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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际油价大幅下降,巴西、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墨西哥等产油国苦不堪言;由于国际市场对铜、铝等需求不振,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智利、秘鲁等矿产出口国受到冲击;由于大豆价格在过去一年下跌了18%,农产品出口国阿根廷和巴西遭受重创;由于美联储加息,资金从拉美地区回流美国,一些原本投资不足的拉美国家受到影响……许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负债不断堆高,投资不断下滑,国家财政政策不得不进行调整。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拉美和加勒比地区2016年经济增速为-0.3%,与2015年持平。其中,就拉美地区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来说,巴西经济增速为-3.5%,墨西哥为2.6%。
国际评级机构惠誉近日发表报告指出,巴西此次经历的经济衰退可能比之前预测的程度更深且时间更长。
巴西经济所面临经济难题具有结构性。除过重依赖大宗商品出口外,巴西的养老金体系过于超前和庞大的福利支出大幅透支了巴西的财政支出。巴西布拉德斯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德巴罗斯认为,巴西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减少债务。当前巴西债务总额已达历史最高,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4.6%。由于目前巴西的基准利率高达14.25%,且面临严峻通胀压力,通胀率高达9.5%,减少赤字的成本极其高昂。另外,由于约90%的巴西公共支出项目由宪法规定,削减这些支出并不容易。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报道认为,巴西男性55岁,女性50岁就退休,比起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退休年龄早了近10年。巴西政府支付的退休金几乎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近12%。
结合拉美国家的发展实际和现实困境,中国的三个发展理论:“鞋子”理论、“过河”理论和“修路”理论,或许能为这些国家应对全球经济低迷提供破局良策。
2014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西国会发表演讲时说:“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的人才知道。我听说,巴西也有这样的谚语。说明这是一个众人皆知的常识。世界上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我们应该继续坚定支持对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这是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发展经验的高度凝练。中国的发展实践证明,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发展模式,都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的所谓“药方”,世界上并不存在包治百病的“洋医生”。
拉美国家就在这样的“药方”上吃过亏。上世纪80年代,深陷债务危机的拉美各国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开出的“药方”——“华盛顿共识”,期待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帮助国家走出滞胀。
诚然,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短期成效非常明显,拉美国家的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遏制,经济也呈现复苏迹象。但按照西方要求进行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后患无穷,系统性风险极高,导致拉美国家接连爆发金融危机,陷入了另一个“失去的十年”。此外,冒进的私有化改革令社会两级分化日益严重,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
今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三位经济学家联名发表文章,对新自由主义的“超卖”现象提出反思。文章指出,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但与经济动荡和危机频率却密切相关。1980年至2014年期间,在50多个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共监测到165次异常的资本流入,其中五分之一以金融危机告终。
秘鲁国立圣马科斯大学东亚问题专家卡洛斯·阿基诺教授指出,一些拉美国家的失败教训和中国的成功经验都说明了一个问题:选择适合自己国家的发展道路,而不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是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领导人就提出,改革就要“摸着石头过河”,找准突破口和试验场,在实践中摸索。
正是凭着这种敢闯敢干的开拓精神,1980年,中国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成立了第一批经济特区,率先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局部地区的制度创新,推动整体改革。
如今的深圳,已从一个人口只有3万人的边陲小镇,发展到人口过千万的现代大都市,国内生产总值也从1979年的不到2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1.75万亿元。随着华为、中兴、腾讯、大疆、光启等高科技企业的迅猛扩张,以及上千家各类科技研发机构的进驻,深圳正加速成为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的“中国硅谷”。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员柴瑜认为,中国发展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值得拉美国家借鉴。尤其在经济发展模式相对单一、国家利益集团相对固化的南美资源型大国,市场保护的倾向性较强,投资便利化程度较低,难以在现有体制下找到发展的突破口。
柴瑜进一步指出,在不少拉美国家遭遇经济寒冬的背景下,中国与拉美可以在建设经济特区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将中国以经济特区为试验田、在实践中摸索发展规律的做法向有需要的拉美国家推广,为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型贡献中国智慧。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阿莉西亚·希龙也认为这一“面向未来”的渐进式改革是中国发展的关键。她认为,与拉美国家相比,中国的优势是有比较清晰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发展规划,使得类似于经济特区的改革得以延续和推广。
自上世纪80年代起,“要致富,先修路”成为了中国最流行的发展口号之一,中国的基础设施状况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铁、机场等许多基建领域已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测算,1992年至2011年间,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5%,居于全球领先地位。
与之相比,拉美基础设施薄弱,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成为其经济持续发展的一大掣肘。根据经合组织测算,拉美的物流成本为产品价值的18%到35%,而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成本仅为8%。
另据拉美开发银行估算,拉美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左右,但若想达到东亚的基建水平,投资比例应至少增至国内生产总值的6%,等于每年需要投入近300亿美元改善基础设施状况。
此外,作为智力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据联合国拉加经委会的报告称,由于整体教育水平偏低,人力资本较为落后,拉美公司面临严重运营问题的可能性比亚太经济体高出15倍。
阿基诺表示,拉美国家资源丰富,但缺乏与之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无法将资源有效地转化为工业品。中国从玩具、服装等低附加值工业品出口逐渐转型为智能手机、汽车等高附加值工业品出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大幅改善。
值得强调的是,中国正加大对拉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今年1月,总规模达100亿美元的中拉合作基金正式投入运营,中方还将把中拉基础设施专项贷款额度增至200亿美元。中国经验在拉美正不断转化为实际行动,中拉携手加强产业升级,共同应对危机挑战,成效和前景令人期待。
成立于2011年的拉共体是目前唯一涵盖所有33个拉美和加勒比独立国家的地区组织,也是首个没有美国和加拿大参加的美洲地区组织。目前,拉共体峰会已成为推动拉美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机制,成员国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协调。
“我们团结在一起的时候必定比各自为战时能获得更多。”拉共体轮值主席国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认为,当前拉共体的紧要任务是加强内部团结,尽快就2016年至2020年的地区发展计划(2016行动计划)达成共识,致力于消除极端贫困和不平等。与会各国首脑一致认为,当前危机之下,深化社会政策以根除不平等和贫困现象是当务之急。
消除区域内极端贫困和不平等现象是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也是各国欲携手走出经济危机的根本目的。
“在这片地区,最富裕的20%人口赚取了54%的财富,而最贫穷的20%人口只拥有4%的财富”,正像墨西哥总统培尼亚在会上提出的那样,显著的贫富差距依旧困扰着拉美和加勒比国家。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目前拥有约6.2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8.5%。而据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委员会2014年统计显示,该地区共有1.65亿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其中约6900万人属于极端贫困人口。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各国之间的发展程度各不相同,政治制度、思想观念和经济发展模式等存在诸多差异,能够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聊一聊,有助于增进了解,进一步加强共克时艰的信心。
“拉美经济要把‘脂肪’转化为‘肌肉’,需要构建完善和富有竞争力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制造业,拉美国家这方面历史欠账很多,现在可以抓住中国经济转型带来的市场和投资机会,推动再工业化进程,”卡斯特罗对记者说。
《中拉制造》,这篇美洲开发银行期刊封面文章展望了中拉产业整合的乐观前景。美洲开发银行贸易和一体化部门主管安东尼·埃斯特瓦德奥达尔在文中指出,拉美国家应抓住机遇,优化升级中拉贸易结构,对接各自优势扩大双边投资。
在对接农业科技优势与中国市场优势方面,阿根廷的生源霸科公司走在了拉美国家前面。这家精于口蹄疫疫苗生产的高科技企业与上海海利生物在华合资生产疫苗,依托4亿剂的年产能共同开发庞大的中国和亚洲动物疫病防治市场。
中国工业制造优势也开始深度融入拉美“再工业化”进程。2005年进入古巴市场的宇通汽车,经过多年开拓如今已拥有当地公交市场八成份额。而中国中车、奇瑞、吉利、三一重工、华为、中兴、联想、格力、中粮等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企业也都在拉美布局多年,为拉美国家提供优质工业产品的同时,正逐渐融入当地产业链并通过直接投资带动当地产业升级。
中拉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优势与需求也在加速对接。阿根廷“基塞”水电项目、贝尔格拉诺货运铁路和核电项目、巴西美丽山特高压输电二期工程、玻利维亚鲁雷纳瓦克公路、哥伦比亚马道斯高速公路等重大项目已经或即将实施。
当前,中拉双方正在进行经济结构战略调整,彼此在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上呈现更加丰富的合作业态。正如拉加经委会执行秘书阿莉西亚·巴尔塞纳所说,中拉“同步转型”将为双方贸易和投资带来更加丰富的合作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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