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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酉鸡年最后一个满月夜,天空中上演了一场万众瞩目、被称为“超级满月+蓝月亮+月全食红月亮”的月全食大戏。
在科学昌明的现代,我们自然能够以纯粹审美、好奇的眼光来对待月食的发生,但是在古代,月食作为一种少见的天文现象,一旦发生很容易受到古人的关注。早在商代已有了月食记录。已经发现的殷墟卜辞中记载了五次月食事件,具体发生年代尚有争议,大致是在公元前1300至公元前1144年这一范围内。《诗经》当中也有“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的诗句,被确定为是一次月食在前、日食在后的日月连食,发生在公元前776年周幽王时期。
月食在古代具有政治层面的意蕴
到了汉代汉武帝时期,大儒董仲舒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对先秦诸子思想进行了系统整合,构建了一套“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学说。由此天降灾异与帝王的“修政”“修德”联系起来,“奉天承运”成为帝王政治不可或缺的理论根据。太阳象征着人主之君,即“日为阳精,人君之象”。这样就把日食的发生与帝王失德相联系。与太阳相对的月亮,则有两重含义:对于后宫来说,月亮是帝王后宫之主的代表。对于朝廷来说,月亮又是诸侯大臣的代表。
正因为有以上这种附会,月食在古代常被用作“大臣斗皇后”的有力武器。西汉汉哀帝即位后,祖母傅太后政治野心膨胀,不断为自己、为父母、为亲属求名、求官、求利,朝野上下普遍不满,纷纷上奏表示异议。傅太后盛怒之下,毫不客气地予以整肃、贬谪了一批批大臣。待诏李寻劝诫皇帝:“月亮是后妃、大臣、诸侯的象征。近来月亮多次发生变异,这是后宫干政乱朝、大臣不足依赖的缘故。陛下应另寻贤能,这样才能使国家昌盛强大”。李寻所言正是在警示傅太后的权力过盛,希望皇帝能够借天象来制衡其权力。
当然,大臣们内部之间争斗起来,“月食”这种武器用得更是得心应手。唐代大历年间(766-779年)宰相元载专权,结党营私,犯法妄为。御史大夫李栖筠耿直不阿,上书弹劾元载同党岭南节度使徐浩、京兆尹杜济、吏部侍郎薛邕以及华原尉侯莫陈怤,唐代宗犹豫不决。适逢月食出现,李栖筠趁机将此归因于徐浩等人“罔上行私”的行为上,要求代宗利用“月蚀修刑”的机会,对元载党羽给予惩处,于是徐浩等人皆遭贬黜。
从国家大政角度看,月食以后,古人还要反思在刑罚方面是否有失偏颇。因为“日掌阳,月掌阴。阳为德,阴为刑”。董仲舒认为“执法不得其中,怨气盛并滥及良善,则月蚀”。也就是说执法有失偏颇,怨气过盛也会导致月食的发生。因此月食出现后往往有皇帝颁布特赦诏书,赦免囚徒、收拾和掩埋骸骨以及讼理冤屈。
月食之后官方和民间的一系列补救措施
月食后,古人除了对自身行为的反思外,还有一系列补救措施。《周礼》上记载:“救日月,则诏王鼓。”就是说当日食或者月食发生后,要由周天子亲自击鼓来驱逐吞食月亮的怪物。随着人们对日食、月食认识的加深,到清代擂鼓这一仪式已经不需要皇帝来亲自实行。不过对于官员还是有要求。康熙七年规定,月食救护除有公务在身的堂司官员以外,其余大臣均要参加救护仪式。乾隆四十七年,规定月食救护为“百官齐集救护,亦应素服将事,以合奏鼓之义。嗣后如遇日、月食,应当穿朝服之期,亦著用素服行礼,著为令。”从此将官员着素服参加救护的制度固定了下来。
另外郑玄注《周礼·庭氏》上也记载:“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恒矢……”,恒矢是前后重量均衡,射出以后箭行平稳,射程较远的一种特殊弓箭。月食时向月亮射出这种弓箭,也可以从怪物口中解救出月亮。这一习俗一直到清代还有延续。上海图书馆编《西方人笔下的中国风情画》中就有晚清西洋人绘制的《射天狗图》,生动描绘了这一景象。
对于古代女子来说,为了拯救月亮,可能就要牺牲下须臾不能离开的镜子了。唐代《开元天宝遗事》中“击鉴救月”中写道:“长安城中,每月蚀时,即士女取鉴向月击之,满郭如是,盖云救月蚀也”。“鉴”为镜子的古称。唐长安人口在百万左右,月食发生时,全城士女都要拿起镜子向月亮敲击,这一场景也可以说是相当壮观了。不过汉唐时期的镜子是青铜镜,敲之只会发出响亮的声音,同击鼓有异曲同工之用,倒不影响以后的使用。
击鼓、击镜等都是通过制造声音来达到救月的目的。同样是救月,皇室层面有着种种繁琐的礼仪,又要素服,又要避正殿,并且上香、跪拜,行三跪九叩救护礼,作乐伐鼓。组织性稍差的民间,救月仪式就不免显得喧嚣,到后来反而颇有娱乐性。清代一些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和外国使节对此多有记载,乾隆年间马戛尔尼访华期间,恰逢一次月食。副使斯当东回忆:月食前街巷贴出了官府预告月食的通告。当月食发生时,百姓纷传天上的狗要吃掉月亮,于是敲锣打鼓,力图尽快赶走这一怪兽。光绪年间驻中国云南的法国外交官方苏雅曾有一次从睡梦中被炮声惊醒,以为遭到了民众的进攻。结果原来是城中百姓遇到了月食,在放鞭炮,“以轰走吞吃月亮的天狗”。返回光明网首页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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