是傅雷的干女儿，把骨灰取走了，并用傅雷的原名傅怒安存放于永安公墓。这个姑娘名叫江小燕，其实她与傅雷素未谋面，用今天的话说，只是个“路人”。

　　多年来，江小燕拒绝一切采访，连傅家兄弟的感谢都一再婉拒。她留给世人的只有写给《傅雷传》编辑余开伟的一封纠误公开信，以及叶永烈的唯一采访。在她的眼里，当年所做的不过是小事一桩，是她应该做的，事情已经过去，不必再去多提。

　　江小燕出生于画家之家，本来生活无忧，写得一手好字，还弹得一手不错的钢琴。后来她的父亲也被打成“右派”，所以她对“右派”有一种自然的同情之心。她最要好的一位高中老师被打成“右派”，当时要她去揭发，但她坚决拒绝了，也因此她被批判立场不稳，失去了大学录取资格，也不能参加工作。又因为学钢琴，她对傅聪耳闻已久，也听过傅聪的演奏会。所以当她从钢琴老师那里——就在傅家旁边——得知傅雷夫妇自杀且骨灰无人认领时，便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殡仪馆。

　　此后，她还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说傅雷是被冤枉的、傅雷是爱国的。信当然没能走出上海，她也被抓进正泰橡胶厂民兵营房进行审讯，彼时的思路认定她本后一定有人指使，这是一桩大案。幸运的是，审讯她的只是一群工人、民兵，没查出任何结果，也就将其“释放”了。

　　只是这件事从此成了压在她心头的一块石头，就像那只等待脱掉的第二只靴子，终日折磨着她，惶惶不得安心。直到一天早上，她正在吃早饭的时候听见广播里说要举行傅雷的追悼会，她才彻底踏实下来。

　　这些只是叶永烈公布出来的关于江小燕的一小部分内容。自认识以后，叶永烈一直和她保持着联系，她还寄给过叶永烈一篇自传，只是为了尊重本人意愿，叶永烈从未对任何人讲述过。

　　1986年左右，四十多岁的江小燕终于圆了大学梦，之后当过老师，还当过一段时间的编辑。如今，80岁的她早已退休，一个人住在上海远郊——文革中，差一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她错过了恋爱成家最美好的年纪，于是终身未嫁。叶永烈说，她有时还会到市区来，因为她是基督教徒，经常要参加教会的活动，自己邀请她来家坐客她都谢绝了，想去她家探望她也不肯。傅敏一再希望叶永烈能带自己去见见江小燕，尝试多次后总算同意在学校里见面，但当叶永烈拿出相机想给二人合张影时，江小燕还是摆了摆手。她总说：“让我平静地过日子，我不希望再受到打扰。”

　　“她是一个很倔强的女性。”作为老朋友，叶永烈用这样一句话来评价江小燕。

　　1979年4月，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分别举行了傅雷朱梅馥追悼会，著名剧作家柯灵致悼词，宣布傅雷平反，傅雷的骨灰也由此移葬上海革命烈士公墓。

　　“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80年代，傅雷曾经出版过和未能出版的译著陆续与他的读者再次相逢。作家陈村评价傅雷的翻译是有个性的翻译：“傅雷是个有个性的人，他的译文也是有个性的。比较考究的翻译家曾经说过，他有时候不是非常忠实于原文的。但是他的文字很有气势，他的文笔也很有美感。读他的东西，有一种感染力。他是非常好的翻译家，对我们这些读者来说是一种幸运。”

　　江奇勇把傅雷的翻译视为对现世的一种隐逸：“傅雷为什么翻译，他就是与世格格不入，所以才躲在书斋里面做翻译。为什么选择巴尔扎克作为后来的主要翻译对象呢?因为他一方面不善于和人打交道，与世隔绝，另一方面他又非常渴望和人打交道，怎么办，只好和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打交道，巴尔扎克的作品人物众多，各种人物都有。”

　　1981年，《傅雷家书》出版，遂成为轰动性的文化事件，三十年来畅销不衰。不同于译著，家书从文字到思想是真真正正的“傅雷创造”。家书主要收录了傅雷夫妇与长子傅聪从1954年到1966年共十三年的通信，从中不仅可以识得一个独具文学艺术洞见的文人傅雷，还可以窥见一个作为父亲的傅雷。

　　家书是中国传统文人家庭的一种重要教育方式，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体裁。陈丹青尤其强调：“江浙一带的书生家庭，包括各省的文人武人家庭，父子通信是个老传统。我下乡那些年父亲给我的信一大摞，谈文学，谈音乐美术，什么都谈。这可以说是儒的传统。傅雷被认为是大翻译家、学问家，一个比较西化的现代知识分子。但是过去百年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都还在这个传统中。”

　　和今天各种传授亲子教育经验的畅销书不一样，《傅雷家书》的重点不在教训，而在熏陶。傅雷用他丰厚的文化底蕴不断地涵养出一个艺术家的傅聪，陈丹青觉得如今再也找不到这样的父亲了：“我希望今天还能有这样通过家书教育孩子的父亲，还能给孩子这样写信。问题是就算他能写信，有没有这么好的见解、这么好的文笔?人文水准已经整体沦亡了。”

　　而作为《傅雷家书》的版权代理人，江奇勇认为傅雷的家书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有傅聪这样一个儿子才写出来的，没有傅聪就不可能有家书，是傅聪的天分激发了傅雷——“傅聪是天纵之才，他不是凡人，他完全就是生活在音乐世界里的神人。”

　　对于次子傅敏，傅雷曾在家书中说过，总觉得自己给傅聪的爱很多，给傅敏的爱太少，良心上对不起。然而在江奇勇看来，傅敏是一个平凡人，是正常发展的孩子，傅雷给傅聪的是精英教育，给傅敏的是学校教育，实际上是因材施教。而且傅聪也好、傅敏也好，傅雷的教育里都把人格教育放在第一位，核心就是“真诚待人，认真做事”，直到今天和两兄弟打过交道的人都能感觉到，这是有教养家庭里培养出的孩子。

　　一母同胞的两兄弟如今一个是誉满世界的钢琴家，一个是桃李满天下的教师，其实抛开世俗的名利之见，傅雷确确实实是给两个孩子都铺就了扎实的成才之路。两兄弟也以一种“交叉”的方式把父母双亲的影子继承了下来——“傅敏的长相像傅雷，傅聪的长相像他母亲，但是性格上傅聪更像傅雷，坏起来不得了的脾气，傅敏更像妈妈，柔一点。”江奇勇说。

　　傅雷骨灰移葬革命烈士公墓时，朱梅馥因身份不符，未能合葬。傅敏只能将父母的骨灰，暗暗各取一些融入彼此盒中。

　　2013年10月27日，上海浦东福寿园海港陵园，这对至死不渝的伉俪终于得以葬于一穴，长眠故里。

　　高1.8米的墓碑上镌刻着那句“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傅敏在碑前一字一顿地诉说着给父母的安魂心语：“爸爸妈妈今天你们终于回来了，47年前你们无可奈何地、悲壮地、痛苦地、无限悲愤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你们无限热爱的这块土地以及这块土地增长起来的文化事业。但是，你们的心一直活在我们心里，我们永远怀念你们，你们一生的所作所为，你们那颗纯净的赤子之心，永远在激励着我们一定要努力把产生这么个悲剧的根源铲除掉。爸爸妈妈你们在这安息吧。”风中飘荡着傅聪弹奏的莫扎特和肖邦的钢琴曲，作为长子，傅聪眉头紧蹙——“什么都不想说，只想控诉。”

　　2016年是傅雷夫妇的五十周年祭。江奇勇说，傅聪傅敏兄弟今年的心情都非常沉重，傅聪取消了所有的演出合约，傅敏也明确表示什么都不会搞，搞不了。

　　真正惦念的人，往往不会在意特定日子要做些什么，无论生死，还是荣辱。

　　然而在世人那里，9月3日却像一记闹铃，集中地唤醒了对傅雷的时刻性探寻与追怀。在陈丹青看来，这种对傅雷的纪念实属悲哀：“那场灾难仍然控制着今天，控制着我们的内心。不能去想，不能去谈，要谈只能找来傅雷、老舍这样的鬼魂，作为个案聊一聊，算是还有点记忆。”

　　上海的文艺批评家吴亮则直接将陈丹青欲说还休的隐语点破：“何止他一个人。究竟是谁把他们杀死的，找不到一个人吗?找不到这样一个人。在一种疯狂的破坏当中，好多人选择了死亡，这是一种群体的暴力。”

　　当然，反思和无奈并非是傅雷留给我们的唯一价值，江奇勇反而认为：“不能再停留在反思这个层面，反思是一种消极的做法。作为我们个人来讲，在傅雷这个事上我们更应该看它积极的东西。家书里有两层意思，真诚待人、认真做事是基本底线，他还有个高标准，每个人要建立一个精神世界来追求。”

　　也许陈村说的是对的：“像傅雷这样的文化人，我觉得是一个大写的文化人。他懂文学，懂音乐，也懂绘画，他是一个那么认真的人，是一个那么忠于自己理想的人。我们能够争取向他多学习，可能比今天做出来的事情要好看一些。”

　　相比长子、钢琴家傅聪，如果不是多次重编《傅雷家书》，二儿子傅敏似乎算得上一个隐者。

　　走进傅敏的家，就像到了黄宾虹(1865-1955)山水画小型展览室，两面墙上，依次是黄宾虹的山水画《青城山写生图》、《西山秋爽》等，此外，还有难得一见的陈师曾山水画《溪山帆影》，品读这些清润的笔墨，室外的暑气似乎也少了许多。

　　这些书画都是傅雷的藏品，也是在1976年以后他陆续从有关方面取回来的，“少了有一半。”傅敏说，言语之间有些无奈，然而他能怎么样呢?

　　傅雷以翻译家、文艺评论家而名世，事实上，他更是一位艺术鉴赏家——他与国画大家黄宾虹识于1935年，在其后20年的交往中，两位忘年交的交谊仅被视作艺坛佳话而广为传颂，而论及傅雷的艺术收藏，有一大部分都是黄宾虹的精品。傅敏于几年前在北京和上海先后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就其父亲傅雷的艺术交往、艺术收藏、艺术理念、教育等畅谈自己的体会，“父亲的艺术教育思想最重要的是真，一切都是以真为本。人本身要真，做事也要真，画画也要真，不能弄虚作假，不能投机取巧。”

　　澎湃新闻：傅敏先生好，我们还是从新版《傅雷家书》与你父亲的艺术教育说起，你父亲对你们从小在艺术教育方面一直重视，你哥哥傅聪是钢琴家，你父亲那时候对你在艺术方面是怎么培养的?

　　傅敏：小时候我拉过小提琴。

　　澎湃新闻：书画方面有没有花工夫练习?

　　傅敏：没有，父亲不强迫我们练，但是对这方面的熏陶还是有的。

　　澎湃新闻：就是提高你们的书画鉴赏力?

　　傅敏：对。他在家里看画看书法。

　　澎湃新闻：就让你们跟着看?

　　傅敏：我们就跟着看，他就希望我们跟着看，跟着聊天。这种熏陶很重要。

　　澎湃新闻：那时候你们家里的书画收藏也很丰富吧?

　　傅敏：也不是很丰富，很精的。比如我厅里的这幅是陈师曾的山水画，就是我父亲的收藏。

　　澎湃新闻：比如说小时候跟着你父亲一起看的印象深的艺术收藏还有哪些?

　　傅敏：那就多了，黄宾虹的画作是最多的，外面人说黄宾虹精品都在傅雷那儿。黄宾虹那时是每几天来一封信。

　　澎湃新闻：据说信里常常夹一幅画?就送给你父亲了?

　　傅敏：对，他就觉得这种(交流)也好，他觉得我父亲懂他的画，他们俩相差45岁。我父亲第一次看到黄宾虹的画是在他表妹顾墨飞家，就拍案叫好，那是1943年，就开始与黄宾虹通信。

　　澎湃新闻：后期是每个星期都通，同时夹一幅画?

　　傅敏：不光是每个星期，你看那个日期就知道，往往是几天一封信。厅里挂的这几幅小画是黄宾虹最后的作品，那是抄家退还的，退来时只是叠着的四张，这是2010年上海博物馆替我裱的，隐隐约约还可看到背面有抄家打印的编号。这一张是黄宾虹早期的作品，画的是平原，很不多见!

　　澎湃新闻：黄宾虹用墨很恣意的。

　　傅敏：很自然。这幅画是原装，画框都是父亲当年配的，我都没动过。是抄家退还的。你看这幅是黄宾虹送给我父亲的，上面有题款。

　　澎湃新闻：题款是“西山秋爽图，怒庵先生一笑”。

　　傅敏：这个我一直不敢挂，因为当年的画框已很旧，画钩已有点脱落，所以就立在这书柜上。

　　澎湃新闻：那时候他与你们谈黄宾虹吗?

　　傅敏：当然谈。就讲他的画，黄宾虹这个人，也是挺好的，他书法也好，画也好，他刻图章也好。

　　澎湃新闻：黄宾虹论画强调“内美”，最早并不以画知名，他是学者，在上海也做过编辑，他的第一次展览就是你父亲张罗的。

　　傅敏：是的。我爸说，那时他四处云游啊，写生稿子不得了啊，上世纪80年代有一次我到浙江博物馆去，看黄宾虹的写生的作品，真是太丰富了。他真是才气横溢。

　　澎湃新闻：文人型的。

　　傅敏：黄宾虹完全不在意金钱。所以黄宾虹去世以后，黄夫人还在，生活就有些困难。然后我爸就给当时浙江的文化局长写信讲到这些——因为黄宾虹去世时候所有作品全捐给了博物馆，但是始终没办手续，直到黄宾虹的女婿赵志钧打成右派后才去接收，这里面就有猫腻了。因为黄宾虹女婿最了解黄宾虹，对他的绘画颇有研究，对他的绘画以及收藏最熟悉。

　　澎湃新闻：那你父亲那时候推崇黄宾虹还有别的原因吗?

　　傅敏：父亲就是觉得他东西好啊。一看他这作品那么有品位，在世界上也站得住脚的，尽管那时候他的名气没那么响。我爸当年就说黄宾虹的绘画要在半个世纪或者一个世纪以后才会为人们认识。可是，就是到现在，黄宾虹还没到他应该的地位，这从市场的价格来看。那天我看到那个李可染的画，开价一亿多元。

　　澎湃新闻：当时社会的审美水品还没达到傅雷先生达到的境界。

　　傅敏：讲到现在的金钱社会呐，更是资本在推动。

　　澎湃新闻：反观傅雷先生，就完全不同了，而且他不仅是艺术，对音乐、对文学都有极高的鉴赏力，古今中外，在诸多领域达到如此高度，不能说没有，但可以说很罕见了。

　　傅敏：我爸爸这个人，他是非常纯的，他没有任何杂质，他说这个东西好就是好。就从艺术角度来讲。

　　澎湃新闻：因为很多人他推崇一个艺术家是有个人的一些私心的。

　　傅敏：比如说他对刘海粟的评价——刘海粟在法国的时候，是离不开我爸爸的，因为刘海粟法文不行。我父亲去了半年以后法文就没问题了，在法国艺术沙龙对各种艺术家是应对自如。

　　澎湃新闻：那他对刘海粟的艺术有什么说法吗?

　　傅敏：刘海粟是有才，但他不用功。比如说，1976年以后，他也是经常到北京来，我爸爸的朋友么，当然我常常去拜访他，他对朋友说这就是傅雷的儿子：“傅雷啊真了不起，他真懂我的画。”

　　澎湃新闻：你怎么说呢?

　　傅敏：真有眼光的人心里有数的。而且刘海粟的画越到后来越不行。别的不讲，他的颜色，俗，我爸早就说他俗。《家书》也有一段说刘的画俗。

　　澎湃新闻：刘海粟知道你父亲这样评价他吗?

　　傅敏：知道。

　　澎湃新闻：有段时间两人掰了。

　　傅敏：断交二十年嘛。这在艺术界的老人都知道这故事!上世纪三十年代就为张弦的事。我爸是留法时认识张弦的，回国后同在上海美专教书，我爸觉得张弦很有才艺，但很穷，刘海粟给他的工资很低，对张太刻薄。张弦是病死的，就是因为他穷、病，所以在纪念张弦而举办遗作展览的筹委会上，我爸与刘海粟公开闹翻了。我爸的一个朋友，就是当年也在上海美专任教的留法画家刘抗，他抗战开始就去了新加坡，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到北京来，我就这个问题问过他，他说是这么回事。因为我爸自传里都写过这些，我就借此核对一下。他说你爸爸脾气是很暴躁，容不得一点沙子，性格非常耿直。所以从那以后与刘海粟绝交二十年，一直到解放后在政协碰见了才和好，那都是已经过去的事了。

　　澎湃新闻：相逢一笑泯恩仇。不和的原因与张弦有关系，那能否再具体些?

　　傅敏：因为父亲认为刘海粟办校(上海美专)太商业气。所以这是我父亲后来不愿意在那儿教书的主要原因吧。父亲这个人太纯了，他看不惯这些。

　　澎湃新闻：他在上海美专呆了多久?

　　傅敏：前后一年半。我爸对刘海粟的看法我听他讲过，解放之后他们又来往了，我爸有时就上刘海粟家去看他的藏画。说一看刘海粟的藏画，就知道他没有艺术眼光，他藏的东西不行。

　　澎湃新闻：刘海粟藏的什么画?

　　傅敏：那我就不清楚了。

　　澎湃新闻：刘收藏的是西画还是中国画?

　　傅敏：中国画。

　　澎湃新闻：傅雷先生的书法成就其实也很高，比如与黄宾虹通信时期的书法——很成熟了，他有很长时间用钢笔书写就没有用毛笔了，然后他说我一定要练练书法。之前有人说傅雷先生被打成“右派”以后开始要练书法，但其实不是。

　　傅敏：我父亲年青时的书法的确很好，很灿烂，充满了朝气，非常潇洒，而且你只要看当年35岁时给黄宾虹写的信，就一目了然了!

　　澎湃新闻：写经他都写过。他后来的字跟早年的字不一样，早年的字瘦而飘逸，后来的字乍看有些肥了，敦厚，有隋人写经的感觉。后一种字体是在1960年代以后?

　　傅敏：对。跟他的经历有关，“反右”后那个时期他就开始练魏碑，那是他的好友周煦良怕他郁闷想不开，就拿来许多碑帖，其中就有魏碑。所以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他的字就显得含蓄敦厚，这与他的心情有关。

　　澎湃新闻：早期还是有一种往外的锋芒感，就像他写张爱玲的文学评论都是锋芒毕露的。他字体的变化主要跟他练的哪些字体有关?

　　傅敏：魏碑。

　　澎湃新闻：《傅雷家书》里所收的大多是给你哥哥的信，那他那时给你写的信多不多?

　　傅敏：不多，长信也就是四五封信，有一封很长的信，我翻译了《英语语言史》两篇文章给他看，他改了，写了一封11页的信，帮我分析，什么是你心理上的问题，什么是你语言上的问题。这封信我舍不得烧掉，别的都烧掉了。

　　澎湃新闻：为什么烧掉呢?

　　傅敏：“五·一六”通知一出笼，我就觉得情况不妙，就把父母给我的信都烧了!果然等到学校里一乱起来，学生就找我要那些信!但那封长信没烧，舍不得，当时我女朋友的哥哥在北大图书馆，交给他保存，之后托人问过他，也没有下文了!

　　澎湃新闻：现在找不到了?

　　傅敏：对。

　　澎湃新闻：太可惜了!

　　傅敏：如果没有毁掉，说不定作为文物不知哪一天会出来的。

　　澎湃新闻：还是回到您父亲的藏画，除了黄宾虹以外，还有哪些，有古画吗?哪些是代表性的?

　　傅敏：有，不是很多。他一般觉得东西好就可以，不一定名头大。有一张新罗山人的花鸟，他也特别喜欢石涛。

　　澎湃新闻：那他喜欢的跟扬州都有点关系啊。石涛后来定居在扬州的。宋元的画他没什么收藏?

　　傅敏：这个很少。

　　澎湃新闻：书法你印象深的有哪些?

　　傅敏：有郑板桥的，有刘墉的。他收藏的一些手札有的并没什么名气，但书法气息很好。

　　澎湃新闻：就是说收藏只问是否对自己的脾气，不论名头大小?

　　傅敏：对对，所以从他收藏的东西就看得出他的眼光品位。

　　澎湃新闻：他有没有跟你们讲过他的收藏理念?

　　傅敏：没来得及，他就走了。当我进入这个领域知道欣赏时，找不到他人了。究竟他收藏什么，我哥哥傅聪比我清楚，他比我大三岁，就不一样了，而且他早熟。

　　澎湃新闻：所以后来傅先生的收藏在你这儿多一些是吧?诗书画之类的。

　　傅敏：我也不多，主要在我哥哥那里，退回来好多东西那个时候是他拿走的。

　　澎湃新闻：听说你父亲还收藏过庞薰琹的画，他对庞评价是怎样的?

　　傅敏：庞薰琹本来在震旦大学学医，同时又爱画画，当年举棋不定，究竟学医还是学画。有一天碰到一个比利时神父，说了他的想法，那个神父就说，你们中国人永远不要想成为艺术家，这句话让他下了决心。后来他到法国学绘画，与我爸相识。抗战胜利后，他从内地到了上海，我爸看到他在苗族地区彝族地区画的很多人物风情画，非常精彩。就自告奋勇的就在震旦大学大礼堂举办了庞薰琹画展——我爸就说看看中国人能不能成为艺术家!

　　澎湃新闻：庞薰琹他也创新，尤其在人物画上。

　　傅敏：那时候他在苗族地区画了第一幅画，我也看到过，真好。而且庞薰琹的素描功底很好。他画的飞天，一看就是有功夫的。但这个人后来可惜了，搞了工业美术。我爸是觉得他受了他家人的影响。在家人的驱使下他开始趋于从政，当个学院院长之类的。

　　澎湃新闻：他收藏了庞薰琹的油画素描之类?

　　傅敏：他有庞薰琹的画。在我哥那儿。

　　澎湃新闻：那傅先生收藏这么多东西对你的人生之路、后来鉴赏有什么影响?

　　傅敏：当然有影响，所以我的眼光也太高了。比如说像李可染的一些作品我是就不喜欢。

　　澎湃新闻：就是为政治服务的那部分作品?

　　傅敏：这都是受我父亲影响。现在的国画没有几张看得上眼的，就没底子没功夫。

　　澎湃新闻：又要有文人士大夫气，又要有传统的功力，又要从传统里出来，这太难了。就你的眼光说，中国国画界有哪些还可以的?

　　傅敏：我觉得越来越不行了，很多是没有好好下过工夫的。黄宾虹下了几十年的工夫，我爸说如果黄宾虹七十以前去世就没有黄宾虹了。

　　澎湃新闻：黄宾虹画作名声的转折点就是傅雷在他80寿辰的时候给搞的一个展览，当时还专门出了一个画册。

　　傅敏：对，我这里还收藏有一本当年展览的画册，是1943年印的。

　　澎湃新闻：能不能谈谈傅先生收藏最初散失的细节?

　　傅敏：当时都是上海音乐学院抄走的。

　　澎湃新闻：就是1966年8月底，把你家里面收藏全部抄走了?

　　傅敏：当时没抄走，全封存了。9月3日他们自杀了之后法院就封存了，查点得非常详细，所以目录很详细。到了1976年以后开始退还东西。

　　退还了一些，估计丢失了父亲藏画的五分之三，法院封存的单字上有画名，但没东西。有三本黄宾虹的册页是从某博物馆要回来的!这里面有一段故事。

　　澎湃新闻：那册页上有没有题款，比如写关于傅雷先生什么的吗?

　　傅敏：有的，这是送给我父亲的，所以有题款的。大概在六七年前，有一次我哥哥来国内讲学和演出，给了我一堆资料，说他的一个朋友给了他这些资料，说明某博物馆有爸爸当年收藏的黄宾虹三本册页，而且是黄宾虹当年送给我爸的，所以都有题款。他说这事你去办吧!我跟那家博物馆交涉了三年，来去来去，开始时候说没有，后来我说有，肯定有。最后我把册页上的抄家的编号和相对应的馆藏编号给了他们。最后到什么程度呢?我把附有黄宾虹题款的那一页照片复印件都给了他们。这才最后说有。

　　澎湃新闻：后来这三部册页退给你们了?

　　傅敏：退给我了。还办了退还手续。

　　澎湃新闻：这是哪一年的事?

　　傅敏：大概是2009年吧。

　　澎湃新闻：那他退给你们还不错了。

　　傅敏：非常精彩。其中一个册页就是黄宾虹的《青城山写生册》，真是黄宾虹绘画的精品!

　　澎湃新闻：这个是皆大欢喜的。

　　傅敏：你看，现在挂着的这些画，后来都是那家博物馆的那位副馆长帮我们裱的。而且，我们后来也成了朋友。

　　澎湃新闻：有些好奇，当时博物馆怎么拿到这三个黄宾虹册页的?

　　傅敏：抄家之后，收藏品全部到了文物管理所。在进入文物商定前，先由博物馆去挑选，这样这些册页到了博物馆!后来我还给了博物馆一个单子，说还有什么东西你们那里有没有，就没消息了。

　　澎湃新闻：因为你没有证据了?你那个单子里还有哪些东西?

　　傅敏：我记不得了。我得查。

　　澎湃新闻：除了黄宾虹的书画还有哪些?

　　傅敏：还有黄宾虹别的东西，别的画。

　　澎湃新闻：怎么散失了那么多?我听过有一种说法说是那时封存的后来都退给你们家了。

　　傅敏：没有全部退还，退还了大概是我父亲收藏的五分之二。

　　1979年我去了英国了，所有当时退还的一些东西我都留在上海的亲戚家里。后来退还的事就由他们处理，由他们去音乐学院取东西签字等等。

　　1980年九月我回国后，因为在北京工作，这些事仍然委托他们处理。

　　有一年，我哥哥告诉我，在香港有个朋友跟他讲：有人拿着爸爸收藏的黄宾虹画来估计要出手。

　　我哥哥后来看到那些画了，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澎湃新闻：是你们的亲戚把你父亲的部分收藏品弄到香港的?

　　傅敏：我想就是这么回事!我记得不光是画，好多瓷器，宋代的瓷器什么的。

　　澎湃新闻：就是说当时国家返还的一部分收藏品给你们了。

　　傅敏：对，当时出国前我去上海音乐学院领取并签字的，因为我要去英国，然后我把这些返还的东西存在他们家，等我英国回来这些东西都没了。

　　后来我哥哥从香港过来，告诉了我有关爸爸的藏画在香港要出手的事。我们就决定赶紧把还存在亲戚家的东西统统由我拿回北京。先由我哥哥写封信，然后由我去接收那部分东西。

　　你看这四张黄宾虹的小画，这张陈师曾的画，林风眠的那张仕女画，还有刚刚说的那张新罗山人花鸟，都是那批东西里的。

　　澎湃新闻：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傅敏：上世纪九十年代了。

　　澎湃新闻：书法你们家多不多?像对联之类的。

　　傅敏：书法不是很多，但是有。

　　澎湃新闻：但我看信里提到的有挺多，像每次给傅雷写对联，他回信都表示感谢啊。那还是散失了很多。那你们弟兄俩加起来收藏的书法五六十件有吗?

　　傅敏：我得查一查，我做过一个统计，至少丢了五分之三。

　　澎湃新闻：你觉得傅雷先生的艺术教育思想对你影响大吗?

　　傅敏：谈不上大不大，就是一种熏陶。

　　澎湃新闻：就是潜移默化。你觉得他的艺术教育思想最重要的是什么?

　　傅敏：真。一切都是以真为本。人本身要真，你做事也要真，你画画也要真，不能弄虚作假，不能投机取巧。

　　澎湃新闻：就包括为人处世也是要真。就包括你欣赏的艺术也是这样?就是有真意，有真趣。有了真，才会有意境或境界，否则，都是虚的。反观当下的画坛、文坛，虚的、伪的太多了。

　　傅敏：“真”是最根本的，你刚才谈到意境，都是虚假的哪来意境?

　　澎湃新闻：但有个问题:“真”是一个理想的东西，但社会中是一个很虚设的东西，它会使真正的真人不断碰到很多挫折，就像你父亲最后选择了那样的路……

　　傅敏：所以我父亲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澎湃新闻：所以“真”是和理想主义者结合在一起的，无论搞艺术、搞媒体、搞文化事业都是相通的。

　　傅敏：我父亲不能到社会上去做事，一做事就碰壁，哪里看得惯!

　　实际上，我对父亲的认识，是一步步深入的。在中学时代甚至大学，我认为父亲只不过是个翻译家而已。随着时间推移，尤其在我整理出版父亲的著译后，我对父亲的认识才开始深入。

　　父亲一辈子给人的印象是躲在书房不问世事，做了大量卓越的翻译工作。但是在我看来，父亲除了在翻译领域的耕耘和贡献，更值得我怀念的是他那高贵的品格。他把人的尊严看得高于一切……

　　我的祖父很早就含冤入狱，染上了痨病，24岁去世，当时父亲只有4岁。奶奶不认字，但非常有见识。孤儿寡母，从偏僻的乡村来到当时人称“小上海”的周浦。父亲对我讲过，在他小时候，奶奶对他管教极严，几乎整天把他关在书房里读书，看到窗外绿树成荫，蝴蝶纷飞，父亲非常渴望外面的世界。

　　父亲和文艺界不少名人都有很深的交情，这一方面是因为父亲对文艺有很高的鉴赏水平，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有一颗坦荡的赤子之心。我记得1943年，父亲在上海筹备黄宾虹画展，父亲比山水画大师黄宾虹小50多岁，两人却成了忘年交。当时黄宾虹人在北平，日本人要给他开画展，他是很有骨气的人，拒绝了。黄宾虹从北平把画作寄到上海，父亲在上海编画册，跑印刷厂，事无巨细，亲历亲为。他还写了一篇文章《观画答客问》，这是第一篇研究黄宾虹画作非常重要的论文。

　　1943年，傅雷夫妇(左)在“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上，傅雷参与举办了该展览。

　　为了调养身体，父亲开始学着种花，他做什么事情都有模有样，一丝不苟。他种了50多种玫瑰花和月季花，那些花开得漂亮极了。花开时节，里弄很多邻居都来观看。那时父亲的朋友为了帮助他摆脱苦闷，送他碑帖让他练书法，结果他的毛笔字也练得非常好，他年轻时的字很漂亮。而到了上世纪60年代以后，父亲的书法开始敦厚含蓄，既体现当时的处境，也可以看出他内心的苦闷。

　　父亲喜欢独立思考，正因为他会独立思考，而他独立思考的基础在融会贯通，他不像有些人弄书法就在书法，弄翻译就在翻译，弄绘画就懂绘画，那不行。

　　澎湃新闻：傅雷先生最后确实是打通了，这也是中国文化的特质之一。

　　傅敏：对，所以他是站得高、看得广，所以问题就看得比较清楚，他的悟性就在这样一个的基础上的悟性。他的独立思考不是一般的独立思考，因为他的基础好，面广，所以独立思考那就是跟别人的独立思考不一样，他独特的眼光就出来了。所以我觉得确实好多人说我父亲这样的大家，这样的人大概很少很少。

　　澎湃新闻：他对你们从小怎么教育?

　　傅敏：从小对我们的教育就是:以人为本和独立思考。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他对我们考试什么的不在乎。

　　澎湃新闻：考得差一点也不要紧?

　　傅敏：你爱考多少考多少。

　　澎湃新闻：你小时候有一次考得不是太好是吧?

　　傅敏：小学里成绩一塌糊涂。

　　澎湃新闻：那他后来怎么对你这个成绩的?

　　傅敏：小学我差点蹲班嘛，后来到了1948年因为家里到昆明去，到昆明去靠学校没考上，算了，我爸自己教我。然后回来以后，凭自己同等学力，考了当时的光华附中，后来考上了复旦。从此以后还是自己知道念书了。

　　澎湃新闻：那时候悟了。

　　傅敏：考上了，自己知道什么原因，知道念书了，从此以后他就不管我了。

　　澎湃新闻：就是你自由发展，也不看你作业?

　　傅敏：没有，没有像现在的家长，要看孩子的作业，还要签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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