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秘书揭秘：1977年秦城监狱里的“四人帮”

Mary

　　被告席上的“四人帮”（资料图）

　　近年来，不断有文章描述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在秦城监狱面对面批判“四人帮”的情形。这些文章有的过于简略，有的完全违背历史事实。我作为亲历者，有责任讲出当时的真实情况，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愁云惨雾散开去

　　1976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政坛也发生了大地震。1月8日，周恩来逝世。7月6日，朱德逝世。9月9日，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毛泽东逝世。

　　面对一系列突如其来的打击，全党和全国人民陷入了深深的悲痛，无不担忧中国的前途命运。“四人帮”则加快了抢夺最高权力的步伐，使得中央无法正常工作。党中央审时度势，力挽狂澜，于10月6日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采取果断措施，实行隔离审查。笼罩在人民心头上的愁云惨雾终于散去了，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我被组织上派到钓鱼台9号楼和西城区按院胡同41号院，清理登记姚文元住地的文件、资料、书籍及物品，并于11月上旬开始做面对面批判“四人帮”的准备工作。

　　最近几年来，不断有人写文章揭示30多年前，中共中央“王、张、江、姚专案组”及中央办公厅部分工作人员在北京秦城监狱面对面批判“四人帮”的情况。我对这些文章不敢恭维，有的讲得很简单，未能反映当时的具体情况；有的则大谬不然，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我作为亲历者，有责任、有义务、有必要把当时的真实情况具体地讲清楚，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1977年11月上旬，中央“王、张、江、姚专案组”写了一份批判“四人帮”的意见。意见说，要根据每个批判对象的罪行，选择一些突出的问题进行批判。例如对江青，揭发批判她迫害毛主席、迫害工作人员，里通外国和反党乱军等罪行；对张春桥，要批判他的《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对姚文元，要批判他控制舆论工具鼓吹反对经验主义、伪造和宣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等罪行；对王洪文，要批判他另立办公厅和长沙告状等罪行。

　　关于批判“四人帮”的时间和方法，意见中提出：批判会预定11月下旬开始，12月上旬结束。对四个批判对象分别批判，每个对象批判两个半天。批判会要讲究效果，要开得有战斗气氛。发言要简短有力，有根有据，要有发言稿，但不要照稿宣读。每个发言时间不宜过长，一般在20分钟左右。发言过程中可以穿插质问、呼口号。批判中要讲政策，叫批判对象坐着，回答问题时再站起来，不要罚站，不要骂人、打人，不要叫他（她）们低头弯腰，不要搞“喷气式”。总之，不要用“四人帮”煽动群众斗群众、群众斗干部时武斗的方式来批判“四人帮”，不要搞他们那一套。

　　意见还将参加批判的人员编为三个分组。我当时在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工作，所以参加了第二组的警卫局分组。11月25日上午7时，我们乘坐三四辆大轿车和几辆小轿车浩浩荡荡地从城内出发开往昌平县秦城监狱。中南海距离秦城75公里，1小时40分钟后到达。批判会于9时正式开始，11时结束。批判的第一个对象是“四人帮”头面人物江青。

　　江青态度比较差

　　批判会会场约二三百平方米，大门开在东北角，西南两边摆放着桌椅，供出席批判会的工作人员坐，中间孤零零地摆放着一把木制靠背扶手椅，很显然是供批判对象坐的。主持会议的同志简单扼要地重申了批判会的纪律和需要掌握的政策，然后喊了一声：“把江青带上来！”只见江青身穿黑色棉囚服，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戴着她以前曾经戴过的黑边近视眼镜，昂首挺胸，大步走了进来，故意装作“大义凛然”和无所畏惧的样子。狱警示意她坐在事先准备好的那把椅子上。她坐稳后，不慌不忙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手绢，摘下眼镜，擦了擦灰尘，又不慌不忙地戴上，向四周环视了一下，等待主持人发话。江青表现得很镇定，以示她以前曾多次对我们讲过的“我有丰富的斗争经验”。

　　限于时间，集中批判了江青的6个问题——

　　第一，对工作人员的虐待和迫害

　　大家一致认为，江青对工作人员缺少爱心、关心和同情之心，多了疑心、狠心和害人之心。江青对工作人员迫害的手段极多，有训斥、辱骂、打人、体罚、赶走、停止工作、逼迫检查、劳动改造、政治审查、隔离软禁、逮捕入狱等十几种。她动不动就给工作人员扣上“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坐探”、“小爪牙”、“偷盗文件”等大帽子。“文革”10年，先后有30人在江青那里工作过，没有受过江青虐待迫害的几乎没有。下面是工作人员对江青的当面批判——

　　我非常气愤地问：“江青，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是谁？”江青听到问话，先是怔了一下，但马上平静下来，傲气十足地说：“我不用睁开眼睛，就知道你是杨银禄。”

　　我说：“你知道就好，你原来是我们的座上客，现在你是我们的阶下囚，你要老实交代问题。”江青不紧不慢地说：“我有一年多没有人身自由了，我够老实的了。”

　　我说：“你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还有一点点同情心吗？1968年1月初，我的老父亲因劳累成疾，不幸去世，党组织考虑到我刚到你那里，还没有接前任秘书阎长贵的班，也没有正面接触过你，就批准我回老家料理我父亲的丧事。这本来是很正常、合情合理的事情，可是你起了疑心。我从老家回来以后，你不但不向我表示任何同情，还扯着嗓门质问我：‘你回家干什么去了？’我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回答说：‘我父亲死了，回去办丧事去了。’你又厉声厉色地质问道：‘你父亲真的死了吗？谁给你作证？我怀疑你父亲没有死，是有人故意把你支走了，他们好干坏事，我派人到你老家，把坟扒开看看是不是你父亲？！’你还没有等我回答，就大骂起来：‘混账，你给我滚！’……1973年6月11日晚上，你从外边回来，一进门你就对我说：‘南斯拉夫有一部电影，叫《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你给春桥、文元同志的秘书打个电话，问问春桥、文元同志看过没有？如果没有看过，想去看的话，我们一起看看，不是通知，是打个招呼。’我立即在十号楼门口分别给张春桥的秘书严忠富、姚文元的秘书郭文打了电话，张春桥的秘书和姚文元的秘书分别报告他们的领导后都说，他们看过了，不去看了。我到你的餐厅把他们的秘书的回话内容报告了你，你当时说：‘我自己去看。’你没有看电影就跑到张、姚住地，问张、姚‘这部电影你们看过没有？’张春桥撒谎说：‘我没有看过。’姚文元也撒谎说：‘我不知道。’你相信了他们的谎话，立刻就说：‘小杨撒谎，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毛主席批评你：“江青对待工作人员从来就是这样，用人家的时候不关心，不帮助，不想用人家的时候就给人家加上几个罪名，扣上几顶大帽子，一脚把人家踢开，从她那里出来的人，没有一个高高兴兴地出来安排工作的。主席还说，江青是个蠢货……江青，你不是说，我们挑拨你和张春桥、姚文元的关系吗？我们怎么挑拨你和张、姚的关系？你们是什么关系？你老实交代！”

　　江青说：“是工作关系。”

　　刘真同志批判说：“周淑英同志你还记得吧？小周对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一天到晚，一年到头，就是她一个人围着你转，给你穿脱衣服，穿脱鞋袜……你对这样一位善良贤惠、白璧无瑕、勤奋好学，热情、周到、细致地为你服务的好同志、好护士，非但一点也不领情，相反竟然对她下了毒手，污蔑周淑英同志是林彪、邱会作派去的特务，是林彪在你身边安插的密探，污蔑周淑英同志给你‘吃了5年毒药’。什么是毒药？那不就是你每天离不开的你自己非要吃的安眠药吗？！你忍心将这样一位好同志投入监牢？！”

　　讲到这里，江青仍然默不作声。

　　刘真同志继续说：“周淑英同志被你赶走以后，由赵柳恩同志接替她的护士工作。1972年3月4日晚上你睡觉前，按照你的吩咐和医嘱，小赵明明给你放了一份备份的安眠药，你吃了以后硬说没有给你放，非要再吃一份，两份安眠药吃下去以后，不但起不到催眠的作用，你反而亢奋了，更睡不着了，感到不舒服。于是你就毫无道理地大发雷霆，诬蔑小赵给你吃了毒药，你说是林彪派来的特务周淑英教小赵这样干的。你就把周总理、叶帅等8位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骗到钓鱼台十七号楼，对杨银禄、赵柳恩、周金铭兴师问罪。你毫无根据地把小赵和黄永胜联系在一起，并当即把小赵的领章、帽徽扒下来狠狠地摔在地上，说小赵不配戴领章和帽徽。你对一位文静贤惠的女孩无端地大耍权威，实在令人发指。”

　　这时江青低声说：“我不是还给她了吗？”

　　我说：“1972年，有一天，你在你的保险柜里找一份文件，你也记得在你的保险柜里放着，你找不到，就诬蔑我偷了你的重要文件。你声嘶力竭地对我说：‘你偷了我的文件，你向你的上司去自首吧！’过了一会儿，你叫毛远新在你的保险柜里找到了。找到以后，你连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文件在你的保险柜里，钥匙你自己拿着，无论走到哪里都带在你的身上，说我偷了你的文件，这不是有意陷害人吗……除了有意陷害我们以外，你怕你搞阴谋诡计的材料落到别人手里，抓住你的把柄。”

　　江青听了以后，不说话，也没有任何表情。

　　第二，崇洋媚外，捞取资本

　　1972年7月19日至9月1日，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维特克女士应我国友好协会的邀请前来访问，访问期间，邓颖超、康克清大姐会见了她。维特克又提出想见见江青，周总理批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江青看到周总理的批示后，认为这是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好机会，于8月12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高兴地谈了6个小时。后又破格以高标准宴请了维特克女士。晚宴后，江青兴高采烈地陪同她到人民剧场观看现代京剧样板戏《红灯记》。看完戏又与维特克一起登上舞台接见演员，合影留念。

　　周总理规定“谈上一个钟头”，可江青已超过5个钟头，还认为没有尽兴，未达目的，要求到广州继续谈，而且要谈解放战争和其他问题。周总理知道后指出，江青同志不要多谈，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要谈其他问题。江青听了接待人员转达周总理的指示后，满脸不高兴，大发雷霆：“我的事不用你们管，你们的胆子真大，敢来围攻我！”江青一意孤行，在广州又同维特克谈了6次，连同前一次共谈了7次，达60多个小时。

　　在广州，江青同维特克一见面就说，我跟你谈的你都可以发表，斯诺写了一本《西行漫记》世界闻名，这就是你的范本，我希望你走斯诺的道路，做第二个斯诺；并吹捧美化自己说，“我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呢？是的，我是30年代就解决了公与私问题的人”。

　　在谈话过程中，江青泄露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包括政治、军事、外交、人事、资源等多方面的重要情况。特别是把党内斗争的机密情况和党中央多次会议的时间、地点、决议及解放战争的作战情况等泄露了出去，还把一些没有公开过的作战地图、资料送给了维特克，如《解放战争开始前形势图》、《我军战略反攻形势图》、《毛泽东行动路线图》、《西北战场作战过程形势图》、《辽沈战役概况图》、《平津战役概况图》、《淮海战役概况图》、《解放战争三年半战绩统计表》等8种图表。江青还泄露了我军在朝鲜战争第四次战役中的损失情况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情况。

　　在谈话时，江青恐怕维特克听不懂，记不全，多次问维特克：“你听懂听不懂？听得枯燥不枯燥？记得累不累？以后我把记录整理好了，给你寄去，甚至录音带也可以给你。”

　　江青为了取悦维特克，在广州的6天时间，天天宴请维特克，用针线把茉莉花串起来，做成了手链，用针线把玉兰花骨朵串起来，做成项链，每天上午亲自给维特克戴在手腕上和脖子上。江青自己也戴上同样的手链和项链。维特克临走时，江青亲自送行，并满怀希望地说：“盼望早日看到你的书。”江青送给维特克的礼物有象牙刀、檀香扇、《古诗源》、《鲁迅全集》、《二十四史》等。

　　第三，窃取国家的宝贵物品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抄家的贵重物品存放在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所有抄来的物品被编号登记造册后，开始卖给（等于赠送）中央领导人，价格便宜得不可想象，只是象征性地收几个钱。一开始江青并不知道有这样的便宜事，还是康生、叶群告诉她的。有一天，叶群带着她的“战利品”到钓鱼台十号楼摆在大客厅的大条案上，让江青欣赏。江青看后动了心。那天以后，连续去了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几次，猎取了不少贵重物品，其中有价值几万元的镶有珍珠、宝石的金壳蓝表（江青只交了14元人民币），明清时期的笔、墨、端砚，各种书籍、古画，还有稀贵的刻图章用的鸡血石、玉石等。

　　“九一三”事件后，江青到毛家湾林彪的住所参观，发现他们猎取的文物作为证据被批判。江青害怕了，回到钓鱼台以后，叫毛远新立即退回去一部分，并叫毛远新向文物管理处要收条。毛远新说，不能要收条，要了收条就留下证据了。江青说，还是远新的主意好，就把一部分文物退了回去，一部分留了下来。江青还想把留下的部分卖掉，一是想得到一笔巨款，二是为了毁灭罪证。这件事还没来得及办，“四人帮”就被粉碎了。

　　因为我们讲的这些都是事实，我们又是目击者和见证人，江青听了以后，没有反驳。

　　第四，江青与林彪的关系

　　关于江青和林彪的关系，主要揭发三个问题：

　　一是江青和林彪是全国武斗的联手制造者。

　　林彪散布谬论：“好人打好人是误会，好人打坏人是活该，坏人打好人是锻炼，坏人打坏人是以毒攻毒。”江青就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工作人员说，你们二人配合得不错，你们是搅动派性，煽动武斗的罪魁祸首。你们合起伙来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

　　江青听了以后说：“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有错误，我负责！但我不是对抗主席的指示。”

　　二是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问题。

　　我说，1967年1月10日，林彪和你（江青）伙同王力、关锋等人炮制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揪军内一小撮”。你们炮制的具体经过是这样的：1966年下旬，你在一次会议上叫喊：“军队那些走资派为什么不揪？”跟着，就指使王力、关锋起草文件，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动口号。你看后让“赶紧送林副主席审批”。林彪看了又批：“完全同意。”这个反动口号一出笼，就立刻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你不但不作自我批评，还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卸责任。王、关被揪出来以后，你说是王、关搞的；戚本禹出了问题，你说是王、关、戚搞的；陈伯达出了问题，你说陈伯达伙同王、关、戚搞的；林彪的阴谋败露后，你又说，是林彪、陈伯达伙同王、关、戚搞的。总而言之，你诡辩来诡辩去无非想说明此事与你江青无关……1973年1月，中央专案组将“揪军内一小撮”炮制经过的原始材料清查出以后，你在大会堂福建厅看了那份材料，恼羞成怒，对专案组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好大的胆子，搞专案搞到我的头上来了！”你对我说：“小杨，你给我作证。”我因为没有看到什么材料，不知道你叫我作什么证，所以我没有吭声。你回到钓鱼台以后，仍然对我说：“专案组的路线不对头，他们竟然搞到我头上来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与我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我不知道那份材料是怎么来的，真是岂有此理。”你是叫我作伪证呀，我没有上你的当。

　　江青听了以后说：“我至今仍然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人陷害我。”

　　三是看看江青和林彪之间的电话联系，便知他们之间是何关系。

　　自1969年至1971年9月，林彪倒台之前的两年零9个月时间内，江、林之间的电话达470多次，平均每隔两天多一点就要通一次电话，表达互相关心、互相问候、互相祝愿、保重身体之意。

　　在庐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妄图“和平夺权”的阴谋被挫败已经过去8个月了，他们正在密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毛主席也批评了林彪集团的黄、吴、叶、李、邱等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江青和林彪、叶群通了一些什么电话呢？1971年4月29日，叶群打电话给江青，说：“江青同志每次在最关键的时刻对我进行帮助，我非常感动……谢谢江青同志对我的帮助。”5月2日，江青在电话里说：“很久没有见到林副主席了，如果林副主席有时间，我去看看林副主席。”5月14日，叶群又给江青打电话：“林彪叫我约黄永胜、吴法宪同志去看看江青同志，谈谈心……林彪同志说江青同志在会上给你们说了很多好话。”9月8日，叶群从北戴河打电话给江青，说：“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叶群并派林办的工作人员给江青送来了4个大西瓜。江青立即叫我替她回电话：“谢谢林副主席的关心，也请林副主席放心。”而正是在这一天，林彪下达了他的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9月12日，林彪叛逃前几个小时，江青带上林彪送的4个大西瓜到颐和园，激动地对工作人员说：“这些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给我的，我再送给同志们，这是林副主席对我们的关心，我们大家一起谢谢林副主席！”难道这些都是巧合吗？

　　江青听了以后，自言自语地说：“我叫你们保存这些电话记录，是想证明我和林彪的关系在政治上没有瓜葛，怕被林彪和叶群利用，结果叫你们利用了。林彪一直是对我进行迫害的，我是一直跟林彪进行斗争的呀。”

　　第五，反对和陷害周总理

　　1974年1月24、25日，江青擅自召开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又参加中共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上，江青等人以党中央“批林批孔”主要负责人的身份出现，置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于被领导、被指责的地位。

　　此次大会之前的10多天时间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在钓鱼台江青居住的十号楼秘密开会，研究24、25日的会议内容、方法等问题。江青为了封锁消息，对工作人员作了“四个不准”和“三个要”的规定。“四个不准”：不准打电话，不准议论，不准外出，（除了到十号楼参加会的人外）其他中央领导人一律不准进入。“三个要”：到机关食堂吃饭要两人以上；吃饭时，如果有人问什么事，回来要马上汇报；十号楼，不论黑夜白天都要锁上门。

　　一天，江青问秘书刘玉庭：“你知道王良恩（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是怎么死的吗？是自杀还是他杀？王良恩是一个坏人，他是总理的人呀。他好像是总理的私人秘书，王良恩能参加政治局会（列席）是总理同意的。”暗示王良恩的问题与总理有关。

　　江青看了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以后说：“这个东西（指《纪要》），怎么没有总理的名字呀？怎么没有反对总理呀？林彪如果篡党夺权成功以后，可能还用总理，因为林彪没有治理国家的经验。”江青把总理和林彪画在了一条线上。

　　有一天，周总理刚刚做完手术，江青就想把总理从三O五医院赶走，说：“三O五医院那个地方舒服，我想去。”

　　1975年6月28日，江青写给毛泽东主席以及在京政治局委员的检查送到周总理那里，叫总理看，江青几次打电话催总理快点看。第一次打电话，总理休息。第二次打电话，总理正在治疗，江青就发脾气了，大声说：“他不看，就给我退回来。”总理那时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看东西非常困难，江青是在催命啊。

　　周总理逝世以后，江青不叫群众戴黑纱，她说：“共产党怎么还搞大出丧，这是孔老二那一套。”她在汽车里看到一个人戴黑纱，就恶狠狠地说：“这个人怎么还戴黑纱！”中央通知江青向总理的遗体告别，江青很不愿意去，说：“我前天已经告别了。”不得已，江青还是去了。在向总理遗体告别前，护士特意提醒她告别时要脱帽，但她故意不脱。全国人民看到她戴着帽子向总理遗体告别很气愤。

　　江青听后说：“我一直对总理是尊重的，我不是故意不脱帽，我那天是感冒了，不敢脱帽。”

　　第六，迫害毛主席

　　1976年9月7日，江青从大寨回到北京。她来到毛主席的住处，这时毛主席好不容易刚刚入睡。江青不顾医生的劝阻，给毛主席擦背，又活动四肢，擦爽身粉。医生主张让毛主席多休息，江青却不断地送一些一般情况的参考资料，硬要主席看。9月8日，毛主席已处于垂危状态，江青一定要给主席翻身。医护人员坚决反对，并告诉她说：“翻身危险。”江青不听，硬是给主席翻了身，结果主席颜面青紫，血压升高。江青见情况不妙，扬长而去。

　　江青这个人聪明得很，她认为对身边工作人员态度不好并不是要害问题，所以揭发批判她迫害和虐待工作人员的罪行时，她可以静听，表现得很镇静，并私下表示可以向他们作检讨。当揭发批判她迫害毛主席罪行时，她认为这是要害问题、原则问题，立即表现出坐立不安的神态，暴跳如雷起来。她大声说：“你们这是借题发挥，夸大其词，企图以此将我置于死地，你们这样做是徒劳的。主席的尸骨未寒，你们就对他的老婆下了毒手。现在是XXX叫你们来斗争我的吧？打倒XXX！我和主席结婚几十年，我知道主席的身体情况，他的身体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就不行了呢？我怀疑主席身边的人有问题，我对主席是有深厚感情的，难道我还会迫害我的丈夫吗？我既是主席的学生又是主席的战友，谁能相信我会迫害主席？”这时，与会的工作人员齐声喊口号：“我们相信！我们相信！打倒害人精江青！打倒大野心家江青！”

　　这时，江青坐不住了，立即站起来，走到工作人员面前，用手指指到一位工作人员的鼻尖上，厉声厉色地质问：“你相信，你有什么根据？！”那位工作人员大声回敬：“因为你是一个野心家。野心家，什么坏事干不出来呀？”江青气急败坏，狠狠地推了这位工作人员一把。青年人气盛，咽不下这口气，过去也想推她一把，主持会议的同志想制止，但没有制止住。这时，江青恼羞成怒，攥紧拳头打了这位工作人员一拳。公安部干警过来就把江青用手铐铐了起来，她还不老实，双手乱打，打在一位工作人员的肩上。于是公安干警就把江青的双手铐在背后，她这才安静下来。汪东兴知道这个情况后，还严厉地批评了参加批判会的主持人，说：“事先不是给你们交代过要注意政策吗，要文斗，不要武斗嘛。不要在肢体上跟她发生冲突，再给同志们强调强调，以后不准再发生这样的问题。”

　　工作人员在批判江青有野心时说：“你得势、得意的时候，不只一次对我们说：‘我早就做好了各种思想准备，将来要么被杀头，要么坐牢，要么被不死不活地养起来，我就怕不死不活地养起来。我是不会犯路线错误的，你们在我身边工作会感到幸福的。你们要听我的话，你们听我的话就是听党的话。好好为我服务，你们为我服务，就是为党服务。我受了损害，就是党受了损害。我吃了亏，就是党吃了亏。我好了，你们也有好处；我倒霉，你们也不会有好处。’”由于江青多次对我们工作人员说过这番话，所以她不会忘记，也无法抵赖。她听后没有站起来反驳，只是辩解说：“我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意思，我没有野心。”

　　工作人员说：“你不但有野心，而且是一个大野心家，毛主席就批评你说：‘江青有野心，她是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江青说：“这是主席对我的爱护、提醒和批评帮助，你们不要曲解主席对我的批评和帮助。”

　　张春桥一言不发

　　1977年11月29日、30日上午，对张春桥进行了两次批判，主要有三个问题：

　　一是对《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的批判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因病医治无效逝世。1月21、28日，毛泽东主席先后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月2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中央1976年一号文件）：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3日，张春桥就写了《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指任命邓小平为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文件——作者按）。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张春桥认为，周总理逝世后，毛主席会提议他任国务院总理，他万万没有想到会提议华国锋任代总理。《有感》充分暴露了他对国务院总理人选决定的强烈不满。

　　批判人当场质问张春桥：“政治局开会议审议一号文件时，你参加了没有？”张春桥板着脸，皱着眉头，眯缝着眼睛不说话，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批判人又问：“你既然参加了政治局会议，没有表示不同意见，会后又表示极为不满，你这不是典型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会上一套、会后一套的两面派吗？你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吗？我们认为你拥护毛主席是假，反对毛主席是真！你不仅反对毛主席，你还反对党中央。”对于这样的尖锐质问，张春桥竟然没有任何反应。

　　二是批判他对周总理的治丧活动进行干扰破坏的问题

　　1976年1月8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讨论研究周总理的丧事安排。会议中治丧办公室提出：参加治丧委员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不论在京的或是外地的，都要参加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张春桥以不满的口气问：“那是不是在外地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也要来呀？”当治丧办公室提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群众吊唁活动，拟安排6万人参加，共5天时间时，张春桥又说：走资派还在走，不能影响反击右倾翻案风，要压缩。在讨论悼词的内容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对悼词中“周恩来同志坚决扞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句重要评语，极力反对，不同意写进去。张春桥还别有用心地说：“最后那个部分（指悼词中号召向周总理学习的部分——作者按），笼统地、简单地说几句就行了，不要展开写。”在讨论由谁来致悼词时，江青、张春桥极力反对由邓小平致悼词，说：“现在全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致悼词不合适。”王洪文说：“还是请叶帅来吧！”叶剑英说：“由邓小平同志致悼词比我更合适。他是党中央的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他一直在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应该由他来致悼词。”政治局其他同志都表示同意叶帅的意见，江青、张春桥等人没有办法，只好作罢。会后，列席会议负责悼词起草工作的李鑫、周启才问汪东兴：“悼词中被删去的那句话怎么办？我们的意见还是加上，而且应该再展开，写得更具体实在些。”汪东兴对他们说：“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悼词由邓小平同志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你们可带着修改后的清样直接到小平同志家里去请示，并说明我们的意见，还是加上去为好。”李鑫、周启才带着修改好的清样直接到邓小平家中，报告并表达了他们的建议。邓小平看了一遍清样，毅然在稿子上亲手加上了那句重要评语，并在清样上写了“送请毛主席审批”。毛主席于1月14日下午圈阅同意，挫败了“四人帮”企图贬低周总理的阴谋。

　　三是揭批张春桥在发生“天安门事件”时的反动言论

　　1976年清明节，在北京发生了“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因此遭到诬陷。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处分。1977年11月，我们面对面批判“四人帮”时，虽然“天安门事件”还未正式平反，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这就意味着为“天安门事件”平了反。此时，对“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发生时所犯的罪行，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批判。

　　批判人对张春桥说：“在1976年4月5日凌晨，你站在人民大会堂二楼，对着天安门广场咬牙切齿地说：‘北京市连这点事都对付不了，用高压水龙头激嘛！’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说：‘那怎么行呢！’你张春桥说：‘资本主义国家对付群众闹事，不就是这样干的嘛……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你张春桥竟然劈头盖脸地大骂邓小平说：‘你看看，你就是纳吉。’”

　　批判人继续说：“你张春桥以上这些反革命言论的用意很清楚，企图利用这次‘事件’制造更大的事端，更加残酷地镇压对你们‘四人帮’强烈不满的人民群众；同时嫁祸于邓小平，促使党中央、毛主席对邓小平采取更加严厉的处分，达到一箭双雕的罪恶目的，你这一招多么阴险毒辣！”

　　说到这里，张春桥没有任何表情，仍一言不发。

　　四是批判张春桥的老婆叛变的问题

　　有证据证明，张春桥的老婆文静在战争年代叛变过。批判人质问张春桥：“你的老婆文静是不是叛变过？”张春桥不说话。第二次质问，仍不说话。第三次质问时，逼得他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从牙缝里蹦出几个字：“那不是叛变，是临时失去了与党的联系。”

　　张春桥被批判了两个半天，不管别人揭什么批什么，他不是低头不语，就是仰面不言。有的人实在耐不住性子了，气愤地说：“张春桥，你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呀！”这样刺激他，他也一声不吭。

　　姚文元问啥说啥

　　12月1 日上午对姚文元进行了批判。

　　姚文元胆子比较小，显得很紧张，头冒虚汗，有时两个腮肌肉抖动，眨着一双大眼睛，特别注意工作人员的发言。有时他没听清楚，还问一下：“你刚讲的是什么？我没有听清楚。”他基本上是问什么说什么，态度比较老实。

　　对姚文元，主要批判了三个问题：

　　一是姚文元四次为江青作证

　　第一次是1968年3月8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到钓鱼台向江青汇报查找鲁迅手稿的情况。因为当时傅没找到江青，无法进入钓鱼台，随即与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电话联系后进入钓鱼台十六号楼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处。江青闻讯后恼羞成怒，诬陷傅崇碧是私闯钓鱼台，到钓鱼台是来抓人的，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傅崇碧的秘书冯正午据说有癫痫病史，没有见过这种激烈的斗争阵势，精神一刺激，紧张得晕了过去，手中的公文包掉到了地上。江青立即高喊：“他拿皮包打我！”无论傅崇碧怎样解释都无济于事。

　　3月9日晚上，江青在钓鱼台十六号楼召开紧急会议，把问题说得更严重了：“傅崇碧带人带枪闯钓鱼台十六号楼中央文革小组，行为可疑！他的秘书皮包里装了几支手枪，并用皮包击打我的腹部……”姚文元是全程亲历者之一，本应替傅崇碧说几句公道话。但他为了讨好江青，连做人的良心都不要了，竟然随声附和为江青作伪证。

　　第二次是1972年1月28日晚12时，毛主席突然生病，医生摸了摸主席的脉搏，没有摸到，工作人员紧张起来。周总理知道后，马上赶到毛主席的住处——中南海游泳池。当江青去了以后，毛主席已经苏醒。江青离开主席的卧室来到值班室，大声说：“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像你所说那么厉害呢，是医生护士‘谎报军情’，该当何罪？”她还说：“医生护士是‘特务’，是‘反革命’！”2月2日晚10时，江青叫我给周总理、张耀祠和主席的医生打电话，请他们12时到怀仁堂开会，研究给主席治病的问题。江青还特意告诉我，通知姚文元也参加，他年轻记忆力好，叫他认真作记录，将来叫他作证。我把江青的原话在电话里告诉了姚文元。姚说：“我一定按照江青同志的意见按时与会，请江青同志放心，将来如果有事我会作证的。”

　　第三次是2月3日下午1时左右，周总理拿着一小瓶药来到怀仁堂东厅，与江青商量给主席服药的问题。总理说：“医生推荐了一种药，建议给主席服用，为了慎重起见这种药我先吃了，没有感觉有什么副作用，建议给主席服用。江青同志你的意见如何？”江青听了以后对总理毫不客气地说：“你不要说了，我请文元同志来，请他作证，他年轻，记忆力好。”江青叫我打电话给姚文元，叫他立即到怀仁堂来。姚来后，我告诉他事情过程，他听了以后说：“我明白江青同志的意思了。”于是大踏步地进入东厅。

　　第四次是3日晚上8时，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开会，专题研究主席的治疗、保健问题，周总理主持会议。江青在会上讲：“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病得这么厉害呢？是医生护士‘谎报军情’。”江青再一次说：“医生护士是‘特务’，是‘反革命’！毛主席身边有一个集团，要拔钉子。有些人杀人不见血，有各种各样的手段……要立专案审查。”这番话，江青连续讲了两遍，没一个人附和她。等到主席的身体状况平稳后，汪东兴把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报告了主席。主席听后，对江青的表现和言论很不满意，憋了一肚子气。

　　有一天，我接到周总理的电话。总理说：“请你报告江青同志，主席要家里人到他那里开一个会，请江青同志去。”当我报告江青时，她叫我打电话问问总理，主席说的“家里人”指的是谁。我遵嘱给总理打了电话，总理说：“主席说的家里人，指的是东兴同志、耀祠同志、我，还有江青同志。”我报告江青时，她对我说：“我建议再增加一个人，增加一个文元同志，因为他年轻，记忆力好，主席用什么药，主席有什么指示，以后姚文元可以作证。”我给总理打电话转告江青的意见时，总理说：“这样做不好，名单是主席定的，不可能随便改动。”江青才没有如愿。在我给总理打电话请示之前，江青叫我先给姚文元打个电话，叫他做好准备，怕到时找不到他。江青有把握地说：“我想总理会同意我的意见的。”当我给姚文元打电话时，他丝毫也没有犹豫地说：“好好好，我去我去。”表示甘心情愿地去为江青作证人。

　　江青以家里人的身份，准时到达毛主席的办公室兼书房，准备研究主席用药和听取指示。江青没有想到，毛主席当着周总理、汪东兴、张耀祠的面，指着江青说：“你说这些人（指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是‘特务’、是‘反革命集团’吗？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那就是我，他们跟了我这么多年了，要害我早就可以害了。我知道自己的病，我也知道他们是一些非常好的同志。”主席的一顿批评，使得江青低下头来。这样的结果叫姚文元作证，能证明什么？

　　姚文元听了对他的批判后说：“我不该都听江青的，我对不起总理，对不起傅崇碧同志，向他们道歉。”

　　二是批判姚文元助纣为虐

　　1972年8月12日，江青在北京会见维特克，姚文元陪同。8月25日至8月31日，江青与维特克在广州谈了6次，谈话中江青肆意编造历史，美化自己，贬低和诽谤中央其他领导人，并大量泄露党和国家机密。为此，毛主席对江青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一切姚文元是知道的，他不但不及时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还多次为江青修改谈话记录、封锁消息，助纣为虐。

　　批判人说：“江青谈的内容，应不应该向一个不了解的外国人谈？”姚文元答：“当然不应该。”

　　“既然不应该，你为什么封锁党中央、毛主席，掩盖江青的罪行？”姚这时说：“我认错，我认罪。”

　　批判人说：1973年3月江青跟维特克的谈话记录稿印了出来，江青把记录稿送给了周总理一份，总理召集接待过维特克的工作人员和参加整理记录稿的工作人员开会。总理宣布：“经请示毛主席，说记录没有必要送维特克女士。围绕此事的一切工作马上停止。所有的记录、录音、资料要逐件清理、封存，绝不能把这些材料外传，已经流入社会的要想办法追回。” 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来了个急刹车。1973年3月16日，周总理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朱穆之查询维特克在同江青谈话以后，回到美国写了一些什么文章，朱穆之遵照总理的指示进行了搜集。1974年初，外电、外报、外刊开始报道有关情况，其中有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英国《每日电讯报》、美国《华盛顿邮报》等媒体。这些情况都被姚文元扣压。姚文元给朱穆之打电话说，“今后这类挑拨离间的材料不许登刊登报”，极力掩盖、包庇江青在这个问题上的罪行。

　　姚文元听了以后，说：“你们批判得对，在这件事上我的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是批判姚文元编造、宣传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

　　1976年4月30日，华国锋向毛主席请示报告工作，说起有几个省形势不大好，毛主席亲笔给华国锋写了“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华国锋随即就把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了传达。王洪文和江青也亲笔记录了“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姚文元竟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六个字改了三个字，改成了“按既定方针办”，并在他控制的舆论阵地上大肆宣传。

　　“四人帮”的“按既定方针办”的实质，就是按照“文革”时期的方针办。姚文元说：“毛主席逝世前后，我们感到形势很紧张，我们认为用了‘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可以至少在短期内保持形势的稳定，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会马上就发生。”他无可奈何地说：“政治斗争，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该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王洪文心虚恐惧

　　12月2日上午对王洪文进行了批判。王洪文看上去身体很不好，面色青紫（据说他以前患过肝炎），精神呆滞，内心恐惧。批判王洪文，主要针对三个问题：

　　一是游手好闲辜负期望

　　工作人员说，1972年9月，根据毛主席的意见，把你王洪文从上海调到中央工作，进住钓鱼台作为接班人培养。11个月后的1973年8月，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你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可谓一步登天。你本应谦虚谨慎，刻苦学习，积极工作，努力进取，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可你不务正业，好逸恶劳，游手好闲，成了花花公子。钓鱼台是国宾馆，经常有重要外宾在这里下榻，且住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毛主席、周总理也经常在那儿办公和休息。你却在那里毫无顾忌地打猎、射击、钓鱼。你配备了高强度照明设备的越野吉普车、有充足弹药的高级猎枪以及盛猎物的容器等，打猎的次数很频繁，隔几天就打一次，且次次均有收获。到郊外打野兔，到玉渊潭公园打野鸭。你打枪不分时间、不分场合，出了楼门就开枪射击。离你王洪文居住的十六号楼不远处有一座小桥，这里行人和来往车辆较多，小桥的旁边有几棵高大、挺直、苍劲的古松，成了你练习枪法的靶子，被你打得遍体伤痕。工作人员从这里路过时，提心吊胆，就怕你打枪。为了保护水质和维持安静优美的良好环境，钓鱼台管理局规定严禁钓鱼，你不管这些，经常在钓鱼台钓鱼。毛主席说过：“钓鱼台无鱼可钓。”你是对毛主席这句话的寓意不懂，还是有意对抗？当你钓上了一条大鱼以后，对工作人员说：“谁说钓鱼台无鱼可钓？我这不是钓了一条大鱼吗。”

　　王洪文听了对他的批判后说：“我对不起毛主席的殷切期望、培养和教育，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信任。那时，我忘乎所以了。”

　　二是另立中办架空中央

　　1976年9月9 日，毛主席逝世。9月10日，王洪文就派工作人员米士奇进驻中南海值班室。王洪文盗用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全国各地，要求重大问题直接与米士奇联系，企图切断各地与党中央、华国锋同志的联系渠道。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向米士奇转达王洪文的话说：“王洪文说了，有两件事，一个是毛主席的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是在此期间，有些问题解决不了，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就说是中央领导同志说的，让你给各省、市、自治区打个电话。另外，各省、市有事打电话就找你。”米问：“电话以咱们办公室的名义打吗？”廖说：“不，不，不，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打。”

　　批判人问：“王洪文，情况是这样的吗？”

　　王洪文一边擦汗，一边回答：“是这样的。我在这个问题上是严重错误的，甚至是有罪的。”

　　三是长沙告状

　　1974年10月4日，毛主席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7日，“四人帮”有预谋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难，以所谓“风庆轮事件”向邓小平挑衅，邓小平跟“四人帮”作了坚决斗争。当时“四人帮”在钓鱼台进行了密谋，18日即派王洪文飞往长沙，向在那里的毛主席诬告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王洪文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总理现在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四人帮”妄图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以实现组阁的阴谋。毛主席当即批评了王洪文，对王洪文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20日，毛主席指示唐闻生、王海蓉回北京转告周总理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毛主席还指示唐闻生、王海蓉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批西。

　　王洪文听了对他的批判后，诡辩说：“我那次去长沙，不是告状，是下级向上级汇报工作，反映情况，是政党的组织关系。”批判人立即进行了有根有据的反驳。在事实面前，王洪文不得不承认自己“不光明磊落，不光明正大”，是“搞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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